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汪土司是成吉思汗後裔嗎 - 西海都市報數字報刊平臺

2020-12-09 西海都市報

  人人都希望知道自己是誰的後裔、先祖從哪裡來、是做什麼的?

  中國人從人文先祖伏羲氏開始,就有了姓氏,至今已五千多年,比歐洲人整整早了四千年。無怪乎,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社執行總編、中國地理學會出版委員會副主任單之薔先生斷言:「姓氏,是不亞於四大發明的發明」。它對於研究區域人文歷史,明確區域人口的來源線索,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汪先生的這篇文章,對於我們探索河湟地區的人文歷史變遷,無疑具有參考價值。

  汪千

  家廟碑牽動濃濃尋根情

  從西寧特鋼集團沿西北角進溝,便是湟中縣原海子溝鄉,過總堡村澇池,南行七八裡許即為上灰條溝。快到溝底處,存有兩通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七月十五日鐫刻的汪氏家廟碑。碑銘詳細記載了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至清乾隆五十四年十四代汪土司及其後裔的源流世序。雖然碑石几經劫難,部分字跡已殘損,但大部分碑銘清晰可辨。

  據老輩人回憶:汪土司宗祠,建在汪氏家廟碑現存地北約二百米,名叫熱格勞灣灣的崖頂寬闊處。背山面水,地勢極佳,俗稱「尕寺兒」。

  祠堂自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七月十五日,依清朝四品至七品官的建祠規制始建,至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建成,歷時三年有餘。宗祠佔地兩畝,四圍有牆,山門坐西朝東。進門十數步,建臺階三級,拾級而上,建有正屋三間。中門雙開,南北各一窗。南北兩側各建廡室一間。都為歇山式建築,磚雕木刻,十分考究。正屋中堂並排供奉有替代神主的細紅沙石質家廟碑兩通,碑帶基座,鑲嵌在飾有二龍雲紋、飛簷鬥拱的神龕中。神龕前,擺一明式木製長條供桌,以為汪氏後裔春秋祭祀時,擺放三牲及果蔬酒水等祭品之用。院中松柏交映,花木叢叢,肅穆中透著幾分幽靜。

  每當祭祀之時,祠中香菸繚繞,鐘鼓齊鳴,誦經聲聲,四溝八鄉的汪氏後裔齊聚此地,緬懷先德,表達哀思,其盛況在「邑鮮宗祠」的湟中縣遠近聞名。

  令人扼腕嘆息的是,這樣一座歷經一百七十年風雨,極有歷史、地理和社會民俗價值的汪氏宗祠,竟毀於1958年。

  所幸,宗祠雖拆,碑石未毀。

  或許是歲久事湮,記述缺失,汪氏家廟碑僅從明洪武四年敘起,缺少先世遠祖的血源流衍記載。二百餘年來,一代代汪氏後裔一直被「我們的遠祖是誰」「南木哥既是蒙古人,又為何姓汪」「南木哥又是從何時何地遷居湟中海子溝的」等一系列疑問所困擾、所迷惑。

  為解開這個家族史的謎團,本人作為汪土司後裔,不揣淺陋,試從《西寧府志》記載的「西寧縣汪土司之先南木哥,蒙古種。」和《青海省湟中縣地名志》中關於海子溝鄉阿灘自然村村條中記載的「明時阿旦族歸附居牧於此。故名阿旦,後演變為阿灘。阿旦系蒙語『阿勒坦』的轉音,意為『金子』。所說的『阿旦族』,在蒙古部落中並不存在。應解讀為『阿勒坦· 兀魯黑』,即以孛兒只斤氏為代表的『黃金家族』」兩條線索入手,發奮研讀元史、方志,涉獵考證,尋根溯源。

  這裡需要特別感謝:高文德、蔡志純教授,王繼先、高瑞教授和青海民族大學羋一之、李克鬱、李美玲教授等史界聞人。為解答我心中的疑問,從史學研究成果的角度,提供了難得的解讀答案,正是他們的史學研究成果,使我找到了認祖歸宗的「金鑰匙」。

  年代久遠,碑文部分字跡已殘損。

  從高文德、蔡志純編著的《蒙古世序》一書的記載中,可以明確地看出,南木忽裡是出伯的長子,為成吉思汗的五世孫。

  但史書對威武西寧王出伯的記載,有三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認為:據《元史》,「出伯為哈兒班答子」。第二個版本認為:「威武西寧王出伯是察合臺三世孫(察合臺第六子拜答兒,拜答兒子阿魯忽,阿魯忽子出伯)」。但唯一能夠斷定的是第三個版本,《蒙古世系》所載的「威武西寧王是蒙哥帖木兒之子」之說了,而且這也可以從由王繼先、高瑞編著《中國古代西部開發人物誌》一書中得出進一步的印證。即:「出伯為元太祖成吉思汗之裔、蒙哥帖木兒之子,其祖父旭烈兀為蒙古第三次西徵軍統帥……自此,旭烈兀子孫多轉戰中亞地區,唯出伯留居內地,為其爾後戍守元朝西北邊疆提供了機遇。」

