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簡介】湛曉白，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歷史學博士，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文化史，曾在《學術月刊》、《史學月刊》等刊物發表文章多篇。代表著作《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時間觀念變遷》，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多個科研項目。
近代以來，伴隨著歐洲民族國家的興起及其在世界範圍內的文化擴張，源於希臘的拉丁字母先在歐洲普及，隨後擴散至美洲和亞洲等地，成為全球應用最廣的文字之一。20世紀20年代以來，以蘇聯和土耳其為中心的東方國家，又出現過一波覆蓋區域甚廣的文字拉丁化浪潮。由於與蘇聯的密切聯繫，這一浪潮很快波及中國，並推衍為一場持續20多年的社會文化運動——拉丁化新文字運動 (簡稱漢字拉丁化運動)。其實，用拉丁字母取代漢字以拼寫漢語的倡議與實踐，並非始自中共知識分子。明清時期的教會方言羅馬字和晚清切音字運動，已顯其端緒。「五四」以來，一方面，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漸次順利展開，為漢字拼音化提供了理論的可能；另一方面，漢字妨礙精英與民眾結合的觀點經由愛羅先珂等外國文化名人闡發，可謂流行一時。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是用拼音文字取代表意漢字的呼聲在新文化人中形成相當共鳴。趙元任等一批現代語言學者就是在這一呼聲中創製了一種形製成熟的漢語拼音方案——「國語羅馬字」 (簡稱「國羅」) 。該方案作為「注音字母第二式」，於1928年由國民政府大學院正式公布。「國羅」寄寓著創製者謀求教育普及、文化現代化和語言統一的多重訴求，後起的漢字拉丁化運動也自然地接續了相同的啟蒙使命。然而，主要由左翼和中共文化人發起的拉丁化運動，又自有其別樣的意識形態追求——國際主義、民族平等和階級鬥爭即是植根於這一運動深處的政治基因，一些語言學學者甚至判定拉丁化就是一種典型的黨派「語言政治」。
對於這場已經被歷史宣判結果的文化運動，很長一段時間內學者的感喟抒情多於細緻梳理。近年來，文學、語言學、中共黨史等不同學科學者對此陸續有所注目，並嘗試著從不同角度把握這一問題。但是，整體而言，學界對於這一運動如何勃興的歷史過程尚缺乏深入研究。在筆者看來，漢字拉丁化從蘇聯局部實踐轉向中國的本土化歷程，瞿秋白與魯迅在不同階段的各有「興作」，運動中政黨文化形象的自覺塑造，這些唯有細緻考索才能浮現的歷史真實，對於我們更真切地理解左翼文化和中共早期的文化理念都是富有價值的，值得做進一步的釐清和揭示。本文即試圖針對以往研究的薄弱之處，對這一運動最初興起的真實國際緣由、國內歷史契機、主要推動力量及其在中共文化建設中的位置等問題進行探討，論述不當之處，祈請方家指正。
一、東方國家文字拉丁化浪潮的促動
十月革命開啟了蘇俄歷史的新時代，深刻改變了俄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其中也包括語言文字的歷史性變革。俄語正字法改革、俄羅斯標準語的淨化、文字拉丁化等，都是當時蘇俄語言文字國家規劃的組成部分。其中，被列寧稱為「東方偉大革命」的文字拉丁化，更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文化運動。這一運動以「全蘇各民族拉丁化新字母委員會」為主導機構，發動了大量語言學者參與，主要針對蘇維埃聯邦中的突厥語族和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目標是為這些民族創製統一的書寫符號。
這場國家主導的文化運動以其規模宏巨，在思想和情感上深刻影響了其時寓蘇的瞿秋白、吳玉章、蕭三等一批中共文化人。大約從1928年起，在蘇聯漢學家郭質生、史青萍等人的協助下，瞿秋白、吳玉章等人開始了漢字拉丁化的最初嘗試。1929年10月，瞿秋白編寫了名為《中國拉丁化的字母》的小冊子並在蘇聯出版，這是最早的漢字拉丁化方案。1931年9月，蘇聯科學院專家和部分中共黨員聯合組織，在海參崴召開了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不僅通過了主要由瞿秋白擬定的《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還確立了名為《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的大會章程。