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都已經說了三十年,為什麼我們還沒解決這個問題?

30年前，溫室氣體排放的潛在破壞性影響成為了頭版新聞，而這種溫室氣體正是由燃燒化石燃料和雨林所產生的。

經過一個世紀的科學積累和觀念上的巨大轉變，這一切才得以實現。早在1896年，瑞典的先驅科學家Svante Arrhenius就首次估計了廣泛燃燒煤炭所造成的變暖範圍，但他主要認為這是一種恩惠，能在農業上給我們帶來好處，也可以「給我們帶來更穩定、更好的氣候，尤其是對地球上較冷的地區」。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也有一些零散的新聞報導，其中包括1956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一篇非常清晰的文章，報導了從能源生產中累積的溫室氣體排放將如何導致長期的環境變化。這篇文章在結尾中預見了解決有害排放的主要障礙：豐富的化石燃料。「煤炭和石油在世界許多地方仍然充足且廉價，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值得，這兩種能源都會繼續被工業消耗。」

氣候101：因果關係

氣候確實在變化。但是究竟是什麼導致了這種變化?氣溫上升如何影響環境和我們的生活?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在1988年底成立，此前各種因素將溫室效應推到了聚光燈下，那一年，美國發生了嚴重的乾旱和高溫，亞馬遜雨林和黃石國家公園發生了大火。就在一年前，世界各國就《蒙特婁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達成一致，制定了解決方案的大綱，這個議定書為消除某些破壞大氣臭氧層的合成化合物制定了步驟。

6月23日，在參議院令人不安的證詞中，一個時刻變得明確起來。James E. Hansen是一位氣候科學家，他將研究重點從研究金星上灼熱的環境轉到地球上人為變化的大氣上，他直截了當地得出結論：「溫室效應已經被探測到，而且它正在改變我們的氣候。」

那個月晚些時候，在多倫多舉行的第一屆關於大氣變化的世界會議上，我開始了一段關於氣候變化科學、影響和相關能源選擇的新聞旅程，這段旅程從未停止，從北極到白宮，從太陽能技術實驗室和核電站燃料池到梵蒂岡。這麼久來，問題的一些細節的確發生了變化，但在許多方面，主要問題仍大致保持在1988年我和其他記者發現這些問題時的樣子。

1988年，各種因素，包括嚴重的乾旱、高溫和部分地區的大火，把溫室效應推到了聚光燈下。

那年10月，我在《發現》雜誌(Discover)上發表的封面文章提到了邁阿密面臨的洪水威脅、可能增強了威力的颶風、中國預計的排放量激增、加州積雪的脆弱性以及水資源供應等問題，文章還描述了目前氣候變暖預測中仍然存在的令人煩惱的不確定性，文章結尾以哈佛大學教授Michael B. McElroy的這句話結束：「如果我們選擇接受這一挑戰的話，目前看來我們可以大幅減緩氣候變化的速度，這會使我們有時間來發展+和社會成本最小化的機制，或者我們也可以閉上眼睛什麼都不管，抱著最好的希望，在報應到來的時候默默承受。」

這個警告聽起來很耳熟，從那以後，科學家、氣候活動家和憂心忡忡的政客們就一直在發表類似的聲明，但是他們的警告並沒有阻止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格倫·彼得斯(Glen Peters)是挪威奧斯陸國際氣候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Research)的一名科學家，他繪製了1870年以來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上升的圖表，發現過去30年中近一半的上升來自人類排放。

在可再生能源技術方面也有很多進展，太陽能和風能系統的飛速發展，以及在太陽下山、空氣靜止時保持照明所需的電池的性能也有很大提升。但是，世界仍然有85%以上的國家依賴化石燃料來滿足能源需求。隨著貧困人口的減少，對化石能源需求的不斷上升，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的增長已經被淹沒了。在美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低碳核電正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因為人們回想起過去的恐慌，迫切要求關閉老化的核電站，而且這些老化核電站高昂的成本也阻礙了新核電站的開發。

如何解釋人類驅動的氣候變化缺乏決定性進展?我花了31年的時間來報導和撰寫與氣候相關的故事、博客文章和書籍，最近我發現回過頭去尋找讓問題惡化的誤解或錯失的機會是有用的——儘管有時有些不舒服。

我們能說出這些主要的病因嗎?各種各樣的理論和目標幾乎和各種各樣的支持者一樣多。其中包括：缺乏基礎研究資金(我經常在這個陣營)，行業對政治的影響，媒體報導不佳，以及那些投資化石燃料或反對政府干預的人的懷疑。還有我們的「不便之心」，這是我對許多人類行為特徵和社會規範的描述，這些特徵和社會規範都不利於正確應對氣候變化。

