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的謝幕演出:幕府的「悲傷號角」和拔刀隊的「衝鋒之歌」

2020-12-24 一道知衡

1867年1月30日,支持公武合體的和平改革派天皇孝明天皇統仁御崩,明治天皇睦仁即位。

如若將這件事兒放在日本平安朝之後與黑船來航前的任何時期,大抵都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大事,畢竟日本皇族中擁有「天照大神」血統的人能從北京站排著隊一直站到八寶山,再隨便拎出來一個當傀儡,只聽話便是。

只是,這次與從前情況完全不同。

嘉永六年,時代的風暴第一次撕嘯著吹過日本國這位老頭子臉上。

這年美利堅合眾國東印度艦隊將四艘軍艦航至江戶灣口,以武力迫使德川幕府開國,史稱「黑船來航」。

一、遠道而來的黑船帶來的不僅僅是工業震撼

黑船來航震驚了包括天皇與幕府將軍在內的日本全上下民眾,對於幕府(日本當時實際掌權者)來說,來航的四艘軍艦上搭載有六十三門巨炮,而江戶灣能夠勉強與其射程威力相近的海防炮,堪堪有二十門而已,大致來說,這四艘軍艦能夠將幕府將軍的大本營——江戶城本丸頃刻間轟為齏粉,其威懾力不言而明。

1、美國的黑船讓日本幕府暴露了自己的弱點

對於日本尋常百姓來說,親眼目睹夠航行數千海裡,並且嘶吼的汽笛能夠讓腳下的土地都為之顫慄的巨型鐵甲船,簡直就是一次徹底的降維打擊。

美方贈送給幕府方的禮物是彰顯著工業文明偉大光環的火車機車模型和電報機,而日本的回禮,只能是一些大米而已。

傳統農業文明與先進的工業文明的碰撞是多麼的可悲,日本竟只能命力士來將大米搬運至美軍軍艦上來彰顯自己可悲且孱弱的國力。

美國恐嚇日本,若不開國便令軍艦開火,幕府方只得以等待天皇批准接受條約來拖延時間,因而幕府恐懼各藩發出反對的聲音,便打算以日本天皇的名義締結條約,以保全自身的政治優越性。

嘉永七年二月十三日,第二次黑船來航,日美雙方籤署《神奈川條約》,日本被迫開國。

雖說幕府處處小心謹慎,但它的所作所為依然為其種下了不可挽回的惡果。

締結條約後幕府即刻被各強藩冠以「軟弱無能、賣國求榮」等惡名,幕府為穩固其統治,發起「公武合體運動」,企圖依託天皇之名穩固其統治,同時壓制當時的尊皇攘夷運動,以避免幕府倒臺。

實則,公武合體是幕府、朝廷與強藩之間為各自利益而相互妥協的矛盾產物,雖說朝廷和強藩互相制約幕府權利,但始終不改幕府其一家獨大的本質。

2、幕府剛剛轉危為安,孝明天皇卻死了

眼看幕府便要一家獨大的這麼坐下去的時候,支撐公武合體的孝明天皇卻死了。

明治天皇繼位後第二年,便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號召日本統治權回歸天皇,並強令幕府將軍德川慶喜辭官,沒收幕府領地。德川慶喜則宣布《王政復古大號令》為非法,就此挑起了戊辰戰爭。

明治元年一月二十七日,薩摩藩、長州藩的五千天皇直領軍與幕府的一萬五千餘軍士於京都交戰,幕府軍敗北於薩長聯軍,德川慶喜敗走江戶。

這一次,全日本的人們都看清了幕府外強中乾的本質。

明治元年五月三日,江戶無血開城,末代將軍德川慶喜交出江戶城,幕府徹底敗北。明治元年十一月初,御軍平定東北諸藩。明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北海道蝦夷共和國覆滅,日本全境一統。

就此,明治天皇南面稱帝,王政復古。

二、廢藩置縣與「廢刀令」的血與淚

明治初期,其新政府的政治與軍事實則是掌握在薩摩、長洲、土佐、肥前四大藩手中的,幕府並無直領的軍事力量,幕府的軍事力量實則是參加倒幕戰爭的薩長聯軍藩兵,而政治上也是薩長土肥四家中的政治人才輪流坐莊,若幕府與四大雄藩發生利益衝突,那麼新政府將勢必再次淪為政治傀儡,而各雄藩從某種以上來說,將成為下一個幕府。

