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以來，官方儒學大發展，但儒學精緻化卻於國無益，國家還是亂了，於是物極必反，士大夫也就不玩儒學玩清談了。這個時期，士族精英集體墮落，陶淵明這種人還算是名士，但也徹底不跟社會合作了；而另一伙人就只能說是不要臉了，瘋狂地玩清談，實際卻在自我標籤、沽名釣譽。
01.清談的歷史淵源
任何潮流、任何風氣、任何學說，都不是無根無由的突然而至。你總能找到它的歷史淵源。特別是我們這個文化深厚的國家，各種文化模因都在歷史與文化之中，就看什麼時候應和時勢，然後爆發出來。清談也是如此。往前追其淵源，就得追到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
百家爭鳴，看著紛紜複雜，但實際上就三條線，代表了當時知識分子對禮樂傳統和整個天下的態度。然後，這些人就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各自的一套大同小異的學說。
第一條線是反傳統，認為時異勢異、禮樂沒用，代表的就是法家。這是一個新時代，守著老傳統已經沒用了。怎麼辦？變法改革。
第二條線是守傳統，認為天下大亂就是因為禮崩樂壞，代表的就是儒家。這是一個糟糕的時代，而之所以糟糕就是因為人心不古。怎麼辦？恢復王道。
第三條線是棄天下，認為一切虛無所以就該返璞歸真，代表的就是道家。這是一個讓所有人都痛苦的時代，而之所以痛苦就是一伙人要變革、一伙人要王道，你們爭來爭去，搞亂了天下。怎麼辦？消極避世。
看到這三條線，也就知道清談從哪來的了，就是這第三條線。
我們的文化模因裡一直缺少宗教和思辨這些東西。於是，佛教引入之後，第三條線的消極避世又有了外力輸入，於是就如虎添翼了。
02.法家不行、儒家也不行
清談的文化模因，一直就存在。所以，只要時勢允許，這個模因就會表現出來，成為風氣和潮流。但是，要表現出來就得有時勢的配合，平白無故是表現不出來的。
法家和儒家，都是積極入世的。
所以，這兩條線表面上看南轅北轍，但殊途同歸。兩家都是想著讓當時天下如何變得更好，只不過一個要創新、一個要守舊。
但是，道家則是本質的不同，它是消極避世的。
世人熙熙皆為利來、世人攘攘皆為利往，你們太俗太物質，把天下都給搞亂了。所以，真得猛士不是直面淋漓的鮮血，而是反求內心、步入桃花園中。
先是積極進取的法家，折騰出了一個大秦帝國。
然後，被推翻了，但法家並沒死，一直延續到漢宣帝時代。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漢家自有制度，是啥制度？
肯定不是儒家，因為「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而且漢宣帝對俗儒的「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進行了批評。所以，簡單說，漢宣帝也是一個法家的踐行者。
只不過平民的大漢滅了法家的大秦，總不能繼續說我們大漢還要法家治國吧。所以，打右燈、往左轉，表面上說獨尊儒術，實際卻是漢襲秦政制，甚至連秦朝正朔曆法都照搬全抄。
但是，你既然打了右燈，天下百姓可不知道你要往左轉，只知道你就是要往右。前幾任皇帝的帝王心無學，玩得賊溜，所以知道大漢的底層邏輯是什麼。即便不知道，也能得乎其神。但是，後邊的皇帝就不知道了，因為他們只能跟著天下往右走。於是，漢宣帝以後，儒學就越來越興盛。到了東漢就更誇張了，古書上的一句話，漢儒能整出十幾萬字的論文。所以，儒學已經精緻化。
但是，春秋以降，整個中國社會的基礎就已經發生了變化。你儒學不僅認識不了天下，也改造不了天下，因為沒有你表達模因的社會基礎。只有政治基礎和廟堂基礎，因為大漢一直打右燈。
於是，漢末大亂，就徹底打臉了。你把儒學玩得那麼精緻，有啥用，天下不還是大亂了。
03.那就只能清談
天下大亂，自然就會產生兩種情緒：一個是失望，不僅對儒家失望，而且對社會失望，所以消極避世；一個是求心，客觀世界糟糕如此，那就只能向內心尋求確定了，所以不再入世。於是，道家的文化模因，就被徹底打開了。而在魏晉時代的表現形式，就是清談。
要清談、要避世、要求心，就得往思辨和信仰層面挖。但是，中國的老莊哲學提供的資源太少。道家也就是楚地那一片的人在玩，真正的文化中心，比如魏韓中原和齊魯大地，都不怎麼玩。但是，不要緊，這時候佛教傳入了。佛教要比道家複雜多了，這裡面有的是資源可供開發。加上早期佛教的助攻，清談就有了智慧資源的支撐，於是潮流也就不可阻擋。
當然時勢，也就是客觀世界的變化，從來都不能少。
這時候的士族已經徹底墮落。好一點兒的，像陶淵明這種人，就離群索居了，不摻和天下這攤亂事。壞一點兒的，就是那些士族們，清談了成了他們沽名釣譽和自我標籤的手段。我們之所以高官厚祿，是因為我們不同，而我們之所以不同是因為我們會清談。然後，就有了一群更壞的傢伙，表面與世無爭搞清談，實際卻用清談為手段沽名釣譽、往自己兜裡摟錢。
再之後，還有更不要臉的，這些以清談為標籤的士大夫和士族們，還要把自己的地位給制度化，搞出了什么九品中正制。制度建起來了，士族永遠是士族，平民永遠是平民，天下終於有秩序了。然後，士族們繼續搞清談、比奢侈，老百姓就繼續苦稼穡、疲徭役。
魏晉名士為什麼喜歡清談？
能清談的沒幾個平民百姓，就這麼幾夥人：一夥吃飽了沒事幹的士族；一夥沽名釣譽的所謂名士；一夥徹底拒絕跟社會合作的隱士。
而清談之所以成風，就是因為這些人要用清談做標籤，把自己跟平民百姓區別出來，我們不一樣所以就能比你強。
於是，問題肯定要爆發。
能讀書的人才能搞清談，而能讀書的人都是當時精英。精英要麼消極避世、要麼沽名釣譽、要麼虛無標籤，那這個天下還能不亂嗎？再加上司馬家的神助攻，立即就開啟了五胡亂華。
五胡亂華能把士族們給打醒嗎？
可能不僅沒打醒，反而讓他們更加執著了。因為亂世更亂了，消極避世的文化模銀就更有了表現的機會。所以，東晉以及後來的南朝，真得有點兒無可救藥的趨勢了。要不是北朝胡人政權為了爭正統而搞儒化，南朝的一伙人甚至連儒家和入世都不知道是什麼了。匈奴人宇文泰都復起了周禮，南朝還能不著急嗎？
大爭之世，容不得清談。南北朝對立，就是一個大爭之世。所以，清談也就不會再有市場了。因為繼續清談，就只能被消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