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譚洪安 葉顯恩口述
提及往事，還是要從70年前講起。
1950年4月中旬，人民解放軍主力部隊橫渡瓊州海峽，掀開解放海南島的決戰，主要登陸地點在海口以西臨高角地段，離我家臨高縣五堯村只有二十多裡地。不過，差幾個月才滿13歲的孩子，當時還無法體會到，那是一個改變自己人生道路的重要歷史時刻。
更沒想到的是，沒過多久我就不由自主地捲入了社會變革的新浪潮。
我要上大學
1947年我10歲時上的學，那是日本戰敗投降第二年。那會兒我上學晚，跟村裡別的孩子有點不一樣吧，讀了兩年就以第一名考上臨高縣中心小學。有人不相信，說你這孩子是碰運氣，還是求了神保佑，也有相信的人，鼓勵我繼續升學。父親說，家裡也沒錢供你，你想讀書就試試唄。
那是1949年了，沒學上，第二年5月海南全島解放，1951年春天我才能參加中考。記得考試髮捲子時，每個考生有兩個煎堆做糕點。後來我才知道那天管文教的副縣長來監考了，別的孩子都在埋頭做卷，就我自個不慌不忙先吃東西，大概是引起他注意了。等批完卷子，副縣長就問，吃煎堆那孩子錄上了沒？一查我沒上正取生名單，落在幾個備取生裡了。他把我的作文卷子拿來看看，批示要錄上。結果我又考了第一名，縣裡還張貼紅榜報喜。
上了臨高縣中學，我不光拿了全校唯一一份獎學金，課餘又很活躍，積極參加學校各種活動，當上了學生會主席，代表同學們在全校大會上演講。後來副縣長讓我跟著到處出席各種會議，做文書工作，相當於秘書。我個子瘦小，別人看了覺得奇怪，怎麼找一孩子來？
日後回想起來，海南剛解放，地方上百廢待舉，縣裡領導班子大都是南下幹部，本地通文墨的人手緊缺，才給了我這樣一個學習和鍛鍊的機會。那時治安很不穩定，下鄉路上時有匪盜出沒，為保安全，縣裡發了一支步槍，我扛著很威武地到處走。
還有個小插曲：那段時間我母親生病，需要一筆醫藥費，我剛好到一間小學教課，半年報酬大洋50元，這筆錢自己沒花，都給了家裡治好母親的病，這件事也一時在鄉裡傳開了。副縣長了解我家裡情況，很照顧我，讓我認他夫人當姐姐，他就成了我姐夫。
到了1956年，19歲的我得到機會上省城廣州培訓學習。這是我頭一次離開海南島，頭一次見識廣州這樣繁華的大城市，真是大開眼界。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天在廣州城中山路烈士陵園，走著走著一下搞不清方向了，只好向遇到的兩位學生模樣的姑娘問路。她們落落大方，舉止文雅，很和氣地仔細告訴我該怎麼走、怎麼走，還說她們就在附近的中山醫科大學念書。我當時心裡一下蒙了，回海南的路上，就冒出一個從來沒有過的念頭：我要到大城市，我要上大學！
回到臨高，把這想法跟姐姐、姐夫說了，他們很支持我出外多長見識。我趕緊到書店搜集備考資料回來溫習準備，約了幾位都求上進的同學一起參加高考，結果考完放榜，只有我一個考上了，錄取進了武漢大學歷史系，我又成了縣裡的「名人」。一些親友資助我讀書，離開海南島去學校報到前，姐夫、姐姐為我準備了一床新被子，他們每個月還給我匯生活費。
1957年，我渡過瓊州海峽北上長江南岸的武昌求學，不久就迎來大躍進，大煉鋼鐵， 我跟宿舍同學一起辦起了小工廠，想想那真是熱火朝天的青春歲月，敢想敢幹。
徽州與瓊州
