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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按】
昨日在京參加盤古智庫會議，議題為《全球秩序向何處去：不確定期的中美關係》。我談及自美國獨立以來，中美關係的主體是友好的、甚至非常友好的，但美國的短視導致其三次失去中國：1909年、1949年以及當下，給中美兩國都帶來的巨大的災難。
1909年美國失去中國，是最終導致日本在遠東坐大的早期根源之一。此為舊文，收於拙著《國運1909》，略有修訂。
這個世界，誰都不是省油的燈，即使是弱者。上天給了所有的人下棋的能力與機會，這就叫博弈。大清國儘管積弱，但從來沒有停止過突圍的掙扎與崛起的努力。
1909年年初，年輕的領導核心載灃就下了一著相當生猛的棋，矛頭直指大清國最為兇狠的兩大勁敵：北方的俄國熊與東方的日本狼。這一外交突圍的核心就是：左挽美利堅，右攜德意志，共同對抗英日俄法的鬆散同盟。
中美德三國跨越亞洲、美洲與歐洲，一旦建立同志加兄弟關係，這必將改寫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
德國「紅繡球」
最早提出中美德三國同盟的，是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弔詭的是，威廉二世也是「黃禍論」的大力提倡者，但這並不矛盾：無論是「黃禍論」還是與中國結盟，其核心都是德國的國家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當威廉二世大聲嚷嚷「黃禍論」時，他的矛頭從不針對中國，而是日本。西方的夢魘是：崛起的日本如果與中國結成黃種人的大同盟，那西方將面臨又一次成吉思汗般的威脅。為了對抗這種「黃禍」，必須將中日區別對待，西方應該在中國的改革和進步方面主動地發揮引導作用，使中國成為一個於西方「無害」的溫和大國。
德國的宿敵是英國，英國在甲午戰爭前一直是中國的「準同盟國」，關係密切，但甲午戰爭中，英國選擇了日本，中英關係迅速疏遠。英德兩國在歐洲劍拔弩張，在遠東也不消停，隨著英日關係迅速升溫，英日兩國在1902年締結了同盟條約，這導致日本可以在遠東與沙俄放手一搏。日俄戰爭後，英-日同盟幾乎在遠東佔盡上風，並且積極拉攏法國和俄國，幾乎形成了寡頭壟斷的局面，這顯然並不符合後起的德國與美國的利益。因此，德國在1906年正式提出了中美德三國同盟的構想，威廉二世親自召見大清駐德公使孫寶琦，兜售這一對世界和平與中國獨立有著非凡意義的方案。
當時掌舵的慈禧太后對此十分重視，中央經過慎重研究，考慮到英、日可能的激烈反彈，暫時沒有接受德國拋出的這一繡球。
隨後，列強在遠東的均勢進一步傾斜，在英國的斡旋下，日本甚至與宿敵俄國握手言歡，通過一系列複雜的雙邊條約，英、法、日、俄四國結成了事實上的鬆散的戰略同盟，德國在遠東遭到「封殺」，同樣受到冷遇的還有美國及其主張保持中國獨立的「門戶開放」政策。
對於德國的建議，美國相當積極。在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的推動下，美國國會終於通過決議，向中國退還多收的庚子賠款，專門用於招收中國的公派留學生。美國在嚴正重申「門戶開放」、維護中國獨立與主權完整的同時，還派出16條最先進的戰艦組成的遠洋艦隊，巡視太平洋，向日本進行武裝示威。
日俄兩國握手言歡後，在大清的龍興之地東北採取了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東北面臨著被瓜分的危險。當時袁世凱已經升任「政治局常委」（「軍機大臣」），主管外交事務，在他的主導下，大清政府開始積極回應中美德三國同盟。美國「海歸」、袁世凱最為親密的助手唐紹儀，受命於1908年秋率領代表團出訪美國，表面上是為了答謝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實際上肩負兩大使命：一是為東北的開發開放爭取美國援助，二是推動中美德三國同盟的建立。美國朝野對此也高度重視，《紐約時報》破天荒地專門刊發了兩個整版的長篇報導，配發了唐紹儀的大幅照片。
當然，為了防止幹擾，中美德三國在接觸中採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但還是沒有能躲過日本在華龐大的諜報網及英國在歐洲的諜報網。這成為中日之間的一場賽跑，還蒙在鼓裡的唐紹儀代表團，在途經日本時被日本人以各種理由拖住行程（從之後的歷史中，我們將一再地發現日本在這些方面的不擇手段）。而日本則迅速加快了與美國的秘密談判，以重大讓步換取美國的支持，並趕在唐紹儀到達美國的當天，籤訂了《羅脫-高平協議》，美國以承認日本在東北亞的特權，來換取日本對維護該地區工商業機會均等的承諾。
美國背棄了擬議中的中美德同盟，表面看是因為日本的陰謀，但實際上還是源於美國的短視。彼時的美國，不願意在遠東承擔更大的責任，對日本採取綏靖政策，且以犧牲中國的利益為代價。再加上美國政治的周期性震蕩，加劇外交政策的周期性短視。這樣的短視行為，在1919年巴黎和約、在1945-1949年的對華政策、乃至當今所謂的「重返亞太」，都不斷再現。沒有美國的短視姑息，日本不可能有日後的坐大，此後的歷史也將重寫。
