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風物丨彭文杰:從五朵花,看湖湘文化

五朵花裡的湖湘文化

文丨彭文杰

講中華文化，除了講老子的「一」、「二」、「三」外，如果不懂得「五」在文化中的奧妙，那還是一知半解。

中華文明的開篇鼻祖是三皇五帝，奉行的哲學是陰陽五行，吃的是五穀雜糧，看的是五彩斑斕，品的是人生五味，讀的是四書五經，登的是三山五嶽，交的是五湖四海，飆的是五陵豪氣，壞的是五毒俱全，爽的是五子登科，跪的是九五至尊。

可是就有一個人，他就不跪，因為他是貴族，是帝高陽的苗裔。

一、蘭，蘭之高貴的天生龍種

帝高陽就是顓頊大帝，是軒轅黃帝的嫡孫，顓頊的曾孫陸終生的第六子就是楚國的先祖羋季連。《楚世家》中記載，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訴剖而產焉。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後也。

他向天發問，遠古開始時，誰將此態流傳導引給後代?天地尚未成形前，又從哪裡得以產生?明暗不分混沌一片，誰能夠探究其中原因?大氣一團迷濛無物，憑什麼將它識別認清?

《天問》開篇，「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

《屈原》特種郵票「憂歌離騷」和「求索問天」(圖源網絡)

《天問》是中國文學史一篇「千古萬古至奇之作」，屈原以他的叛逆和橫溢的才華問天問地問神問人，其內容之奇絕、才華之卓越、想像之豐沛、探尋真理之執著，光耀古今。通篇貫穿濃鬱的道家氣息和風骨。

秦惠文王十二年，張儀出使楚國，給楚懷王開出來一份豐厚的禮單，秦國願意以商於地方的六百裡土地和秦國美女換取秦楚聯姻，並換取楚國與齊國的不結盟，有點像美國勸說英國脫歐。張儀是戰國時期著名的縱橫家，他的連橫之策幫助秦王縱橫天下。縱橫家們只講對錯，不問善惡，忽悠天下。楚懷王也居然相信了，還去了秦國，被秦國軟禁，最後客死他鄉。

屈原與楚王及楚國高層的矛盾，估計是從張儀訪楚作為分水嶺的。他一貶再貶，最後被流放。這對於屈原的人生或許是倒黴的開始，但對於「憤怒出詩人」、對於中華文化來說，則是另一種開始。他一聲長嘯的《天問》影響了一千多年之後的周敦頤，再過了一千多之後，周敦頤的後裔魯迅又是一聲震撼千古的《吶喊》。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是屈原的使命。他被放逐了，在沅澧流域，他發現了在他生命中怒放的那朵花，蘭花。在《湘夫人》中，他詠嘆，「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嫋嫋兮秋風 ，洞庭波兮木葉下。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蘭花在兩千多年前，還是天然野生的，到了一千多年後的宋代，開始栽培種植。蘭花，也稱「中國蘭」，與梅、竹、菊合稱「四君子」。它沒有醒目的豔態，沒有碩大的花、葉，卻具有質樸文靜、淡雅高潔的氣質。屈原以蘭花自喻，表達「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孤傲。

屈原在放逐中追尋，在追尋中思考，在思考中憂鬱。可謂，袖中有劍，杯中有劍，拋向天空的頭顱，如何召集錦繡河山?

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是何等的光芒四射，熠熠生輝，所謂「百家」最著名的一批被後人尊稱為「九流」，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農家、雜家、陰陽家、縱橫家。屈原是個詩人，當他揮劍問天的時候，仿佛在告知世人，從我開始，中國詩歌從此進入了個人獨創的新時代。他創立了「楚辭」這種文體，後人也因此將《楚辭》與《詩經》中的「國風」並稱為「風騷」 。「風」、「騷」是中國詩歌史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大優良傳統的源頭。

1953年，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際，世界和平理事會通過決議，確定屈原為當年紀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其中還有哥白尼、莎士比亞和弗朗索瓦·拉伯雷。

