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大型化、人口結構提升、流動速度加快，讓傳統的治理手段不管用了
◇居民原子化，增大了日常管理的難度，也暴露出網格化「網眼」過大的問題
◇利益群體及訴求多元化，意味著社區承擔的服務管理職能更加豐富，對網格及時調整劃分、網格員配備、制度機制保障等提出了新要求
◇進一步暢通和規範市場主體、新社會階層、社會工作者和志願者等參與社會治理的途徑，催生社區自治發育程度
本地戶籍人口5.9萬、外來人口25.3萬，數倍於本地人的外來人口，分布在1.2萬家各類生產經營單位裡。這是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喬司街道面臨的情況。
人員流動大、底數難摸清、追蹤難度高，不僅給日常管理服務帶來難度，在面對疫情等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更增加了識別與防控難度。2020年初，疫情剛暴發，喬司街道網格員們在「數據大腦」幫助下打了25050個電話，摸清湖北籍在喬司人員為26087名。
「基層治理不只是社會治理的『最後一公裡』，更應是社會治理的前端。」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對社會治理精細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記者調研東、中、西部多省市發現，當前城市社區的人員構成、面臨的主要矛盾都在發生新變化，呈現出社區大型化、居民原子化、利益群體及訴求多元化、社區自我管理能力待優化等特點，給城市社區治理帶來新挑戰。
挑戰一：大型社區待織密網格
社區大型化、人口結構提升、流動速度加快，增大城市社區服務管理難度。
一方面，在一些城市，超大型樓盤、萬人小區不斷出現，人口密度加大。例如，江蘇常州新北區的綠都萬和城社區有2萬戶，三井街道的世貿社區有8000多戶。在江蘇南京，濱江板塊的世貿外灘新城、恆盛金陵灣等小區均為50層住宅樓密集建設，不少小區住戶數達1萬戶左右。
另一方面，不少城市的城郊結合處出現拆遷安置小區，城郊大型社區與拆遷農戶大型集中居住區交錯湧現。例如，江蘇南京市江寧區的殷巷新寓、建鄴區蓮花新城等都是超大型社區，一個小區住戶多達幾萬人，甚至10多萬人。
此外，一些大型社區高層次人才集中，工作、求學的外籍人士增多，考驗社區網格員的交流溝通能力和協調能力。例如，疫情期間，江蘇常州市新北區三井街道組建了外籍人士服務隊，採集到有700名外籍人士常住在該街道。
小區規模擴大，人口基數增多，服務管理群體更加多元，讓原有「了解情況靠走、登記信息靠手、交流溝通靠嘴」的傳統人工服務管理方式捉襟見肘。
多省受訪社區工作者表示，基層社區網格員和住戶數量比例不匹配，亟待織密織細網格，拓展網格員來源渠道，充實網格員隊伍，也亟需運用大數據等信息化手段創新管理方式。
挑戰二：原子居民喚緊密聯繫
「過去居民信息來源單一，現在多從網上獲取資訊，有『去社區中心化』趨勢。」江蘇省常州市文聯主席舒文說。
「不同於過去的熟人社會，如今的社區更像『契約』社會，服務對象是呈原子化的居民。」竹立家說，隨著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變遷，越來越多的「單位人」成為「社會人」。
居民呈現為分散的原子狀態，個體需求更多元。記者在多地調研發現，一些社區工作人員與居民聯繫不夠緊密。
部分受訪社區居民反映，平時自己與社區打交道並不多，有事時因上下班時間重疊找不到社區工作人員，不如找物業或打市民熱線方便。
受訪專家說，社區與居民脫節，體現出傳統行政主導的社區服務供給方式效率較低，不適應社會訴求個體化現狀。一些社區工作人員下沉不足，不夠了解社區情況，社區黨組織吸引力凝聚力不足，基層黨組織活動覆蓋面有限。
「這種脫節，增大了日常管理的難度，當疫情等公共衛生事件暴發時，更暴露出網格化網眼過大，動態情況難掌握的問題。」浙江杭州市江幹區委常委、組織部部長邵雪榮說。
為此，江幹區推動社區工作人員回歸主業、沉入一線，確保專職社工50%以上工作時間用於走訪服務、開展巡查。一些地方推出增加社區工作人員本土化比例、錯時上下班等措施。
部分受訪社區居民建議，社區可按需試行彈性工作制、錯時工作制、周末輪班制;組織策劃各類活動向晚上和周末傾斜，確保居民能體驗、廣參與。
挑戰三：多元訴求需聯動化解
利益群體及訴求多元化，容易導致社區矛盾多發，解決難度增加。例如，業主委員會選舉、P2P集資、拆遷、違建、學區劃分、新建商品房小區質量與得房率等問題，將不同利益群體連接起來，群眾訴求多元。
江蘇省溧陽市網格化中心某工作人員說，隨著城鎮化發展，大量流動人口聚居到村鎮，人員構成日益複雜。「安置補貼、環境汙染等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問題反饋增多，短時間內不易化解。有的矛盾糾紛、安全隱患需要上級相關部門建檔立案進行調處，網格員只能做一些簡單的調解。」
社區承擔的服務管理職能日益繁重，對網格及時調整劃分、聯絡服務人員的配備、制度機制保障等提出了新要求。但記者調研發現，不少地區網格負責人的工作範圍、職責及權限尚缺乏明確規定，容易出現相互推諉的情況。
此外，部分社區間在跨街道、跨業務協助方面表現較弱，尤其在涉及利益糾紛時，難以依據網格化管理的實際需求對其他單位及部門資源進行調度。
受訪專家建議，一方面要持續完善網格化服務管理事項責任清單，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網格員在群眾需求與政策落實間的上下聯通作用，解決不了的事項及時上報，同時加強統籌調度能力，多渠道幫助協調解決百姓需求。
挑戰四：社區自治盼組織激活
基層自治發展緩慢，居民過度依賴政府，是當前城市基層治理的又一挑戰。
江蘇溧陽市網格化中心的工作人員說，如果僅依靠行政命令和簡單宣傳，很難充分調動居民廣泛參與社區自治的積極性。如何優化社區自我管理能力?在網格員組織下，類似自管小組的社會組織發揮作用，有效幫助居民熟練掌握社區治理議事規則和實務操練。
入冬供暖試水期間，陝西省寶雞市新建路西段17號院3號樓居民楊明家的天花板被樓上漏水浸溼。這位獨居的84歲老人並不慌亂，給3號樓的自管小組打了電話。在自管小組協調下，老人很快與樓上住戶達成處理協議。
自管小組副組長趙鳳霞說，這是陝西寶雞市試點「社區院落微治理」的成功實踐。自2018年6月街道辦在3號樓推行「黨建+微治理」項目以來，3號樓49戶居民協商成立了自管小組，制定了院落居民公約，承擔起小區物業管理、居民糾紛協調等事項。
「社區網格化管理在網格劃分、人員配備、技術應用等方面離不開政府主導，也不能忽視社會組織、社會力量的充分參與。」竹立家說，要暢通和規範市場主體、新社會階層、社會工作者等參與社會治理途徑，形成政府治理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記者 鄧華寧 毛海峰 李金紅 王俊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