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31日上午，新青年電影夜航船影評小組進行了第九次討論，本次討論的話題是「《城市夢》：紀錄電影參與城市治理」。會議由新聞與傳播學院20級碩士張珂珍主持，由20級碩士馬曉龍、20級碩士周雨飛，19級碩士蔣樂來、20級博士董博天擔任主講，由20級碩士蘇琦負責整理紀要，其他參與討論的人員還有19級碩士黃嘉瑩、19級碩士楊悅言、20級碩士潘柳言、20級碩士陳昱坤、20級碩士張毓祺及張慧瑜老師。
《城市夢》是陳為軍執導的紀錄片，於2020年8月28日在中國院線上映。該影片講述了武漢市洪山城管局與違規佔道經營多年的商販王天成一家在一年中「鬥智鬥勇」的過程。陳為軍是中國內地紀錄片導演、編劇、攝影師，1994年開始從事紀錄片創作。1999年，執導個人首部紀錄片《獨立鏡頭》。2004年，執導愛滋病題材紀錄片《好死不如賴活著》，該片獲得英國國家最佳紀錄片獎、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獎皮博迪獎。2007年，執導紀錄片《請為我投票》，該片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單元。2008年，擔任紀錄片《世界最大的中國餐館》的導演 。2012年，執導紀錄片《出路》，該片獲得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獎。2017年，執導系列紀錄片《生門》。
（紀錄片《城市夢》宣傳照）
馬曉龍
人文情懷：敘事書寫的平等視角
新聞與傳播學院20級碩士馬曉龍從敘事視角的平等性對《城市夢》進行了探討。《城市夢》所反映的雖然是一種城市矛盾，但卻是以一種喜劇的方式呈現出來的，大家在觀看的過程中都會為王爹爹的各種行為忍俊不禁。這部紀錄片並沒有像它的題材以及上映的年份一樣災難深重，也沒有我們印象中城管暴力執法的黑色故事，而是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幽默、調皮，或者說drama，這些可以從影片中的配樂中得以體會。
《城市夢》所突破和創新的是兩種視角，第一種是以王天成為代表的水果攤攤主的生存視角；第二種是以城管為代表的管理者視角。該影片沒有帶有預先立場地對現實的武漢城市基層治理情況進行了真實記錄。
王天成（影片中也被稱呼為「王爹爹」），作為主角在鏡頭前的表現，可以稱之為一種表演，甚至連他的兒子王兆陽偶爾也不無諷刺的說：「你這是演給誰看？」這一家人，老弱病殘，王爹爹老伴重病在身，王兆陽殘疾，在王爹爹的帶領下，一家人從河南農村來到武漢，打拼了14年。他們以魯磨路的一個報刊亭為據點，從賣報紙到賣皮帶、衣服、雜貨及水果等，但這卻讓管理部門頭疼，他們無證經營佔據公共道路，也讓入室經營的其他商戶覺得不公，因此就成了城管最頭疼的事情。白天的王爹爹像一隻母雞，張開翅膀護著水果攤，他怒髮衝冠、怒目圓睜、赤膊上陣，不管不顧拍城管的臉，追著城管跑，隨時往地上躺。但晚上的他卻卸下盔甲，為身患癌症的老伴煎藥，把小狗送給兒子，「我兒子沒伴，你去陪他。」他的這種戲劇化的表現，導致我們都快要遺忘他確實是一個老了的、病了的、艱難活著的底層人民。
（紀錄片《城市夢》截圖）
「他們是生活的弱者，我們是工作的弱者」，這是城管胡隊長說的話。他們所代表的是讓人眼前一亮的新一代城管，這也是導演的突破所在。在胡隊長等城管的身上，我們看到了基層工作者的耐心與溝通能力，即使發生多次衝突，也還能更努力地與王爹爹的妻子、兒子溝通，提出解決方案。這種講述方式完全打破了我們對城管執法的認知。導演鏡頭下的那些發生在武漢的人和事，都是典型的中國故事，他們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能看到的卻時有忽略，沒有「真正去看」的那些人。
