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偉大的革命家，也是學識淵博的學問家。孜孜不息的讀書生活伴隨著毛澤東的一生，和他的革命生涯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我從一九五〇年冬到一九六六年夏，為毛澤東管理圖書報刊，歷時近十七年，直接和間接地了解到毛澤東讀書生活的一些情況。這些情況，儘管是片斷的、零碎的，但是把它們介紹出來，對於了解和學習毛澤東是有價值的，對於今天的兩個文明建設也是有意義的。
酷愛讀書，廣收博覽
毛澤東從幼年起，就勤奮好學，酷愛讀書。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的讀書欲望愈來愈強烈。為了增長知識、開闊眼界，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廢寢忘食地閱讀古今中外的各種書籍。後來，即使在最艱苦、最緊張的革命戰爭環境，他也總是不忘讀書。到陝北以後，毛澤東通過各種渠道，盡—切可能，從國民黨統治區購買各類書報。到了延安，他的書逐漸多起來了，並有專人替他管理。他的書起先放在離住處不遠的一排平房裡，後因日機轟炸，搬到一個很深的窯洞裡，保護起來。毛澤東十分愛惜自己的書。有一次，他的一些書被別人搞散失了，他非常生氣，這件事他一直沒有忘記。一九四七年從延安撤退的時候，別的東西丟下了很多，但是他的書，除一部分在當地埋藏起來以外，大部分，特別是他寫了批註的那一些，經過千辛萬苦，輾轉千裡，以後搬到了北京。這些書是毛澤東藏書中最寶貴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珍貴資料。
全國解放後，毛澤東讀書的條件好了。在我接手管書不久，毛澤東就提出，要把解放前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出版的所有圖書都給他配置起來。這個要求顯然是難以實現的，後來實際上也沒有做到。但是他對書的酷愛，給了我極深刻的印象。當時毛澤東的書總共還不到十個書架，經過十幾年的建設，在我離開這個工作崗位的時候，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夏，他的藏書已達幾萬冊，建成了一個門類比較齊全又適合毛澤東需要的個人藏書室。這裡要特別提到，為建設毛澤東的個人藏書室，田家英所做的貢獻是不應當忘記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沒有他的指導和具體幫助，建成這樣的圖書室是困難的。毛澤東的藏書，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和魯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類書和叢書，如《永樂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備要》、《萬有文庫》（部分）、《古今圖書集成》，以及各種世界名著翻譯叢書等等，基本上配齊了。就個人藏書來說這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滿足毛澤東的需要。他還經常要我們向一些圖書館替他借書。一九五八年夏，北京圖書館換發新的借書證，我們特地給他辦了一個。北圖的同志出於對毛澤東的敬重，把他的借書證編為第—號。
毛澤東讀書的範圍十分廣泛，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從馬列主義著作到西方資產階級著作，從古代的到近代的，從中國的到外國的，包括哲學、經濟學、政治、軍事、文學、歷史、地理、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等方面的書籍以及各種雜書。就哲學來說，不但讀基本原理，也讀中外哲學思想史，還讀邏輯學、美學、宗教哲學等等。這裡稍為多介紹一點毛澤東對宗教方面的著作和文章的閱讀情況。他對宗教問題是比較重視的。代表中國幾個佛教宗派的經典如《金剛經》、《六祖壇經》、《華嚴經》以及研究這些經典的著述，都讀過一些。對於禪宗的學說，特別是它的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禪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它的興起，使佛教在中國民間廣為傳播。《六祖壇經》一書，毛澤東要過多次，有時外出還帶著，這是一部在慧能死後由慧能的弟子編纂的語錄。哲學刊物上發表的講禪宗哲學思想的文章，毛澤東幾乎都看。基督教的《聖經》，他也讀過。毛澤東閱讀宗教經典，既作為哲學問題來研究，也當作群眾工作問題來看待。他說：「我贊成有一些共產主義者研究各種宗教的經典，研究佛教、伊斯蘭教、耶穌教等等的經典。