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陳晰
王孺童先生雖然剛逾不惑之年，但是他著述頗豐，用「著作等身」來形容毫不為過。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國民閱讀經典》系列叢書中，王孺童一人就有《百喻經譯註》《金剛經·心經釋義》《壇經釋義》《道德經講義》四部著作。不久前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發行的《王孺童集》，更是多達18卷，750萬字，涉及佛學、散記、藝評、詩詞、音樂、諸子、史籍等諸多領域，很多沒有見過面的讀者還以為他是個白髮鬚眉的長者。
除了學者的身份之外，王孺童也是一位藏書家。從讀書，寫書，用書，再到藏書，王孺童對於古籍善本的研究、熱愛也日益深厚。
▲ 《隋元公姬夫人墓誌》 原石拓未斷本
為「用」而「藏」
聊起與古書結緣的原因，開始是為「用書」而「藏書」。出生於書香世家的王孺童，從年輕時起就開始了對傳統文化典籍的精讀與參悟。22歲時，他便應中華書局邀請，對一部佛教典籍《比丘尼傳》進行整理，他一共參校了10多個版本的《大藏經》中所收錄的《比丘尼傳》，對其中提及的每個人物、寺院都進行了詳細的考證，並將其他典籍裡的相關記載匯集到一起，歷時7年完成《比丘尼傳校注》。這本書的出版，填補了中國佛教史中出家女性研究領域的空白，王孺童也因此創下了中華書局最年輕的作者紀錄。
在著書的過程中，少不了對各類文獻的考據，這就需要經常翻閱古代典籍。頻繁地去圖書館借書或是查閱、複印畢竟不太方便，也太花時間，故而使得「凡是要用到的書，自己就都要有」成為王孺童的習慣。因為要用的書往往都是「大部頭」，這也成為了王孺童最奢侈的一個習慣。
僅《比丘尼傳校注》這一本書，他所列的參考書目近一百多種，都是他書齋裡所藏之書。光《大藏經》，他就擁有《房山石經》《高麗藏》《磧砂藏》《洪武南藏》《永樂北藏》《乾隆藏》《頻伽藏》《普慧藏》《大正藏》《卍續藏》等十部，滿滿地陳列了一大間書房。《大藏經》是佛教經典的總集，如同《四庫全書》一樣，完整的一套就有上百冊書，更何況是十套，花費自然不菲。王孺童說，這也是圓了自己幼時的心願。「初中時，我在北京廣濟寺裡第一次看到一套日本出版的《大正大藏經》，當時就想自己這輩子要能擁有一套《大藏經》那該多好呀。現在，不同版本《大藏經》的藏書量，恐怕除了公家的圖書館，就個人來講，我算是最多的了。」
▲ 《唐陸宣公集》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羹堯家刻本
藏書有「三變」
在研究過程中，由於已經整理出版的古籍出版物和古籍影印本還是有限，為了看到一些還未公開出版的古代書籍，王孺童便開始購買真正的善本古籍。
談起藏書的心得，王孺童說，任何事都有從入門到精通，逐漸深入的過程。「王守仁的治學有『三變』，黃宗羲的人生有『三變』，而我的收藏之路也經歷了『三變』。」王孺童娓娓道來。
最初，王孺童剛剛對古籍收藏有了初步的認識，這個時期大多是收藏清代的古籍，以清「康雍乾」三代的「精刻本」為主，尤其是「集部」的各種詩文集，其中又以「寫刻本」為佳。所謂「寫刻本」，就是用軟體字，比如楷體謄寫上版而刊刻的書。這種書看起來比一般的宋體字，讓人有一種賞心悅目的感覺，故而更為近現代藏家的青睞。當然，這裡有一個誤區需要澄清，其實就算是宋體字的刻書，也是需要人工手寫上版的，只不過後來約定俗成將軟體字刻書稱為「寫刻」。他所收藏的書，要求是初刻初印，因為古籍是刻在木板上的，書版在刷印了多次之後，就會出現損耗，字跡也就開始模糊，而初刻初印的書，字跡清晰，纖毫畢現，更具收藏價值。在已經藏有像《笠澤叢書》《漁洋山人精華錄》《六朝文絜》《金石苑》《蔡中郎集》「秦刻三子」等諸多清代名品後，王孺童開始對其藏書方向進行了第一次調整。