這部紀錄片以一種平等的視角去記錄生活，陳為軍是具有悲憫之心的導演，試圖以敏感、包容、善良的心去認真注視這個城市的所有人，不管是強者、弱者，成功者、失敗者，聰明的人、狡猾的人，還是刁蠻、不講道理的人，他都以平等與理解的視角去記錄，這比僅僅是批判諷刺更為可貴。試想，如果《城市夢》的結局不是一個團圓的結局，而是城管暴力執法，王爹爹一家流落街頭或者被迫去別的城市打工，這部紀錄片的主題是否會更加深刻？答案並不明確。這部紀錄片告訴我們，真實的生活往往是比較複雜的，不是二元對立或非黑即白的更多的是模糊的灰色地帶。我們所追求的城市夢，應該是所有人的夢，不是單純底層人民的夢，也不是單純執法者的夢。他們雖然存在衝突，但不是對立者。
董博天
宣傳話語：王天成的抗爭策略
新聞與傳播學院20級博士董博天從宣傳話語的角度對《城市夢》進行了分析。從王天成的宣傳話語而言，一方面，王天成是一個很有宣傳意識的人，他有比較強烈的共產黨階級鬥爭的思維，通過建立階級對立，來喚起群眾的同情。在對外的時候，他通過大聲呼喊和寫字（像大字報的形式）的方式來宣傳自己的弱者形象，但其實他本質上更嚮往強者，如抽菸鬥的行為及用史達林作為比喻，而自己的家人更像是他用來包裝外表弱者形象的一種手段。例如每次爭執的時候，他都會把兒子的殘疾、老婆的癌症放在檯面上說，這種做法是絲毫不顧及家人的感受的，而家人也漸漸默認了自己被當做宣傳道具，因為這樣的宣傳某種程度上可以賦予他們在這裡經營的一種心理上的合法性。但是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王天成大家長式思維對家人管理上存在的問題。當王天成被幾個拿著盾牌的城管圍起來的時候，能感覺到兒子明顯的無所適從。當兒子單獨和城管交涉的時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王天成打電話。從這些行為，可以體會出王天成對家人的控制欲是非常強烈的。當然，也是王天成對外強硬的態度，才讓家人與城管對峙的時候有了一個討價還價的空間。
（紀錄片《城市夢》截圖）
從城管上級的話語來看，印證了王天成影射的階級對立。當城管隊長向上級匯報工作情況，說王天成家人對處理結果有點感動時，上級的第一反應是認為城管工作的責任不是達到感動，而是實現他們對處理結果的服從。所以這種階級對立反映出來的基層治理思維，並不是解不解決問題，而只是想要就把一顆釘子解決後，這個地方不會再出現一個樁子。紀錄片最後是有一個相對比較完滿的結局的，但這個結局可能只是一個特例，而不是常態。
此外，董博天還將《城市夢》與《悲慘世界》聯繫起來，談到底層群眾對於王天成宣傳方式的冷漠。《悲慘世界》有片段描述的是新來的警察對於老警察執法方式的不滿，在質問中道出底層街區擁有自己的運行生態和秩序規則的，通過分幫結派的方式達成一種團結。但是在《城市夢》中，對於王天成的大喊大鬧、與城管的對峙 ，群眾更多的是一種圍觀的冷漠態度，甚至當王天成打了城管的時候，有群眾是站在城管一邊的，所以在同一階層中話語或許已經發生了斷裂。
蔣樂來
直接影片：矛盾雙方的對立衝突
新聞與傳播學院19級碩士蔣樂來從直接影片矛盾雙方對立的角度談了自己對於《城市夢》的觀看思考。《城市夢》作為直接影片呈現出了兩個角色以及他們代表的群體之間的矛盾，分別是以王天成為代表的攤販群體和城管群體。
首先，我們在新聞媒體中所接觸到的對於城管群體的想像，其實跟影片呈現出來的形象非常不一樣。當然導演陳為軍可能刻意地做了一些主旋律性質的包裝，背後隱藏了城市化和階級矛盾的話題。從影片中我們能夠直觀看到「生活的弱者」和「工作的弱者」的二者博弈，這兩個層面的結合也使我們能從更加多元的角度來看待城管群體。
其次，影片結尾穿插的胡隊長對女攤販執法的行為展現了影片矛盾最激烈的部分。在一個鏡頭中，胡隊長與一位女性攤販進行了強烈的爭執，胡隊長非常大聲喊出了「不允許」，但女攤販說的是「我就要」。如果我們從城市化的角度去觀看這部影片， 這其實是其中最直觀的一種衝突。
