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清朝官場是很腐敗的。江湖古老相傳：「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當上三年知府，能貪十萬銀子。江湖古老又相傳：「不貪不濫，一年三萬。」即使是下手不那麼狠的地方官，一年也有三萬兩銀子的進項。
清朝地方官的收入真有這麼高嗎？替他們算算帳就知道了。
地方官這個概念很大，上至總督、巡撫，中至布政使、按察使，下至知府、知縣，統統都是地方官。他們的級別相差很大，總督屬於正二品（若帶尚書銜，則為從一品），巡撫和布政使屬於從二品，按察使屬於正三品，知府屬於正四品（乾隆朝降為從四品），知縣屬於正七品（也有少數六品知縣和七品以下的代理知縣）。
滿清入關後不久就制定了文官俸祿條例，二品官每年能領俸銀155兩、祿米155石，三品官每年能領俸銀130兩、祿米130石，四品官每年能領俸銀105兩、祿米105石，七品官每年能領俸銀45兩、祿米45石。這一工資標準是順治十三年（1656年）制定的，直到清朝滅亡都沒有大的調整。也就是說，差不多在整個清朝，知府一年的基本工資只有105兩銀子和105石大米，知縣一年的基本工資只有45兩銀子和45石大米。
「石」是容量單位，清朝一石是103500毫升，大約裝米80公斤。清朝米價變動很大，最初官方強行規定一石大米等於一兩銀子，但實際米價在上下波動，如1863年6月14日英國人赫德打聽到的上海米價是每石2.6兩銀子（參見《赫德日記（1854-1863）》），而1736年夏天廣東米價卻便宜到了每石0.23兩銀子（參見《乾隆實錄》卷1），前後相差十倍不止。為了便於換算，我們仍然採取「每米一石折銀一兩」的官方規定。經過換算，清朝知府每年的基本工資是210兩銀子，知縣每年基本工資90兩銀子。
美國人何天爵在《真正的中國佬》一書中描寫過清朝勞工階層的收入水平：「那些賣力氣的人，每天的收入只有5美分。」一天5美分，一年到頭不休息，也只有1825美分的收入。當時美元與紋銀的匯率是160美分兌換1兩銀子，故此普通勞工的年收入只有十幾兩而已。跟這些賣苦力的窮苦老百姓相比，知縣年薪90兩，知府年薪210兩，工資已經很高了。
可官員不是苦力，苦力除了養活自己，最多只需要養活一個小家庭，而官員卻需要養活一個非常龐大的大家庭，這個大家庭包括他們的妻子、小妾、丫鬟、男僕，以及長期在官員任職地居住並時常去衙門裡打秋風的親朋故交，以及官員們僱請的幕僚，也就是後來俗稱的「師爺」。
清朝的知縣和知府大多是通過科舉考試獲得官職的儒生，他們精通八股，卻不精通職務，為了當一個合格的官員，他們必須僱請那些通文墨、懂會計、擅長處理法律糾紛的師爺來幫著自己做官。一個大縣的縣官至少要僱5個師爺，知府則要僱6個以上的師爺，這些師爺是不能吃財政飯的，必須讓官員自己掏腰包來養。著名的狀元實業家張謇早年就當過師爺，僱主開給他的年薪是120兩銀子，照此標準估算，無論知府還是知縣，每年都得在他的師爺們身上花費千兩左右的銀子。
除了僱師爺，官員們還得僱長隨（男僕）。僱師爺是為了工作，僱長隨是為了面子——清朝官員極講面子，出門如不坐轎，會被人恥笑終生的。那時候可不像現在，領導能配公務車，公務車司機靠財政養著，那時候公務車（轎子）要自己買，司機（轎夫）要自己僱，朝廷給的只是政策，允許你花錢享受什麼樣的待遇，而不是直接給你什麼樣的待遇。按照朝廷給的政策，知縣坐「四人抬」轎子，要僱4名或者8名轎夫（轎夫累了需要換班），知府坐「六人抬」轎子，要僱6名或者12名轎夫。
