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劇作家斯特林堡（Strindberg, 1849—1912）創作的獨幕劇《朱莉小姐》（Miss Julie）迄今仍然常演不衰，上海舞臺上尤其如此。《朱莉小姐》沒有複雜的戲劇情節，以古希臘戲劇三一律的要求進行的創作。仲夏節之夜，朱莉小姐在穀倉裡舉行的舞會上邀請她家男僕讓與其共舞，後來她又鬼使神差地委身於男僕，最後走上自殺不歸之路。整個故事從情感產生、失身到第二天清晨走向死亡，估計不足十小時。在和男僕讓沒有多少情感前戲的情況下，朱莉小姐為何會突然選擇極端性手段，結束自己年輕的生命？筆者無論是從演出，還是從劇本，對此一直感到困惑不解。有的學者認為：「突出表現了男女之間的情感和欲望的衝突，揭示了兩個不同社會階級的尖銳矛盾。」[1]（P249）有的從自然主義進行研究，有的從社會心理方面討論。但基本上都是比較抽象的概括，不足以解答筆者的困惑。今天筆者嘗試從社會表演批評的視角進行探討，試圖追求新的結論。筆者覺得答案是清晰的。
「一切人的社會行為都可以被看作是社會表演，這一新的觀察社會的方法給社會表演學者帶來了無窮無盡的可以自由選擇的課題。」[2]（P93）所以，我們從社會表演批評的角度對《朱莉小姐》進行研究，不但是可行的，更是給戲劇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也提供了一種新的探討方式。
一、角色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
人生活在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誰都離不開角色的設定。既然離不開角色的設定，也就沒有辦法離開由角色設定引發的社會表演。角色的設定一般涵蓋兩個方面，一個是自然對角色的設定；一個是社會對角色的設定。也就是說，角色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大特徵。自然屬性相對簡單，血緣關係可為其重要內容，如父子、兄弟、姐妹等。社會屬性雖然比較複雜，但大多與職業和社會地位等相關聯，如教師、工人、老闆、貴族和僕人等。自然賦予的角色相對固定，社會賦予的角色自由度和規則性相對較高。隨著工作或者地位身份，以及環境等的變化而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社會角色可以說是有規則的自由動作。這些規則性對角色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會起到較大的規範和指導作用。儘管對某些人來說，他們可能能夠超越某些限制，但對於絕大部分人來說，他們是超越不了的，或者說是做不到的。對於那些超越了規則性要求的人來說，他們的命運可能發生突轉，有時他們的命運可能會發生悲劇性走向，這也是常有的不爭事實。
朱莉小姐出身貴族，雖然她母親出身卑微，但她父親有莊園，有僕人，家裡還有許許多多幹活的下人。不管朱莉小姐承認與否，從自然屬性來說，朱莉小姐屬於貴族這是確定無疑的。從社會屬性來說，眾多家丁無一不把朱莉小姐看作這個大家庭中的主人，除了有個最為權威的父親大人之外，餘下就是這個大小姐了。所以，朱莉小姐的角色定位無論是自然屬性還是社會屬性，都是上等的社會階層，毋庸置疑。相對朱莉小姐，劇中人都來自下層社會。其父親—爵爺在整個劇中也沒有露面，他只是作為一種背景存在，所以本文將不再討論朱莉小姐的自然屬性，而把中心放在社會屬性，討論朱莉小姐的社會表演、角色扮演及其扮演的脆弱性等問題。