屈原是孤獨的，但他並不孤單。那朵蘭花，兩千多年前還是隨地可見的野花，現在，它開於一片冰心在玉壺的人士心中，永不凋謝。

二、桃，桃之絢麗的理想王國

蘭花是冰清玉潔的，而交上桃花運，可能是「桃花劫」了。陶淵明本來是喜愛菊花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本是一種道家風範，在陶淵明這裡，也是表達他憤世嫉俗的做派。為何要「見山」呢?其實是他胸中的「江山」，是他「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紅薯」的表達。

我們對中國古人的情懷的理解常常簡單地認為，入世則「兼濟天下」，出世則「獨善其身」。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是想獨善其身嗎?他生活在一個動蕩的時代，他玩轉了三個朝代，目睹了九個皇帝的更替，他十幾年的從政生涯，五次出仕，五次辭官。官越做越小，脾氣也是逆生長了。他胸中的塊壘，一千多年後，在範仲淹的《嶽陽樓記》得到充分表達，「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杜甫在一首詩中寫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堯舜時代」是那時候知識分子對過去最好的追憶，也是《禮記大同篇》所描述的「大同」社會。

大同概念出自《禮記·禮運》大同章，通常簡稱「禮運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

《禮記》又名《小戴禮記》或《小戴記》，據傳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學生們所作，西漢禮學家戴聖所編，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選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

《禮運大同篇》是論述禮之源頭和禮之實的專論，《禮運篇》不僅膾炙人口，更在乎冠於篇首的「大同小康」思想，為後世人描繪了一個民族理想中的世界圖案，故後世有「禮運大同」的說法。「大同」和「小康」，是相對的兩種社會形態，在對立之中相得益彰。

按古代說法，即認為《禮記·禮運》篇的「大同」之說是受墨家或道家的影響。而儒家代表孟子也曾說「天下之言，不歸楊(楊朱，道家代表人物)則歸墨(墨子)」等語。而墨家思想也是墨瞿深受道家代表人物文子的影響而發展的，所以有人說，天下之言，皆歸道。

《禮運大同篇》描述孔子的理想世界。能成就大同世界，天下就太平。沒有戰爭，人人和睦相處，豐衣足食，安居樂業。這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可惜行不通，因為人人皆自私自利的緣故。

陶淵明菊花沒有採到，回家種紅薯，回到書齋讀書，還落下一個「好讀書，不求甚解」的毛病，於是便做夢，一邊做夢一邊忽悠天下。

常德桃花源酷似陶潛文中所描繪的仙境(圖源網絡)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這段《桃花源記》的文字，基本上就是《禮運大同篇》的山寨版或解讀版。他邊飲酒邊做夢，「忽與一樽酒，日夕歡相持」。他自問自答，「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徵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菊花沒有了，桃花是夢中的，可酒那是自己的，陶淵明以酒下詩，一不小心，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大量寫飲酒詩的詩人;他酒後吐真言，「不為五鬥米折腰」成為有骨氣文人的名片。他的《歸去來兮辭》上承屈原《天問》之神韻，下啟「李白鬥酒詩百篇，天子呼來不上船」之風華。松菊桃李，鯤鵬萬裡，酣暢淋漓，爽呆莊子蝴蝶之流線，玩盡魏晉風骨。

在孔子和他的學生們談「大同世界」的同時，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也在構思他的「烏託邦」。公元五世紀，陶淵明從武陵山脈的一個山洞發現了「桃花源」;公元十七世紀，英國人託馬斯·莫爾在莫爾河中的一個島國發現了「烏託邦」。在那裡，財產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實行著按需分配的原則，大家穿統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廳就餐，官吏是公共選舉產生。他認為，私有制是萬惡之源，必須消滅它。

中國人奉行的是「大陸文化」，西歐人奉行的是「海洋文化」，所以「桃花源」在山洞裡，「烏託邦」則在島上。但無論怎樣，他們最終都走在一起，追尋自己的「桃花源」或「烏託邦」，這為在20世紀出生的湖南人盧德之博士在世界舞臺宣講「共享文明」，給予了豐富的滋養。