第三，影片的主題是城市夢，但它到底是誰的城市夢？是指以城管為代表的城市管理者或者城市人的城市夢？還是以王天成為代表的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底層人民的城市夢？對於農村人口而言，他們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城市人，而對於城市人口而言，他們希望向衛生文明城市、現代化城市進發。而這個過程加劇了城鄉分離。那麼，這個城市夢到底實現了嗎？王天成一家是否最終獲得了城市人的身份？當我們討論城鄉分離和城鄉融合發展的時候，其實需要考慮到很多制度性的東西。其中，戶籍制度以及與其相關的一系列管理體制，從政治層面上對城鄉分離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這一部分其實在影片中沒有體現出來。
第四，比較有意思的是王天成兒子王兆陽的流動情況，他之前在五金廠打工，實現了從農村到鄉鎮企業再到城市的流動，在某種程度上這與90年改革開放伊始整個農村人口流動的情況比較一致。在這個流動進程中，王兆陽是被整個國家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發展推著往前走的，他甚至都不一定有一個主動的夢想尋求。從王天成的家庭來看，很明顯能夠看到三代人的鴻溝，以王天成為代表的一代是生長在農村的，以王天成的兒子王兆陽為代表的一代夾雜於城鄉之間，而以王天成孫女為代表的一代可能已經完全以城市人的身份來認同自己，但實際上她可能又不能完全被城市所認同。所以能夠很明顯地從這個家庭的現實情況意識到階級流動的困難性，甚至需要通過代際來完成。
最後，蔣樂來將《城市夢》與《被壓迫者教育學》結合，發表了自己對影片中城管局局長與城管胡隊長關於治理的對話片段的看法。蔣樂來認為局長指出城市治理不是為了感動而是為了服從，反映的其實是城市管理到底應該做什麼以及如何推動底層人民實現城市化的問題。聯繫《被壓迫者教育學》理解，城市管理者的話語邏輯是存在壓迫性質的，這套邏輯要求的是城市外來人口作為被壓迫者存在，應當認同壓迫者，並且能夠融入壓迫者所制定的話語體系當中，只有這樣才可能被城市接納。而這可能也是農村人口在向城市流動時面臨的一個根本困境。
潘柳言
攝製技巧：戲劇表達深描人物形象
新聞與傳播學院20級碩士潘柳言從情節設置、文本語言、畫面拍攝等方面談了自己對於《城市夢》的看法。情節設置方面而言，紀錄片中存在兩對衝突。第一對衝突是王天成和城管的衝突。第二對是王天成和兒子的衝突，紀錄片前期，小王說父親像母雞保護小雞一樣保護著他們，但是紀錄片後期，兒子其實是傾向於城管一方的，也希望能夠更換攤位。這時候王天成非常生氣，認為這是一種背叛，甚至對兒子說「我這棵樹罩不住你了」。
文本語言方面而言，該紀錄片的畫面語言拍攝生動刻畫了王天成飽滿的人物形象。例如，王天成在紀錄片中其實有很多金句，表現了他幽默的形象；王天成叼著菸頭說自己要做強者而不是弱者的時候，體現了他偏執冥頑的形象；王天成對著鏡頭說自己死也要死在武漢，展示自己對死無畏的心態；王天成每天和妻子搬運貨物到攤位，笑著說「你挑著擔，我牽著馬」，表達了他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
（紀錄片《城市夢》截圖）
畫面拍攝方面，有兩個鏡頭的運用較為巧妙。第一個是空鏡頭，當兒子傾向於城管對攤位進行下一步的改動時，王天成跟兒子起了衝突，然後把兒子水果攤上的葡萄都撒在了地上，離開之後又把自己身上的零錢撒在了地上。這個一地零錢和葡萄的空鏡頭，體現了王天成一家一種一地雞毛的無奈和無助。第二個鏡頭，是在紀錄片後期插入了行人背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片段，這個片段把對美好社會的想像懸置在了這個很讓人棘手的現實上面，一方面可以說這是真正的一個城市夢的體現，另一方面是一種黑色幽默，面對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大家都在用一種很僵硬的方式去背誦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東西。