海參崴大會之後，漢字拉丁化在蘇聯和中共兩方面的協同合作下在遠東地區實際展開。在筆者看來，漢字拉丁化緣起於蘇聯這一歷史進程仍有一些被忽視的事實值得稍作強調: (1) 20世紀初海參崴等遠東地區聚居了近10萬旅俄華工，他們中的不少人熱烈擁戴十月革命並參與蘇俄新政權的建設,因此蘇俄當局自願將這一群體列為拉丁化運動的對象。(2) 1928年後瞿秋白的親自參與，改變了漢字拉丁化由蘇聯學界主導的局面，並成功地擴大了該議題在蘇聯的影響。(3)中共文化人與蘇聯方面對漢字拉丁化的受眾和發展方向上其實有著不同的預期，存在一定的分歧甚至鬥爭。表現為:瞿秋白主持擬定的草案，以在中國本土推廣為遠景目標，又因表達母語的需要在拼法上自然地表現出一些民族特點(主要體現為雙字母拼寫規則)；而蘇聯則以遠東地區的華工為主要受眾，傾向於將華僑與其境內的其他少數民族等而視之，郭質生、史萍青等蘇聯學者在學術上協助瞿秋白的同時，就力圖將漢字拉丁化納入到統一的蘇聯拉丁化運動之中，以求整齊劃一。1930年成立的直屬全蘇拉丁化機構的「中文拉丁化委員會」，不僅委員主要由蘇聯漢學家擔任，成立後還全面介入方案研製和宣傳等各環節，即是這一意圖的明顯體現。當然，從1931年海參崴舉辦的漢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最終公布的方案來看，仍體現出兩方意志的調和折中。
與「國羅」派著眼於文化訴求不同，漢字拉丁化實踐肇端於蘇聯，啟動之初更多負載的是政治訴求。正如學者所揭示的，蘇聯的拉丁化運動並非單純的文化掃盲，同時也是為了應對錯綜複雜的民族問題而採取的國家性戰略。具體而言，即是通過取締沙皇俄國時代強迫各民族學習俄語的「國語義務制」，以及在非俄羅斯民族中推行拉丁化，力圖在語言規劃層面清除「大俄羅斯主義」的負面影響，由此彰顯並鞏固新生聯邦政權的合法性。此外，在當時蘇聯的政治語境中，拉丁化一定程度上還被視作導向世界大同的文化津梁。這是因為，當時蘇聯流行著一種相當權威的語言理論，該理論認為，世界上所有語言的發展過程都是一致的，伴隨著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革命的最終勝利和國際社會主義聯盟的建立，原本獨立、分散的各民族語言將完全融合為一種統一的自然語言。這種高度服從於現實政治的語言理論，甚至作為明確的結論出現在1930年召開的蘇共十六大報告中。
蘇聯從國家戰略層面對拉丁化的宣傳以及此時中共的「左」傾傾向，決定了這一時期的漢字拉丁化實踐也必然是高度政治化的。這一點，在海參崴大會上通過的名為《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的大會章程中已有集中反映。該章程由中蘇兩方共同商訂，共計13條，事實上成了此後中國國內漢字拉丁化運動的指導綱領。章程痛斥漢字「已經變成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的工具之一」，文言是「特權的言語」，確定拉丁化運動的目標，是要徹底批判「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改良漢字態度和「資產階級的所謂『國語統一運動』」，同時主張採用拉丁字母拼寫方言來創製「中國勞動群眾口頭語之書面文字」，最終建設「形式是民族的，而內容是國際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工人及勞動者的文化」。在這份充滿著革命氣息名詞的章程中，語言文字改革的不同主張——國語統一和漢字改良，已被徹底詮釋為文化領域的階級鬥爭。章程將鬥爭矛頭直指國內的國語派和漢字改良者，顯然是要在語文戰線自立旗幟。不惟如此，國語運動自民初以來開展經年，其體現的正是民族國家的統一意志，反觀拉丁化運動效仿蘇聯語言規劃以「方言」對抗「國語」，則恰恰是當時中共倡導的以階級對抗民族主義這一政治話語的微觀投射。章程對拉丁字母「國際化」和「國際的社會主義勞工文化」的強調，凸顯的則是這一運動最初所內蘊的激昂共產主義理想。當時一些留蘇中共文化人在國際宣傳中也無限拔高漢字拉丁化的意義，甚至過激地宣稱拉丁化是「中國革命最最重要的政治工作」。
漢字拉丁化在蘇聯從理論付諸實踐後，已經歸國的瞿秋白，也在參與文藝大眾化論戰之際撰寫了《鬼門關以外的戰爭》等系列文章，對「漢字羅馬化」 (即拉丁化) 作了系統論證，奠定了漢字拉丁化運動的理論基礎。瞿秋白自世界革命視域下審視，發現「國語」和漢字均為精英和官僚等特權階級所壟斷，共同體現並維護著統治階層的意志。在他看來，「漢字羅馬化」能夠打破語文層面的階級不平等權力格局，真正讓民眾擁有自我表達和認識世界的文化工具，這一點是導向階級意識覺醒進而發動「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基本前提。