因為這是個群眾問題，群眾中有那樣多人信教，我們要做群眾工作，我們卻不懂得宗教，只紅不專，是不行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澤東在—個文件上寫了一個批語，說：「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繼愈發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穌教、回教的沒有見過。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再以科學技術書為例。從各門自然科學、自然科學史，直到某些技術書籍，毛澤東也廣泛涉獵，而對生命科學、天文學、物理學、土壤學最有興趣。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毛澤東邀請周世釗和蔣竹如到中南海作客，曾對他們說：「我很想請兩三年假學習自然科學，可惜，可能不容許我有這樣長的假期。」
毛澤東常常說，一個人的知識面要寬一些。一九五八年九月，張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視察工作。有一天，在行進的列車中，毛澤東正在聚精會神地看一本冶金工業的書。張治中詫異地問他：「你也要鑽研科技的書？」毛澤東說：「是呀，人的知識面要寬些。」毛澤東經常用這句話教育在他身邊工作的同志，不論是做秘書工作的，做警衛工作的，還是做醫護工作的。一九五七年他親筆寫信給他的秘書林克，要他「鑽到看書看報看刊物中去，廣收博覽」。
毛澤東跟書籍可以說是形影不離。在他的臥室裡，辦公室裡，遊泳池休息室裡，北京郊外住過的地方……都放著書。每次外出也帶著書，在外地還要借一些書。杭州，上海、廣州、武漢、成都、廬山等地圖書館，都留下了毛澤東借書的記載。
毛澤東有一個習慣，每到一個地方，必先做兩方面的調查。一是向人做調查，詢問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人民生活等現實情況；一是向書本做調查，了解當地的歷史情況、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風土人情以及古人寫的有關當地的詩文。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首次到成都，主持中央工作會議。三月四日下午，一到這個蜀漢古都，立即要來《四川省志》、《蜀本紀》、《華陽國志》閱讀。以後，又要來《都江堰水利述要》、《灌縣誌》等地方志書籍，還在書上批、劃、圈、點。會議期間，他親自挑選唐、宋兩代李白、杜甫，蘇軾、陸遊等十五人寫的有關四川的詩詞四十七首，明代楊基、楊慎等十二人寫的十八首，連同《華陽國志》，一併印發給與會同志。三月八日他曾借閱楹聯書十餘種，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對聯，還有孫髯作的昆明大觀樓長達一百八十字的對聯。毛澤東對這幅長聯甚為讚賞，他能背誦如流。清人梁章巨在《楹聯叢話》中，認為此聯「究未免冗長之譏也」，毛澤東頗不以為然。他在對此書的批語中寫道：「從古未有，另創一格，此評不確。近人康有為於西湖作一聯，仿此聯而較短，頗可喜。」毛澤東生前多次到杭州，工作之餘，常常借閱當地的地方志、當地古人的文集和詩集。例如，他借閱過宋朝林逋（和靖）的詩文集，明朝于謙的文集、傳記和有關的小說。林和靖，就是那個隱居西湖孤山，一生不做官，種梅養鶴，被人稱為「梅妻鶴子」的詩人。于謙，愛國名將，做過明朝的兵部尚書。毛澤東在杭州還要過歷代古人寫的有關西湖的詩詞。當時在杭州從事文史工作的葉遐修，收集了自唐至清詠西湖的詩二千多首，從中選出二百首，編成《西湖古詩集粹》，抄送毛澤東閱覽。
毛澤東的讀書習慣幾乎滲透到他的生活的各個方面。或者探討一個問題，或者參觀了一個展覽會，或者得悉科學技術上有什麼新的重大發展，以至看了一齣戲，往往都要查閱有關書籍，進一步研究和學習。一九五八年，劉少奇曾以唐朝詩人賀知章《回鄉偶書》一詩（「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作為古代官吏禁帶家屬的例證。毛澤東覺得不妥，為查明此事，不僅翻閱了《全唐詩話》等書，還特地查閱了《舊唐書列傳》的賀知章傳，發現賀傳中並無不帶家屬的記載。毛澤東隨即寫信給劉少奇，陳述自己的看法，並送去載有賀傳的那本《舊唐書》。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澤東與周培源、于光遠談哲學問題，在講到地動說時，毛澤東說：「宋朝辛棄疾寫的一首詞裡說，當月亮從我們這裡落下去的時候，它照亮著別的地方。晉朝的張華在他的～首詩裡也寫到『太儀斡運，天回地遊』，」這首詩叫《勵志詩》。隨後要我們找出載有這兩篇詩詞的書給他。辛棄疾在《木蘭花慢》詞中有這樣兩句：「可憐今夕月，向何處，去悠悠？是別有人間，那邊才見，光影東頭？」意思是說，從我們這裡西邊沉下去的月亮，到什麼地方去了？是不是另有一個人間，那裡剛好見到月亮從東方升起呢？毛澤東認為，這些詩詞裡包含著地圓的意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毛澤東在中南海瀛臺參觀一機部的工具機展覽，回到住所，就要我們給他找兩本書：《無線電臺是怎樣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車床》，這是他在參觀時看到的。一九五九年一月二日蘇聯發射了一枚宇宙火箭，六日他就要了幾本關於火箭、人造衛星和宇宙飛行的通俗讀物。