1962年從武漢大學歷史系畢業後，我回到當初觸發求知深造衝動的廣州，投入中山大學社會經濟史名家梁方仲門下讀研究生。我選擇了徽州歷史作為主攻方向，先後在1965年和1979年兩次深入徽州民間實地調查，完成這最初的研究成果，耗費了十七八年。
經過多年的浸潤和思考，我發現徽州教育發達，人才輩出，在文化領域的各個方面都有所建樹。
徽州的傳統文化人才猶如群星燦爛，散發異彩，同時又以富名稱天下，確實非同尋常。具體來說，明清時期，由於徽商的資助，宗族的獎勵，輿論的推崇，愛才的風尚，以及悠久深遠的文化淵源的陶冶，造就了徽州人文的極大發展。
以上種種，不免讓我泛起自己童稚到少年時在家鄉海南臨高的美好記憶。那些看似偶然而讓人驚奇的機遇，背後其實蘊涵著地方民風重視教養、作育英才的悠長傳統。在史海浮沉求索中，我才認識到自秦漢、隋唐至明清、民國的千年以上漫漫時光中，海南並非固有印象中的化外蠻荒之地，而是諸多不同文化匯聚交融的寶地，以寬厚包容、勇於進取的海洋文化為最大特色。這一點，與我向來推崇的徽州商人「向海而生」的冒險精神，可謂南北比肩，遙相呼應。
1923年曾在廣東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的許崇灝（1882—1959年），十年後寫出《海南三市》一文，發表於《新亞細亞月刊》，冀望喚起國人對瓊崖的深切注意：「今之海南，吾人急起圖之，固有無窮之希望也。若猶輕忽置之腦後，幾何其不為臺灣之續耶？」
抗戰勝利前夕，許崇灝為重慶亞細亞學會編著的《瓊崖志略》有兩段文字頗堪玩味，第一段是「人情風俗」：
「瓊州遠處天南，孤懸海外，風俗習性似有一種獨特之精神。氣候煦溫，四季不冷。春秋佳日，煦煦和風，海邊椰林濃陰蒼翠，入其中者令人以為別有天地之感。居民多為各省移植而來，祖孫相傳，遂成土著。性柔順而簡樸，勤於耕織，島居生活習於恬靜。空氣清鮮，體力皆極壯偉。性謙謹誠訥，絕無集眾械鬥之惡俗。鄉村之間，尚有安貧守約古代之遺風。誠為易治之邦也。士人多守本分，重功令，明廉恥，尚忠義。往昔人物，忠烈則有海瑞，文學則有邱濬，皆為海內所崇敬，尤足以仰紹前徽，感興後輩者也。」
第二段是「僑況」：
「瓊民多由他省移植而來，富於冒險性及進取精神，稍受經濟之壓迫，則飄然遠引，赤手空拳，自食其力。雖遇困難之環境，不因終日勞苦而稍損其求生奮鬥之志。故遠至歐美，近如香港、南洋群島、安南、暹羅各地，無不為其薈集之區。其所營之事業，大都以旅館、酒肆、茶室、製鞋、縫衣為多，而種植樹膠、營航運而獲巨利者，亦頗有人。所至能自成風氣。篤於鄉土觀念，且因其言語、習慣、性情之不同，凡群居之處，均集而成族。有自設之會館、學校、各項團體機關。處處表現其風俗特性。瓊人在外雖久，而對國內地方慈善事業、教育事業，亦能以其血汗所換之金錢，以為資助，成績卓著，功效極大。」
縉紳文化再梳理
許崇灝編著《瓊崖志略》一書，1947年4月由上海正中書局印行。那正是我將滿10歲，嚮往入學求知之日。如書中所述，海南島上「往昔人物，忠烈則有海瑞，文學則有邱濬，皆為海內所崇敬，尤足以仰紹前徽，感興後輩者也。」