從《朱莉小姐》這個作品的標題看來，這場討論也是恰到好處的。劇作家斯特林堡寫作中心顯然也是重在社會，也多是從社會的角度來進行創作的，因為小姐這個稱謂只能以社會為重，朱莉的父親稱呼朱莉是不會在朱莉後面再加上小姐一詞的。朱莉小姐這樣的稱謂也只能由外人來使用。藉此可以推斷，本作品雖然也可以從自然屬性來進行探討，但是由於該作品社會屬性角色的份額遠多於自然屬性角色的分配，多從社會屬性進行探討更為合理，是不置可否的。
二、角色設定
《朱莉小姐》這部作品的角色設定是富有技巧的。三個角色有兩個僕人，一男一女為戀愛關係，且以夫妻相稱，第三人為大小姐朱莉，她應該算是這個大家庭中的女主人。一般說來，這種設定本身沒有什麼特別的，關鍵是斯特林堡將女主人朱莉和男僕讓的關係創造性地設定為一種既非戀愛，又非情人的關係，這就使女主朱莉與男僕讓之間的關係變得異常特別了。況且以非戀愛又非情人，又是主僕的女男關係展開人物關係和戲劇動作的作品在中西戲劇中也實屬罕見，這就顯得更為特別了。當下沒有主僕之分，然而在斯特林堡的時代，主僕關係是涇渭分明的。僕人屬於「無足輕重的人，而『無足輕重的人』通常需要服從他人，並不受到人們的重視。」[3]（P130）「在我們的社會中，僕人也許提供了『無足輕重的人』的最典型的例證。當主人對在場的客人進行好客的表演的時候，這種人被指望出現在臺前區域。儘管從某種意義上說，僕人是主人劇班的一部分，但從某種角度來說，無論是表演者還是觀眾，都把他看作是不在場的人。在某些群體中，僕人也可以自由進入後臺區域，這是因為人們認為在他面前並不需要維護門面。」[3]（P130）
社會表演認為：僕人屬於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既不是觀眾，也不是演員，他們既不屬於前臺，也不屬於後臺。因為角色特殊，他們卻可以出現在前臺，也可以自由出入後臺。同時他們又把前臺和後臺串起來。無論是前臺還是在後臺，他們都可以被無視而存在。正是這樣一個隱形的人構築了斯特林堡《朱莉小姐》的特殊存在。
這種特殊的存在，根據加拿大社會學者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的觀點，男僕讓這個本來應該被當作不在場的隱形人卻一反常態地被安排在場了，而且顯性得幾乎成了主角。男僕讓不但出現在後臺，而且還從後臺被推到了前臺，並且與家中女主人朱莉構築一種新型的人際關係—主僕戀，而且還相約一起私奔。社會表演中的僕人角色在整個作品中發生了顛覆性的變化。這樣的設計斯特林堡旨在突顯角色在社會表演中的顛覆性作用，且起到了相應的作用。
斯特林堡高超的角色設定，其實遠不止這個例證。在朱莉小姐和男僕讓深夜瘋癲的過程中，克裡斯汀是作為第三人出現的。這個第三人和一般性的第三人不一樣。她也成了一個既在場又不在場，既顯性又隱性的存在。朱莉小姐和男僕讓在廚房中花天酒地，侃侃海聊。其實就在他們身邊，女僕克裡斯汀以假裝或者真實沉睡的狀態，躺著默默無聞地陪聊。男僕讓知道克裡斯汀就在身邊，朱莉小姐也知道克裡斯汀就在她邊上躺著。男僕讓也知道他和克裡斯汀之間是什麼關係。他也不斷提醒朱莉小姐，現在已是深更半夜，有第三人在場，而不是只有他們兩個孤男寡女對酒當歌。對於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女性來說，特別是面對一個肌肉強勁，體格健壯的男性且又在深更半夜之時，她的行為舉止該何去何從，明眼人是自得而知的。然而，男僕讓的提醒沒有起到任何作用。相反朱莉小姐予以反駁，完全無視克裡斯汀的存在。她認為，忙了一整天灶臺的克裡斯汀已進入夢鄉，享受的是美夢。斯特林堡通過巧妙的安排，讓克裡斯汀因勞累困頓，睡意深沉來解決第三人的存在問題，來解決前後臺的關係問題，來解決既在場又不在場，以及既顯性又隱性的問題，實在是極為高明的一著棋。睡眠將克裡斯汀這個第三人的觀眾隱去，達到讓朱莉小姐和男僕讓可以無視他人的存在從而能夠充分表演，達到絕對表演的目的，技巧精妙。