毛澤東的學問很淵博，但他總覺得自己的知識不夠。他碰到不懂的東西，或者讀一些有關的通俗小冊子，或者請教專家，或者查工具書。在讀書學習上，毛澤東無止境地追求著，一步一步地開拓自己的知識領域。
五十多年前，毛澤東說過一段很精彩的話：「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的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裡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這或許是他的經驗之談吧！毛澤東所以能夠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戰略眼光寬廣一些，成為一個傑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戰略家，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他有淵博的學問和豐富的知識。對於這一點，凡是與毛澤東作過長談的人，包括外國的一些學者、記者和政界人士，都是表示欽佩的。
說毛澤東博覽群書，並非說他涉獵了一切方面的書籍。例如，外國文學作品，除了《茶花女》、《簡愛》、《羅密歐與朱麗葉》等少數的名著外，他讀得很少；中國的現代文學作品也讀得很少；至於經濟管理方面的書，特別是國外有關社會化大生產管理方面的書讀得更少。這一情況，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產生某些不利的影響。毛澤東讀書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有所側重，有所偏愛。他最重視、最喜歡閱讀的是馬列著作、哲學、中國歷史和中國古代文學。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毛澤東很重視工具書，我們也很注意為他收集這類圖書，在他的藏書室裡，各種辭書和地圖等工具書是相當齊全的。他使用最多的是《辭海》、《辭源》、中國地圖、世界地圖和中國歷史地圖。
《辭海》、《辭源》是過去發行量最大、影響最廣的兩部辭書，但毛澤東對這兩部書都不甚滿意。一九五七年，他在北京見到《辭海》的主編之一舒新城時說：《辭海》我從二十年前使用到現在。在陝北打仗的時候也帶著，後來在延川敵情緊急的情況下，不得不丟下埋藏起來，以後就找不到了。現在這部書太老了，比較舊，希望修訂一下。不久，在上海集中了大批有真才實學的人從事這項巨大的重編工作。一九六五年出版了試行本。新的《辭海》出版以後，毛澤東要身邊工作的一位同志將它跟舊《辭海》一條一條對照，看看新《辭海》有什麼優點，與舊《辭海》有什麼不同。他對新《辭海》仍不甚滿意，他說，有的條目寫得太簡單，有的條目應該有而沒有。這些話，與其說是對新《辭海》的批評，不如說是反映了毛澤東強烈的求知慾望。新《辭海》後來幾經曲折，終於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一九七九年重新修訂出版。在重編《辭海》的同時，《辭源》也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進行了修訂。
在毛澤東的故居裡，現在還保存著一部小字本的《辭源》，那是從延安帶出來的。解放初期毛澤東一直使用這部《辭源》，裡面有他圈、劃的地方。當人們看到這—道道的筆跡，會深深地為他的勤學精神所感動。這部書字太小，後來我們給他買了一部大本的《辭海》，字稍大些，一直使用到晚年。
毛澤東提出編輯的另一種重要工具書是《中國歷史地圖集》。據譚其驤回憶，一九五四年冬，有一天毛澤東和吳晗談起標點《資治通鑑》的事，講到讀歷史不能沒有一部歷史地圖放在手邊，以便隨時檢查歷史地名的方位。譚其驤說，解放前一些書局雖然出版過幾種歷史地圖，但都失之過簡，一般只畫出一個朝代的幾個大行政區劃，絕大多數歷史地名在圖上查不到。這種圖只能適應中小學教學的需要，滿足不了讀《資治通鑑》之類史書的要求。吳晗想起清末民初楊守敬編繪的《歷史輿地圖》，一朝一冊，凡見於諸史《地理志》的州縣一般全部上圖，正符合毛澤東提出的配合讀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議在標點《資治通鑑》的同時，也應把楊守敬編繪的地圖予以改造，繪製出版。毛澤東讚許他的意見，改繪「楊圖」的工作經吳晗推薦，由譚其驤負責。繪製《中國歷史地圖集》，是一項更為艱巨的工程，它也經歷了曲折的道路，在一九八二年才開始正式出版。全書共八冊，為研讀中國史書提供了一部詳盡的地圖集。（摘自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作者：逄先知）來源：文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