二、音樂與時間性的視野
樂是一種能夠把我們從視覺圖像的統治中拯救出來的力量，樂為什麼具有這種力量，在王船山看來，這就是因為「樂著大始」的本性。「樂之自無而有，亦因感而生，故與乾之知大始者同其用……流行不息，樂以之而自無之有者，終始相貫而成章」。「始終之序，樂之條理也」。所謂「大始」，在王船山哲學中，不同於一般的開始，而是始與終的連綿不絕。始終在王船山哲學中的意思是生與成，也即發生與成就，每一個開始（它的意思是「生」）都指向終（也即「成」），但是，每一個終（成）都不意味著完成、結束或終止，而是一種新的開始。換言之，每一種「既濟」都是一種「未濟」，都不是完成。這種始終的連綿過程就是時間的綿延不息：「無息者，以其初終不間言也」。那種「始有而終無」的觀念，以及「以間斷處為終」的觀點，都沒有體認到始終的綿延本性。由於始終的綿延本性，任何一種終結都不應該是一種完成，而應該是一種新的開始。同樣，任何一種開始，都不應是不結果實的，而應指向它的終結（成就），始終相隨，綿延不絕。「始以肇終，終以集始」，從終返始，不是原有開始的簡單重複，而是在一種新的地平線上的新的開始也即大始，「歷終而知始，大始者不匱」。這種會聚了成就（終）的開始就是大始，每一個大始都指向新的開始，所以，大始展開為一種綿延不息的終始的轉換過程。而這種終與始的連綿不斷，正是時間的本性。當王船山說樂的本質就在於「著大始」時，他的意思是說，音樂提供了一種新的視野，這就是時間的視野。
樂所有的只是開始，沒有一個現成的終（成），它的終結只是一種新的開始——樂的本質就在於這種「即從（「從」是「始」的意思）即成」。「元聲之發，固非無歸，而必不別立之歸」，「斯『成』（終）與『從』無二致之理，尤自然之不可間也。始可異於『從』而為二節者，盈之漸也；『成』不可離乎『從』而非三節者，盈即反而反即盈也」。這種「即從即成」（即始即終）的精神正是時間的本質體現。樂對於人的淨化和升華功能源於其哀而不傷的悲劇意識以及樂（音洛）而不淫的形上愉悅，按照船山的說法，樂的這種功能正與時間有關，「即從即成，斯以不淫、不傷也」。即從即成的意識是說，所有的成（終）都不是完成和結束，而是新的「始」和「從」，這種始終的綿延，也就是時間的本性的具體展現。
時間經驗的本質就在於，它是在場（可見、明）與不在場（不可見、幽）之間的持續的交互作用或動態統一性。王船山指出，樂的本質就在於「無間於幽明，流行不息」。也就是說，在樂中，在場者和不在場者處於不息的動態的統一性之中，幽與明（在場與不在場）沒有被割斷，而是處於持續的交互的作用之中，「幽而合於鬼神，明而感於性情，莫此為合也……至於無言之音，無事之容，而德乃大成。故曰：『成於樂』……治於視聽之中，而得之於形聲之外，以此（樂）而已矣」。樂的本性就在於它維護著在場與不在場的連續性，在在場之中充滿著通往不在場的現實性。而且，在音樂中，主體自身的不在場的東西（德性）與在場的東西（感情）得以溝通了。所以，樂所呈示的就是時間的具體化，或者時間的感性化表達。
黑格爾在《美學》中談到了音樂和詩的節奏時，也談到了時間與人自身的存在的關係問題、時間中的隱顯與往來的牽涉。黑格爾說：「這兩種藝術所用的音調是在時間上綿延的，它們具有一種單純的外在性，不是用其它具體表現方式可以表現出來的。在空間上並列的東西可以一目了然，但是在時間上這一頃刻剛來，前一頃刻就已過去，時間就是這樣在來來往往中永無止境地流轉。就是這種游離不定性需要用節拍的整齊一律來表現，來產生一種定性和先後一致的重複，因而可以控制永無止境的向前流轉。音樂的節拍具有一種我們無法抗拒的魔力，所以我們在聽音樂時常不知不覺地打著節拍……節拍顯得是純粹由主體創造的，所以我們聽到節拍時馬上就得到一種信念，以為這種按規則去調節時間只是一種主體的作用，這就是說，這種純粹地與自身一致的原則反映出主體自己在一切差異情境和變化多方的經驗中自己與自己的一致和統一的往復重複。因此，節拍能在我們的靈魂最深處引起共鳴，從我們自己的本來抽象的與自身統一的主體性方面來感動我們。從這方面來看，音調之所以感動我們的並不在心靈性的內容，不在情感中的具體靈魂；使我們在靈魂最深處受到感動的也不是單就它本身來看的音調；而是這種抽象的主體放到時間裡的統一，這種統一和主體方面的類似的統一發生共鳴……通過節奏和韻，感性因素就跳出它的感性範圍」。感性跳出它的範圍，就是在場與不在場的統一性，這就是音樂的節奏，它就是時間的具體化了的形式。