可見，斯特林堡對於角色的設置使男僕讓和女主人朱莉小姐原有的角色都被徹底顛覆。相對於朱莉小姐，男僕讓的僕人角色消失殆盡，他成了主人，相對於男僕讓，女主人角色也不見了，朱莉小姐成了讓的僕人。角色的顯性又隱性問題得到了充分的表現。相對於克裡斯汀而言，男僕讓和朱莉小姐成了不在場的僕人；相對於男僕讓和朱莉小姐，克裡斯汀也成了一個不在場的存在。主僕角色徹底被顛覆。可見，斯特林堡有著強烈的社會表演意識，且將他的社會表演意識貫穿到了角色設置中，並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現。
三、角色表演
朱莉小姐的社會表演活動是容易理解的。作為這個大家庭中地位最高的角色，孤家寡人的她要得到男僕的認可實際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需要使出全身的力氣，扮演最佳角色才有可能。為了達到預想的效果，朱莉小姐應該是使出了全身的解數的。
先看看朱莉小姐的肢體表演。
當朱莉小姐一碰到男僕讓，朱莉小姐就毫不猶豫地發起攻勢，乾脆直接用手帕撩撥男僕讓，位置明確：臉部。人人都知道，男士本身就屬於主動性動物。戀愛中往往是男追女就是這個道理。生活中如果某個男士遇到了像朱莉小姐這樣一個不斷使用肢體語言撩撥的女人，相信十有八九男士們會知道這個女人所傳達的特殊含義，或者說這個女士想要什麼。其實朱莉小姐使用肢體語言進行超常規表演的地方還有許許多多。如朱莉小姐興之所至，要求男僕讓陪她到外面去採摘丁香花。朱莉小姐的肢體動作直接得讓男僕讓都感到不自然。她伸手給讓，像情人般地牽著讓的手，要讓和她一起出門採花去。孤男寡女加上深更半夜，加上主僕關係，而且是野外，是人都可想像他們到底想要幹什麼！讓也知道雖然這些都屬於後臺行為，也深知這是不可為的，於是他堅決不從，明確告知朱莉小姐，他就是一位普通的男人，他不是一個聖潔的人。這樣下去必將發生什麼，朱莉小姐當然知道，但她不為所動，特別是當朱莉小姐還故意挽起男僕讓的胳膊，當男僕讓用手捂著一隻眼睛，朱莉小姐即刻命令讓坐下來，用她的手帕擦拭讓的眼睛。擦拭的同時，朱莉小姐不忘加緊挑逗讓。她乘機觸摸讓那健壯結實的手臂，口頭還不斷地讚揚讓的男性特徵，這幾乎激活了讓潛在的生理欲望。讓全身顫慄起來，盡力克制自然需求。讓不得不開誠布公地警告朱莉，她會玩火自焚的。
為了達到目的，朱莉小姐進行語言表演的案例就十分普遍了。
當朱莉小姐意欲與男僕讓穀倉共舞的時候，她的要約也是毫不隱諱直接表達的。她那嬌滴滴的發音方式足以擊倒任何男士：「跳舞嗎，你的舞跳得不錯。」[1]（P227）發現男僕讓有所顧忌，朱莉小姐並不打算收手：「和我跳一場舞，讓。」[1]（P227）朱莉小姐不顧後臺行為讓男僕明顯尷尬予以拒絕，他只好藉口已答應女友克裡斯汀。朱莉小姐並沒由此打住，而是繼續堅持挑逗，反過來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克裡斯汀和讓跳另一支舞蹈，而且堅持要求男僕讓和她一個舞曲連跳兩次。她從嬌滴滴的語言勾引到明確下令堅持，語氣的變化和強化都是語言表演的重要案例。對於克裡斯汀來說，她的角色定位告知她，她是不可和女主人爭搶男人的。既然朱莉小姐執意邀請她的男人跳舞，她自然是沒有辦法拒絕的，只能勉強答應了。