多年來，我一直認為答案就像《東方快車謀殺案》中Agatha Christie的結論一樣：所有嫌疑人都有罪。但還有另一種可能性。也許，與其說氣候變化是一種環境上的錯誤，不如說是一種新興的風險來源——至少就目前而言，人類在全球範圍內的力量已經超過了我們控制重大影響的能力。在2009年發表的一篇名為《行星尺度上的青春期》(adolescent on the Scale of a Planet)的文章中，我曾經對這個觀點開過玩笑，認為我們人類正處於一個從青春期到成年的動蕩過渡時期，化石燃料就是我們的睪丸激素，我們拒絕外界對人類成長的告誡。

但現實情況要比這個更加複雜，在落後的肯亞貧民窟和印度村莊，人們還在用非法的木炭或手工收集的樹枝做飯，我對這些地方的報導越多，就越清楚地表明，在能源問題和氣候災害的脆弱性方面，並不存在單一的「我們」，富裕的「我們」可以轉換成清潔能源，減少自身對熱量、洪水等的脆弱性，但是，其餘的人仍然還在掙扎著想要我們燃燒化石燃料獲得的基本經濟利益。

氣候變化不同於我們所面臨的任何環境問題。我們無法像解決霧霾或臭氧層空洞那樣「修復」它。

一系列科學家和學者的研究支持了一個令人畏懼的結論：氣候變化不同於我們所面臨的任何環境問題。我們不能像解決霧霾或臭氧層空洞那樣「修復」它，因為我們的法規和條約受到限制，技術變革也有限。氣候變化在空間、時間和複雜性上都太大了;造成氣候變化的氣體排放對目前約75億人(幾十年內約增加至100億人)在地球上的繁榮昌盛來說太重要了。

只有在把溫室氣體排放激增與人類活動的其他指標一併考慮在內時，地球上真正在發生的事情才會逐漸露出輪廓。2015年的一份題為《The Great Acceleration》的科學報告中，包含了一個地球儀錶盤，上面的圖形顯示了人類活動的各種信號，從熱帶森林的消失到造紙，再到用水，大多數圖形的曲線與碳排放曲線和二氧化碳排放曲線的形狀相同。因此，汙染和氣候影響是一種更廣泛的情況的症狀：這種人類與地球混合的時刻正更多地被稱為「人類世」。

羅切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天體物理學家亞當•弗蘭克(Adam Frank)已經開始評估我們星球在不同情況下的可能結果。他利用了關於太陽系外其他可能孕育生命的行星的知識(我們對這些行星的知識正在迅速擴展)建立數學模型，並且為假設有感知物種居住的類地行星繪製了可能的軌道。

雖然這個數學模型相當簡單，但出現了三個廣泛的場景，弗蘭克在他的新書《星光》(Light of the Stars)中這樣描述。第一種情況是「軟著陸」，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文明及其星球會平穩地進入一個新的、穩定的狀態。第二種是「死亡」，即一個星球的環境條件惡化，人口急劇下降，但似乎還能生存。弗蘭克說：「很難預測一個科技文明是否能在大約70%的人口死亡的情況下存活下來。」

還有第三種情況：崩潰。弗蘭克說：「人口增加了，星球『變熱了』，而到了某個時候，人口會銳減到零。我們甚至找到了在人口從高影響能源(化石燃料)轉變為低影響能源(太陽能)後可能發生崩潰的解決方案。」

弗蘭克的星際視角清楚地表明，氣候危機實際上更像是一場巨大的挑戰，就像與癌症或貧困的戰爭一樣，人們可能會花費一生、甚至幾代人的時間，以一種既緊迫又有耐心的方式進行這場戰爭。這種觀點的轉變令人不安，但同時也解放了人們的思想：這意味著任何有動力和毅力的人都可以作出改變，無論你是一名教師、工程師、藝術家或投資者，或者僅僅作為一名積極參與的地球公民。

在探索太空以評估地球的前景時，弗蘭克回到了James Hansen的起點——他早期對我們超熱的鄰居：金星的研究。今年早些時候，我問弗蘭克，他對地球的未來有何看法：我們註定會像一根擦著的火柴一樣，閃耀著明亮的光芒，但燃燒的時間很短暫嗎?或者我們會像太陽能LED那樣持續地發光?

弗蘭克認為，任何一個可以進化成行星規模工業文明的生物圈都很難避免遭遇大的破壞。弗蘭克說：「問題是，這種文明有多大的機率能挺過這樣的一次轉變，並且作為轉變後生物圈的重要組成部分重新出現，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物種獲得的進化遺產，」他說，即種群是否能夠根據適應需要來思考和行動，並負責任地經營一個新的現實。

這是關乎到地球的問題，他說：「我們擁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嗎?我希望有，但我想我們很快就會知道。」

- ANDREW REV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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