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不倒問 | 廣東清末的闈姓(上)

 按：先祖之《廣東清末的闈姓》，原載香港1960年7月之《大公報》，因篇幅較長，乃分12次刊登於7月3日至16日。後北京之《文史資料選輯》將之摘錄，刪去「番攤、白鴿票、花會、小闈姓、山票、鋪票」等，更名為《廣東清末的「闈姓」賭博》。今根據祖父手稿並發表於《大公報》之全文，加以校對，以恢復祖父述著之原貌。

商衍鎏手稿  嘉定博物館藏

今上海嘉定之「中國科舉博物館」主辦之《科舉學論叢》創刊在即（編者按：現已出版總28輯），而送呈之。一者祝賀該學術刊物之創刊，以示中國科舉學研究之欣欣向榮；二者紀念祖父對科舉學研究之功。

此文原刊《科舉學論叢》 2007年第一輯

祖父商衍鎏（1875-1963），字藻亭，號又章、冕臣，晚年自稱康樂老人，廣東番禺水口營（現屬廣州花都區）人。清代最後一科甲辰科（1904年）中一甲第三名探花後，即任翰林院編修。1906年由清政府派往日本東京法政大學留學兩年。歸國後，任翰林院侍講銜撰文、協辦院理、實錄館總校、國史館編修、文淵閣校理等。1912年至1916年應德國漢堡大學之聘任漢文教授。1917年後任國民政府副總統府、總統府顧問、諮議，又兼江蘇督軍署內秘書職，後又任財政部秘書、江西省財政特派員等職。1927年後，棄政，鬻字為生。抗日戰爭期間轉徙流離，先後居住在成都、眉山、夾江、樂山等地。抗日戰爭勝利後，回到南京，然後赴北平、廣州、澳門、香港等處散居。解放後，受到黨和政府照顧，任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長、江蘇省政協委員。1956年回粵定居後，先後任廣東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廣東省政協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著有《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三聯，1958年）、《太平天國科舉考試記略》（中華書局，1961年）、《商衍鎏詩書畫集》（香港自費出版，1962）等。1963年8月在廣州病逝，享年90歲。

商衍鎏像

賭博是舊社會的惡性癰疽之一。廣東過去賭風甚熾，當時官府不但不嚴禁賭博（有時只不過是名義上的禁止），而是與蠹胥墨吏，資其規息，視為利藪，後並包商承餉，將賭規賭稅作為私人或地方的一筆巨大收入聽其滋蔓，這樣賭風的猖獗就日甚一日了。

社會上出現了為數聚多以賭為業的階層，他們有組織大規模地到處進行罪惡活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和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來引誘良善的人們陷入彀中，使無數的人傾家破產，趨向死亡的途徑。這裡所介紹的是廣東過去特有的一種特殊形式的賭博——闈姓。順便附說一下番攤、白鴿票、花會、小闈姓、山票、鋪票等各種賭博方式。從這裡可以看到清末社會政治腐化的一斑。

一、闈姓的由來

闈姓，是利用科舉考試來進行賭博的一種方式，與科舉考試有密切的關係。道光末年創始於廣東，至光緒末年曾蔓延於鄰省廣西。相傳是山紫村機房行中的人們，最初藉此以為「鬥彩」，用闈場考試士子中式的姓，以猜中多寡為輸贏，故稱闈姓（後亦稱卜榜花）。其始以文武鄉試榜中小姓者為賭，賭注不過百錢左右，後逐漸開局收票。

鹹豐年間軍需緊急，廣東巡撫郭嵩燾初則令其罰繳款項，以充軍用，繼則準其立案，招商承餉。同治二年（1863）二月，戶部尚書羅惇衍奏言有「兩廣總督劉長佑到任，即將白鴿票、花會、並闈姓、番攤賭博禁絕，號令一新，現在該督離任，各種賭博故態復萌，請飭晏端書一體嚴禁」。於是有旨意署兩廣總督晏端書照行，重申賭禁。但旋禁旋開，其後闈姓且自鄉試推廣至於會試以及學政的歲考、科考。