其實《朱莉小姐》語言性表演還遠不止這些。法語的運用就是重要的一例。「表演性的提示是在表演者和誘客者或觀眾中的共謀者之間進行的……同樣也為上層社會的成員所運用。他們彼此用法語進行交談，以防止孩子、家僕或商人聽懂他們談話的內容。」[3]（P156）語言與角色存在某種內在的共謀關係。朱莉小姐開啟的法語頻道旨在拉近和男僕讓的關係。法語曾經是歐洲上等社會的象徵，享有過重要的社會地位。無論是朱莉小姐還是男僕讓，他們使用法語除了行使語言的實際交際功能，即不想讓克裡斯汀聽懂他們的談話內容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藉此消除主僕角色之間的鴻溝和隔閡，拉近他們的距離。這個距離可以提升男僕讓的角色地位，也確實提升了男僕讓的角色地位，同時也增進了男僕讓一步一步向上爬的自信心理。可見，法語已不再只是語言問題，也是構成社會表演共謀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
服裝與角色也有重要關係。不一樣的服裝代表著不一樣的角色，甚至身份，所以職業著裝全球流行，屬於規定性動作也就是這個原因。朱莉小姐這個大家庭和所有當時瑞典家庭一樣，主僕關係僅從著裝就可以看出來。在舞會繼續的時候，朱莉小姐突然覺得男僕讓的著裝有失身份，應該有所變化。朱莉小姐即刻要求讓換掉僕人制服，改穿上等人士的服裝。朱莉小姐的這個要求並不是太過分，因為畢竟活動在主僕之間，主人有這個權力；畢竟是處於節慶中；畢竟是較為正式的場合；畢竟是一場正式舞會；畢竟舞會上有許許多多的僕人等有多種多樣的原因。另外，隨著音樂旋律的律動，舞士舞女不同的著裝也會顯得尤為打眼，讓人感覺美感不足。這些都沒有問題。問題出在更衣的地點和過程。僅因為性別上的不同，簡單迴避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然而朱莉小姐嚴詞拒絕：「換一件外套還要迴避嗎？」[1]（P228）她不但沒有迴避的意向，而且還主動提出就在她面前更換，她轉過頭去就可以。表面上看只是簡單更衣，實際上背後大有文章可做。因為除非是夫妻關係，任何男女之間的更衣，適當的迴避都是應該的。反過來說，如果男女之間更衣都可不迴避，他們的關係可能就非同一般了。可見，朱莉小姐與男僕讓之間的角色關係在朱莉小姐的主力推動下又向前邁了一大步。
推進他們關係的表演行為還有許多，喝酒就是其中之一。深更半夜朱莉小姐居然提出想喝酒，而且還要求男僕讓陪她一起喝。這是朱莉小姐又一次違反常規的後臺行為。哪有主僕不分時間地點，男女之間單獨一起喝酒的！朱莉小姐打著要求男僕讓陪她這個女伴的旗號還真的有模有樣地幹起杯來！借著酒勁，朱莉小姐言語更為過分，要求男僕讓熱吻她肉肉的小腳。這個時候的讓雖然有所猶豫，但借著酒興在朱莉小姐的不斷鼓動和激活下，膽子真的大了起來。他一把抱住朱莉小姐的肉腳果真狂吻。顯然，這個時候的朱莉小姐和男僕讓的角色關係已經發生了質的轉變。狂吻成了角色轉化的重要轉折點。從非肢體接觸到了肢體真正的直接接觸，他們肉體的角色關係得到了完整的確立。
肉體需要和精神匹配有時是需要同步進行的。朱莉小姐很快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於是主動提出改變現狀，建議男僕讓扮演貴族角色。「我想，你就是一個貴族。」男僕讓極為高興，即刻接受。為了消除實際上的角色不平等，朱莉小姐願意屈下身來，家丁們哪裡會認可這種表演行為！僕人們把朱莉小姐這種屈下身來的行為稱為是墮落，朱莉小姐打破了社會給她的角色設定，墮落了。朱莉小姐的角色表演在僕人觀眾看來成了一個問題！
四、角色表演的脆弱性
哪裡有表演哪裡就有表演脆弱性的存在。無論是人類表演學的藝術表演，還是人類表演學的社會表演都是如此。社會表演的脆弱性往往與社會表演的前後臺關係有緊密的聯繫。社會表演的後臺行為往往會出現洩密問題。任何表演信息只要少許洩露，觀眾就會開啟自己的心理認知對社會表演行為進行重新審視，通過不同的心理審視，觀眾們就會得出完全有別於表演者期待的結果。
