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導演陳為軍:從吃喝中可見國人的倫理觀

2020-12-02 搜狐網
《世界上最大的中國餐館》劇照,西湖樓中的一場喜宴,在陳為軍看來,中國人"在吃吃喝喝的狀態裡中,把所有的事情都辦了"。 
陳為軍 

  陳為軍:現供職於武漢電視臺,紀錄片製作人。1969年生,1994年開始從事紀錄片創作,2004年反映河南愛滋病家庭的紀錄片《好死不如賴活著》獲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獎等多項國際大獎。2007年,講述小學生班級選舉的《請為我投一票》入圍2008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還獲得過英國國家紀錄片獎等榮譽。

  位於湖南長沙的「西湖樓」飯店曾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評為世界上最大的中國餐館,它2004年開業,佔地5.8萬平方米,其中除了被打造成仿古建築群的餐廳,還有湖泊甚至城牆。餐廳可以同時容納5000人就餐,員工有1000人,其中廚師就有300多人,被分配在5個廠房規模的廚房內。服務員更像一支小型的軍隊,每天早上在開工之前要通過合唱革命歌曲來鼓舞士氣。

  當英國BBC(英國廣播公司)在2008年為了製作一個反映中國飲食文化的節目找到紀錄片導演陳為軍時,他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湖南這家巨大的餐館,之後的兩個多月,他便在「西湖樓」拍攝了100多個小時的素材,最後剪輯出4集紀錄片《世界上最大的中國餐館》。

  這部展現「西湖樓」種種奇觀的紀錄片,分別以民營女老闆創業、女員工百萬婚禮、耄耋老人壽宴、兒童生日宴四個段落展示中國人「民以食為天」的文化傳統,同時也將鏡頭對準這個龐大國家中不同階層——從老闆、經理、廚師、服務員、食客到擇菜大嬸——的生活狀態,反映出普通中國人對於生活的種種觀念。《世界上最大的中國餐館》2008年製作完成時便入圍了當年的加拿大多倫多電影節,並在全世界30多個國家地區放映。

  3月底,《世界上最大的中國餐館》再次於北京現象藝術中心放映,4年前的鏡頭裡的那些中國人,與今天的人們相比,似乎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早報記者在放映後採訪了該片導演陳為軍。當被問及對自己拍攝對象——普通的中國人最大的印象是什麼時,陳為軍說:「有個好事業,娶個好老婆、生個好孩子,這就是普通中國老百姓最希望過的一生。」

  我不喜歡強化使命感的東西

  東方早報:「西湖樓」裡,你最愛吃的一道菜是什麼?

  陳為軍:粉皮羊肉真是太好吃了。這可不是為他們做廣告(笑)。

  東方早報:為什麼會選擇拍攝了這樣一部「吃吃喝喝」的片子?

  陳為軍:其實這部片子是早在2007年的時候計劃的,因為2008年要在中國舉辦奧運會,BBC(英國廣播公司)想要做一部關於中式餐飲的紀錄片,這個想法源於他們管理層的一個負責人,有一次到廣東紀錄片大會開會,會後到類似「漁人碼頭」這樣的海鮮市場的餐館吃海鮮,他覺得中國人吃飯挺有意思,之後就派了一個英國導演來當地海鮮市場來拍,結果拍了很久,也沒拍到他們想要的。

  他們找到了我,跟我說了他們的想法,我當時正好從報紙上看到了湖南的這家「西湖樓」酒店,曾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評為世界上最大的中國餐館,我對他們說應該拍這樣的一家餐館,你能通過餐館這樣一個舞臺看到中國人最真實的生活狀態,因為中國人的傳統中就有一部分是「食」文化,中國人在吃吃喝喝的狀態裡,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辦了,你可以從這個角度看到他們對事業、婚姻、倫理、教育的不同觀念,還有從過去到今天,物質上的一個很巨大的變化。他們聽了也覺得不錯,於是就去拍了。

  東方早報:這個題材拍不好會讓人覺得是一個酒樓的宣傳片或者旅遊節目的風光片,在這點上你是怎麼把握的?