三、蓮，蓮之淨世的獨立人格

中國人形容美女有著豐富的詞彙。比如說沉魚落雁，閉月羞花，落後啦，李白筆下的美女是這樣描寫的，「雲想衣裳花想容」。什麼意思，就是說，彩雲看到美女後，覺得自己不美了，想要做更美麗的衣裳來裝扮;鮮花看到美女後感覺不行了，要到美容院去美容。真是寫絕了。然後白居易來了一個更絕的，「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宮粉黛無顏色。」

唐代詩人鬥詩之狠，可見一斑。但源頭都是從屈原開始的。楚國大地，荊楚湖湘，不斷派生傑出的人才。春秋戰國時期，當思想家、哲學家星若燦河之時，冒出了中國第一個偉大的詩人屈原;北宋時期，當中國的文學藝術特別是詩詞散文達到高峰，蘇軾領銜文學界的時候，九嶷山下，濂溪之濱卻誕生了一代宗師、理學鼻祖——周敦頤。

晚清經學家、詩人王闓運曾到江浙一帶講學，王闓運是湘潭人，做過曾國藩的私人幕僚，名氣並不大。江浙素來是文人墨客雲聚之地，當地官員當然看不上他，為試他的才學高低，故意探問他的學問流派、淵源，王闓運便脫口而出：「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餘波。」這是對濂溪學、對周敦頤創辦的理學以及湖湘文化在全國地位最簡明的概括。

蓮花(圖源網絡)

與唐朝國運宏通、氣勢遼闊、詩人爭相比美的景象不同，宋代的詩人更加尚意。蘇東坡一會兒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快意人生;一會兒是「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的悲歡離合;一會兒是「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的道家境界。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中國的哲學便一路向下，從形而上跌向形而下，但總有一些脊梁，在他們的文學創作中，從中國哲學的源頭，尋找他們所需要的營養，蘇軾就是他們中間的代表人物。在蘇軾的詩詞、散文中，他已經將儒釋道融為一體，藉以表達他的情懷。同樣，周敦頤也開始從中國哲學的源頭，來尋找他的哲學靈感。他的《太極圖易說》(《太極圖說》之本名)，吸取了道家系統的宇宙發生論，將之與《易傳》系統的宇宙理論結合起來，建構起了自身哲學的基本宇宙生成模式;而其《通書》則提出了儒家心性淪、倫理學等許多概念與命題，儘管那還是比較簡單的。

周敦頤的智慧在於，他以道家的哲學作為邏輯底層，雜以佛學，最後披上儒學的外衣，從而完成了他理學的構架。

他認為，無極(無)生太極(有)。太極能動能靜，動則生陽，靜則生陰。動之極則走向靜，靜之極又回復為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陰陽生兩儀(天地)。再陰變陽合：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之氣流動，推動春、夏、秋、冬四季運轉。故五行統一於陰陽，陰陽統一於太極，太極本原於無極，無極是宇宙生成的根本。陰陽二氣與五行之"精"巧妙凝合，又形成男女。變化無窮的萬物中，人得天地之"秀"而為萬物之靈。五行之性觸感外物而動，則呈現惡與善，形成錯綜複雜的萬物。這其實就是老子說的：「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的闡述;也是《易傳》中「一陰一陽謂之道」的翻版，同樣也是他的「太極而無極」的宇宙生成論。在此基礎上，他提出「至誠」和「主靜」的道德論，以此來闡述「禮樂」，使之有了邏輯的必然。

愛蓮說(圖源網絡)

周敦頤出生在道縣，道縣又稱「蓮城」，他可謂一朵蓮花餵養的極品。他在《愛蓮說》寫道：「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盛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清代乾隆皇帝從小愛讀周敦頤的《愛蓮說》，視之為楷模與聖人，說：「予惟周子所云，固一貫之道，夫人之所當勉者也。」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作為理學的開山鼻祖，影響了將近一千年的中國。

在永州市道縣清塘鎮樓田村濂溪故裡，有這樣一副楹聯：「周庭舉世皆尊元公哲學魯迅文章恩來開國總理，風景這邊獨好濂水湛藍都龐蒼翠道巖今古奇觀。」這副楹聯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魯迅(原名周樹人)和周恩來，都是周敦頤的後代;道巖奇觀則指在道縣發現了史前12000前人工種植的稻米，這是對人類文明史的重新認識，彰顯了這塊土地的神奇。

