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用『最低』這樣的詞描述增長速度啦。」日前，在關於宏觀經濟運行政策吹風會上，主持人對媒體說，在當前經濟結構仍然處在調整狀態的大背景下，要用長遠眼光分析中國經濟，切忌「把話說得太滿」。
今年從一季度開始，中國經濟的波動性持續增強，儘管季度增速數據波幅微小，但經濟速度的放緩已日趨明顯，以中高速增長為特徵的「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逐步成為了全社會的統一共識。
然而，「新常態並不會從天而降，適應新常態的過程，也不會是閒庭信步，更不可能一帆風順。」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採訪中，權威研究人士當前最擔心的，還不僅是轉軌新常態過程中經濟速度下降可能帶來的發展困難，「建立在過去兩位數增長速度上、追求規模和數量的發展思路和工作方法，能不能適應7%甚至6%的新形勢？」
「對我們全黨而言，這是又一次巨大考驗。」他認為，對執政黨的各級幹部而言，這可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三次發展思路的大轉折。第一次是從革命戰爭轉型到建設國家，第二次是從計劃體制轉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第三次是從規模發展轉型為質量發展，「同前兩次一樣，這一次也沒有現成的方法可以拿來，現實環境和發展條件都是全新的。」
目前，許多在各級部門和地方幹部中的「規模發展大師」，已經表現出了較為普遍的「水土不服」。本刊記者調研中了解到，某些經濟部門，面對複雜局面只會用「一刀切」的總量調控，乃至出現「孩子和髒水一塊兒潑出去」的現象；某些地方政府，沒有土地和資金就不會搞發展，仍然傾心於「大發展=大投資」的「一招鮮」，甚至一些地方出現掛深化改革「羊頭」、賣投資擴張「狗肉」的現象等等。「這都是工作思路不適應新環境的突出表現」。他說。
在全球大調整中，「相比世界諸國，我們在資金、技術和發展潛力上具備較為雄厚的支撐條件，尤其是三中全會『深化改革』《決定》和四中全會『依法治國』《決定》兩份重大制度改革的部署，使得中國改革發展大調整在戰略部署上，已經走在了世界前面。」這位權威人士認為，現在主要矛盾就集中在能否在貫徹執行上儘快「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這個嚴峻挑戰。
而所謂的「適應」，在他看來，一方面是全社會諸行業領域的生產力，調整各自內部生產關係以適應新發展環境；另一方面則是具體政策制定和執行部門，切實領會和貫徹兩個《決定》的精神，在工作思路、發展理念、思想理論乃至心態上，根據「新常態」的現實調整方向與方法。
新常態面臨機遇「窗口期」
「中國已經再沒有『8』的時代了。至少未來的五年規劃再沒有『8』的時代，五年平均8%的時代結束了。」接受《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採訪中，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的判斷直言不諱，明年經濟增長在7%左右，「十三五」時期是6.5%左右，「只有增速下降到一個合適的位置，調整充分以後，才會在一個新周期循環往復。」
「整個『十三五』時期是中國1978年以來的超高速增長轉到新常態的轉折期。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後的新常態，就是5%～6%的增長。」對這個與「十一五」中國經濟高峰期相比增速攔腰斬半的數據，他認為也難能可貴，「在100多萬億元GDP的基礎上能有這個速度也是非常不錯的局面。」
「十二五」開局的2011年兩會期間，陳東琪曾為本刊記者測算，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接近100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當期美國GDP總規模的水平，人均GDP提高到美國的五分之一左右，超過1萬美元。那麼，增速減半條件下，百萬億元GDP還能實現嗎？
「中國經濟總量今年會達到60萬億元，明年會達到65萬億元。6.5%的增速加上2%～3%的CPI，名義增長也達到8%～9%。到2020年，經濟總量肯定會超過100萬億元，大概能到110萬億元。」而且陳東琪認為，十八大報告提出的2020年兩個「翻一番」目標，即使按照目前最悲觀預測的發展速度，也能夠順利實現。
就GDP而言，按照2014年60萬億元的規模，以6.5%的增速，4年時間就可以實現相比2010年的翻一番目標，即使以6%的最悲觀速度，也只需5年；就人均收入而言，按照2013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和農民人均純收入8896元測算，未來只要6%(2014年一至三季度為6.9%)的增速，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6年就可以實現翻番。農民純收入以8%(2014年一至三季度為9.7%)的增速，只需要4年半。
這給中國經濟向新常態的調適和改革深化，留出了寶貴的調整空間。陳東琪因此再度強調，「十三五」時期經濟發展的重心不是速度、數量和規模，而是發展質量，這也是新常態發展階段的必然趨勢。
他特別提醒，如果未來出現的是規模意義上的6%，中國經濟毫無疑義地陷入巨大困境；如果出現的是質量意義上的6%，「那這個增速實現的成果，甚至可能遠超數量意義上兩位數的增長效果。」
路徑依賴乃最大心障
然而，轉軌新常態的過程中，一些政策執行部門和市場主體表現得信心不足、底氣不足，甚至駐足觀望。對此，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厲以寧為《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分析說，大致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法治建設仍然滯後，亟待進一步完善。比如，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中，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在具體操作中，其作用、其責任等等仍然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厲以寧認為，此次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對依法治國的戰略部署，將大大改變這一局面，也將極大增強社會各階層對未來發展的信心。
其二，只看局部表面現象，而沒有看到深層次變化已經出現。厲以寧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近兩年基層「創業潮」風起雲湧。一方面政府簡政放權措施有力，改善了市場環境；另一方面現在的年輕人主動積極的人生態度和敢於開拓的拼搏精神，自主擇業、自主創業意願強烈。
他認為，這兩種力量上下合力，是當前「增速放緩、就業反升」這一奇蹟的主要原因，也是未來中國經濟成長的重要支撐之一，「如果看不到中國經濟這種深層次的潛質，面對現實壓力，適應新常態的進程如何有定力、有底氣？」
其三，經濟增長中的慣性行為，經濟學稱之為路徑依賴。過去相當長時期內，以規模和數量為引導的經濟目標追求，形成了缺乏發展協調性的執行思維和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