  陳為軍:沒錯,(笑)在電視臺裡,我也拍過你說的那種風光片,所以我才有了我的業餘愛好。人家不是都說,業餘愛好才是你最喜歡做的事情,所以在我最喜歡做的事情上,更要認真把握。

  《世界上最大的中國餐館》是一個有關中國的命題,也許一提到中國,你會想到故宮、長城、緩緩打開的城門,一本正經的解說詞,當然這是一種演繹;而在「西湖樓」這樣一個舞臺上演的,是艱苦創業的民營女老闆、來大城市打拼的小員工、各式各樣的食客們。他們身上的細微之處也許是中國文化最真實的體現,從這裡入手反而更淺顯,更容易讓觀眾接受。

  我不是一個非常個人化的導演。我不喜歡強調那些批判或者強化使命感的東西。我只是想要以有意思的方式給觀眾呈現真實的情況是什麼。當然我也只是開了一扇窗戶,不可能把中國所有的版圖畫給你看。電視節目是消費品,遙控器在大眾手中,所以你的故事必須是淺顯易懂的,你的命題應該是更國際化。真正做記錄,不是常人的簡單體驗。什麼是常人的簡單體驗呢?找工作啊、談戀愛啊,或者某個特定的職業啊,當然也不是那種新聞調查,秘密揭開就完了;真正的做記錄,應該是無論黑人、白人、黃種人都看得懂的題目,是跨越文化背景、人類的終極問題。

  東方早報:可必須承認「西湖樓」還是有些特殊的,起碼它沾了「最大」兩個字。

  陳為軍:它其實不特殊,只不過它規模大、比較典型。其實我拍到的都是普通的中國老百姓。像秦總,「西湖樓」的老闆娘,你可以說她是一個企業老總,你也可以說她是一個努力賺錢的中年女人。她曾經當過老師,又在人民醫院工作過,她歌唱得又好,經常在她們舉辦的年會中演唱,很受歡迎,她身上有那種中國婦女吃苦耐勞、樂觀向上的精神。而那個女員工放棄了自己的工作嫁給了一個有錢人,花了一百多萬操辦婚禮,這其實也是另一種很普遍的價值觀。

  我不會故意迴避餐館裡殺生場面

  東方早報:你和秦總之間可以信任到哪一步?

  陳為軍:你在片中可以看到,有時候,她會去包房裡跟熟客敬酒,我也會一直跟著拍她;她去山上找做出好豆腐的配方,我也跟著她;我會很清晰地知道彼此的底線,比如像那種私密性的VIP大包房,我是從來不會進去的。不可否認,她會有對拍紀錄片這件事功利的想法,我認為這是正常的。拍攝對象可以信任到哪一部分,都是在公平公正的原則下,我們必須在互相尊重的情況下進行拍攝。

  東方早報:有報導稱,這部片子在英國放映的時候,鮮魚活吃和殺蛇的場面,令很多人立刻從座位上跳起來,甚至說你的這部片子是動物保護主義者和素食主義者嚴禁觀看的影片,你怎麼看這些未經處理的殺生鏡頭?

  陳為軍:對,我知道這很有可能,但是拍中國的「食」文化就一定會觸及到這些,這是不可避免的,我不能因為這段會引起某些人的反感,就故意把它迴避掉,因為這些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們常年會舉辦這些廚師大賽,也會請很多人來看,所以這是「西湖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一段河流一般,人的特性一樣,歷代對它的評價都會有所不同,我其實還挺喜歡這種不同的評價,這是常態,如果是一邊倒,反倒不是真實的東西了。

  東方早報:在《好死不如賴活著》中有一個鏡頭,蒼蠅落在垂死的雷妹臉上,你沒有停機,而是繼續拍攝,從此以後,「攝影機」是否該有道德標準開始在紀錄片人中間不斷探討,這麼多年過去了,你現在怎麼看你當時的這個鏡頭?