所謂「第一變」，就是藏書的重心從清代刻本逐漸轉向明代刻本，其中尤以收集「閔凌刻」的套印本為主。所謂「套印本」，就是一部書裡除了白紙黑字外，還有紅、綠、藍、黃等多種顏色。多色套版印刷的產生是中國古代印刷技術的一大飛躍，堪與活字印刷相比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首推明代吳興閔齊汲、凌濛初兩家，其刻本以朱墨二色、或三色、或四色，甚至五色套版印刷，版面疏朗，白紙精印，光彩燦爛，深為學林所推重，故為後世合稱為「閔凌刻」。由於套印費工、費時，所以製作成本遠遠高於一般墨印的書，在當時也屬於印量很少的高檔書。關於閔凌二家當年究竟刻印了多少種書，至今也沒有一個明確的數字，但從現存書目推算應該不下二百種。經過數年的收集，王孺童已經擁有了《唐詩豔逸品》《三經評註》《王摩詰集》《會稽三賦》《韋蘇州集》等三十多種「閔凌刻」精品。然而就在此時，他又開始對其藏書方向進行第二次調整。
所謂「第二變」，就是藏書的重心從明代閔凌套印本逐漸轉向清宮內府刻本。所謂「清宮內府刻書」，指清朝皇室敕修督印的各種書籍。由於這些書籍專供皇帝及皇室成員使用，故從內容到材料都不惜工本，通俗點講就是用當時最好的紙張、顏料和印刷工藝製作的精品圖書。王孺童對自己收藏的清宮內府刻書的品質要求很高，必須要達到「全品」的程度才會出手購買。像他收藏的清順治《御注道德經》、清康熙朱墨套印《御選唐詩》、清光緒《真西山心經政經》等書，全都原裝原函，紙白如玉，幾乎都是書印製完成後即刻封存，沒有被人翻閱過，嶄新程度猶如現代出版物一般。本應沉浸於古籍精美紙墨之中的王孺童，作出了其收藏之路最為重大的第三次調整。
所謂「第三變」，就是從古籍收藏轉向了對碑帖的收藏。之所以稱「最為重大」，就是因為這次調整其實是改變了收藏的品類。碑帖具有極高歷史文獻價值和書法藝術價值，歷來被中國文人視為最具高端意味的收藏對象。由於同一塊碑會有不同時期的拓本，時間跨度可能歷經幾百年，可各個時期的拓本基本字形又都差不多，所以鑑別拓本的早晚難度很大，即便是行家也難免會走眼，故碑帖又稱為「黑老虎」。所謂「黑」，指拓本都是用墨捶拓而成的。所謂「老虎」，指一旦將時代較晚的拓本當成較早的拓本購買，那經濟損失可能是上萬元，甚至是幾十萬元，猶如被老虎咬了一樣。能夠收藏碑帖的，可以說都是「高段位」的藏家了。
碑帖收藏相較於古籍收藏，除了要求藏家具備更高的文化修養和鑑別水平外，經濟實力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購買一本好的碑帖，可能要花費十套甚至是百套古籍的價錢。像民國時期，像北京的朱翼盦、上海的龔心釗，他們為了購買一本宋拓《九成宮醴泉銘》，均不惜花費五六千大洋。而當時北京一套四合院、上海一座帶天井的洋樓，也不過才幾百大洋。為了購買自己心儀的碑帖，王孺童也不得已將自己收藏的古籍忍痛割愛，曾經就用三部清宮內府刻書換了一本《玉版十三行帖》（王獻之書《洛神賦》）。他笑稱，現在自己的藏書是越來越少，原來至少五個大柜子的古籍，現在連半柜子都不到了。俗話說有得就有失，雖然藏書驟減，但碑帖的數量卻與日俱增。經過近十年的精心收集，王孺童現藏有明拓《張猛龍碑》、明拓《石門頌》、原石初拓《張通妻陶貴墓誌》、原石初拓《元公》及《姬夫人墓誌》、水後初拓《瘞鶴銘》、明拓《王居士磚塔銘》、明拓《契苾明碑》等諸多善本碑帖。
▲ 《瘞鶴銘》水後初拓本
所藏終要普及大眾
在經歷了「三變」之後，王孺童雖然是以善本碑帖作為現在的收藏重點，但不是說古籍就一點不關注了。只要有好的善本古籍，他還是會毫不猶豫地將其收入囊中。前兩年，他就曾以重金購得一套明寒山趙氏小宛堂所刻《玉臺新詠》，由於書當時在上海，實在不放心郵寄，故而冒著高燒親自坐火車去取。如此愛書，可謂「衣帶漸寬終不悔」了。
但熱愛歸熱愛，王孺童並沒有將這些珍貴的善本古籍碑帖據為己有的執著。他說，最初買書是為了研究，現在仍然是如此。目前，他正在遴選收藏中的精品，並陸續撰寫相應的研究文章，以待將來結集出版，讓更多的人能夠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厚底蘊和無窮魅力。
編輯｜安吉
中華兒女
家國天下，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