（瞿秋白）
蘇聯以外，土耳其也曾對中國國內的漢字拉丁化運動起了不容忽視的刺激作用，但這一點卻長期為研究者所忽視。與蘇聯文字拉丁化打造世界革命樣板予以意識形態助推不同，土耳其文字拉丁化運動提供的是另一種全然不同的世俗化和民族主義模式。20年代，凱末爾領導下的土耳其成功實現了民族獨立，開始了全方位的世俗化改革。因與中國國情相似，土耳其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南京國民政府和知識界的普遍關注，1928年國民黨政要胡漢民還曾率代表團專程前往該國做政務考察。作為凱末爾改革重要一環的文字拉丁化，因此連帶著吸引了中國人尤其是漢字革命派的注意，當時《中央日報》《東方雜誌》等主流報刊都對此有所報導。歷史地看，這項於1928年正式施行的全國性改革，直接動因是要改變土耳其語言文字混亂和國家文化落後的現狀，更深層的意圖則是要經此根本切斷現代土耳其人與傳統伊斯蘭文明的聯繫臍帶，為引入現代歐洲文明奠定工具基礎。
從當時國內報刊的介紹來看，國人對土耳其基於特殊國情和文化傳統實施文字拉丁化運動已不乏客觀認知。1929年《中央半月刊》和1935年《獨立評論》上刊載的兩篇文章，就頗具代表性。前文為留學土耳其的青年學生王曾善所作，後文則系北大教育學教授吳俊升對法國某教育雜誌所載長篇述評文章的譯介。兩篇文章均用相當篇幅論證了土耳其文字拉丁化和「語言純潔」化的時代合理性。不過，饒有意味的是，由於各有現實關懷，兩位作者撰文的真實意圖倒並不是簡單地讚頌拉丁化。王曾善一文本系受國民政府委託所作調研報告的一部分，又公開發表於國民黨中宣部的機關刊物，大致代表了國民政府對這一問題的態度。向來抵製漢字拼音化的學者吳俊升，其撰文意圖表露得更直接，他力圖讓漢字革命論者了解:中國文明悠久、疆域廣大、方言繁多，與土耳其的歷史傳統和現實文化狀況殊異，中國若機械效仿土耳其貿然實施漢字拼音化，將會付出溝通困難、文化分裂的巨大代價。吳傳升一文系《獨立評論》雜誌的約請之作，發表後不僅得到了主編胡適「很值得我們中國人參考」的肯定性評價，後來還被胡適積極援引以證明民族解放戰爭時期漢字與國語誠不可廢，這也頗能代表部分自由派學人對文字拉丁化的意見。
但是，土耳其模式對醉心於漢字改革的知識人仍極富鼓動性。一方面，對於自由派學者居多的「國羅」派來說，民族國家土耳其顯然是比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蘇聯更具有說服力的案例。吳俊升的上述言論因之遭到了「國羅」派的直接反駁。另一方面，由於土耳其和蘇聯兩國的文字拉丁化運動事實上存在緊密歷史聯繫，奉蘇聯為圭臬的漢字拉丁化派因此同樣重視土耳其的借鑑意義。1931年瞿秋白歸國後寫給蘇聯友人郭質生的信中，就殷切地囑託對方務必給他寄來土耳其文字拉丁化的相關資料。後來漢字拉丁化的諸多支持者，也曾普遍相信中國與土耳其國情相似，皆為「半殖民地」，土耳其舊文字與漢字正是「一雙無獨有偶的死寶貝」，兩國在語文改革路徑上完全具有類比性。
其實，在中國的漢字拉丁化支持者看來，不獨蘇聯和土耳其，日本、越南等其他東方國家的歷史實踐，均共同說明拉丁化是一個不必避免的世界性浪潮，而亟欲世界化的中國當然不能置身於這一潮流之外。以日本為例，該國近代以來的去漢字化潮流和蓬勃的左翼世界語運動，就對包括漢字拉丁化在內的中國現代語言運動有所促動。一些研究者也認為，魯迅之所以堅定地支持漢字拉丁化，與他留日期間見證了日本當時方興未艾的日文拉丁化論爭有直接關係。
二、本土化之契機：大眾語論戰與漢字拉丁化結合
1934年前，有關蘇聯文字拉丁化的消息僅極為零星地見諸國內報端。這說明，發生在遠東地區的漢字改革並未引起主流媒體的關注。當時國內知識界首先對這一動態感興趣的人群，是一批具有左翼思想的世界語者。這裡有必要對當時國內的世界語運動稍作說明。20世紀以來，由於無政府主義和左翼思潮在世界範圍內的相繼流行，促成了世界語在多個國家的流播。清末中國即已不乏熱忱的世界語學習者，「五四」之後傳習者漸眾，高潮時期一度吸引了左中右各派政治文化力量的參與。及至30年代，中國的世界語運動始為左翼主導，並與國際共產主義革命運動日益結合。不僅創製拉丁化方案的瞿秋白、吳玉章有過研習世界語的經歷，胡愈之、樓適夷、徐懋庸、艾青、胡繩等當時眾多活躍在上海的進步文化人，都是世界語的忠實支持者。1931年底上海成立秘密的「中國青年世界語者聯盟」 (以下簡稱「語聯」) 和公開的「上海世界語者協會」兩個組織後，世界語運動開始接受左聯領導，逐漸顯示出戰鬥色彩。世界語的吸引力，除了它事實上充當著胡愈之所言的「國際交流的有力工具」，便利各國世界語者之間的聯繫之外，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濃烈的符號象徵意義——它是與被壓迫民族自求解放的神聖革命事業聯繫在一起的，這從「語聯」成立之際以「為中國的解放而用世界語」相號召即不難看出。