我曾撰文論述「丘（濬）海（瑞）文化現象」，乃海南文化的精髓，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標誌。在丘、海思想中被忽視而又特別富有價值的，是其重商思想。他們都心懷治國安邦，以謀求天下長治久安為職志，堪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傑出代表。但他們並沒有抱守殘缺，墨守成規，而是根據所處的明中葉商品經濟抬頭，以及發現新大陸所引發的世界性海洋貿易的時代特點，提出海洋文化所蘊含的重商思想。
「丘海文化」還有一點值得後人關注和思考：丘濬在朝廷的最後幾年，陸續呈上了十三份奏章請辭還鄉，但卻沒有得到明孝宗的批准。為官剛正、仕途坎坷的海瑞，晚年也多次以老病上疏請求退休，明神宗下詔慰留不允許。
由此又可聯想到，「讀書登第」，也是徽商孜孜以求的上進之道。他們「處者以學，行者以商」；往往「商而兼士」或「士而兼商」，行商取厚利，讀書求名高，雙管齊下。有的即使「棄儒從商」，一旦取得商業上的成功，又重操儒業，以求向縉紳轉化。縉紳就是指傳統時代有官職的或做過官的人。
從宋代起，徽州文化風俗趨向文雅，名臣輩出，尤以晚明至清前期為盛。徽商在自身縉紳化方面取得很大成功，明清時期出任中央與地方的官僚中絕大部分是徽商子弟，他們的鄉土、宗族觀念很強，「凡有關鄉閭桑梓事，無不圖謀籌劃，務獲萬全」。
徽商努力躋身官僚縉紳行列，固然有結交當道者以求庇護，同樣享受特權的意圖，並成為坐地稱霸的豪強。但從另一方面說，縉紳告別官場退隱歸鄉的傳統，也有以自身的聲望、財資與社會關係，扶持涵養鄉土文教風氣之功。
再以許崇灝為例，他是廣東番禹（今廣州）人，辛亥革命元老，「國父」孫中山的重要軍事幕僚，與弟弟許崇智並稱「辛亥雙雄」。 後因剛直不阿被排擠退職，1943年至1946年間在重慶、南京任國民政府委員、國府顧問等空頭閒職。1946年退休，棄政從文，主持新亞細亞學會，著書立說，這才有了呼籲重視海南島（時屬廣東省）戰略地位與豐富人文地理資源的《瓊崖志略》等著作傳世。
南溟風起 文化生根
回想我們這一輩的人，出生成長於內憂外患的動蕩時代，粗通人事又趕上新社會變革的波瀾起伏。我有機緣渡瓊海、過五嶺、臨長江、赴京華，常年專注於經世致用的學術活動，為拓寬視野心胸，走出國門，足跡遍及歐美日，但無論身處何方，一日未忘瓊崖故土養育教化之恩。
當前海南島又迎來新的重大歷史機遇，我對這一中國南方門戶和這片浩瀚南海上的熱土的明天充滿信心和期待，同時也迫切地感受到最宏偉的發展藍圖，亦需要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勇於擔當責任、多做實事。近期我把多年積累的藏書捐贈海南大學，為瓊崖千年文教事業的傳承與興旺盡一分綿力。歸根到底，愛護、延續和發揚寶貴的文化根脈，作育英才，催人奮進，涵養鄉土，才是強國富民長遠之道。
當年的同事和摯友中山大學蔡鴻生教授，近日為我將出的文集惠撰一序，所作評價可謂知音：「像同時代人的命運一樣，既為風雲兒女，就難免隨波逐流。幸好驚雷過後，回歸學術原點，辛勤筆耕，修成正果。」
《莊子·逍遙遊》有雲「南溟者，天池也」，丘濬曾將海南島稱為「南溟奇甸」，我也樂意回歸原點，情懷南溟，眺望海天，心系黎民。
本文為近日在海南省臨高縣實地採寫，葉顯恩先生口述，本報記者譚洪安筆錄。
（責任編輯：冉笑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