四、菊，菊之璀璨的靈動光譜

王船山《落花詩》是大型組詩，共99首，現代人很少讀見，此處分享一首，來感受其魅力。「弱羽殷勤亢谷風，息肩遲暮委牆東。銷魂萬裡生前果，化血三年死後功。香老但邀南國頌，青留長伴小山叢。堂堂背我隨餘子，微許知音一葉桐。」 第一句寫落花花瓣雖然脆弱，卻極力抵拒東風之掃拂，然而最終還是於暮春時節委落牆東。「牆東」可能暗用了《後漢書·逸民列傳·逢萌傳》「避世牆東王君公」的典故，有自喻避世之意。第二句「銷魂萬裡」化用吳偉業《悲歌贈吳季子》「人生千裡與萬裡，黯然銷魂別而已。君獨何為至於此，山非山兮水非水」詩意，說花兒凋落、離別枝椏乃生前勞碌奔波之果報。「化血三年」用《莊子·外物》「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典故，言落花之枯死實如鳳凰涅槃，足見其不屈之功。第三句「南國松」講芬芳的花兒到老都只為邀屈原《橘頌》「受命不遷，生南國兮」之譽，「小山叢」取淮南小山《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句意，講花兒尚留青枝綠葉隱棲於深山幽谷。第四句取唐人薛能《春日使府寓二首》其一 「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和《秋題》「獨坐東南見曉星，白雲微透泬寥清，磷磷甃石堪僧坐，一葉梧桐落半庭」詩意，言白髮欺我，歲月不待，我已垂垂將老，唯有一葉梧桐尚堪為我知音。此詩前兩聯是借落花寫自己倔強不屈之精神，後兩聯是寫自己雖有可歌可頌之節概，如今卻退居山野，坐待歲月流逝，缺少知音之境況。這首詩歌的魅力在於，詩寫落花不見花，讀似平淡，功底極深，用典之多實在罕見。可謂「無邊落花蕭蕭下，不盡典故滾滾來。」

菊花(圖源網絡)

王夫之生活在一個朝代更替的時代。李自成進京，大明亡;清軍進京，大順亡。一個強大的王朝和一個短命朝代的更替以及一個新王朝的到來，是令他猝不及防的，令得他實現理想路上的充滿了千辛萬阻。他出門頭戴鬥笠、腳著木屐，意思是頭不頂清朝的天、腳不踏清朝的地。他不像屈原那樣問天，他不知道是誰的天;他不像陶潛那樣飲酒，飲酒也不能消除他心中的塊壘。山河破碎，滿眼落花，他寫了99首落花詩。

天總是會黑的，更何況有烏雲。然而，烏雲之上還有星辰;人群之中還有善良。即使什麼都看不到，你自己還是一團火，照亮前行的路。

他開始著書，用文人的方式來探尋世界。《老子衍》、《周易外傳》、《周易內傳》六卷、《周易內傳發例》一卷、《莊子通》一卷、《莊子解》 三十三卷、《黃書》、《春秋家說》、《尚書引義》六卷、《讀四書大全說》、《讀通鑑論》三十卷、《楚辭通釋》十四卷等等。從這些書名我們可以看出，王船山的哲學底蘊來自老莊和《周易》，其人文精神來自屈原。他寫了100多部、400餘卷、800餘萬字的作品。他因晚年長期隱居衡陽縣石船山下，後世尊稱他為船山先生，也叫他王船山。他的著作，在曾國藩、曾國荃的努力下，重新彙刊成《船山遺書》，共收著作56種288卷，於1865年在金陵刻竣。

在哲學上，王船山提出「氣一元論」，他認為氣是唯一實體，不是「心外無物」。他指出，天地間存在著的一切都是具體的實物，一般原理存在於具體事物之中，決不可說具體事物依存於一般原理。「氣一元論」近接周敦頤的主張，遠承老子的道脈，可謂一脈相承。王船山主張「知而不行，猶無知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反對空談，力倡學以致用的務實精神，治學當為國計民生致用，反對治經的煩瑣零碎和空疏無物。這些學說，深深影響了陶澍、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等一批湖湘士人，他們高舉船山先生「經世致用」的大旗，一改湖南的風氣，並由湖南席捲至全國。所謂「湖湘文化」的影響，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便蔚為壯觀。以至於辛亥革命的領導人孫中山、章太炎、章士釗等，都大力推崇王船山的民族主義思想。