對中國的世界語者而言，宣傳漢字拉丁化並不意味著放棄世界語，而只不過是工作重心的暫時和必要的轉移。當時世界語者不僅最先注意到了蘇聯文字拉丁化的動態，而且還經由蘇聯的世界語聯盟，輾轉獲取了諸多相關資料。從1933年底起，「語聯」開始比較明確地承擔起了引進和宣傳漢字拉丁化方案的任務。「語聯」主辦的《世界》 (La Mondo) 雜誌及其副刊《言語科學》，也開始主動配合予以介紹和宣傳。不過，由於這些刊物內容單一，發行不穩定加上印數少，通過這些刊物了解拉丁化的讀者自然也不會太多。
漢字拉丁化方案實際是藉助1934年的大眾語運動這一歷史契機，才開始真正進入文化界的視野。在這一過程中，世界語者仍扮演著主要角色。主要由上海文化界發起的大眾語論爭，實際是兩年前文藝大眾化論戰的延續和擴大。論戰參與者以《申報·自由談》《社會月報》《中華日報·動向》等報刊為中心，造就了聶紺弩所言「近年來最熱烈最普遍最有影響的論爭」，這一論爭起先肇端於文白之爭，但焦點很快轉移到大眾語的相關討論。由於曹聚仁等海派文人刻意製造輿論效果等原因，論戰中自由派學者和既反對左翼也反對自由派的第三方力量都有發聲，且不同陣營的文章經常會同時出現於同一刊物。在沸沸揚揚的論戰中，左翼文人的聲音無疑是最響亮最集中的。他們對大眾語這一新名詞的熱議，很能印證這一時期知識界自我中心意識的動搖和融入大眾的真切心態。上海是左翼文化的大本營，左翼文人又掌控了較為豐富的報刊資源，這使得他們在論戰中容易顯出集體優勢。例如，論戰中表現特別活躍的聶紺弩時任《中華日報》文藝副刊《動向》的主編，該刊除了連續發表聶本人以各種筆名發表的20多篇論文外，還較多地刊登了胡風、魯迅、歐陽山等人的文稿，刊發相關文章的數量甚至超過了著名的《申報·自由談》。論戰在7月達到高潮後，為了提供更多的發聲平臺，徐懋庸、陳望道還分別發起創辦了《新語林》和《太白》雜誌。1934年雖然是國民黨對上海的出版物予以嚴格審查的一年，但當時左翼思潮在社會上風行，出版商為追逐市場仍願意冒險刊發，這些雜誌反倒取得了不俗的發行量，《太白》依憑強大的作者陣容和風格顯赫，在第一期出版後的半月內就連續再版四次。
如學者所言，30年代馬克思主義已成「一般知識界之主潮」。這一思潮映射於大眾語論戰中，促使左翼文人帶著「代表這兩個營壘的文化意識的鬥爭」(即資產階級和大眾) 的自覺加入論戰。於是，依憑階級理論審視「五四」以降的中國現代語言運動，主張肅清歐式白話的精英氣質，承認吸收方言口語以促進語言「通俗化」和「大眾化」的必要性，在大眾語支持者中成為一種較為主流的聲音。一些由衷贊成土話的文人，甚至很快就用方言做起了文章，並在《中華日報·動向》上連續發表。與此同時，自由派學者、國語專家黎錦熙發表《大眾語真詮》等長篇論文，極力模糊大眾語與國語界限，明確抵制語言階級性的言論，則招致了左翼文人的群嘲。
伴隨著討論的深入，用何種文字來記錄大眾語這一實際問題，在論爭中自然地浮現出來。胡愈之、陶行知、胡風等人，正是在大眾語標準的討論中順帶提出了這一問題。論戰進入高潮階段後，張庚、葉籟士、胡愈之、焦風、胡繩等一批世界語者，更加有意識地將問題聚焦，試圖將重心由語體討論轉向漢字變革。不過，儘管漢字拉丁化議題先後在《動向》《言語科學》《太白》這幾份左翼報刊有相對集中的呈現，但專門的討論文章數量並不太多。這一倡議雖然激起了一些反對聲音，左翼內部意見也不完全統一，但並沒有立即引起各方熱議。這是不是說大眾語論戰並沒有對拉丁化宣傳產生重要影響呢?真實情形應當更為複雜一些。胡繩、聶紺弩、茅盾等幾人後來就較為一致地認為，大眾語論戰確是拉丁化從幕後走向臺前，「『從理論到實踐』的劃時期的分水嶺」。綜合來看，論戰的具體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魯迅受大眾語論爭的感召公開表態支持漢字拉丁化；二是世界語者利用論戰的方言導向宣傳拉丁化可謂適逢其時。
漢字拉丁化議題在社會上造成較大影響，恐怕首先要歸因於魯迅。魯迅對於漢字的革命性態度以及對拉丁化的堅定支持，是一個確鑿的事實，但他的言論對於漢字拉丁化運動的確切影響有待釐清。事實上，在魯迅之前，世界語者的拉丁化呼籲並未引起太大反響，輿論影響是在他加入論戰後才真正顯現的。1934年7月底，魯迅在曹聚仁來信約談之後第一次主動對大眾語發表意見。這次私人通信，後未經其同意即直接刊發於事實上由曹聚仁主編的《社會月報》雜誌。在信中，魯迅開首即明確表示「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之後，魯迅又以華圉之筆名在《申報·自由談》發表《門外文談》長文，自8月下旬至9月中旬分12期連載。該文較為系統地闡述了文字的起源、漢字的階級本質、漢字與大眾語關係等問題。此外，此期他還曾在《動向》和《新生周刊》上分別發表過支持拉丁化的短文。仔細閱讀魯迅在大眾語論戰中發表的文章，還可以發現，他對漢字拉丁化方案實際經歷了從模糊到真切、從泛泛提議到深刻認同的認知轉變。與此同時，他還在與拉丁化的比較中，進一步確認了「國羅」之「書齋清玩」氣質並在二者中作出了明確的選擇。
