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問題最終需要創新來解決。」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陳志博士近日在接受《科學時報》專訪時發表了上述觀點。在這位政策研究者看來，儘管關於各國該不該積極行動起來適應和應對氣候變化始終存在不同聲音，但全球氣候變暖是日益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並且，這個事實使人們的爭辯越來越接近所謂"積極幹預"的觀點，即人類需要通過系統的經濟、技術的手段去改變目前的處境」，陳志說。
技術創新: 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最終途徑「氣候變化問題很複雜，但無論多複雜的問題都有解決的可能性。」陳志對《科學時報》表示。
目前，人類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途徑至少有三種：一是減少能源利用，特別是工業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二是新能源利用；三是鼓勵消費方式的轉化，減少對傳統碳氫能源的需求。在陳志看來，無論哪種途徑無一不是以創新為基礎。「並且，技術創新才是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最終途徑。別的方式，例如傳統碳氫能源效率的提高，都是有限度的」，陳志說。
從經濟學的角度觀察氣候變化問題，陳志博士的研究有一個頗有意思的內容。他將目前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技術創新分為三類，一是漸進型創新，包括清潔生產技術、汙染控制技術、廢物的收集管理循環利用技術、汽車發動機效率的提高等技術。他認為，漸進型創新中，很多都是已有技術的改善，與產業已有的知識和共性技術延續性較強。
第二類為破壞型創新，代表性技術是碳捕獲技術和清潔煤技術，它們或多或少和現有的知識和技術存在一定斷裂，但並沒有觸及到現有碳氫能源技術的根本。
第三類為激進型創新，指的是完全無排放的替代碳氫能源系統的技術：如核聚變、氫能、太陽能等，它們將使整個能源循環階段的環境負擔減少到最小。激進型創新將改變能源生產、儲存、分配、使用的各個環節，同時要求替換基礎設施，調整城市規劃並改變管制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完全展現了產業演化的技術進步、結構變化和制度變遷三層內涵。
陳志在分析了世界主要國家近期的政策動向之後發現，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創新是複雜和多樣的，激進型創新大量存在，許多外國政府為了規避氣候變化創新的巨大不確定性，它們在選擇技術時並不拘泥於激進型創新，「而碳捕獲和封存則成為各國共同選擇的核心技術」，陳志表示。
在他看來，「智能電網將成為未來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接入的必需前提和基礎。美國對智能電網的關注可能是美國企圖主導未來經濟發展和國際氣候變化創新規則的一種野心」。他認為，「歐洲也把能源基礎設施建設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
「與此同時，稅收政策和排放交易正在被各國擁護，更好的激勵和管制政策已經被各國考慮，此外，各國已經開始關注未來一輪新興產業的選擇和培育。」陳志說，「對此，我們也應有所作為。」
政府作為:積極與審慎的介入「不管怎樣，中國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決氣候變化創新中的"市場失靈"。」陳志說，「當然，這還遠遠不夠。」
這種觀點認為，氣候變化創新這樣複雜的技術制度的改變必須由政府主導，應對氣候變化的創新領域需要建立科技重大專項一類的目標導向的安排，加大投入。正如陳志所言，「劃時代的技術創新中，政府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了」。
的確，不同於瓦特發明蒸汽機那個時代，現在技術制度的核心和共性技術已經都是因政府目標導向的項目所產生，許多都是出於國家安全考慮，比如計算機、空間技術、核能、電信技術、高速鐵路等。「這種巨大的風險往往不是企業能夠承擔的。」陳志說。
陳志的研究還指出，政府應該繼續推進能源市場特別是價格機制改革，以價格機制誘發能源技術的創新。他計算了1978年以來中國的資本能源比和資本能源相對價格指數。「我們發現，能源相對於資本價格的升高，誘發了替代現有能源的技術進步。」陳志坦言，「但是中國目前的能源價格實際上仍然處於一個比較低的水平，還不能起到有效刺激能源技術的作用。」
此外，結合產權和價格機制改革，創造「碳市場」也被認為是政府的應有作為之一。
陳志告訴記者，氣候變化創新中一個政策難點就是碳的價格，這實際上是政府製造市場的一個結果。「在創造市場的時候要界定清楚產權，也就是碳排放的權利，這才是後期價格機制起作用的基礎。」陳志說，「對於中國來說，這一點還有許多很基本的事情要做，我們還必須加強溫室氣體的排放清單和碳排放統計這些基礎的工作。」
「總而言之，最終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需要整個世界從傳統的"碳氫"技術制度向新的"低碳"甚至"零碳"技術制度轉變。這樣的創新，其範圍、深度和複雜性肯定要超越現有的知識基礎和技術水平，而不僅僅是沿著已有技術的發展路徑來進行。」陳志說。
「如果氣候變化是一個激進型創新的話，可能現有的組織機構都不能承擔這個艱巨的任務，許多研發需要跨產業、跨領域以及國際合作，許多長期的高風險項目，必須有公共部門的共同參與。」對此陳志建議，「中國非常有必要建立一個國家能源技術中心。」 (來源：《科學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