  「在元世祖繼位初期,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爭雄於漠北、窩闊臺之孫海都和察合臺五世孫都哇相繼為患於西域。在這種危難之際,朝廷『以西陲軍事委之出伯』。出伯以諸王名義,『置本營於甘州、兼領瓜(今甘肅省安西縣)、沙(今甘肅省敦煌市)以西』,『西接兀丹(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市),北至合刺火者(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畏兀兒地徵戎事』。當時的隴右諸王、兀丹等處宣慰使、吐蕃烏思藏(今西藏)宣慰使『並聽節制』,『以西北二面當敵』,肩負國家安危重任。」

  「出伯根據當時的敵我力量實力,審時度勢,一改蒙古軍隊慣用的『騎兵出擊、長途奔襲』戰術,採取『堅壁壘、遠斥堠、以待敵、來則峻拒、去勿深追,以逸待勞』的方針,使『馬卒有生息之機,國土無被創之虞』。『徵戎二十年,卒保瓜沙以東,不涉戎馬之跡』,『河西編氓不驚,諸王將拱聽約束,朝廷無西顧之憂』。」

  元成宗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以積年防邊功,封諸王出伯為「威武西寧王」。

  「三年以後,即元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晉封為豳王。一身榮獲二爵,這在元代的蒙古宗王中是不多見的。」

  「出伯也是旭烈兀的孫子中,唯一在內地封爵的宗王。」

  時光荏苒,歲序如流。隨著歷史車輪的滾滾向前,如今世居湟中海子溝的乞顏·孛兒只斤·河湟汪氏後裔已歷四十九代,並四處居於甘、青、新疆等省、自治區的城市、農村牧區及生產建設兵團,為建設富裕、文明、和諧發展的美好家園,而自強不息、奮發進取……

  南木哥是

  成吉思汗後裔的記載與考證

  南木哥其人及汪土司的由來

  元末,由於統治集團的驕奢淫逸和權臣獨攬朝綱的狀況愈演愈烈,加上殘酷的剝削、繁重的賦役,引起了社會的廣泛不滿,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元至正廿八年(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閏七月廿七日夜半,元惠宗率后妃、太子等七萬餘人,出大都建德門倉皇北遁,宣告了元朝對中原統治的結束。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四月,徐達、常遇春率軍進兵陝甘,又於次年三月,大敗元軍主力擴闊帖木兒部於漠北沈兒峪,徹底隔斷了世守西土蒙古人的退路。

  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故元豳王南木哥與甘肅行省右丞相朵兒只失結、西寧州同知李南哥等在明太祖詔諭下,相繼以元時所授金銀牌印及宣敕來上,歸明。是時,明王朝對率部歸附的蒙古人採取安撫的政策,「待之以禮,授之以官」,封以土司之職,準許世代相襲。

  南木哥,本名南木忽裡(也有譯為那木忽裡,喃忽裡的)為故元豳王。為什麼在《甘肅府志》等記載中,不稱南木忽裡而稱南木哥呢?據《元史》記載:「元代蒙古人身居達官顯貴時,人們往往將名字簡化,加『哥』稱之,表示尊重」。青海民族大學教授李克鬱和李美玲副教授著《河湟蒙古爾人》一書考評認為:「南木哥的『哥』,不是人名的組成部分,而是綴於人名後的一個敬詞。明初,南木忽裡歸明時,以南木哥的名字出現,是一種俗稱,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可證,南木哥就是南木忽裡。」

  南木哥生於元成宗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

  「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春正月,賜諸王那木忽裡等鈔萬二千錠。」

  「仁宗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七月,賜諸王大羅思速、脫歡、南忽裡,駙馬忙兀帶金二萬兩,銀一千三百兩,鈔一千六百錠,幣等有差。」

  仁宗延佑七年(公元1320年)襲豳王。

  惠宗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十二月,「以甘肅行省白城子(今青海省民和縣官亭一帶)屯田之地賜宗王南忽裡。」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隨大將軍馮勝徵進甘肅等處招降,累次有功,加授金吾左衛中衛所副千戶,加指揮僉事俸。

  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逝,享年八十有二。

  據《西寧府新志》記載,明初「寧郡諸土司計十六家,皆自前明洪武時授以世職,安置於西、碾二屬。是時地廣人稀,城池左近水地,給民樹藝;邊遠旱地,賜各土司,各領所部耕牧。」從此,南木哥從白城子率族遷至河湟海子溝一帶,世襲其職,世有其地,世領其民,承擔保護邊塞、守衛地方,以及朝貢、奉調出徵等義務。其後,隨著戶齒日繁,散處於北川的馬蓮灘、西坪溝、坑家莊、汪家莊及北杏園、南園、沙塘川、納隆溝等地。

  至於「汪土司」之稱,則是從其子,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襲土司之職的汪失加開始的。是時,隨著北元殘餘勢力的瓦解和消滅,明朝中央政府對留居內地的蒙古人強令「一律改為漢姓」。 由此,土司汪失加遂以名中首字「汪」為姓,稱呼沿用至今。

  民國二十年(公元1931年)8月,南京政府通過「明令撤銷土司一案」,才「民歸政府糧歸倉」,正式廢除了延續五百六十年、歷二十餘代的甘青土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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