作為《朱莉小姐》中的僕人們，他們也會和一般社會表演者和社會表演觀眾一樣，他們如果發現表演者的異樣動態，就會開發自身的想像空間得出他們所需要的結論。在《朱莉小姐》中，舞場上遠不止朱莉小姐、男僕讓和克裡斯汀三個人。眾多的僕人舞者不僅在跳舞，更是在察言觀色，體察這場舞會與眾不同的特別之處。他們果真發現朱莉小姐的舉動超出常情。他們開始暗中評論朱莉小姐和男僕讓的不正常關係，雖然在朱莉小姐看來，這種評論多與妒忌有關，社會表演的脆弱性還是有所體現的。雖然朱莉小姐覺得她選擇男僕讓跳舞是合理的，因為選擇舞伴，誰都會選擇最佳伴侶，特別是在女主人難得出席下人舞會的情況下更會如此。朱莉小姐站在自身的角度看待問題，她認為她能夠參加僕人的舞會，本身就是在給僕人面子，僕人應該感到榮幸才對。僕人們怎麼可以隨意作評論呢？讓代表的是僕人，與讓共舞意味著與所有僕人共舞。當晚不分尊卑和僕人們共度良宵，那是因為節日仲夏夜之故。然而朱莉小姐的解釋和認知，舞場上的僕人們會接受嗎？
雖然朱莉小姐有時話語溫柔；雖然她有時盡力保持前後臺表演的一致性，然而機警敏感的僕人們還是撲捉到了重要信息。他們覺得朱莉小姐的表現反常，於是他們躲在門後做鬼臉使眼色，朱莉小姐的角色設定和角色表演之間凸顯衝突，表演的脆弱性即將導致表演分裂。
表演的分裂且不可修復的地方還有許多。舞蹈間隙，朱莉小姐要求男僕讓坐下，自己卻毫無顧忌地坐在男僕讓的面前。這個小小的動作使主僕角色關係瞬間發生質的變化，因為僕人是不可以隨意在主人面前坐下的，女主人更是不可以隨意在僕人面前坐下。無論誰坐在誰的前面，按照瑞典當時的行為禮儀，這都是有失體統的。角色的規定性構築了一種脆弱的社會表演關係。
表演的脆弱性還體現在朱莉小姐和男僕讓夢想方面的差異性及後續行為。朱莉小姐的夢想是朝下走，男僕讓的夢想卻是往上走。彼此夢想的差異推動朱莉小姐和男僕讓肆無忌憚起來。朱莉小姐連講話使用什麼語言都換了，她換成了法語，男僕讓也以法語應對，並告知朱莉小姐他是個健壯的男性，希望朱莉小姐予以關注。朱莉小姐繼續推進，大膽提出肉體要求，要求男僕讓熱吻她的芊芊香手。男僕讓誤以為他與朱莉小姐的角色差異已經完全消除，於是他直接攔腰圍抱朱莉小姐並狂吻起來。出乎意料的是，朱莉小姐卻狠狠地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這一記耳光抽醒的不僅僅是男僕讓的肢體，更在於抽醒了男僕讓的思維方式。一耳光將他打回到男僕讓原有的僕人角色。為了擺脫窘境，男僕讓藉口去給朱莉小姐的爹送靴子，意欲離開朱莉小姐，哪怕已是午夜時分也在所不辭。表演是需要彼此配合的，時間地點情感程度把握不好，配合不好，其脆弱性就會隨時表現出來，減弱或者破壞各自需要的理想效果是非常可能的。
自殺身亡的決定性因素仍然與表演的脆弱性有關。
表演的脆弱性還可以從朱莉小姐失戀之後，她和未婚夫之間發生的事情說起。分手後的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面，朱莉小姐有強烈的戀愛需求，她需要一個男人的呵護；另一方面，她是一個有強烈自尊的人，她的自尊不允許放棄自己的角色表演。
朱莉小姐和未婚夫還沒有走進婚姻殿堂就宣告關係結束。男僕讓親身經歷、親眼所見了整個過程，特別是其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朱莉小姐和未婚夫的關係結束前的一天傍晚，朱莉小姐以訓練為藉口，在馬廄裡訓練未婚夫。她揚起馬鞭，要求未婚夫跳過去，如果跳不過去，未婚夫會被馬鞭擊中。如果未婚夫被馬鞭擊中，他就不能通過訓練。如果未婚夫屢屢不能通過訓練，她還將繼續增加訓練量直到未婚夫達到她設定的標準為止。是人都可以想像，揮起的馬鞭如果沒有躲過，劇烈的痛感將會怎樣！朱莉小姐連下兩鞭都不折不扣地擊中了未婚夫，未婚夫不堪其辱，奪過馬鞭，折成幾段，憤然離去，宣告他們的關係結束。男僕讓的親眼所見顛覆了他原有的印象。男僕讓將這件事情傳播出去，朱莉小姐的角色形象進一步遭遇貶損。