1、新政府迫切需要的東西

而明治政府此時僅能徵收和調配全國上下百分之三十左右的資源,卻要負擔作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再加上明治政府繼承了幕府的對外債務與賠款,政府財政赤字加劇,岌岌可危,而此時各雄藩竟以維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爭權奪利。

幸而,國家危難之際,竟是忠烈輩出之時。

新政府中長州藩出身的木戶孝允(桂小五郎)等開明派一干人等意識到,此時建立「絕對主義的中央集權制」方為上策,其關鍵在於廢除各藩,令各藩將領地奉還給朝廷,而使新政府得以支配並真正的統治日本全境,才能不讓戊辰戰爭以來的一所有努力付諸東流。

明治政府要求薩長土肥四家雄藩向朝廷貢獻兵力成立「御親兵」,並實施廢藩置縣令,在各藩中不論出身提拔人才,並且開啟全民募兵制,使軍人階層中不再由士族子弟一家獨大,同時行使「廢刀令」,使武士階級不再有佩刀特權。

2、士族的生存出現了危機

廢藩置縣後,明治政府組建鎮臺軍,解散各藩藩兵,編制政府軍。

自平安朝以來,武士便是日本的貴族階級,多數不事生產,僅參與戰爭與政治,而其賴以生存的根本由農民給養,但一系列政策的下達後,士族不僅沒了俸祿,同時也失去了其賴以生存的生活資本來源——參軍。

俸祿與奉公相互依存,但藩都沒了,奉誰家的公,又拿誰家的祿?

可以說,廢刀令與廢藩置縣等一系列政策,直接「咔嚓」一聲斷送了士族賴以生存的根本與作為武士最後的榮耀。

明治九年八月,政府實行「金祿公債」制度,徹底廢除武士俸祿。

這就是一場狂風驟雨之夜的前奏。

三、沒想到一次對外進攻的討論卻埋下了內亂的種子

早在日本戰國時期,日本便對朝鮮半島有所覬覦,豐臣秀吉發動兩次文祿慶長之役,均無功而返。

提到徵韓論便不得不提到兩個人:西鄉隆盛(西鄉吉之助)、大久保利通(大久保正助)。

兩人均是薩摩藩藩士出身,明治維新的功臣。

事實上,徵韓論兩方均認為應當對朝鮮發動戰爭,兩方的爭執點僅在於是否應當立即對朝鮮發動戰爭。

西鄉隆盛認為應當立即向朝鮮遣使,以謀求開戰藉口。

大久保利通認為應當立足於當下明治新政府的穩固,待日後再考徵韓一事。

兩者的分歧,後人都難評:到底哪一種好,哪一種壞。

西鄉派認為,日本國內的舊士族與農民階層矛盾日益加重且積重難返,若利用對外戰爭吞併土地,並由此消耗舊士族人口基數,便能利用對外戰爭解決國內不可調和矛盾問題。

而大久保派認為,國內目前的矛盾問題是可調和且較為容易解決的,當下應立足於日本新政府的穩固並從長遠角度著想循序漸進地將朝鮮吞入自己口中,同時避免第三國幹涉吞朝一事。

經歷一系列政治鬥爭後,天皇採納大久保派一系的意見,推翻西鄉派徵韓論,西鄉隆盛、後藤象二郎、板垣退助、副島種臣、江藤新平五人下野,史稱《徵韓五參議》。

四、拔刀隊之歌與最後的武士

由西鄉隆盛為首,因徵韓論而下野的政府官員及軍官們多數是鹿兒島(原薩摩藩)人。返回鹿兒島後,西鄉表面不理政事,表面上過著耕田釣魚餵鳥兒的田園生活,實則此時在西鄉內心深處,早已醞釀了一場巨大的風暴。