清末的番攤賭坊

賭的方法，是在考試以前由票局訂出猜買條例，先規定周、區、胡、馬、麥等百餘姓為「小姓」，猜買的人必須在其中選擇，方為有效；其陳、李、黃、何、張等若干姓，應試人數較多，差不多每榜都有中者，這種姓不許投買，稱為「大姓」，亦稱「限姓」。 凡「限姓」、「小姓」，均事先公布，並載明於票簿的前邊。於鄉試、歲考、科考之前，隨意在小姓中選擇二十個姓投買為一票，票值分一元、數元，以至十元若干等。買一元者，合足一元的一千票為一簿，推之數元、十元分簿的方法仿此。票局先發給收據，繼發給所買共一千票的票簿一本，收據上面編有號碼，作為中彩領獎的憑證。至於分彩，是各以各簿（一千票）為單位。發榜之後，進行查對；一簿之中，中姓最多者為頭彩，依次為二彩、三彩，三彩以下為負。而一簿中倘有得姓數目相同，則又須進一步比較名額；如甲乙兩票同中十姓，甲票每姓中一人，計十個名額，乙票內有一姓中了兩人，合計十一個名額，則乙票比甲票為多。彩銀分配情況大致如下：以票值一元的一簿一千元為例，其中彩金佔百分之六十，頭彩取五成三百元，二彩二百元，三彩一百元。如果得姓名額只有此票獨多的為獨得；有幾個人中數完全一樣，則將彩銀平分。或分為二，或分為三不定，是為分得。其餘百分之四十，以二百元充餉，二百元為賭商開支。開支是包括各項廠費與衙役武弁官紳的私規，並賭商本人的利潤。

會試應試人少，取得名額只有十餘名，因此每票選擇十姓，並且不加限制，無論大姓小姓皆可投買，其投買與計彩的方法如鄉試例。

嗜賭者以為用一而可以博數百倍的高利，爭趨如市，並有些賭徒一次投買數十百票，有計劃的所謂「闈彩」。如以十姓為基礎（名曰「過底」），只更動其餘十姓，反覆闈買，覺得可操左券，不知仍往往歸於失敗。而且事實上中彩的或然率只有百分之三。彩金又僅撥出百分之六十，其明被剝削之數已為百分之四十。每值試年，闈姓票賭，通核不下千數百萬元，是以獲益者只不過是當時賭商與坐收賭稅的官府而已。

白鴿票

二、闈姓興盛

闈姓賭博的特點在於：一、它是利用科舉考試來進行的。科舉，在清代人民心目中是一件非常神聖的事，這樣就給這種賭博方式蒙上了一層外衣，使人容易發生這樣的一種錯覺，就是闈姓和一般的賭博例如牌九、擲骰等不同，要比較「高雅」得多，這樣就吸引了不少中、上層人士參加了進去。二、這種賭博不是用一般賭具來進行，開彩的依據又是官方的「金榜」，因此容易使人認為彩金的分配是公平合理的，不像其它賭博容易作弊，搞了容易上當。三、選擇姓氏以及認定票值有相當的自由，熟悉試子情況的人，還可以加以試探性估計（如估計某姓考生定可中等）。這種表面帶有遊戲性質不完全是盲目的方式，容易引起人們不正當的興趣。四、這種彩票式的賭博，不受名額、金額的限制，因此可以吸收最廣大的群眾參加。

