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紀錄片愛好者來說，導演陳為軍的名字並不陌生。有人評論，他是在"以厚重、老辣的視角關注著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獲多項國際大獎紀錄片《好死不如賴活著》，入圍2008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講述小學生班級選舉的《請為我投票》，以及其它觀眾耳熟能詳的紀錄片《生門》、《出路》， 都是出自導演陳為軍之手。
就在觀眾期待著他的新作之時，我們得知，拍完《生門》之後，他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不得不一直在國外休養。
武漢首映場的前一天，他特意給戴年文發了一條視頻用作告別——
曾提名奧斯卡的武漢紀錄片導演，
拍下魯磨路上城管和小攤的「城市夢」
——
撰文：無雙
排版：楊楊L菲、王璐
在陳為軍導演團隊的新片《城市夢》上映前，我提前在一場觀影會上看到了這部產自武漢的紀錄片。觀影會選在南湖邊的一處居民區內，是主創兼攝影師程春霖老朋友的家。
從主路下來，需要一連拐幾道彎，再穿過一片高低不同、風格迥異的別墅群——湖景區向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才能抵達緊鄰湖邊的目的地。
全國公映日：8月28日
那是立秋的第二天，也是這部片子開機的第六年。
陽光濃烈，馬路對面在建的工地，大型吊車從綠色假草皮裝飾的圍擋後面探出頭來；人行道上剛鋪好的灰色水磨石被重新撬開，換上紅色的陶土透水磚，牆角的水泥砂漿散發出濃烈的尿騷味；
三三兩兩的農民工拎著編織袋從便利店前經過，踟躕了一會兒，最終沒有走進去；
一隻瘦骨嶙峋的狸花貓不知從哪個角落竄出，叼起地上的冰淇凌包裝紙又迅速跑開。
武漢，每天不一樣。
2014年，紀錄片《生門》的拍攝接近尾聲，攝製組開始尋找下一個拍攝題材。
那一年武漢發生了不少大事兒。經濟總量破萬億；國務院正式提出要在武漢「開展國家創新型城市試點」；光谷大學生含量創歷史新高……
也是那一年，新版城市形象宣傳片《大城崛起》在武漢電視臺8個頻道輪番播出，一夜之間「武漢，每天不一樣」的城市標語便出現在街頭巷尾。
舉城跑步前進，有些東西就註定要被拋下。例如不合時宜的老舊居民樓、影響市容市貌的城中村……環境規划起來不難，難的是身處其間的人。誰也不想成為被拋下的那一個。
魯磨路嘈雜的街道
在武漢生活了數十年的陳為軍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衝突，於是便有了後來的《城市夢》。
在官方的解讀裡，這個名字代表著兩重含義。一面是從河南農村來到武漢謀生的王天成一家，他們的「城市夢」很簡單：留下來，活下去，讓孫女在這裡結婚生子，成為真正的「城裡人」。
而作為城市的管理者，城管一方的「城市夢」則是維護城市秩序，用洪山區城管局二中隊隊長胡毅峰嘴裡常嘀咕的那句話來說就是：「城市要發展，武漢要當大城市。」
而這兩重訴求顯然是衝突的。
因此，《城市夢》的主線，就是一場場對抗。
故事發生在彼時像是城鄉結合部，市容市貌待「優化」的魯磨路。六十多歲的王天成熟練地罵髒話、摔東西，在馬路中央寫大字報，舉著喇叭高聲朗誦憲法，讓人幾乎有一種時空穿越的錯覺。城管部門則回以臥底、暗訪和「無間道」……
片子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就是每當王天成到達「戰場」時，背景音就會插入一段輕快的鑼鼓聲，有點像京劇裡英雄登場的戰鼓，但又因過於輕快而頗具喜劇色彩。
這種滑稽的喜感也是貫穿全片始終的。有點像像周星馳的電影橋段，看著搞笑，細想起來卻是無盡的悲傷。
如大多數影片一樣，故事最終走向了happy ending的大和解。王家的兩個小攤在一個陰雨天被拆除，王天成擎著傘與胡毅峰套近乎，語氣裡帶著幾分討好；城管隊為王兆陽準備的新亭棚早已粉飾好，婆婆李書香在鏡頭前抹眼淚：「感謝政府，感謝城管隊……」
有觀眾質疑其間的「表演」成分，製片方解釋說，這並不是一個刻意尋求的結果。「『妥協』也好，『和解』也好，這樣的結局在整條街上都是常見的。」
例如程春霖跟著城管跑的時候，注意到過一個支板慄攤的中年男人。男人年輕時候因為賭博賣掉了一顆腎，之後便失去了勞動能力。城管要求他把庫存的板慄賣完就收攤，但拖拖拉拉了快一年板慄也沒能賣掉，幾十歲的人坐在城管中隊的地上哭得像個孩子。
但最終那個攤子還是消失了。如今的魯磨路高樓林立，珠寶交易中心的牌子在太陽底下泛著刺目的光。
如今的魯磨路
就像電影裡，胡毅峰一遍遍向拒絕整改的小攤小販強調：「城市要發展，武漢要當大城市，國際化的大城市」，似乎也在說，在滾滾而來的歷史車輪面前，沒人能真的抵抗。
比起略顯宏大的命題，片子裡對王天成一家的記錄反而更動人。
過去數十年，中國在經濟、社會等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習慣生活在一個永遠上升的世代，以至於幾乎要把它當成一種永恆的常態。