西鄉認為,自徵韓派下野後,明治政府日益腐敗,國家再次走入了曾經那個黑暗混亂的時期,於是西鄉與徵韓派返鄉官員於鹿兒島建立了多個私立軍校。

其一的目的是為國家輸送軍事人才,抵禦外國勢力入侵本國而為。

其二的目的是日本各地士族不滿之意日盛,若日後叛亂,自己必然要有一支強有力的軍隊,才有機會利用強有力的軍事實力再次對日本政體進行改革。

不出西鄉所料,明治九年,日本多地發生舊士族叛亂,雖說西鄉並沒有以此時起兵,但其巨大的軍事基數早已引起了明治政府的警覺與恐懼,西鄉是明治維新中功勞最大的將軍,如若各地士族擁立西鄉隆盛進行叛亂,新政府所做出的努力將付諸東流。

大久保利通派遣密探前往鹿兒島偵查西鄉的私人軍校情況與西鄉隆盛的本人意圖,同時計劃暗殺西鄉隆盛,出於削弱鹿兒島西鄉軍的實力,明治政府打算將鹿兒島陸軍倉庫中的武器與彈藥等運到大阪,但期間被西鄉私立軍校的一些青年軍官所發覺。

明治十年一月三十一日夜,西鄉隆盛不知情的情況下,軍校學生對鹿兒島的多處火藥庫發起了襲擊並搶奪輜重,同時在鹿兒島市內多處放火,鹿兒島地方政府慌忙派軍抓捕軍校學生並迅速採取了平息事態並追責的態度。

雖說西鄉明白,此刻完全不是起兵的時態,但若再不起兵,自己便會失去最後的機會,於是便不得不被薩軍擁立為首領,起兵反抗政府。

薩軍發動反政府武裝叛亂後,決定強取熊本城。

朝廷對薩軍的叛亂早有防備,陸軍卿山縣有朋迅速奉明治天皇軍令組成五萬餘人的徵討軍團,並於期間吸納收買親明治政府的舊士族階層,組成「拔刀隊」。

舊日本的陸軍軍歌就叫做《拔刀隊之歌》,對此,「拔刀隊」的在西南戰爭中的歷史意義可見一斑。

在西南戰爭的前期,薩軍實際上是得了甜頭的,而後期卻因為其武器落後等原因,一路敗退。

二月二十三日,薩軍包圍熊本鎮臺,於當地激戰,奪取政府軍聯隊軍旗。

值得一提的是,被奪聯隊旗的指揮官,就是在旅順攻略戰中葬送了無數士兵,曾作詩「山川草木轉荒涼,十裡風腥新戰場。徵馬不前馬不語,金州城外立斜陽。」的長敗將軍乃木希典,司馬遼太郎曾在自己的著作《坂上之雲》中怒斥其為「皇國之恥」。

以三千人包圍熊本城後,薩軍開始一路北上,企圖遏制馬關和長崎兩個交通要道,阻礙政府軍南下,而此時政府的兩個旅團早已南下至此處等待多時,薩軍為政府軍所擊破,此後在吉次和田原坂的兩次交戰中,雙方的傷亡幾是接近了四成,血流成河,死傷滿地。

于田原坂戰役前後,政府此時果斷組成了「背後衝擊軍」,使薩軍形成了腹背受敵兩線作戰的必敗局面,薩軍此時頹勢已定,殘部逃入鹿兒島城山中。

明治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西鄉軍發起了最後的自殺衝鋒,西鄉隆盛下達「冒死前進」的命令,薩軍一個個的倒在曾經與自己參與戊辰戰

爭的戰友子彈下,戰至酣時,西鄉隆盛右膝中彈,不能行動,自知回天無力,於是向東方遙拜,自殺殉國。

結語

其實,武士的謝幕之後,日本仍舊波濤洶湧

西南戰爭作為日本最後的內戰,本質上是舊士族階級與新政府的資產革命衝突,自西南戰爭政府軍勝利後,由明治天皇為主導的新日本必然性地滑向了軍國主義封建國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投降為止。

雖說日本的武士階級從此沉寂於歷史的塵埃中,但日本昭和時期為推行其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政策,日本當權者再次將武士道精神擺上檯面成為了為鞏固軍隊與忠君思想而服務的精神支柱並存續至今,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武士的消亡,恰好是武士道精神於日本大眾化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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