由於這種賭博對人們的心理有蒙蔽作用，而方式方法又比較靈活，易吸引人，而得到迅速的興盛。以致人情日偷，風俗日壞，科場之弊，由此而生，較之一般賭博為害更烈。

「闈姓」賭博遊戲券

目見這種情況提出反對者不乏其人，同治十一年（1872）御史鄧承修奏請禁止廣東抽收闈姓的賭款，其奏摺中說：

「廣東賭風最熾，向有闈姓、番攤、白鴿票、花會等名。……查闈姓之賭，起自機房小民，漸而相率效尤，行於省會，經前撫臣郭嵩燾罰繳款項目以資津貼，奸民因此藉端稟案，抽繳經費，巧立榜花名。每屆鄉會科期，及歲、科兩試之先，設局投票，每張限寫二十姓，以中姓多少為輸贏。其投票之資，則自一分一錢（按後則以一元為起點），以至盈千累萬。其投票之處，則自省會以及各府州縣窮鄉僻壤。其投票之人，則自縉紳士夫以及農工商賈、婦孺走卒，莫不罄其所有，各存倖心，希圖一擲。以致傾家破產，歇業潛逃，甚而服毒投繯，賣妻鬻子，凡此之類，難以悉數。尤可駭者，每遇科年，謠言四起，或雲某姓已通關節，或雲某姓已託人情。科、歲兩考揭曉後，百計鑽營，其姓字未登票內，或經取錄，則畀以多金，甚至使其不行赴覆；或道其瑕隙，激同大眾稟攻；否則賂之故犯場規，竟有以扣除被斥為樂者。至武鄉試，並無糊名，其監射等弊，尤難僂指。以國家倫才之典，為市儈賭場之資，阻寒士登進之階，啟官紳貪汙之漸，立心之險，設局之奇，有如此者！……夫番攤、花會、白鴿票各賭具，率皆市井無賴之尤，稍知自愛者猶不肯為，若闈姓則公然設局，明目張胆，恃官長為護符，即父兄何能束其子弟？傷風敗俗，病國蠹民，莫甚於此。且賭博之禁，朝廷顯有科條，今則官為抽收，更復成何政體？就全有利無害，臣愚猶以為不可，況為利無幾，而貽害如此。若不早為禁止，恐科場因此而滋事，必至釀成巨案，百姓由此而日益窮，必至流為寇盜，其弊實有不忍言者。相應請旨飭下廣東督撫臣將抽收闈姓賭款迅行裁革，出示嚴禁，以肅政體，以杜弊端。」

從奏摺中可以看到闈姓賭博對社會產生的嚴重後果，統治者不得不加以考慮，於是令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張兆棟將闈姓禁止。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瑞麟病故，英翰任兩廣總督。有安懷堂商人潘姓者，勾通督署委員文星瑞等，以海防籌餉為名，易闈姓為守助會，呈請總督衙門。英翰不知會張兆棟上奏請禁，遽於光緒元年（1875）五月出示弛禁令。張兆棟謂闈姓已禁，不宜復開。督撫意見不合，政令不一。七月張兆棟上奏請禁。十一日奉旨云：廣東闈姓賭局，前經降旨裁革，該督撫自應嚴禁，乃本年五月內英翰以此項捐罰收款甚巨，可指為辦防之用，輒於具奏後不候諭旨，遽行出示弛禁，殊屬不合。英翰著交部議處，仍著該督撫遵照六月初四日諭旨：將闈姓賭款嚴申禁令，永遠裁革，不得藉詞復開，以肅政體。嗣廣州將軍長差「參奏英翰隨員人等招搖滋事」折內，並有提及闈姓的話。八月三日，復降旨切責英翰，而闈姓遂再度禁止。

清朝彩票

此時賭商因不敢在省會及各鄉縣公開設局收票，但狡計百出，相率移轉到澳門繼續開設，繳納賭稅於葡萄牙。澳門向為賭窟，葡萄牙殖民當局自然非常歡迎，樂得坐收賭利。投買的人、攪載的人群趨走澳門，絡繹於途，清吏無法過問。雖於光緒七年（1881）七月，仍然有申禁闈姓賭博之令，實則等於一紙具文。一時存偏私見而別有用心、想獲得其漏規的人，皆倡議謂吾人既力不能禁，而任賭餉流入外人手中，何若仍行開禁，收回此項利權，較為得計。又因光緒九年（1883）以後，法越構兵，廣東沿海戒備，需餉甚急，鼓簧開禁，資其賭餉以辦海防的謬論，更復囂然四起。光緒十年（1884）十月，御史何崇光奏：省城開設闈姓廠，視澳門開廠流弊尤甚，請申明禁。十一月，翰林院侍讀學士梁耀樞、順天府府丞楊頤慮其復開，以亂科場而害民生，於是復奏言：闈姓詭謀復開，縷陳「科場舞弊，商賈受愚，奸民縱恣，賭匪橫行」四害，請旨嚴禁，並說明澳門雖設賭局，但僻居一隅，買者不便，省縣各處視從前闈姓已減十分之六七等語。旋有旨云：「闈姓弊端甚多，本應嚴申禁令，惟須一律禁止，不使利歸他族，為方上策。若如該侍讀所奏，不特省城未便弛禁，即澳門亦可逐漸禁絕。應如何設法辦理之處，著張之洞、倪文蔚悉心籌商，妥議具奏。」而是時在籍開缺河南開歸陳許道潘仕釗則又上疏請「弛禁闈姓挽回鉅款，以免利歸他族而裕國課，通同賭商，為其支持」（按潘仕釗輿論不孚，後於光緒十一年（1885）九月為鄧承修參其在籍扛訟把持，品行不端，貪利無恥，察明得旨將其革職）。賭商並四面鑽營，願歸回內地，加餉承允。卒至光緒十一年十一月，欽差大臣彭玉麟、總督張之洞、巡撫倪文蔚會議覆奏，準予闈姓暫行弛禁招商承餉，假其名曰「截緝」。張之洞於闈姓捐款內提款二十萬元，交署水師提督方耀，在黃埔船塢造成輪船四艘，曰廣元、廣亨、廣利、廣貞。安裝炮位數門，派員管帶丁勇，為巡緝省河以至虎門一帶之用。這樣闈姓再度興起，票局遍於全省，賭徒便肆無忌憚，賭注增加，對社會發生了許多惡劣的影響。