  陳為軍:我不會改變我的想法。我認為任何作品都離不開片子背後的一些氛圍,在特殊的環境下,到底應該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取決於當時的情況。如果我不把影像帶出去,一個女人就默默死掉了,好像從來沒來過這個塵世一樣,我當然知道一個女人臨死前也希望自己最後留下的是美好的形象,可是這是唯一她剩下的東西,就是活著的面容,我把它記錄下來,也算是對死者的尊重,讓更多的人知道,有這麼一個無辜的女人曾經活著。

  東方早報:在拍攝過程中,你不能夠把控的又是什麼?

  陳為軍:做紀錄片是有運氣的,像《請投我一票》這部片子就有運氣的成分在,因為很少有紀錄片可以拍攝到一個前因和後果,因為我們都知道,拍紀錄片失敗的可能性很大,不像拍劇情片,假戲真做,只需要有錢和組織能力,這事兒就十拿九穩了。但是做紀錄片是被動的,因為很有可能,它發生的時候你並不在,你只能趕過去拍個結果,又可能相反,所以那部片子我是撿到了寶,我當時知道他們班級要搞那個選舉就去了,同時因為有兩臺機位,我們又有兩個無線話筒,耳機都戴在耳朵上,隨時都可以聽到小朋友在說話,這個有點抱歉的是像監聽(笑),所以我們拍攝的內容特別豐富完整。我在《世界上最大的中國餐館》裡,其實也是用這種很笨的方法,從員工早晨起床到晚上打烊,必須要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聞到出鍋的酒香我會放下攝像機

  東方早報:你在拍攝《世界上最大的中國餐館》時,最大的感觸是什麼?

  陳為軍:中華民族是一個很溫順的民族,給他一點月光,他們就能還你一片燦爛。放棄了以前的鬥爭,口袋裡有了點碎銀子,就開始了全民狂歡,有一點沒心沒肺的感覺。我不知道這是民族的優點還是缺憾。也許這就是咱們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特色?

  東方早報:有沒有讓你覺得特別有趣的事情?

  陳為軍:西湖樓裡有一個小廟和一座小酒廠,小廟是秦總常帶領管理層去拜佛的地方,那個小酒廠是她老公的,他對白酒還有鑑賞力,親自蒸製醇美的高度白酒。對於我這個外來的拍攝者,當我聞到出鍋的酒香,就會放下攝像機,盛上已被燙熱的酒,微醺後,晃到小廟裡上三炷香,出了廟門,才想起酒後上香,是對佛的不敬。

  東方早報:你說話的方式並不像一個導演,這跟你自己的生活方式有關嗎?

  陳為軍:我其實跟《世界上最大的中國餐館》裡的那些食客沒什麼不同,每天上班下班,也沒有圈子,很少應酬,頂多也和幾個好友吃吃喝喝,我拍的很大程度都是你在方圓幾公裡內找得到的人,其實中國人的生活期許是最簡單也是最複雜的,有個好事業,娶個好老婆、生個好孩子,這就是普通中國老百姓最希望過的一生。

  東方早報:你最近在忙些什麼?

  陳為軍:我去了湖北恩施,那兒有一個法官,他是全國的一個百佳法官,他每天背著國徽去百姓房前屋後為他們判案,那個地方崇山峻岭,老百姓出個門比較難,如果有個什麼事兒,這位法官就在宅基地門口的空地上為他們解決。這就是一個流動的法庭。

  東方早報:故事片《馬背上的法庭》也是聚焦山區法官的。

  陳為軍:那部片子著重描寫刻畫的是那位奔走山區的法官。而我比較感興趣的是村民。在大山裡那個半封閉的狀態下,老百姓到底對法律本身有多少了解,市民和山裡的農民的想法和認識肯定不一樣。我想這位恩施的法官肯定會遇到很多和在城市裡不同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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