在音樂的旋律中，人的存在變得純粹、簡單起來，他的身體與情感一齊隨著音樂的旋律和節奏顫動，《樂記》說，「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唯樂不可以偽」。與圖像化視野排除情感、意義等不同，在音樂中，哀（悲劇意識）樂（形上愉悅）相生，它們通過音樂的三要素（詩、歌、舞），直接從內心湧現出來，而無須外在客觀事物的介入。所以，音樂獲得的乃是「情深而文明」的效應。徐復觀對此進行了分析：「情深，是指它乃直從人的生命根源處流出。文明，是指詩、歌、舞，從極深的生命根源，向生命逐漸與客觀接觸的層次流出時，皆各具有明確的節奏形式。樂器是配上人身上的明確的節奏形式而發生作用、意義的。經樂的發揚而使潛伏於生命深處的『情』，得以發揚出來，使生命得到充實，這即是所謂『氣盛』。潛伏於生命深處的情，雖常為人所不自覺，但實對一個人的生活，有決定性的力量。在儒家所提倡的雅樂中，由情之深，向外發出，不是象現代有的藝術家受了弗洛伊德（S.Freud）精神分析學的影響，只許在以『性慾』為內容的『潛意識』上立藝術的根基，與意識及良心層，完全隔斷，而使性慾壟斷突出。儒家認定良心更是藏在生命的深處，成為對生命更有決定性的根源。隨情之向內沉潛，情便與此更根源之處的良心，於不知不覺之中，融合在一起。此良心與『情』融合在一起，通過音樂的形式，隨同由音樂而來的『氣盛』而氣盛。於是此時的人生，是由音樂而藝術化了，同時也由音樂而道德化了。這種道德化，是直接由生命深處所透出的『藝術之情』，湊泊上良心而來，化得無形無跡，所以便可稱之為『化神』」。按照這種理解，生命中內在的、不在場的和順與在場的英華發外在音樂中結合為一個息息相關的整體。而這種在場與不在場，也即幽明、或者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統一，正是時間的本性。
三、「成於樂」的形上意義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作為樂所內蘊著的兩種形上力量，樂（形上愉悅）與哀（悲劇意識）乃是人們與時間（「往」、「來」）打交道的方式，樂把生命與時間「綁」在一起，通過樂，人的時間性本質呈露出來。當孔子說「立於禮，成於樂」時，他的意思是說，一個人只有通過樂才能成為人自身，「成於樂」之「成」固然意味著一種完成，但是這種完成不是一種終結，恰恰伴隨著一種嶄新的開始，開始構成了這種「成」的內在性的要素，如果用王船山的術語來表達，這就是，在樂中發生的「既濟」恰恰是一種「未濟」，換言之，樂使人成為「即成即從」的「時間人」，也即孟子所說的「時者」（Time-man），也就是說，樂使人的存在成為一項永遠不能完成、到死都在尋求新的開始的無竟的事業。
孟子為什麼把孔子稱為「聖之時者」呢？在《萬章下》中，孟子自己解釋說：「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朱熹從樂理上解釋「集大成」、「金聲玉振」，無疑是非常深刻的，集大成之事就如同作樂之事一樣，任何一種小成（引者按：成者終也）都是一個大成的開始。朱熹甚至進一步斷言，「金聲玉振，始終條理」也許正是已經丟失的《樂經》中的遺言。朱熹把樂與「聖之時者」聯繫起來的解釋給王船山帶來極大的喜悅，但是，在朱熹那裡，始的意義無疑還是由成來擔保的，成（終）對於始具有優先性。這一點是王船山無論如何也不能滿意的。而王船山強調的則是，「時者」的意思「豈如世俗之所謂合時者也！」 「時者」的含義不僅僅是指「聖人之化」：「化則聖也，不可知則聖之時也」，而所謂「不可知者，藏之密也，日新而富有者也」。而且指人自身的不能完成性。所以，王船山在解釋「始終條理」時，強調恰恰是對於始負責的始條理之「智」對於終條理之「聖」具有優先性和根本性，「無所以始，而奚以終之哉？則吾因是以想孔子之絕德，其在智乎？」因為，智是這樣一種擔保，它把所有的完成都轉換為開始，因此，智的意義就在於這種未完成性，「聖之時者」的本質就在這種未完成性。這種未完成性就是時間的綿延本性。樂體現的正是時間的本性。樂為什麼能夠成為把我們從圖像化視野中拯救出來的巨大力量呢？這裡其實已經給出了回答。從圖像化視野中解放出來，才可能走向真實的存在：「樂觀其深矣」，「觀猶見也。謂可以見道之深也」。因為，樂自身就是理一分殊的具體體現形式。
這樣，樂的精神在王船山那裡就最終意味一種時間的視野，在時間的視野中，我們才能走向真實的存在。這就是一個人只有通過音樂才能完成也即孔子所謂「成於樂」的深刻意義。
（作者：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