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政緯
李氏朝鮮因為萬曆援朝逐倭之恩，對消滅明朝的滿清一直很不感冒，在出使滿清的使者的日記裡面經常違背事實地把滿清貶得一文不值，對明朝則寄予了遠超其應有評價的浪漫化想像。李朝孝宗甚至真的準備出兵反清復明，因驟然身死才作罷。
在朝鮮人的心目中，清朝的文化不如明朝，所以朝鮮使節的中國旅行無異於一場「緬懷明朝」的盛大演出。他們一路上身著大明衣冠，沿途關注各式敏感的文化物品、歷史遺蹟，在日記中不時自問——「大明衣冠今何在？」
清代朝鮮人的使行，像是對大明王朝的致敬，他們嘗試捕捉某種熟悉感，體會一個已然消逝的時代。朝鮮王子李㴭離開朝鮮前，途經平壤城，他還記得城中的「武烈祠」，也就是「壬辰東徵唐將畫像處也」，在那兒供奉著萬曆朝鮮之役期間，幾位曾徵戰沙場的明軍將領的肖像，而這是當時的中國人已然遺忘的存在。
朝鮮使者關心明朝，不論是在1644年後尚屬去久未遠的「新聞情報」，或是去古百年後的「歷史傳說」，明朝是話題，是前往大清的重要目的。
1645年，成以性詢問一位名叫高美的漢人，說天下大亂，人為魚肉，有見識的高人都逃奔何方？又問北京城陷落時，是否有忠於大明的人士為明朝殉節。高美一一回答後，成以性又追問道:「君有如許文才，此後赴舉耶？」試圖藉此探詢人心的歸向，是否中國人仍心懷大明，是否人心未死。這像是打聽情報，其實說的也是朝鮮人自己的故事，他們想要尋覓志同道合的人，證明吾道不孤，「胡虜」必無百年之運。
有時答案令人失望，像高美就只是沉默不語，選擇迴避問題。
康熙六十年(1721)，李宜顯(1669—1745)偶遇一位自稱明朝國公後代的漢人常玉琨，他表明祖上是常遇春(1330—1369)的弟弟常維春。
常遇春是明朝開國功臣，尤其以擊敗蒙古人著名，這在明清鼎革之後別具意義，李宜顯不禁問道：「你是明朝人子孫，獨無思舊之心耶？」玉琨只回了一句：「已順他人也。」李宜顯的表情想必比常玉琨更加落寞。
不論是高美的沉默以對，還是常玉琨「已順他人」的自白，全都不是朝鮮人期待的答案。無怪乎姜浩溥(1690—1778)認為漢人「全無思大明之意」，儘管途間與一位名叫程的漢人相識，姜浩溥卻無意與他稱兄道弟，理由是「嫌其剃髮胡服，恥與呼弟兄」。在姜浩溥眼中，剃髮「胡服」就是野蠻人，同時也是不思念明朝的人，因此不願深交。
不僅如此，初入境大清時，姜浩溥甚至不願意看上女真人一眼，並拒絕食用源自大清的食物。朝鮮使節團時常在沿路搭起火架，就地取材，做成簡易的餐點。姜浩溥自稱，在看過女真人的容貌之後，一股噁心想吐的感覺盤旋心頭。傍晚用餐時，他發現烹飪使用的豬肉雖然是隨行的朝鮮人調理，但來源是當地買來的，是「胡人之物」，於是嫌其汙穢而不願意食用。
姜浩溥的感受曾是朝鮮使者的普遍反應，他們驚愕於中華的子民不思念明朝，甘心臣服於女真人和蒙古人。諷刺的是，這群以明朝子民自居的朝鮮人，如今卻同樣得拜倒在大清朝廷之下，行禮如儀。
