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諾獎得主馬斯金關於疫情的最新研究:「疫情下的機制設計」

2020-10-09 咕嘟峰

導語:疫情下的機制設計

財大易晟

商學院

來源:經濟學家圈(ID:jingjixuejiaquan)

在「第二屆政府與市場經濟學國際研討會」上,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佛大學亞當斯講席教授埃裡克·馬斯金(Eric S. Maskin)剖析了新冠疫情中,美國政府可以如何運用機制設計合理分配和提供檢測試劑盒。此主題也是馬斯金教授的最新研究。

演講原文:

通常在競爭性市場上,通過簡單的價格工具,就可以使經濟結果達到社會最優。但在我們遇到大流行病的時候,會有不同的情況。在大流行病的時候,市場上會出現沒有的商品,譬如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盒。在一年前,世界上還沒有新冠病毒。因此疫情出現時,試劑盒還沒有市場。

流行病中最重要的部分商品是公共商品,這些商品是為造福社會而創造的,而不僅僅是為個人消費者創造的。如果讓消費者在普通市場上購買試劑盒,他們的購買量可能會不足,因為他們不會考慮到自己檢測的同時,也給社會其他人帶來好處。因此試劑盒市場需要幹預,而政府是最好的幹預人選。政府首先需要刺激生產,確保試劑盒生產數量合適,然後需要讓消費者能用到這些試劑盒。

那麼政府應該如何保證生產呢?

方法一是政府可以直接命令公司生產一定數量的試劑盒。但這種方法的問題在於,政府不知道公司的生產成本是多少。如果提出一個任意數字,比如10萬個試劑盒,政府不知道這個數字是否有意義,可能還有其他公司能以更低的成本生產這些試劑盒。

另一種方法是,政府可以直接確定購買試劑盒的價格,讓公司決定生產數量。但是同樣地,如果政府不了解公司的成本函數,也就不知道該如何定價、公司會生產多少。可能定價太高或太低。所以政府面對的是嚴重的信息問題。但是,在這裡我們可以運用機制設計來解決這一難題。

我要提出的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機制的變體,政府可以用維克裡-克拉克-格羅夫斯機制計算出試劑盒的最佳生產數量。政府希望淨收益最大化。但問題是政府不了解成本是多少,雖然生產者知道成本,但政府不知道。那麼政府應該做什麼呢?

政府可以讓每家公司上報其成本函數。我所說的上報成本函數,也可能包括那些從未生產過試劑盒的公司。政府可以提前通知,任何想要生產試劑盒的公司,只要願意上報成本函數,都歡迎加入。政府拿到所有這些報告後,接著就可以算出每個公司的生產水平,使總淨收益最大化然後,在完成所有生產之後,政府可以把檢測試劑盒免費分發,或以低價賣給國民。

(略去論證公式)

檢測試劑盒是公共產品,因此,重要的是讓儘可能多的公民使用檢測試劑盒。所以政府非常願意並且應該願意補貼檢測試劑盒的成本,最多會收取一個較為低廉的價格。這裡包含著機制設計的一個關鍵思想,就是讓公司或消費者等私有部門以對社會負責的方式行事,從而最大化社會目標。

這只需要給他們一個像社會目標的目標函數。因此,公司在最大化自身利潤的同時,將最大程度地提高社會福利。這是本可以使用的方法。可悲的是,美國在疫情大流行中並沒有使用這種方法。

我很遺憾地說,美國政府對疫情大流行的反應非常糟糕。如此糟糕的一個原因是政府無視剛剛我所說的這些。但未來還會有其他緊急情況。在未來的緊急情況下,我希望有人能記住機制設計。機制設計在類似情況下可能會非常有用。

問答

Q:您提出的這個想法想法應用到現實中時,主要面臨的障礙是什麼?

A:我認為更多是政府缺乏信息。而機制設計是政府獲取其所需信息,更好優化經濟的一種很好的方式。政府將向公司支付其邊際貢獻,隨後以更低的價格將產品轉售給消費者。因此,政府將不得不彌補其中差價。但對於政府而言,這是一件合理的事情,因為畢竟我們在談論公共產品。公共產品必須由政府資助。不能指望通過私有市場為公共物品提供資金,那樣將永遠得不到足夠的資金。因此,就像任何公共產品一樣,政府必須是主要的出資人。所以我不認為這是一個障礙,因為任何公共產品都是如此。

信息問題是棘手的問題,因為我們所談論的不是通常生產的商品。我們不太了解它們的費用。我們甚至都不知道哪些公司可能會對生產這些產品感興趣,因為這些產品是去年都沒有生產過的。因此我們必須有一種機制來促使想要生產的公司表明自己的意向,並指明生產這些產品的開銷。

Q:現在,在政府的信息缺失問題中,哪一部分是最突出的問題?你認為是效益函數,試劑盒的收益還是疫苗收益?還是其他部分?對於政府而言,最難正確估計的是哪一項?

A:我認為關鍵是成本。至少有些人了解這些費用。公司大概知道自己的成本,但政府並不了解。因此,這是一個信息傳遞問題。

Q:如何讓這些知道成本的人將信息傳遞給政府?

A:現在我們可以從公共衛生人員處了解到一些關於收益的信息。他們可以告訴政府測試特定人群可以獲得多少收益。消費者無法告知這一點。實際上,由於對測試設備成本沒有了解,公民對收益是什麼都一無所知。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一生從未做過病毒檢測。所以,政府最初可能沒有關於收益的信息,但是可以從公共衛生官員那裡獲取,且沒有利益衝突。當涉及成本問題時,確實存在利益衝突,因為公司原則上有動機謊稱其成本高於實際成本。但是公共衛生官員沒有利益衝突。告訴你試劑盒的收益是他們的工作。因此,人們可以依靠他們獲取與收益相關的信息。

Q:許多政府未曾或還沒有使用這種機制來應對此次疫情。而像您這樣的經濟學家,已經對這種機制有了一些想法,這些事實是否說明,我們經濟學家的工作做得不夠好,沒有告知包括政治家在內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如何應對這種危機,您是否認為這暴露出我們工作做得不夠到位,工作效率不高?

A:我同意這一點。我們經濟學家有兩個任務,或者說兩個責任。一個是進行基礎研究,比如說機制設計,發現各種機制,比如我今天所討論的這種機制。但是我們不能止步於此。

一旦我們掌握了這些知識,我們就必須成為經濟學發現的公共發言人,並將這些想法傳達給政治決策者。因為只有運用到實踐中去,這些有趣的想法才真正有價值。這是最初我對社會產生興趣的原因之一,我將它看作一種潛在手段,讓政府對我們經濟學家的觀點感興趣。我們需要表達很多非常有價值的觀點,但是我們必須有效地與政策制定者溝通。

Q:您是否同意,您提出的讓企業說真話的原則可以簡單地隱喻為」我們可以像要求孩子為父母著想一樣,要求他們看到全局?」

A:對的。有時候孩子行為不當,我們會說,如果讓你來做父母,那你做事時就會有更多責任感。當然,就生產試劑盒的公司而言,他們所得到的回報絕不只是一種隱喻。你不必讓他們設身處地地為你著想,因為他們得到了報酬,如果他們有興趣使自己的利潤最大化,就會像社會計劃者一樣行動。所以他們不需要設身處地地去著想,而在家庭和孩子的情境中,孩子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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