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到底是否擁有自由意志？這是一個哲學上的重要題目，也經常是電影的一個命題。
所謂自由意志，就是指人能夠不受自然社會和上帝的約束，自由地在每個抉擇中做出自己的任何決定，是我們自身每一個行動中的決策者和執行人。和它相對的，是宿命、預設論與神論。
否定自由意志的人，相信萬物自有其主宰，事情在看似由我們自由選擇的同時，其實已安排了既定的方向，而世界亦依循著某種法則—這可能是上帝，也可能是自然界的定律，甚至於是外星人設下來的程序去演進。因此我們只不過是「看似」自己的主人，其實背後另有「幕後黑手」。人類仿佛全都像進駐大陸經商的商人般，頭頂總是「上面有人」。
自由意志成了不少哲學家和宗教家探討的題目，也自然演化成為藝術作品的主題。當然哲學性的題目，並不表示它必須沉悶不可，命題能夠隱藏於任何故事之中，而故事亦可加入衝突元素(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個是必須動作)。
法國片《神秘失蹤》( The vanishing)就把自由意志的題目發揮得很好。
話說主角女友在加油站失蹤，多年來一直杳無音訊，男友四處張貼尋人啟事，也毫無頭緒。
有天突然有一中年男人找上門，提出女友失蹤時所用的鑰匙扣，證實了原來失蹤跟他有關。中年男人答應告訴主角他女友最後的下落，但必須要他承諾，願意重新經歷一次她的遭遇。
最後揭開，他女友多年前已被這個男人活埋，而殺人的動機，中年男人並不只是因為他有精神病，他說出有一次過往的經歷，那是源於多年之前，這個作為兇手的中年男人，和妻子、女兒、兒女的同學一起到郊外遊玩。突然女兒的同學在河中遇溺，男人毫不猶豫地跳進河裡，把同學拯救起來。女兒跟他說：「爸爸是我見過的人當中，最有正義感的。」
只是中年男人卻在晚上睡不著，他一直在想個問題，那就是當有人遇溺，是正義感所驅使自己決心行事，選擇去拯救這個女生，還是他根本並不是有自由意志，無法控制自己去做這件事，不管內心有否正義感。
為了證明這是他個人自主的決定，於是他想到了一個方法，那就是以其自由意志去做一件極端邪惡的事。只要能夠做到這件事，就可證明他是可以自主行善或行惡，而最後他可以放心地選擇繼續行善。
至於這件極其邪惡的事，就是毫無原因地在加油站找一個女人來，然後把她活埋這樣的反派，既有瘋狂的一面，但他的瘋狂，卻是源自於人類討論已久的哲學問題。這樣的角色描寫，更勝於一個純粹的瘋子。
要是說《神秘失蹤》肯定自由意志的話，那麼奈特·沙馬蘭( M Night Shyamalan)的《驚兆》( Signs)，就算是反方立場的代表。
故事講述由梅爾·吉勃遜( Mel gibson)飾演的神父葛瀚，因妻子車禍去世而決定放棄其信仰，要是世上有上帝的話，那就不應該讓妻子發生車禍。但正值遇上外星人襲擊地球，當然貫徹導演一向以來的傳統，他把大格局的故事，以小規模化去拍，沒有拍出如《獨立日》( Independence Day)那般大而無當的電影，反而側重拍外星人襲擊地球的小農莊版本。即使全球事故，閣下還是只得一個人，家還是那熟悉的家。
在那裡，你要面對一件動地震天的事，該當如何處理。最後帶出一個信息，就是原來一切冥冥中，所有事情都有人替你安排。看似不幸的事，其實是另一事情幸福的開端。
透過天上來的人，證實了除客觀現實外，在精神層面上，也證實了天上有人在看著我們。到最後的鏡頭，我們就看到了梅爾·吉勃遜在房間內的十字架被重新掛上，他穿回一身的神父服裝離開。這是一次信仰的回歸，也肯定了上天安排的旨意。
而關於個人和制度的抗爭，亦是好萊塢電影中經常看到的命題。個人和整體利益有衝突時，我們該當如何定斷，該犧牲個人的利益去滿足制度、國家和民族？到底在衝突中，這樣的個人利益該不該受到尊重？
電影經常出現個人為社會做出犧牲，我們歌頌這種無私的自我犧牲精神。只是許多時候，我們要面對的事情沒有那麼非黑即白，當從一個人擴大成為一個群體，而這個群體又和一個更大的群體、制度和民族的利益出現衝突時，少數服從多數是否適用於每個範疇？服從到哪種程度？
社會教育我們，國家整體總比個人渺小的利益來得重要，因此我們有時要犧牲個人的立場。只是電影中經常探討著這個題目，個人的生命和價值觀是否亦該同樣值得尊重？我們在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中，重點不是只選擇我們渴望存在的東西，而要真正達至和諧民主，就是要用一些我們不認同、不欣賞，但仍然有存在權利的事情和聲音，這也是電影《性書大亨》( The People vs· Larry Flynt)的一個主題。
這些主題的共同點是具有普遍性和人類的共同性，放在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不同語言範疇內，這些問題我們同樣是需要探討的。更重要的，是這些問題的答案經常莫衷一是，明顯在我們這一代不會有標準答案，同樣下一代仍是要繼續研究下去。這樣的題目，比許多目前電影探討的什麼「有愛不死」、「人生最要緊有朋友」之類的老套主題，來得更震撼人心。
原標題：自由意志
（彭浩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