姜浩溥走進紫禁城的太和殿時，清楚記得此處在明代名為皇極殿，是明朝天子接見臣子之處。當他跪倒在地，低身匍匐，心裡感慨的是:「胡酋儼然坐其上已可憤慨，況我輩以皇明遺民，平日讀經傳、講義理，其自視與視彼也何如？而今乃甘心拜稽於下，俯昂今古，無地灑涕。」顯而易見的是，姜浩溥以明朝子民自居，並對於朝見雍正皇帝(1678—1735)感到羞愧不堪。
抱著這種念頭的人不只姜浩溥，1732年，韓德厚(1680—？)向皇帝行大禮時，不免感慨:「以我衣冠禮容，屈膝於犬羊之庭，追念皇明盛時，感憤之懷，自難抑也。」身著大明衣冠，撲倒在女真人的宮闕下，想必極不是滋味。
走進朝鮮使節的內心，就能稍微理解枯樹枝葉繁茂的意象，對他們而言別具深意，同時多少也能透析他們的言談與舉止，追問其動機與用心。
李㴭對武烈祠的描述看似隨筆帶過，在我看來其實是有意識的行為，與此類似的例子甚多。同樣在朝鮮境內，前往北京的貢道上，路旁有一座小館，李德懋記得此處是明朝使者來朝鮮的必經之地，朝鮮和明朝的官員在此賦詩唱和。館旁一棵長約一丈的松樹下可容二十餘人依地而坐。令李德懋遺憾的是，越來越少人認識這株松樹，明朝滅亡以後，「無人識此松」。
清廷派往朝鮮的使節，可能早已遺忘松樹的典故，朝鮮卻拼命想銘刻腦中。他們在中國境內移動時，多方注意各種與明朝有關的遺物，可能是一塊匾額、一座碑銘、一列牌坊。尤其遼東一帶是明清鼎革交火的熱戰區，朝鮮使者是唯一憑弔古戰場的遊人，藉此尋覓明朝的蹤跡。
李宜顯曾巡禮山海關外松山、杏山等處，他在附近找到一塊明代立的碑文，是萬曆皇帝為嘉獎遼東官員王盛宗、王平父子而立。他發現碑文中有二字遭到挖空，按上下文判斷，被去除的字應是「奴酋」二字。朝鮮使者或許是少數注意這塊碑銘的路人，也是發現明朝的用語遭到時代擠壓、漸漸消失的見證者。
松山、杏山一帶至關重要，這是山海關外重要的防守據點。明朝將領洪承疇(1593—1665)曾與皇太極在此對峙，爭奪這些城寨的主導權。這場名為松錦之戰的結局，清軍大獲全勝，洪承疇向清軍投降，此後成為明朝的敵手。1721年，李宜顯仍記得此處經歷的故事，他說皇太極得到「松杏之後仍長驅，席捲天下之勢，遂至於不可支」。又有多少清人行經此處，從這樣的角度看待古戰場的歷史意義？
松錦之戰引起朝鮮人長久的哀嘆
李宜顯對山海關外的堡壘情有獨鍾，因為這裡不僅是明清兩國的拉鋸場，也是朝鮮國的傷心地。皇太極攻打松山、杏山、錦州一帶，時在1639年，朝鮮已臣服清軍，有義務出兵協助大清朝廷的南下之行。
朝鮮王子李㴭站在松錦城下，憶及「清主徵吾東數千精炮，替戍四五年」，在此處與皇明中華鏖戰。李㴭不禁感嘆:「東方將卒縱怯清人威令，含羞赴敵。國家數百年養兵，未用於當用之時，反用於不當用之地。」
朝鮮的養兵之功，居然付諸此地，用以對付大明，令思念大明的使臣心痛。李㴭眼前的杏山堡，滿目瘡痍，百姓蕭條，不知他是否感到一絲罪惡？
朝鮮國不是沒有二心，也曾計劃反擊，消滅清朝，最著名者莫過於朝鮮孝宗(1619—1659)的北伐雄心。
朝鮮孝宗是仁祖之子，李㴭的哥哥，曾在瀋陽作為人質，以證明朝鮮有求和之心。在瀋陽作質的歲月令孝宗更了解清朝，卻沒能讓他欽慕大清朝廷。返國後，他召集各色以反清著稱的朝鮮讀書人，其中以宋時烈(1607—1688)為代表，極力宣揚反清思想。