但賈樟柯說過：不能因為整個國家都在跑步前進，就忽略掉那些被撞到的人。
二十年多前，王兆陽在一次工傷事故中失去一隻右手，「300多噸的液壓機落下，一下就沒了。」
工廠判定是操作失誤，一分錢也沒掏，最後社保陪了兩萬八，王兆陽拿這筆錢娶了媳婦，生下女兒王展萍。
一家子五張嘴等著吃飯，王兆陽又是個工廠不願收的殘疾人。夫妻倆商量來商量去，最後決定拖家帶口到武漢來謀生。
倆人先是賣墊子，墊子賣不成又賣打火機，打火機賣完又賣鞋子。武漢的冬天風特別大，倆人數著賺到的第一個三百塊錢，高興得不得了。
片子裡有一段，講的是城管隊偷偷派人「監視」王家的水果攤以估算其月收入。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一天營業額約為1500到3000元，「一個月下來就是幾十萬，這是暴利啊！」
一天3000，一個月幾十萬，這大概是我今年聽過最玄奧的數學題。
且不討論這道題是否有解，至少在鏡頭裡，你很難看到這個歌在武漢摸爬滾打十幾年的家庭有任何和「暴利」有關的痕跡：一家子住在兩間出租屋裡，除了王兆陽夫妻的床頭，再沒有一張像樣的桌子。王展萍寫作業的時候，就把一條凳子放倒，再拖一把靠背椅當桌子。
但即便如此，他們也從沒想過再回去。
影片裡，暴脾氣的王天成唯一一次和兒子吵架，就是因為兒子在跟領導談條件時，提出讓萍萍能夠在地大附屬中學讀完初二。王天成不同意，他無論如何也要堅持到萍萍讀完初中再走，「我必須要她在這樣好的一個學校裡讀完書。最好還能讀個大學，然後再找個婆家。這是我們全家的希望。」
後來有人在影評裡說，這部片子與其說是王爹爹在水果攤與城管抗爭，不如說是一個老人為了下一代的生活和現實做鬥爭。
影片的結尾，萍萍在餐桌上和父母興奮地討論今天去遊樂園玩。聽到門票花了88塊的時候，王兆陽，頓了一下，最終還是笑著說：「那挺好啊」。王天成和妻子在下過雨的魯磨路上遊蕩，走著走著突然感慨：
「你別看我在這裡磕磕碰碰，我非常喜歡武漢，我死都要死在武漢，哪裡黃土都埋人。」
《城市夢》的發行，原本並不在陳為軍的計劃之內。
2012年拍完《請為我投票》之後，陳為軍就有撒手不幹的想法，2017年《生門》上映後，他也多次向外界表示，這是最後一部片子了。
他的理由是：拍紀錄片太辛苦。尤其是後期剪輯裡，一幕幕真實的生活被放置在千萬雙眼睛的審視下，「他們隨時會評價某個細節，這個細節是否放進去？不放進去，有失客觀。放進去，會讓被拍攝者和我都受到傷害。「
這樣的糾結在《城市夢》裡也時有發生。有一幕，王天成回家給自家的雜貨鋪拿貨，那時城管已走完取證程序，拆遷勢在必行。於是王兆陽便和父親商量，多拿點存貨過來，「能賣一點是一點」。王天成便用兩隻畸形地胳膊託了一整簍衣架下樓，拐彎的時候，鏡頭狠狠一晃，就見老爺子狼狽地摔在了地上。
從家裡拉貨的王天成
這個時候舉著攝像機的人應不應該介入呢？對於一部紀錄片來說，這始終是個無解的問題。
2014年結束，片子拍下了600多個小時的原片。此時《生門》尚未收尾，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看著《城市夢》冗長的素材，陳為軍幾度想要放棄，但同樣是《生門》製片人的戴年文覺得很可惜，在他的堅持下，這部片子最終還是出爐了。
600個小時的原片被剪至104分鐘，光後期就做了足足兩年，過審又花了兩年。直到武漢首映的一個星期前，片子才拿到公映許可證——這也是陳為軍拍了二十多年的紀錄片，唯二在國內拿到過公映許可的片子，另一部便是《生門》。
龍標在銀幕上一閃而過時，有觀眾在底下嘀咕：「對陳導來說，拿奧斯卡入圍可能都要比拿龍標容易些。」
《城市夢》武漢首映的影廳，緊挨著洪山區「扶貧指揮部」
和審查打交道是中國導演的集體命運，為了過審，一些妥協自然是必不可少的。「我們有時候會特意保留一些一看就過不了的鏡頭，好給審片員找點事做」，在接受採訪的時候，程春霖偷偷抱怨。
問到有哪些鏡頭被刪掉了時，他眨眨眼，笑著轉移了話題。
2017年《生門》上映時，剛好和張藝謀的《長城》撞了檔。當時陳為軍老神在在的說：「我只負責用心把故事拍好就是，至於其他的，順其自然好了。」
後來《長城》票房1.71億，轉年在國外又賣了1.6個億，《生門》票房才百萬出頭，剛好抵《長城》一個零頭。
陳為軍團隊幾年前的紀錄片《生門》在豆瓣上有8.8的高分
中國電影拍了幾十年，觀眾還是更喜歡穿金戴銀、飛來飛去的故事。
這次《城市夢》原本的公映日選在8月21日，誰知又和拖了一年的《八佰》撞了檔。主創緊急開會，將公映日又往後挪了一周，並選擇在武漢率先上映。
唯一的遺憾，是導演陳為軍沒能看到這部片子的任何一場國內首映。他是山東人，但自從1994年進入武漢電視臺之後，就開始拍武漢故事，一拍便是20多年。
拍完《生門》之後，他的身體狀況急轉直下，不得不一直在國外休養。武漢首映場的前一天，他特意給戴年文發了一條視頻用作告別。
「喜歡我片子的朋友，我們就在此別過了。」
作者 |無雙
圖片 |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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