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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查看21歲的Helene Campbell在經歷過今年的一場雙側肺移植手術後，立志要改變加拿大器官移植的現狀。
根據加拿大健康信息研究所的數據，2011年有超過4500位加拿大人在等待器官移植，其中約250位患者在等待過程中去世。在發達國家中，加拿大登記在冊的器官捐獻者數量僅處於中遊水平。9月份發表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了一種可能的方法————採用經濟補償的方式鼓勵器官捐獻。可惜有證據表明這種措施效果並不好。
加拿大在器官捐獻領域表現平平，雖不是最差的，但也無法和其他很多國家相比。目前，加拿大人們通過利他主義的精神成為活體器官的捐獻者，並且在捐獻時不求回報。卡爾加裡大學（University of Calgary）的研究者在9月份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可以採用經濟補償的方式鼓勵器官捐獻。這意味著只要捐獻者和器官接受者的配型相符，並且同意捐獻器官，比如腎臟，那麼就可以拿到一筆錢。該文章還建議對已死亡的捐獻者的親人進行經濟補償。死亡捐獻者在加拿大所有器官捐贈者中佔有很高比例。
文章中提及的經濟補償措施還包含對活體捐獻者提供稅額優惠，如稅收抵免，或者保證捐獻者可以在恢復期間得到就業保險所提供的福利。加拿大腎臟基金會認為活體器官捐贈者不應該承受器官捐獻帶來的任何費用，而對於死亡捐獻者，應該補償給他們親友喪葬費以紀念捐贈者。
卡爾加裡大學研究者調查了不論是否患有腎臟疾病的加拿大人以及醫療專家。調查結果刊登在《美國腎臟病學會雜誌》上。總體而言，70%受訪者同意對死亡捐獻者的親屬進行補償，但只有40%的受訪者支持對活體捐獻者進行補償。這表明加拿大人十分在意活體捐獻的潛在危害，因為捐獻者必須忍受捐獻決定可能帶來的不良影響。
另一個結果更加有趣，45%的加拿大人支持對活體器官捐贈者進行現金補償，而在患有腎臟疾病的人群中這一比例下降到了27%。換言之，實施這一措施後最有可能受益的人群反而最不願意看到補償措施的實施。我猜想原因可能是器官接受者及家屬們不願意有人因為錯誤的原因而捐獻器官，因為這樣會讓他們產生負罪感。
加拿大人最能夠接受的經濟補償方式包括支付死亡捐贈者的喪葬費用以及減免活體捐獻者的稅收。這篇調查的作者呼籲研究者對於經濟補償對器官捐獻率的影響做更多研究，但是來自美國的數據顯示前景可能並不是那麼樂觀。美國從2004年開始已經有16個州對活體捐獻者進行稅收減免，例如允許活體捐獻者有最多一萬美元的收入可以免稅。
在投遞他們的調查文章時，研究者並不知道另外有一篇文章被投遞到了《美國移植雜誌》。這篇發表在8月的文章發現，在美國實行對捐獻者稅收減免政策的州中，每十萬人中有2.64位器官捐獻者，而沒有實行這一政策的州捐獻者比例僅僅只低了一點，為每十萬人有2.47位捐獻者，這在統計學上並沒有顯著性差異。可能是目前補償太少，無法打動人們。Kevin O'Reilly發表在《美國醫學新聞》的文章中引用一位醫生的言論，稱更多稅收減免可能產生更明顯的效果。
事實上有很多方法能夠提高器官捐獻數量。加拿大就可以通過效仿歐盟國家的措施增加死亡捐獻者的數量。歐盟國家實行了一項創舉，他們將器官捐獻從「選擇捐獻」（籤署器官捐獻卡）變成了一個「選擇不捐獻」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每個人默認都是一個器官捐獻者，除非他們特別申明不願意。
根據《經濟學人》今年早些時候發表的統計圖表，西班牙是死亡捐獻者最多的國家，比加拿大的兩倍還多，其中「默認同意捐獻系統」無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以心臟死亡為標準也可能會增加捐獻率，因為這意味著只要等到心臟停跳即可捐獻，而不需等到更加正式且漫長的腦死亡。加拿大很多時候是以心臟死亡為標準進行器官移植的。
以色列最近出臺了一項新的鼓勵措施：籤署器官捐贈卡意味著提升自己等待移植的序列。但是為了使這個措施順利實施，政府必須採取一定的措施以防止有些人因為自己需要器官移植而籤署器官捐贈卡。
我有一個朋友向他的兄弟捐贈了一個腎臟。對於他而言，這根本不關乎錢，而是為了幫助自己所愛的人。在無私的捐獻行為之後幾個月，我的朋友進出醫院無數次。他花了很長時間才重新開始工作。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反對為那些奉獻出生命中最寶貴禮物的人們提供微末的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