1659年，朝鮮孝宗召見宋時烈，屏退左右閒雜人等，向宋時烈表明
今虜有必亡之形，前汗時，兄弟甚眾，人才亦多，而專尚武力；今也，兄弟死亡略盡，人物皆篤下，兵事漸弛，頗效中國法制，且虜主荒於酒色，其勢不久，此所謂必亡之形，予料之熟矣。天下事未可知，正宜無失其幾，故欲養精兵十萬人，俟釁而動，直抵關外，則中原豪傑必聞風而起，吾國子弟之為虜俘者，亦豈無為我內應乎？
孝宗意圖準備精兵十萬，攻打清朝，他深信大清敗象已露，且關內的中原豪傑必定響應義舉，大事可為。
孝宗北伐的雄心壯志沒能化為現實，他在同年死去，這股熱誠像是流星，轉眼即逝。即便如此，這顆流星閃耀的光芒仍提醒無數朝鮮人，我們不僅思明，更且有顛覆清朝之志，儘管那是一項未竟的志業。
李氏朝鮮的孝宗大王
姜浩溥看著女真人絡繹於途，心中便想著，若孝宗北伐成功，這些野蠻人必定不容見於中國。即使他明知這「雖設意妄想，而頗若爽快矣」。腦海中的幻想，也能令他心曠神怡。
姜浩溥的自白直截了當，但就是這股豪氣相對於燕行的苦悶，道出朝鮮使者心底的糾結心緒。韓德厚感慨自己得跪拜於胡虜之廷，也很自然地想到孝宗北伐，稱譽「孝廟薪膽大志，昭乎日星。皇天假年，大計終成，則吾輩今日亦豈有此行」。若孝宗北伐成功，今日何必燕行呢？
孝宗北伐的故事，一方面照映出朝鮮厭惡清朝的面向，一方面也透露他們審視大清的心理狀態——危在旦夕。
照理推斷，親眼目睹大清景況的朝鮮貢使，是朝鮮國內的中國專家，最明了中國實情。然而，細細品味朝鮮使者的「中國報告」，卻不若此想。
如果說朝鮮使者對清朝初期的國勢判斷，受限於明清鼎革不久、人心不穩的現狀，加上後來三藩之亂的變動，難有準確的掌握。但有意思的是，被視為盛清時期的乾隆年間，卻也被朝鮮使者當作隨時必有大亂的危局。乾隆九年(1744)，朝鮮英祖(1694—1776)詢問燕行使趙顯命(1690—1752)清朝實情，顯命居然回答:「外似昇平，內實蠱壞，以臣所見，不出數十年，天下必有大亂。」
趙顯命認定滿清不出幾年，必將大亂。乾隆年間出使滿清的另一使者洪大容(1731—1783)也曾詢問清朝讀書人:「聞說中國多災異，民心多動，未知實狀如何？」因為野蠻人「胡虜」不諳中華文化，無法治理中國，自然民心多動，不出數十年，天下必有大亂。
按照這種認識，清朝自然一無是處，沈念祖(1734—1783)燕行歸國後與朝鮮正祖曾有一次談話，當提及清朝時，沈表示：
萬裡中土，盡入腥羶。所尚者，城池、甲兵；所重者，浮屠、貨利。華夏文物，蕩然掃地，甚至大成殿廊，便作街童遊戲之場。簷廡荒頹，庭草蕪沒，而未見一介青衿之在傍守護，見之，不覺於悒。
在他眼中，清代中國專尚武力，重視佛教，熱衷營利，忽略文教，全然與中華上國的形象不同，中國已不是中國。
一開始是輕視大清朝廷的治理能力，接著是批判清朝的一切，最終甚至連中國擅長的文學也遭到抨擊。韓德厚直言:一路上認識的讀書人，通曉文字者並不多見，或有一二位擁有功名者，卻都「蠢蠢貿貿，無足與語。中華文物無地可尋，足令人釀涕也」。中國讀書人無能，中國沒有半點中華文物，令朝鮮人失望透頂。更有甚者，朝鮮人認為滿洲人治下的漢人，已然忘卻老本行，導致「近來滿洲文學反勝於中華」。