（魯迅）
魯迅之所以贊成漢字拉丁化，或許與他早歲留學目睹日本去漢字化浪潮的文化體驗有關，但對他更直接的思想促動顯然來自後來被他視作「知己」的瞿秋白。當然，在結識瞿秋白之前，魯迅就已在言辭間表示了對漢字的反感，而且，他對世界語者的「利他精神」和平等理想一直頗為讚賞，他十分推崇的俄國詩人愛羅先珂也是忠實的世界語者，這些都促使他不時以實際行動支持國內的世界語活動。至於他對漢字的革命態度，除了基於其一貫的「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的實用主義信念，階級意識應是更重要的決定因素，而這一意識在1932年與瞿秋白相識後顯然被強化了。瞿秋白被排擠出中共政治核心而寓居上海期間，將相當部分的精力投入到漢字羅馬化的理論論證，且經常很有興致地與友人討論具體方案的修訂。瞿秋白的這些努力及其寄託的政治文化理想，對魯迅深有觸動，他積極參與大眾化論戰即是印證之一。事實上，魯迅關於漢字拉丁化的論述並不如瞿秋白宏富，在內容論證上幾乎沒有實質超越前者之處。他的基本觀點，大致可以其發表於《社會月報》的公開信中的內容作為概括:「一，制定羅馬字拼音 (趙元任的太繁，用不來的) ；二，做更淺顯的白話文，採用較普通的方言；三，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
有學者曾將魯迅與瞿秋白在漢字拉丁化運動中的作用一併概括為「方向性導引」，其實，若將魯迅言論置入歷史的動態語境中，就會發現他與瞿秋白的影響有著微妙然而重要的區別。首先，瞿秋白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理論建樹而非大眾影響，當時他的相關文章大部分都沒有公開發表，後出的魯迅因而自然而然地成為公眾眼中漢字拉丁化的代言人。大眾語論戰中，魯迅的表態的確是很不一般的:他對世界語者倡導拉丁化的響應，既迅速又明確，而且論述集中，與胡風、茅盾等人口號式的支持並不相同。其次，魯迅的多數文章都獲得多次轉載和廣泛傳播，其言論影響可謂巨大而持續。例如他發表於《申報·自由談》等報刊上的拉丁化文章，不僅當時即為《社會月報》《太白》等報刊所節錄轉載，還在1935年由世界語者以《門外文談》之名結集、由天馬書店出版。又，大眾語論戰之後的1935年、1936年，魯迅繼續在《芒種》《青年文化》等雜誌上撰文，持續地為漢字拉丁化宣傳。再者，作為文化旗手，魯迅的態度具有極強的示範性，從他口中說出的「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等革命性言論，幾乎成了當時激進青年所信奉的「金科玉律」。
魯迅之外，論戰中較為明顯的方言取向，也顯然更加有利於漢字拉丁化的宣傳而非「國羅」，世界語者的相關宣傳就積極利用了這一點。本來，當時「國羅」已經取得法定地位而拉丁化方案知者寥寥，主張大眾語與拼音文字結合，並不必然意味著後者就此可以走上歷史前臺。然而，因「國羅」向來以推廣國語為目標，拼寫規則煩瑣，加之該方案支持者對左翼主導的大眾語論戰興趣欠缺，僅有黎錦熙一人「孤軍奮戰」，凡此種種都被漢字拉丁化支持者攻擊為脫離大眾，而當時「化大眾」或「大眾化」已儼然成為新的政治正確，因此僅此一點就足以逼使「國羅」在輿論鬥爭中處於被動。與「國羅」派所渴求實現的廣義平民文化不同，世界語者的拉丁化宣傳始終緊扣如下邏輯:首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後中國，只有林立的方言而沒有統一的國語；其次，方言是真正屬於並且代表大眾這一特定階級的語言，且唯有拉丁化方案才能記錄方言。這一邏輯經過魯迅適時「加持」後自然更彰顯其正確。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語者的問題意識不僅與「國羅」派不同，也與陶行知等民主人士對拼音化的泛泛提倡有所區別，他們的訴求可謂明確而集中——用拉丁字母來拼寫代表大眾的方言。這一訴求也並非是在大眾語論戰中才突然成形的，而是在蘇聯時期即已確立。這一主張移植到中國語境本來具有相當的顛覆性，但是在論戰「方言化」取向的鋪墊之下倒並不顯得特別突兀。茅盾在多年後回憶時，仍認為注音字母等拼音方案之所以不能深入大眾，原因就在於它們皆以國語統一為鵠的，相反，拉丁化以記錄大眾口語為己任，因此能獲得「各方的贊同」，最終「在進步文化界成了風氣」。總之，在大眾語論戰中，世界語者通過強化和利用「方言」導向，否定了「國羅」記錄大眾語的資格，凸顯了漢字拉丁化作為大眾語記錄工具的正當性。