僱完了轎夫，還得僱廚子、僱門房、僱跟班、僱拿印的……據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一書考證，道光年間廣州某知府竟然僱了50個長隨，每人每月發放「工食銀」4兩，一個月要花200兩，一年要花2400兩，如果碰上閏月，還要再多花200兩，這還不算逢年過節打賞給長隨的紅包。
我們可以算一筆帳：假如一個知府比較節儉，只僱了6個師爺和10個長隨，那麼他每年要給師爺發六七百兩，要給長隨發四五百兩，兩者相加，一千多兩齣去了。假如這個知府比較愛慕虛榮和貪圖享受，一連僱了10個師爺和50個長隨，則每年至少要花三四千兩銀子。前面說過，清代知府年薪只有210兩，這點兒工資連養師爺都不夠，又怎麼能養活知府的老婆孩子呢？
基本工資不夠花，地方官不可避免地要貪汙腐敗，雍正皇帝說過：「自州縣以至督撫，俱需索陋規。」從知縣到總督，各級地方官沒有不貪汙的。他們之所以貪汙，並不是因為平日裡缺乏政治學習，而是因為錢不夠花，連維持最低限度的開支都不夠。當然，所謂「最低限度的開支」指的不光是餬口（如果僅為餬口，一年幾十兩銀子也可以填飽一家老小的肚皮），還包括而且必須包括養師爺養長隨的開支，否則「官場威儀」無非維持，甚至連日常工作都無法開展。
雍正很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開創了「養廉銀」制度：給所有級別的地方一把手發放高出基本工資很多倍的經濟補貼，使他們有條件遠離貪汙。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了廣州知府的養廉銀標準：每年1500兩。知縣則比之低一倍左右，如廣州市區分屬的南海縣和番禺縣，兩個知縣每年養廉銀分別為700兩和600兩。
清代地方官的基本工資按照品級發放，只要品級相同，無論你在哪一省份做官，領的工資都一樣。可是養廉銀卻不全按品級，還跟地域有關。例如廣東省的知府每年有1500兩到2400兩的養廉銀，河南省的知府每年卻有3000兩到4000兩的養廉銀。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區別呢？一是各地工作的艱難程度不等，二是能撈的油水也不一樣。廣東當時經濟發達，在廣東做官有的撈，所以朝廷發放的養廉銀就少，而內地省份經濟落後，官員能撈的油水少，所以朝廷發放的養廉銀就多。從這個意義上看，雍正最初制定養廉銀制度的時候就沒有指望該制度完全杜絕貪汙。
事實證明，養廉銀制度確實不能杜絕貪汙。為什麼不能？一是因為專制時代缺乏制衡，官員只為上級負責，百姓沒有罷免權，只要買通上級，貪汙起來毫無風險；二是因為人的貪慾沒有極限，即使錢夠花了，官員們還渴望「創收」更多的錢，以便享受更好的生活，以及為下一代積累產業；第三，跟地方官的日常開銷相比，這筆養廉銀的數目仍然很小，例如廣州知府每年1500兩養廉銀，加上基本工資不到兩千兩，而他光是僱師爺僱長隨就要開支一千多兩，手頭稍微松一下甚至要花掉好幾千兩，收支缺口仍然存在；此外還有最後一條因素——通貨膨脹。清朝皇帝盲目遵循祖宗家法，不敢越雷池一步，順治時期定下的俸祿標準，雍正時期定下的養廉標準，一直到鴉片戰爭時都沒改動過，而由於美洲新大陸的發現，由於墨西哥白銀的大量輸入，中國的金銀比價發生劇烈改變，白銀的購買力越來越低，官員的工資和養廉銀看似不變，實際上出現了嚴重縮水，本來買得起的東西慢慢買不起了。