朱莉小姐為什麼要選擇在馬廄訓練其未婚夫？是馬廄能遮人耳目，還是馬廄裡活動容易取來鞭子？馬廄是主人不會常去的地方，屬於表演的後臺區域，但馬廄對於僕人來說是常去的地方，有時多半是工作地點，多半為前臺。顯然，朱莉小姐是不希望她的父親見到她的後臺行為的。然而事不湊巧，前後臺表演倒置，朱莉小姐的訓練現場還是給男僕讓看到，而且男僕讓還偷聽到了朱莉小姐和未婚夫的秘密談話及分手的理由。朱莉小姐的角色形象在男僕讓的心裡又遭到了現實的貶損。
最能體現表演脆弱性的應該為朱莉小姐的六次痛苦哀號。這六次「救救我」的極端性哀號是凸顯表演脆弱性的又一重要例證，或者說致命的例證。社會表演隨時隨地都存在著，然而真正能夠做到天衣無縫，始終保持前後臺的一致性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為你的對手觀眾，他們可能會隨時觀察到你表演中的破綻，洩露你的機密，或者對你的表演行為不予配合。這裡的觀眾有現實中出現在你面前的人，也有你內心深處隱秘的心理觀眾，也有文化或宗教中的假定性觀眾，如基督教的上帝等。
朱莉小姐和男僕讓私奔即將成為事實之前，男僕讓抽菸喝酒，而菸酒均來自爵爺—朱莉小姐的爹。偷盜暴露的是男僕讓這個下層社會成員的本質特徵之一。看到男僕讓盡享布爾戈尼紅葡萄酒使朱莉小姐發出了「長工還是長工」的喟嘆和憤慨。面對這個邪性男人，朱莉小姐不但希望能夠儘早結束她苦難的一生，同時也期待有人來拯救她。當男僕讓告知她，他對朱莉小姐的愛情故事是從報紙上看到的，男僕讓這個角色在朱莉小姐心裡又增加了新的負面內容—賊和騙子。他們兩者之間的鴻溝變得越來越深。當朱莉小姐發現，她的角色定位既是僕役的情婦又是傭人的姘頭時，這種尷尬的境地使朱莉小姐再次發出哀號，「救救我吧」，期待救星能夠拯救她。社會表演的前後臺總是與私密行蹤相關聯。一旦私密的東西洩露出去或者不留神主動告知，在某個意想不到的時間段，這些被洩露或者被告知的信息就有可能違背當事的表演者，跑出來擊中他們的要害部位或者軟肋。朱莉小姐的情況就是如此。她把自己的家事一股腦地向男僕讓和盤託出，如她母親是貧民出身、身份低賤。她母親讓女人幹男人的活，弄得這個家庭幾乎破產。她母親後來瘋了，放火燒了整個莊園，包括房子、馬廄、穀倉等。莊園重建的時候，他父親找人借錢，結果那個幫忙的磚廠經理卻是朱莉小姐母親的情夫等。朱莉小姐把家裡這些卑鄙惡作的事情如數家珍般地告知了男僕讓。這樣，當朱莉小姐感到她和讓之間存在某種潛在的危險時，她只有哀號的命了。如果說前面三次哀號還只是朱莉小姐的想像，或者說與社會層次比較低的僕人觀眾有一定關聯的話，第四次的哀號可是切切實實與朱莉小姐父親或者說與整個大家族的歷史關聯起來了。如果朱莉小姐和男僕讓私奔，他們私奔的新聞自然會成為第二天報紙的頭版頭條。她的父親將不可避免地被動捲入其中。強大的社會壓力和社會表演意識將形成一股難以想像的衝擊波，直接命中其父。朱莉小姐認為，她的父親是無法承受這樣的打擊的，他甚至可能由此一命嗚呼！朱莉小姐已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另外，朱莉小姐感到尷尬的是，留下來既要面對做男僕讓的情婦，又要面對做他的姘頭；如果走，她的父親怎麼辦？有頭有面的父親可能會一蹶不振，甚至還有自殺的可能，因為她母親的行為就差點讓她父親絕命塵寰。第五次的哀號又回到了男僕讓的身上。男僕讓殺死黃雀時一點都不心慈手軟，拿到黃雀後直接送上剁肉臺，一刀兩斷即刻斷送了黃雀之命。然而，這隻黃雀卻是朱莉小姐心愛之物，私奔時唯一想隨身攜帶的東西。男僕讓對生命毫無敬畏之心，他的心狠手辣使朱莉小姐不得不重新考慮是否應該和讓私奔。這次激活的不僅僅是朱莉小姐對男人的仇視，更在於她又一次認知了這個世界的男人。