正是緣於孝宗北伐的典故，以及對女真人先入為主的偏見，朝鮮對清朝不僅語多鄙夷，且難以正眼直視清朝的實狀，做出合理的判斷。這是難以苛責的歷史情境，因為任何人都可能囿於己見、擁抱成見，甚而錯過真實，這是人性使然。
尋找朝鮮思明的根源，很難忽略萬曆皇帝。這位在中國史上乏善可陳的皇帝，居然是朝鮮對於明朝情感的重要目標，想必這是當時人們始料未及的事態。
在明朝滅亡之前，因著壬辰倭亂的衛國之功，朝鮮上下莫不感恩戴德，將萬曆皇帝的恩德譽為「再造之恩」。1644年後，一部流傳甚廣的朝鮮私撰史書《尊周錄》其中一卷即專載此事，卷首明確地表示：
惟我神宗皇帝之眷恤我一方者至矣、盡矣。.發天下之兵糧，拯一方之水火者，實千古所未有者，此我昭敬大王所以萬折必東之誠，而環東土捨生之屬，亦莫不感慨想念，沒世不忘者也，於休盛哉！
通篇感念萬曆皇帝的恩德，因為是他指揮天下兵馬，拯救朝鮮於危國邊緣。朝鮮社會一個世代一個世代接力，傳承這份永世不忘的想念。
援朝逐倭是萬曆幹的少數幾件人事之一
萬曆皇帝是一個極佳的話題，在這個時代發生壬辰倭亂，明清動亂亦由此始，那些遭逢鼎革的明朝人和朝鮮人，大多生長於萬曆年間。誇張地界定，萬曆之後才是朝鮮與中國深切交往的開始，承先啟後，奠定入清後的心理狀態。如果沒有壬辰倭亂，朝鮮君臣是否會如此思念明朝，值得思量。
然而，歷史不能只有同情的理解，必須兼具批判的眼光。思念明朝的根源可能來自萬曆皇帝，尤其是壬辰倭亂，但朝鮮上下對萬曆帝的推崇不無疑義，部分必須歸諸歷史的浪漫。沈念祖向朝鮮正祖說孔廟的大成殿廊成為孩童嬉戲之所，沒有見到什麼人看守，揆諸清廷崇儒尊孔的史實，自然是信口開河的謊言。
即便真如韓德厚所言，清朝的孔廟荒蕪，儒風掃地，一無可取之處，我們也不應忘記，萬曆年間出使的許篈，不正批判國子監道：
師者倚席不講，為弟子者散處閭閻，祭酒、司業以驟升大官為念，監生、歲貢以得添一命為榮。慢不知禮義廉恥之為何事。
萬曆十五年(1587)，斐三益(1534—1588)也說國子監：
閭閻下賤闌入其中，聖廟卓上或有超乘踞坐者。所謂冠儒冠者皆貿貿無知，有欲得筆墨者，行囊才解而爭乞不已，既或得之而猶求無厭，殊非所望於中華禮義相先之地也。
這幅景象與清代朝鮮人恥笑的清朝讀書人相距不遠。
沈念祖又說清朝重視佛教，這對崇敬儒學的朝鮮而言，不啻異端邪說。沈念祖卻忘了許篈曾驚訝於明朝「最尚異教淫祀，每村必有一寺，或有三四者，謂之廟堂」。許篈也承認北京城附近各種寺廟、道觀所在多有，顛覆過往將大明視為中華文物禮樂集散地的想法。
沈念祖的言論固然屬實，難道明代的朝鮮使臣公然撒謊？事實是人總會選擇性地記憶，同時選擇性地遺忘，兩者都是真實，都是選擇性的真實。
本文節選自《從漢城到燕京：朝鮮使者眼中的東亞世界（1592—1780）》，該書總述明清時代朝鮮使者對中國的觀感，從他者的角度反觀中國，饒有興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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