三、拉丁化：左翼文化大眾化運動的具體環節
誠如一些學者所認為，大眾語運動的直接影響「多少有些無足輕重」，但毋庸置疑的是，藉助大眾論戰的聲威，漢字拉丁化卻贏得了較為廣泛的社會關注，很多人正是在論戰中第一次聽聞這一方案。論戰結束後不久，拉丁化宣傳就開始在左翼文化的中心也是世界語者雲集的上海展開。隨後，進一步向北平、廣州這些聚集了大量新式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大城市擴散。在太原、閩南、廣西等相對偏遠之地也因緣際會形成了區域性的集合。拉丁化在海外華人中也有所響應，響應最積極的是身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他們自認為「我們這一群是中國的兒女，是屬於中國大眾的呵，我們怎麼也不能忽視中國目前大眾的文化運動」，因此對國內拉丁化動態密切關注。東京的《留東新聞》刊發了郭沫若的鼓動性發言並組織了專號討論，當地華人世界語學會還特設漢字拉丁化機構，每周日向市民宣講。
作為左翼文化運動的一部分，漢字拉丁化運動初期體現出組織化的特點。這一特點，很大程度上與世界語者發揮了其組織宣傳方面的既有經驗有關。早在大眾語論戰尚未退潮的1934年8月，世界語者就已在上海發起成立了國內第一個拉丁化團體——中文拉丁化研究會。1935年底，由親近中共的教育家、民主人士陶行知發起成立了「中國新文字研究會」，是為拉丁化的全國性組織。之後，北平、太原、廣州等地也隨之相繼成立了具有地區聯合性質的新文字研究會。一二·九運動後北平掀起了一個小的漢字拉丁化高潮，運動後此地迅速結成了30多個拉丁化社團。
自「五四」以來左翼傾向日益明顯的青年學生，他們帶著那個時代青年人對於底層民眾的特有的深切同情憧憬著文字革命，他們是漢字拉丁化運動所吸引的中堅力量。1935年已為左派學生所掌握的《清華周刊》上所刊發的文章，就表明學生已經完全接受了那種精英經由漢字壟斷文化的文化階級論，他們因此對漢字拉丁化滿心寄望，署名於平的作者慨嘆:「在重壓下生活的中國工人，現在是漸漸的自覺了，站在他們本身的利益觀點上，要求一切人所應享的權利了，他們要求過去為少數人所佔有著的書寫工具與知識了」。於是，北平等大城市中的高等學校自然地發展為漢字拉丁化宣傳的另一重要陣地。一二·九運動之後，北平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民國大學、燕京大學、師範大學等多所高校，均相繼成立了學生組織的小型拉丁化團體。學生用拉丁化漢字寫政論和編印宣傳材料，並將其用於民眾教育。眾所周知，力量正在復甦的中共此時開始重新恢復對學生運動的領導，顯然，漢字拉丁化在北平高校的擴散，與這一點是密不可分的。關於當時北平學生傳習拉丁化的具體情形，美國僑民在上海出版的大眾報紙《大美晚報》，有過較為正面詳細的報導:
自學生運動發生後，新文字運動亦隨之突飛猛進，風起雲湧。各校已有組織者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紛紛徵求會員，擴大組織。未有組織者如師範大學、東北大學、燕京大學等均紛紛組織新文字研究會，加入者極行踴躍。北平大學出有颶風月刊，燕大出有新文字報，東北大學組織有研究班，每日下午正式上課講授，並出有新文字日報，專用新文字寫各種政論文字，各校並編有「標音讀本」數本，或用油印，或用石印，專為不識字之文盲所用。南下宣傳時，從事拉丁化運動之學生，又開始將新文字之稿子帶往民間，教授各農村之小學教員學生以及農民。
從《Sinwenz月刊》等刊物刊載的消息可知，當時各地的拉丁化組織經常互相聯絡、彼此呼應。儘管很難從為數眾多的拉丁化團體中區分出哪些屬於群眾團體，哪些屬於左聯和中共的外圍組織，但是這些拉丁化團體多由左翼世界語者牽頭髮起，在運動初期體現出了較強的聯動性，確屬事實。公開宣傳、研製方案、開設講習班是拉丁化運動初期最主要的內容。上海、北平、天津、濟南等地的一些左翼雜誌，主要包括《生活知識》《北調》《青年文化》《客觀》《颱風》等，是當時宣傳拉丁化最積極的報刊。清華大學學生主辦的一份在高等教育界頗有影響的綜合刊物——《清華周刊》，也刊發過不少支持拉丁化的文章。與此同時，拉丁化團體還自辦了數量超過30種的專門刊物，其中出刊較為連續的，主要有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會主辦的《Sinwenz月刊》、北平潮州話研究會出版《拉丁化前哨》以及中國語言學會主編的《中國語言》等。報刊以外，這一時期還出版了幾十種宣傳介紹拉丁化方案的理論著作和通俗讀物，聶紺弩、胡繩、葉籟士等人在這方面投入了相當多的精力。1935年由葉籟士編寫的《中國話寫法拉丁化:理論·原則·方案》一書，出版後累計印刷發行近2萬冊，是其中流傳最廣的一本。在漢字拉丁化的宣傳中，蘇聯語言學家馬爾的語言理論作為這場運動的學術支撐也得到了較多的譯介。伴隨著拉丁化宣傳同時展開的，是各種方言拉丁化方案的研製。從當時報刊發布的消息可知，北方話、上海話、廣州話、廈門話、潮州話等幾種草案討論最為熱烈，由此形成了方言拉丁化的高潮。