當她想到她不得不接受這個男人的播種，不得不懷上這個男人的後代，她的孩子還需隨這個男僕的姓氏，有可能她還需要和她的女僕克裡斯汀共用一個男人，還有可能與女僕為爭搶同一個男人而發生爭風吃醋時，她幾乎徹底崩潰了，她向天發出了深深的哀號和求救。她已經完全沒了小姐的角色意識，她急切地撲向克裡斯汀，希望克裡斯汀能夠拯救她，幫她對付這個可惡的男僕讓。第五次哀號是向她的女僕克裡斯汀發出的。然而第六次，也就是最後一次哀號，它是生命的終結性哀號。它發生在朱莉小姐即將終結生命的前夕。她的父親要回來了。角色扮演遊戲要結束了，男僕讓重新穿上了僕人的制服，回歸自身原有的角色。男僕讓的心理也發生了突轉和回歸。他從一個富有理想，想要攜帶朱莉小姐私奔創建自己酒店的角色，回歸到了原來的底層僕人。這個突轉和回歸的起因就是由簡單的兩聲門鈴引起的。「是的，伯爵先生，馬上就好」[1]（P247），這句話被男僕讓重複了五次之多。他還答應爵爺他一定會在半小時之內準備好靴子和咖啡。角色的突轉和回歸不僅發生在男僕讓的身上，朱莉小姐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朱莉小姐的後臺表演行為已被無情地推向了前臺。沒有不透風的牆。誰都可能把朱莉小姐的後臺行為洩露給這個大家庭的最高權威爵爺！內外交困的朱莉小姐沒有別的辦法，唯有哀號才能使她找到內心的平衡。「唉，我怎麼這麼累啊，我什麼都做不了，不能後悔，不能逃跑，不能留下，不能活，不能死！救救我吧！對我下命令吧，我會像狗一樣的服從，為我最後效勞一次，挽救我的名譽，挽救伯爵的名譽！」[1]（P247）男僕讓的回答是，「現在我也沒有勇氣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好像我一穿上僕人的制服—就不能命令您了—而現在，自從爵爺給我說過話以後—就變成這樣了—我也解釋不清楚—但是—唔，是奴性束縛了我的手腳！—我想，如果爵爺現在下來—命令我抹脖子，我也一定會照辦的。」[1]（P247）朱莉小姐要求男僕讓裝扮成爵爺，她自己裝扮成男僕讓。她要求男僕讓再扮演一次貴族角色，雖然男僕讓從來沒有看過戲劇演出。但是朱莉小姐認為男僕讓是見過催眠術的。讓可以使用催眠術來激活她。讓於是拿起了一把剃鬍刀，塞到了朱莉小姐的手裡。他湊到朱莉小姐的耳邊悄悄地說：「這是掃帚，趁著天亮—到穀倉去……」[1]（P247）朱莉小姐拿著剃刀，口中念念有詞：「謝謝你！現在我要去安息了。現在只需要告訴我說—前面的人也能得到恩典」，[1]（P247）「我是在最後面的人的中間一個！我是最後的一個。」[1]（P247）雖然朱莉小姐自身沒有辦法驅動自己的行為，但是男僕讓可以，是男僕讓驅動了她，使她快速地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朱莉小姐是個性格剛烈之人，為什麼她會在短時間裡就選擇自殺呢？到底是哪一點動了她的絕命奶酪？這樣的結果顯然與後臺行為可能會被無情地推向前臺等問題有關。
結 語
在社會表演的舞臺上，朱莉小姐的角色設定本來是可以固定不變的，她可以按照僕人觀眾要什麼就給什麼的規則行事而平平安安。然而，她卻鬼使神差般地挑戰角色定位，挑戰僕人觀眾，挑戰有可能的媒體力量，以及媒體後的社會觀眾。挑戰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朱莉小姐不得不由此而付出慘痛的生命代價，以換取社會給她家庭帶來的榮譽和尊重。這就是社會表演的力量，社會表演前後臺的力量，後臺行為被推向前臺的力量，特別是角色表演的脆弱性等所帶來的巨大力量，以及由此引發意想不到的可悲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