廣西緊鄰廣東，受其影響，賭風甚盛，並有闈姓的賭博。光緒十六年四月廣西巡撫馬丕瑤奏：

賭博之害最烈，廣西此風尤甚。……乃近日省城地面，尚有潛開闈姓之事。……惟查闈姓與各項賭博不同，鄉愚無知，多受其禍，復有棍徒或殷實鋪戶，恃虛銜頂戴以為護符，遙借香港（應是澳門）開設，以為影射，串煽窩庇，無所忌憚。廣西貧瘠，豈同地大物博之區，容其假借，有害民生。若不從嚴懲創，不足破錮習而挽頹風。

清末澳門白鴿票

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六月，廣西巡撫丁振鐸因籌措該省分擔的新約賠款三十萬兩，而成立闈姓承充公司，其奏云：

廣西地接廣東，賭風相沿成習。廣東闈姓公司承繳巨餉，西省近亦私買闈姓，且有代廣東公司攬收者，蹤跡詭密，難於查禁。前撫臣黃槐森飭據梧州官紳就賭規中籌餉招募安勇，此外各州縣亦多有收規募勇之處。既已不能禁絕，不如化私為公，除白鴿票各賭仍行嚴禁外，仿照廣東章程，包商繳餉，暫行試辦。自本年共繳餉銀三十萬兩，除劃撥各處募勇需要外，尚餘二十餘萬兩內外，此則不得已而為之者也。

所得者約，而所失者多，惡俗橫流，至於此極，又可見當日受帝國主義壓迫賠款，不惜為此害民之舉，誠可為太息而痛恨者。

廣東至清季，已至民窮財盡，掘羅無法的地步，倡議辦新政者又一時紛起，乃疆臣不知大體，仍欲借賭餉以資挹注。光緒三十年（1904）四月，兩廣總督岑春煊，不惜飲鴆止渴地提出挪借賭餉的方案，其上奏大意云：擬借民款三百萬，籌辦地方要政；其要政為建設工廠，興修鐵路，開採礦產，創辦自來水等。每月每兩行息七釐，限十年內分期攤還，指定善後局所收的番攤、闈姓、山票、鋪票、彩票五項賭餉作抵，並提出將承餉賭款撥出一部分，交給稅務司存儲（當時稅務司為外洋人），以保證按時歸還借款，不知政府信用已失，欲利用外人，以取民信，毫不知恥，真是怪事。據以上情形看來，執政者已經把賭稅當作籌措經費，解決財政困難的一種最為有效的方式之一，由於當時的統治階級目的在收賭稅，並公開承商包攬，承認他們合法的地位，這種縱容的結果，以致賭風益熾，不僅闈姓一項，五花八門，實為古今所未有駭人聽聞的弊政。

原刊《科舉學論叢》2007年第1輯；作者：商衍鎏；配圖：部分來源網絡；編輯：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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