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為軍(右一)出生於1969年,1994年開始創作紀錄片,他的《好死不如賴活著》《請為我投票》《出路》等作品多次獲得國際大獎。(受訪者供圖/圖)
陳為軍瘦了一點兒。他在國外養病,沒能回來,只能自拍一小段視頻,和觀眾打招呼。他不願意外界關注他的病情,但又清楚地知道,紀錄片是再也拍不動了,眼下這一部就是他的收官之作了。他是來道別的——「……喜歡我片子的朋友,我們就在此別過。」
紀錄片《城市夢》上映當天,全北京的排片數量是0。陳為軍對好多事都無所謂,包括公映、發行,拍攝已經投了六百萬,他覺得沒必要再多花錢。但他的製片人戴年文不服氣,「憑什麼?這樣一個導演。連個電影的標籤都不給它打上,我接受不了。我一定要做。」
戴年文第一次見陳為軍,就覺得他「特別不像個導演」,長相憨厚,人很實在。兩個中年人一見如故,「他那個樣子不像個藝術家」。執行導演張小晗形容他「特別土」,她在一次提案會上見到擔任評委的陳為軍,其他評委能感覺到是「一個老師」,但是到了陳老師,「我感覺像一個大爺。非常不一樣,一點都不端著」。
陳為軍當時已是知名的紀錄片導演,《好死不如賴活著》和《出路》兩次獲得被視為電視界普立茲獎的皮博迪獎,《請為我投票》入圍過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陳曉卿評價他,「中國只有一個紀錄片導演能夠融入世界的生產鏈條當中,就是陳為軍。」
如果看過陳為軍的紀錄片,會好奇他怎麼拍到如此激烈極致的現實——《好死不如賴活著》裡愛滋病患者一步步走向死亡,《生門》拍的是產房裡的血肉模糊、生死有命。《城市夢》依然如此,小販和城管鬥智鬥勇,一度赤身肉搏、呼天搶地。
如果見過陳為軍本人,又會恍然大悟。「他的人跟他的片子很像你知道嗎?他說話特別直,很不會拐彎。」張小晗起初更欣賞《歸途列車》那樣的紀錄片,它的導演範立欣曾是陳為軍的剪輯師,她覺得範立欣更講究藝術性,而陳為軍的作品和其人很像,「更野蠻一點,更粗暴一點,整個畫面非常直接,給人的感覺很強烈。」
電影學者王小魯形容陳為軍的作品「很有爆發力,能量很大」。早年在《好死不如賴活著》裡,陳為軍不加迴避地拍下了愛滋病人雷妹瀕死前的畫面,蒼蠅停留在她臉上。這個鏡頭當時引發了倫理爭議,王小魯也是批評者之一。「最早我對他的片子有一點不舒服,覺得這樣有點殘酷,有些地方你會很難受。」王小魯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但是後來我又看完他另外幾部片子,我發現這就是他的特色。他拍攝的時候就是毫無掩飾、赤裸裸地去揭示。」
2003年,陳為軍在武漢電視臺工作之餘,前往河南文樓村拍攝愛滋病患者馬深義一家。村裡給檢舉出一個記者的人獎勵50元,陳為軍每次要從縣城步行一小時,偷偷從玉米田裡穿進去,把攝像機裝在化肥袋裡,偽裝成農民。他被抓住三次,挨了訓,寫了保證書,被押送上回武漢的火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