此外，潘柳言也提出了自己的反思，她認為當我們去責怪社會治理中過程某一個群體的的無理取鬧時，我們淡化的是制度對個人生存發展的限制，當所有人都該為自己的境遇負責時，真正應該反思和改革的東西就永遠透明了。
周雨飛
以小見大：城市化進程的微縮景觀
新聞與傳播學院20級碩士周雨飛以「以小見大」為切口談論了《城市夢》所反應的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的治理問題。《城市夢》以王天成一家的小故事來表現城市管理和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大問題，這個故事其實是武漢進步發展中的一個微縮景觀，而透過武漢的故事，我們也可以窺見其他成長中的城市正在面臨的問題。周雨飛認為，當代中國社會的大量矛盾都可以放在城市化的框架中審視，社會轉型時期的各種陣痛，是在社會發生根本變革時無法避免的。
一般而言，我們經常可以在新聞和網站的一些視頻中看見城管部門和佔道經營者之間的矛盾衝突。在媒體塑造的這種接受語境下，《城市夢》既沒有「博眼球」，也沒有給矛盾的哪一方「洗地」，而是通過完整地呈現出一個生動的樣本，讓觀眾摘下有色眼鏡、拋開刻板印象，直觀且清晰地感受到現實生活的錯綜複雜，從而給觀眾提供更多冷靜思考的空間。所以，在觀看《城市夢》的過程中，我們很容易產生代入感，不僅僅是為影片中的城管人員和王天成一家設身處地地思考，也為中國的城市治理而思考。實際上，中國當代的文明進步史其實就是無數個王天成家庭的城市化史。
城市化在中國近四十年的歷史進程中是重中之重，隨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發展，中國已經從一個農業化國家轉變為一個全面城市化國家，城市人口超過了農村人口，而人口的變化就會帶來社會的變化。《鄉土中國》中描述傳統的鄉土社會是不流動的、穩定的，鄉土社會裡的人們依靠血緣和地緣形成了緊密的聯繫。但當農村人口開始大量流入城市，他們就會經歷一種失去了舊身份、但新身份還未建立的模糊狀態，他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城裡人還是鄉村人，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和文化歸屬，成為了「無根者」。傳統鄉土社會中的穩定性消失了，但新的秩序又沒有完全建立，社會的不穩定性就一下被放大了。比如影片中的王天成一家，他們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農村家中，但想留在武漢市又無法澄清自我認證。他們能有什麼樣的生存權、應該有怎樣的存在價值和意義、怎樣才能融入社會、怎樣才能獲得生存價值的保障，這些才是他們真正的「城市夢」所在。但這種「城市夢」卻受到了主流「城市夢」的威脅。
所以這部影片其實把當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擺在了大家面前，如何把這些農村流動人口變成真正的城市人？如何抓住城市化的機遇塑造更多中國的新城市人、新公民？雖然影片最後是Happy Ending，但並不代表現實中會有這麼多Happy Ending，而這正是影片需要大家深入思考的地方。
黃嘉瑩
身體表演：悲情的英雄主義情結
新聞與傳播學院19級碩士黃嘉瑩從底層視角和身體語言兩方面對《城市夢》進行了探討。首先，從底層視角來看，王天成反覆向群眾訴說家庭的悲慘情況，其實是希望通過底層的悲慘境遇敘述來要求獲得城市管理上的經營授權，以此尋找一種逃脫城市管理的合法性。
其次，從身體語言來看，王爹爹有一種悲情的英雄主義情結，這也反映他突出的表演型人格，比如他會衝動地摔水果、打人，那條他所擺攤的街道仿佛成為了古希臘戲劇當中的露天舞臺，街邊的群眾就是臺下圍觀的觀眾，觀看著王爹爹賣力的表演。當然群眾對於王爹爹行為的態度大部分都是很冷漠的，甚至有些人以看熱鬧的眼光來凝視他，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種黑色幽默。王爹爹是一種很悲情的角色，他就像一種權力的殉道者或者犧牲者，想以一己之力尤其是以極端暴力的自我毀滅方式來對抗強大的國家機器。但是從底層抗爭而言，這種身體語言對他的反抗是非常不利的。