1914年劉人熙在長沙創辦「船山學社」，以研究和發揚王船山的思想。1920年冬天，毛澤東和楊開慧在船山學社舉行婚禮，船山學社也成為他們的新婚居室。1921年8月，毛澤東在船山學社創辦「湖南自修大學」。1937年，毛澤東寫信給在長沙主持八路軍辦事處的徐特立，請他設法從湖南補齊《船山遺書》所缺各冊，為他寫作《矛盾論》、《實踐論》提供參考。毛澤東對王船山的經典評價是：「西方有一個黑格爾，東方有一個王船山。」1985年，美國哲學社會科學界評出古今八大哲學家，其中四位唯物主義哲學家依次是：德謨克利特、王船山、費爾巴哈、馬克思。

東晉詩人陶淵明寫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名句，其愛菊之名，無人不曉，而菊花也逐漸成了超凡脫俗的隱逸者之象徵。

唐代詩人原植《菊花》詩曰：「秋叢繞舍似陶家，遍繞籬邊日漸斜。不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

菊花園，王夫之曾在此居住(圖源網絡)

船山先生曾久居菊園，看的是有此花無它花的景象，寫的是有此道無它論的名言，成為湖湘文化承上啟下的精神領袖。有意思的是，清朝的統治者和掘墓人都將他奉為聖人。而他喜愛的菊花，也在17世紀被引入歐洲，19世紀又從英國傳至美國，成為全世界人民喜歡的花卉。菊花之美，麗而不豔，傲然臨霜，怒放於群芳凋零之際，傲然在風霜肅殺之時，盡展其萬方嬌媚之態，菊之璀璨猶如光譜之絢麗，多姿多彩，神奇靈動。

五、梅，梅之傲寒的世代風範

周敦頤有兩個學生，程顥及其弟程頤，世稱「二程」，同為北宋理學的奠基者，其學說在理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後來為朱熹所繼承和發展，世稱「程朱學派」。周敦頤、二程、張載、邵康節而被稱為「北宋五子」。理學，或稱道學，亦稱義理之學，是宋元明時期思想學說的通稱。之所以稱為道學，是因當時流行稱謂，且《宋史》有《道學傳》而名。之所以稱為理學，是因當時宋代儒家言論學多言天地萬物之理而名。又因其始興於宋代，又稱宋學，與漢學相對。理學被後人分為三大流派：氣本論一派，以張載為代表;理本論一派，以程朱為代表;心本論一派，以陸王為代表。在這三大流派中，周敦頤不屬於任何一派，可見，作為開山鼻祖的他，是源頭，其它的都是支流。

在中國哲學上，關於「知」和「行」的問題，從朱熹到王陽明到王船山，是中國哲學的一條大江大河，蜿蜒輾轉，奔流不息。

朱熹在白鹿書院的學規中明確提出了「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而後「篤行之」的步驟，堅持「知先行後」說，堅持「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王陽明對「知先行後」是不認同的，提出「知行合一」說，以此彌補朱子知與行相脫離的偏弊。他主張即知即行，知行之間沒有長遠的距離，知當下即發為行為。一念之動就是行。學問思辨本身即是行為，不是在學問思辨之外或之後另有行為。

王船山在兩位前輩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下學而上達」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皆是孔子顯明地主張行在知先的證據，故他堅持「不可離行以為知」的實踐論。這是對朱熹的「知先行後」的反叛。他又反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認為他是「以知為行，而不以行為行」，「銷行以歸於知」，實無異於「先知以廢行」。因為王陽明以一念之動為行，以學問思辨、內心修養為行，實即不免抹煞了真正的改革社會政治、改變物質環境的行。

王船山的學說，可稱為重行的知行合一說，與王陽明的重知的知行合一說正相反。他說，「知可詭而行不可詭」，「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以行為功，行不以知為功;行可得知之效，知未可以得行之效」。