我們知道，做官要穿官服，而滿清朝廷竟然摳門兒到不發官服，所有官員的官服都要自己花錢訂做。皇帝高興起來，倒會賞賜某個官員黃馬褂或者頂戴花翎什麼的，可那只是官服的一小部分，大頭還要自己買。在雍正年間，訂做一套官服最多需要50兩銀子，而到了道光年間，一套官服平均需要300兩銀子。這種官服一年得做兩套（冷天一套、熱天一套），如果碰上比較燒包的官員呢？可能就要訂做四套、六套，例如滿洲大臣那桐上任之初竟然訂做了十幾套官服！如此一來，僅買衣服就要花光所有的養廉銀，不貪汙怎麼可能？
清朝有一個名叫杜鳳治的官員，先後在同治年間和光緒年間做了兩任南海知縣，去世前留下41本日記，詳細記錄了當時的官場生態。
據杜鳳治日記描述，知府到任，下屬們照例要各交一份「到任規」。換句話說，下車伊始就能掙一筆見面錢。到了過生日的時候，無論是知府生日還是知府太太生日，下屬們照例要各交一份「生日規」。此外過中秋、過春節、過冬至、過寒食，也都能收到厚禮。
清代有人頭稅，時稱「丁銀」，朝廷給南海縣派的任務是每年丁銀4萬兩，可是地方官實際上徵收的丁銀竟然高達15萬兩。多收的這部分會被南海知縣和廣州知府瓜分掉。
在清朝中後期，廣州西關賭場林立，南海知縣常常派人禁賭，但永遠是禁而不止。為啥？一是廣州駐軍缺餉，為了自籌餉銀，軍官們在賭場入了股，甚或自己開設賭場，南海知縣如果真的禁賭，就得罪了駐軍；二是廣州知府迎來送往，開銷太大，也默許親信包庇賭場，從中收取「賭規」。據杜鳳治估算，光緒二年西關賭場最興旺的時候，知府能分到一萬多兩賭規。
清朝地方官往往不到三年就要改任，故此幹部調動非常頻繁，當快要調任的時候，為了前途著想，下級們自然要向知府行賄。清代知府沒有任免知縣的權力，可是卻能在知縣的績效考核中上下其手，故此甚受知縣敬畏。杜鳳治說：「求差之月，同、通、州、縣絡繹不絕，記不勝記。」換屆之時，同知（常務副市長）、通判（副市長）、知州（縣級市的市長）、知縣（縣長），這些下級排著隊向知府進貢，知府收錢收得都忙不過來了。
到任規、生日規、賭規、多徵賦稅、收受下級賄賂……知府的灰色收入名目繁多，數目驚人，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絕對是可能的。
有沒有清廉的幹部呢？當然有，可是在那個人人腐爛的變態時代，清官會混得很慘。例如雍正年間的潮陽知縣藍鼎元就是個清官，他剛到潮陽上任，就革除了「漁船換照陋規」——民間漁船要辦牌照，朝廷規定只收工本費，地方官卻加徵種種雜費，使漁民苦不堪言，藍鼎元為民著想，一舉革除此弊，立馬受到民眾歡迎。可是領導們不歡迎：你藍鼎元不盤剝百姓，你就發不了財，你如果不發財，我們作為上級的就分不了贓。於是乎，藍鼎元的上級領導惠湖道臺樓儼設了一個局，讓他押運糧食，押運到目的地再作檢查，發現「丟」了整整2000石大米，要求藍鼎元賠償。藍鼎元又不是貪官，僅靠基本工資和養廉銀過日子，勉強能做到收支平衡就不錯了，根本沒錢賠償，於是他就被上級領導順理成章地扔進了大獄……
在監獄之中，藍鼎元頓足捶胸，悔不當初：「誤逞聰明，一舉之幹眾怒！」（藍鼎元《鹿洲公案》）早知如此，我幹嘛要逞能廢除陋規、惹領導不開心呢？您瞧，清廉竟然成了逞能，百姓主心骨竟然成了領導眼中釘，官場如此腐敗，清廷如此黑暗，焉能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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