王爹爹的身體語言抗爭是非常具有戲劇張力的，比如在城管來整治的時候他想要自殺，當他自殺的時候，他還要考慮怎樣自殺才更有戲劇性、更能引起轟動、更能引起群眾的同情。聯繫到農民工討薪或其他一些底層的抗爭行為，底層人民是沒有話語權的，他們只能通過極端暴力的自我毀滅方式，才能夠爭取到一些掌握話語權的精英和其他上層階級的關注，才能夠爭取到在媒體中被呈現的可能性，才能夠推動問題的進一步解決。但是這樣容易形成一種負面循環，底層人民的行為越極端越慘烈，反而越容易提高媒體報導的閾值，使得一些不夠偏激、奪人眼球的事件被媒體所忽略。
王天成一家是比較幸運的，他們能夠被陳為軍導演所發現並被立體呈現了真實的生存困境。同時，黃嘉瑩認為這部紀錄片值得後續跟進拍攝，以此更好地反映中國城市化基層治理進程已經解決的和新出現的社會結構問題。
思考與討論：王天成孫女是否算武漢人？王天成是不是被拉到底層的？
新聞與傳播學院20級碩士陳昱坤根據自己的生活經歷就《城市夢》產生了一些聯想。首先，他談到了陳為軍導演的一些紀錄片作品，如《世界最大的中國餐館》反映的貧富差距問題、《請投我一票》影射的政府投票問題等。其次，陳昱坤就自己在武漢的求學經歷談到了武漢的城市化治理問題，政府的城市化治理構想與實際的治理舉措是存在較大的時間差的。再次，他認為《城市夢》中武漢市城管的「感動式」治理行為並非常態化的，或者也有面對鏡頭前的表演成分。最後，他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王天成的孫女是在很小的時候被抱到武漢的，而非武漢本地出生，那麼她的戶籍還可能留在河南，影片最後她就讀了專科院校，那麼她算不算是武漢人呢？第二，紀錄片中的王天成既懂階級鬥爭又了解史達林，既識字又懂法，是否存在他是由於一些生活困境而被拉入底層的可能性？
就這兩個問題，新聞與傳播學院20碩士蘇琦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她認為，針對這兩個問題可能需要向當事人考證才能得知，但是就目前的猜測推理而言，首先，王天成的孫女雖然認同自己是武漢人，但是如果戶籍沒有遷移到武漢的話，她很難參加武漢的高考，所以她可能是心理層面上的武漢人，而非現實情況的武漢人。其次，對於第二個問題，王爹爹是否是被拉到底層的？蘇琦認為從王天成的學識來看確實存在這種可能性。此外，蘇琦還將《城市夢》與何苦導演的《最後的棒棒》聯繫起來，討論了紀錄片關注底層問題的意義。
同時，新聞與傳播學院20級碩士張毓祺也就這兩個問題做出了回應，她認為不能單從紀錄片去推測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首先，即使王天成的孫女最後進入了專科院校，也不能因此推理她是因為不能參加高考而進入的。其次，在王天成那個時代，貧農是很可能被當作積極分子來培養的，所以他可能是受過組織教育的。最後，張毓琪聯繫賀雪峰的《新鄉土中國》談到了鄉村調解員的作用，但是隨著鄉村的衰弱，調解員也消失了。底層貧困人群失去這種調解機制後，面對政府機關嚴格的管理時，只能運用自己的生活智慧進行鬥爭。
在影評會最後，張慧瑜老師談到獨立紀錄片的發展從90年代開始存在一個脈絡，即所謂的地下獨立紀錄片，從底層、弱勢者的角度來批判體制、權力。《城市夢》與原來的獨立紀錄片存在的較大差異之處，在於它增加了一個視角而實現雙視角敘事，一面是站在底層攤販一家，一面是站在城管一方，該紀錄片就成為了展現雙方各自邏輯的平臺和協調者。所以，從某種意義上看，《城市夢》是一種參與社會治理的宣傳，城管可以利用紀錄片的方式改變以往的腹黑形象。
本文編輯：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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