歌德說，「理論總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黑格爾說，「理智的工作僅在於認識這世界是如此，反之，意志的努力即在於使得這世界成為如此」。列寧說，「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具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這都是強調實踐的重要性，也就是「行」的重要。

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圖源網絡)

毛澤東在《實踐論》對「知」和「行」的關係作了深刻的闡述：「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關於實踐和真理的關係，毛澤東在《實踐論》寫道：「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也寫道：「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

1963年中蘇論戰期間，中央組織了寫作班子，毛主席在批語中針對蘇共中央公開信中的一些論點，提出「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毛澤東撰寫《實踐論》(圖源網絡)

《實踐論》和《矛盾論》是毛澤東在延安寫就的重要哲學著作，針對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和「左翼空談主義」，為統一全黨意志而理清的哲學脈絡。在當時錯綜複雜、團隊弱小的生態中，找到一個思維的工具，用正確的方法來指導中國革命，十分必要。

作為讀書人的毛澤東，曾創下了諸多紀錄。《資治通鑑》讀了17遍;4000萬字的《二十四史》不僅通讀，還寫下了各種評語;《共產黨宣言》讀了100遍以上;對50餘種古今關於《楚辭》有價值的注釋和研究書籍全部涉獵;對十幾種關於研究《老子》的著作一部也沒有放過。

毛澤東的閱讀範圍十分廣泛，有馬克思主義、哲學、自然科學、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歷史、文學、書法、報紙雜誌等10多類，他的菊香書屋的藏書將近10萬冊。

豐厚的學養和豐富的實踐，讓毛澤東在任何情況下可以用哲學的思維來解決複雜的問題，這也是他對知與行的關係作出的最完美的解答。

1961年，真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當時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是歐美封鎖，蘇聯翻臉;面臨的國內環境是經濟困難，災害重重。面對困難和壓力，詩人毛澤東以詞明志，寫下了《卜算子·詠梅》。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毛澤東《卜算子·詠梅》(圖源網絡)

歷史上的文人墨客詠梅者，可謂眾多，他們的梅花，或孤獨清高，懷才不遇;或孤芳自賞，顧影自憐。真是一縷梅魂，千古清香。而毛澤東的「詠梅」，將梅魂、梅骨、梅趣、梅神呼之欲出，寫出了空靈遐遠而又熱烈絢麗的意境，豁然誕生一個新生命，成世代風範。

《論共享文明》的作者盧德之博士在《湖湘文化的兩大內核與基金會的當代發展》一文中說：「湖湘文化的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尋求深刻的哲學思考，二是尋求現實解放的道路。」他還說。「這種綿延不斷的、深刻的哲學思考，逐漸養成了湖湘文化胸懷天下、思接天下、憂樂天下的品格與操守，而且人才輩出，影響深遠。從某種意義上說，湖湘文化中的這種尋求解放現實道路的價值內核，是中華民族最可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人類文明不斷發展與進步的精神財富。」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中國哲學的洪流從老子的《道德經》到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書寫著對宇宙、社會、人類的最深遠、最宏闊的思考，是對湖湘文化、中華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貢獻。湖湘文化盛開的五朵花，是傲雪報春的梅花，擁有捨我其誰、為天下先的氣質;是璀璨靈動的、開遍九州走向世界的菊花，流淌著海納百川、融通創新的血液;是遺世獨立、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在任何錯綜複雜的環境中保持深刻的哲學思考;是絢麗爛漫的桃花，講述著中國人文的理想;是天生龍種、雍容華貴的蘭花，可漫天遍地又能入廳靚室，顯示了格物致用的品質。因此，在盧德之博士「尋求深刻的哲學思考和尋求現實解放的道路」這樣的命題下，湖湘文化還具有四個特質：為天下先，這是湖湘文化的氣質;融通創新，這是湖湘文化的血液;經世致用，這是湖湘文化的支柱;實事求是，這是湖湘文化的靈魂。這五朵花講述的思想和故事，久久地響徹毛澤東的那句詩，「洞庭波湧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裡盡朝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