唐紹儀訪美實在不是時候。他剛到美國，就從國內傳來了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相繼駕崩的消息，美國政府面對中國不確定的局勢，尤其是改革旗手袁世凱的去留，猶豫了。在康有為、梁啓超等人多年的政治抹黑運動中，西方普遍相信袁世凱與光緒皇帝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慈禧太后逝世後，大權在握的攝政王載灃一定會對袁世凱進行政治報復，甚至肉體消滅，為其兄光緒皇帝報仇。而康有為也在第一時間向國內發出電報，要求誅殺「奸臣」袁世凱，並在美國積極活動，爭取國際援助。這些倒袁行動，都得到了日本的大力支持。事實上，趕在唐紹儀之前籤訂日美協約，並無本質的意義，但美國有史學家認為，這正是日本人要通過破壞唐紹儀的出訪來間接打擊大清國的頭號「抗日分子」袁世凱。
而美國方面，此時正值大選結束，已擔任兩屆總統的羅斯福鐵定下臺，共和黨的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在選戰中勝出，雖然塔夫脫的任職經歷表現出了對華的友好姿態，但處於新舊銜接之中，觀察與等待幾乎是必然的。
美國人的態度還是相當友好，即將卸任的羅斯福總統選擇了新皇帝登基這天(1908年12月2日)接見唐紹儀，重申美國將繼續重視發展與中國的友好關係，推動中國的改革與進步。候任總統塔夫脫也做了類似表示，同時委婉地指責中國因保密工作不嚴，被日本佔得先機。
同志加兄弟
日美條約的締結，標誌著三國同盟已經難以在形式上建立。但是，以中國為核心、著眼於遠東角逐的中美德三國友好關係，並沒有受到本質的影響。
塔夫脫上任時，美國著名記者湯姆斯•密勒(Thomas F. Millard)在《紐約時報》上指出:
「在西方國家中，沒有任何國家像美國這樣真誠地祝願大清國繁榮昌盛，也沒有任何國家像美國這樣在幫助大清國實現其合理的發展志向方面給與它精神鼓勵和物質支持。在未來的五年中，一個很有價值的參考因素將是塔夫脫總統本人會發揮出怎樣的影響。在所有到訪過大清國的外國人中，沒有任何人能比塔夫脫先生對大清國所有階層所形成的印象更深刻。……很難想像，大清國這個正在露出端倪的新政治集團不會把它自己的國家與美國的關係拉得更近，並且增加我們美國的威信和影響力，而我們自己的國家戰略也應是通過一切正當手段以達到此目的。」
事實也證明，在塔夫脫總統任內，中美關係得到了更為長足的發展。大清隨後派遣多個級別很高的代表團出訪美國，中美在政治、軍事和經濟領域進行了全面的合作，甚至連極少接收海外學生的美國西點軍校也罕見地對大清學子敞開了大門。大清軍艦海圻號於1911年訪問美國，塔夫脫總統在會見艦隊官兵時，針對墨西哥當時發生的暴力排華事件，建議中國軍艦應該前往示威，推行炮艦政策。大清政府採納此一建議，果然從墨西哥爭取到了巨額賠償，大張國威。
一紙相當原則的條約，並沒有能消磨日美之間的猜疑，日俄開戰時，不少日本士兵在到達前線時還以為是對美作戰，這種敵意並未消除，兩國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美國的遠東政策核心，就是幫助中國對抗日本，可以說，如果沒有美國的強力介入，日俄國早已瓜分中國東北。
中德也迅速成為同志加兄弟，大清高級軍事代表團接連出訪德國，受到了超規格的接待，德國一如甲午戰爭前，繼續在軍事上強力支持大清國。即使在大清政權最為動蕩的1910-1911年，德國依然決定如期推進其皇太子的訪華，這被視為對清政權的有力支撐。中德這種因抗日而生的友誼，一直保留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即使民國政府在一戰中選擇了對德宣戰，也沒有受到實質的傷害，德國軍援在後來抗擊日本的全面侵略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有意思的是，威廉二世後來拒絕希特勒的邀請回到德國，根本原因就是希特勒居然放棄了抗日的大旗，而與日本人勾搭在一起。
在辛亥革命爆發前，美國已經承諾幫助大清重整海軍，而德國則成為大清陸軍建設的主要後援。暴動發生後，美、德兩國都對清政府表現強力的支持，對反叛勢力並不看好，德國駐華軍隊甚至直接為清軍提供武裝支援。這樣的舉動，一般被主流史家解讀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但考慮到在所謂的「革命黨」背後，同樣有著更為濃烈的日本「帝國主義」，美、德的「反動」行為，便似乎有了更為合理的邏輯解釋。
辛亥年，包括美、德在內的駐京外交使團聯合發表了一個聲明，內稱：
「中國若能和平停戰主持立憲，則全球所欲盼，倘匆匆於戰鬥之際，急欲成立共和國，恐非時勢所能，亦適啟內地紛爭之禍，實非中國之福。」
此後的事實不幸而言中，早產的共和，只是推翻了一個皇帝的名稱而已，更多的不用皇帝頭銜的「準皇帝」們風起雲湧，中國的憲政很久都難以恢復到晚清的水準。自然，流產於1909年的中美德三國同盟，也成為歷史的一聲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