大眾語論戰之後，拉丁化運動宣傳相比蘇聯時期變得務實，逐漸貼合此期中共政治和文化鬥爭的現實需要。除了繼續集中批判語文戰線上的直接對手——「國羅」派，這一時期的拉丁化宣傳還側重彰顯民族平等等政治理念。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將尊重、保護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作為施政綱領。這一政治追求在拉丁化運動中具體表現為，一方面在理論上痛切批判國民政府主導的國語統一運動在本質上是民族壓迫，是對少數民族自由發展民族文化合法權利的壓制，另一方面強調拉丁化才是各民族語言文字平等的保障和體現。這一點最先為瞿秋白所揭示，之後又陸續為胡繩等人所強化。
此外，1935年底伴隨著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戰略和文化大眾化路線的明確提出，拉丁化宣傳也隨之作出了相應調整。面對日益嚴峻的民族危機，強調文字普及之於政治動員和民族解放的重要意義，成為這一時期拉丁化宣傳的重心。例如聶紺弩主要立足於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統一性來論證拉丁化的合法性，胡繩則進一步批評了「把新文字運動看作是一種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的反映」的錯誤觀念，試圖扭轉運動過分強調鬥爭的「左」傾傾向，以更好地團結普羅大眾和「自由思想的學者」。中共文化人柳湜和遠在東京的郭沫若，也分別撰文從不同角度對這一戰略予以補充論證，例如郭沫若就在《質文》雜誌上表態，提出「普及國防的意識，當然要有手段，拉丁化正不失為一個最好的手段，我們決不放棄拉丁化」。
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戰略調整，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漢字拉丁化運動與其他社會各界的結合。民主人士陶行知這一時期對於拉丁化的全情投入，就很能說明這一點。一二·九學生運動後，同情這一運動的進步知識分子在上海成立了文化界救國會，率先響應學生的反帝愛國訴求。陶行知既是文化界救國會的重要參與人之一，同時兼任中國新文字研究會會長、國難教育社社長，正是在他的聯絡之下，中國新文字研究會成立後得以召集文化界救國會、國難教育社、女教師聯合會等上海文教團體開會商討如何推動拉丁化。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漢字拉丁化相關宣傳開始與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動實際結合起來。中共文化人柳湜因而認為漢字拉丁化運動「是隨著國難宣傳喚起大眾的路線而發展的」，是大眾在反帝的民族解放事業中被激發起來的文化自覺運動，它和理論通俗化運動、國難教育運動一起構成文化大眾化運動的重要一環。
（陶行知）
將拉丁化與抗日救亡相結合，積極爭取民主人士的支持，這一策略的效果，在1936年初推出的《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公開宣言書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該宣言書由陶行知主持草擬，徵集籤名的過程長達四月，最終以中國新文字研究會名義在《文學月報》等報刊公開發布。宣言籤名者包羅甚廣，既有魯迅、郭沫若這樣的左翼文化領袖，也有艾思奇、聶紺弩、茅盾等知名的中共知識分子，還包括蔡元培、孫科、沈鈞儒、鄒韜奮等政學界名流。他們中的多數人也都參加了文化界救國會。《意見》首先解釋了拉丁化方案為蘇聯人炮製的普遍誤解，肯定了其相比「國羅」和注音字母的優越性能，認定它是「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在遭到國民政府當局嚴厲查禁的情形下，通過訴諸民族救亡，漢字拉丁化運動爭取到了左翼以外的社會名流的公開支持，有效擴大了宣傳聲勢，漢字拉丁化支持者因此認為宣言在事實上賦予了這一運動以「『不成文』的、『民主的』法律保障」。《意見》的影響還可以見於1936年9月毛澤東致蔡元培的信中。毛澤東在信中對蔡元培在《意見》中「赫然列名於首位」表示由衷欽佩，欣然慨嘆:「二十年後忽見我敬愛之孑民先生，發表了嶄然不同於一般新舊頑固黨之簇新議論，先生當知見之而歡躍者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產黨，必為無數量人也!」毛澤東寫信的主要用意固然是為了爭取蔡元培對抗日統一戰線的支持，但同樣可看出中共高層對這一運動的關注和經營政黨文化形象的自覺。
總體而言，魯迅、郭沫若、蔡元培等文化領袖的公開支持，左翼文化陣營有組織的集體宣傳，民族救亡與大眾立場的結合，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肇端於蘇聯的拉丁化運動迅速在國內打開局面，造就了廣泛的輿論影響力。1936年胡愈之曾形容「漢字拉丁化已成為目前文化運動的一個中心問題，卻是絲毫沒有疑問的」，應當並非過分誇大之詞。
當然，漢字拉丁化運動依託政治民族主義而興，也因此屢遭各界抗議和反對。在民族國家時代，「書同文，語同音」所代表的統一語言文字規劃，本身就是國家政治文化秩序的一部分。因而在國民政府看來，使用拉丁字母和拼寫方言，即是對現行語言文字規劃也就是國家政治權威的一種挑戰，絕對不能放任之。另外一方面，文化保守主義和胡適所言的「極端的民族主義」一直是國民黨政權的基本價值取向，他們對傳統文化整體上取一種認可的態度，因此也不能容忍對漢字這一中國歷史文化基本符號加以激烈變革。出於這一原因，國民黨政權面對勃興的漢字拉丁化運動，除了直接攻擊其是中共「拿蘇聯盧布」和「消滅中國文化」外，還表現出了極強的維護漢字的文化正統意識。這一點，在1936年通過的《文化建設事業綱要》這一體現國民黨基本文化政策的文件中有鮮明體現。《綱要》多處涉及語言文字的統一化和規範化，例如其中的「綱領八」規定「加緊推行全國標準語，以促成語言之統一」，「綱領九」規定「確定漢文正楷為正規字體……訂定簡易正確之文字教育法」，「綱領十」規定「取締拉丁化漢字及任意不正規花紋立體字」。如果聯繫當時國民黨加強社會控制和厲行推廣民族主義的語境，就不難看出上述規定背後的政治意涵。事實上，漢字拉丁化運動在社會上也招致了激烈的批評非議。國語運動者批駁其分裂中國語言，漢字本位論者更從民族文化一統和民族認同角度加以激烈聲討。這些反對聲音不僅始終存在，1936年後還伴隨著文化民族主義思潮之勃發而日趨高亢。整體觀照這些現象，我們就會辯證地認識到，正是由於民族危機同時促成了政治民族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的高漲，圍繞漢字的激進和保守立場才能各自製造輿論熱點並分別形成陣營。
四、結語
在社會生活劇烈變動的時期，語言文字的變革往往超越學術範疇，演變為具有深刻意義的文化甚至政治問題。30年代勃興的漢字拉丁化運動，既內在於「五四」以降現代語言運動的發展脈絡，又有著更深層的社會和歷史動因——它是左翼思潮在語文領域的集中映射。
在與左翼思潮融合的本土化過程中，漢字拉丁化運動明顯弱化了其世界主義的烏託邦追求，而刻意凸顯了更為現實的階級革命和民族主義目標。出於對工農作為政治力量的重視，中共文化人比國民黨和一般知識分子更深刻地體認到大眾化在革命動員中的重要性，加上此期他們普遍文化國際主義信念強烈而文化民族主義意識淡漠，因而能夠堅定地「告別漢字」和提倡拉丁化。易言之，對漢字的價值判斷即使再負面，如果不是深刻地與大眾化這一革命意識形態內在捆綁，也根本不可能從理論批判轉變為持續的社會實踐。至於漢字拉丁化所產生的廣泛社會反響，首先與「五四」以來知識界的「左」傾化和社會氛圍本身的激進有關。在階級概念深入知識界，「大眾化」成為新的合法意識形態的30年代，雜糅著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漢字拉丁化運動，對激進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以及部分民主人士產生相當的思想吸引力，其實是一種自然的時代現象。當人們樂於並且相信階級分化不僅是歷史也是現實的基本規律時，類似漢字為精英壟斷文化之工具的觀點也就變得容易接受。其次，1934年之後漢字拉丁化運動開始在國內勃興，這也正是中共逐漸擺脫政治軍事上的艱難處境努力復甦的時期，而其得以復甦的關鍵在於適時地推出了「統一戰線」戰略。漢字拉丁化的社會化歷程，一方面得益於與這一戰略的自覺結合，另一方面又為中共與文教各界統一戰線提供了一個不那麼「政治化」的途徑。
本文原刊於《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2期，注釋略，圖片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