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犛牛博物館。
▲亞格博在藏北牧區考察犛牛。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覺果攝
新華社北京12月6日電(記者方立新、田朝暉、王京雪、強曉玲)12月6日,《新華每日電訊》刊載題為《「老犛牛」——一個漢族幹部文化援藏記》的報導。
編者按：
8年前，得知57歲的他辭官重回高原，朋友們的第一反應是：這一天，終於來了！
他們知道，這個鄱陽湖養育的漢族男人，自22歲那年懷著熱血和懵懂前往雪域高原，那裡就成了他揮灑青春的第二故鄉，更成了他塑造靈魂的精神原鄉。
那片氧氣稀薄卻真情濃鬱的莽蒼大地，那段22歲到37歲最美好的年華，讓他對「此生何為」有了獨特的領悟和解答。
於是，第一次進藏35年後，他拒絕安享近在眼前的「歲月靜好」，果決堅定地再赴「天邊」，成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文化援藏者——他要建一座「世界獨一無二」的博物館。
「文博達人」單霽翔說：「我當了10年國家文物局局長，見識過很多博物館的建設，但沒有哪個博物館的籌建過程如此感人。」
他的故事，是信念的故事，夢想的故事，感恩的故事。究其根本，是一個人對一片土地愛得深沉、對生命價值的追尋至真至純的故事。
「不要寫我，多寫犛牛博物館和西藏的人吧。」
吳雨初一再推辭，推了好幾年，終於在拉薩的傍晚裡妥協，同意接受採訪。
「如果一定要寫，少寫我的本名，就叫我亞格博。」
亞格博，藏語是「老犛牛」的意思。起初，這是在拉薩八廓街上叫起來的名字。
2011年之後的那幾年，八廓街上的古董商們，天天都能見到這個穿藏裝、戴氈帽、背雙肩包的怪老頭。他不買銅佛唐卡，不買蜜蠟珊瑚，只收跟犛牛有關的「破爛兒」，說要為犛牛建博物館。
在古董商們的笑談間，北京的「吳雨初」變成了西藏的「亞格博」。
亞格博是個什麼樣的人？
在拉薩，我們向許多人打聽，得到的回答是另一些問題，比如：「這個年代，怎麼還有這樣的人，放棄在北京優渥的工作和生活，拼死為藏族和犛牛做一件事？」
我們還聽到這樣一些描述——
「他是個詩人，身上有詩人的氣質，但又是個非常成熟、有能力的領導。將這兩方面結合起來的是他的理想，他和他那代人是實實在在的理想主義者。」助他籌辦犛牛博物館的老友說。
「憨厚、忠勇、悲憫、盡命，這是他總結的犛牛品性。其實，這更是他的品性，特別是『盡命』。他就是一頭老犛牛，他把犛牛博物館當成自己的人生使命。」同亞格博一起跑田野調查的志願者說。
「他不像領導，他和我們像父親和孩子。我們特別希望他多當幾年館長，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意思，大家都是這個意思。」博物館裡的講解員小夥子說。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做了最棒的事情。」「民族團結靠的就是這樣的東西，這樣的人。」他的藏族朋友們說。
亞格博是個怎樣的人？
（小標題）「人往高處走」
「聽說在小小的地球之上，
有一片大大的高原。
是誰招呼了一聲——
人往高處走呵！
這一群就這麼來了。
哦，兄弟！
我們一群，
是中國最後一代浪漫主義詩人……」
這詩句，出自1976年進藏的作家馬麗華。
有統計稱，20世紀70年代是和平時期進藏大學生數量最多的年代，而1976年，很可能是其中進藏人數最多的一年。
那一年，亞格博也加入了「人往高處走」的隊伍。
這個22歲的江西青年，從江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沒跟父母商量就報名支援西藏建設。
進藏後，他先被分配在海拔高、條件艱苦的藏北那曲地區嘉黎縣，接著，又被調到全縣海拔最高、條件最艱苦的麥地卡。
沒人引路，公社只給他牽來一匹馬。他問：「麥地卡在哪？我不知道啊！」送馬的人說：「哦，馬知道。」
背著行李卷，亞格博獨自「走馬上任」，在風雪中走到天黑也沒走到目的地。
他懷著凍死在路上的恐懼打馬到高處，看見遠方有燈光，騎過去，總算找到麥地卡。
援藏16年，從最基層的鄉文書幹起，亞格博在高原上度過了最熾熱的青春，也領教了風雪、揚沙、嚴寒、飢餓、高原反應和孤獨。但最後沉澱在記憶裡的，都是厚重的情誼。
「我有幸遇到那麼多善良的人們，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影響了我的一生。」
亞格博永遠記得，有一年冬天，他在草原騎行，被寒風吹得渾身僵冷，跌落在一頂帳篷邊。帳篷裡一位阿媽脫下他的靴子，將他冰冷的雙腳揣進袍襟，用體溫為他暖腳，才免於被截肢。「我從沒在哪本書裡讀到過這樣真實的崇高。」
和亞格博同年進藏的大學生李泉昌，一個風風火火的小個子，為確保工程所需木料順利運達，自告奮勇去探路。不料，車從200米高的懸崖摔進了怒江……
李泉昌的棺蓋，是亞格博親手合上的。「2006年，是我們進藏30周年。我從北京趕回那曲，在烈士陵園裡大哭了一場，哇哇大哭。」
還有犛牛。1977年冬，亞格博一行被暴雪困在零下30攝氏度的阿伊拉雪山，饑寒交迫中撐了5天4夜。嘉黎縣委得知消息，連夜動員各家各戶烙餅子送去救援。救援車開到中途陷住，換成馬隊，馬走到雪深處又陷住，換了犛牛。
「我們幾近絕望時，看到雪際出現一片黑點，知道縣裡的救兵到了。被困的人們捧著餅子，看著在雪地喘著粗氣的犛牛，很多人都哭了。是犛牛救了我們的命。」
多年後，亞格博常講起這個故事。他創建犛牛博物館的「執念」，正是源於這個雪夜。
（小標題）「藏北有文化」
其實，亞格博選擇文化援藏，起點也是這段藏北歲月。
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崇尚讀書的年代。遠在藏北高原的援藏青年「亞格博」們，同樣熱愛讀書。「高原生活是孤寂的，那時還不太會藏語，有時好多天找不到人交流，只有讀書。」
亞格博工作的地方，從縣城出發，騎馬要走三天。每月發工資，縣裡會派人騎馬送到鄉裡。他委託送工資的人，只要新華書店有新來的書，都買一本帶過來。
閱讀之後就是寫作。寫小說、寫詩，亞格博成了一名標準的文藝青年。
在西藏，素有「藏北沒文化」的說法。1984年起，亞格博歷任那曲地區文化局副局長、局長。在「沒文化」的地區當文化局長，他不服氣，一心想撕掉這個標籤。
蓋群藝館，建影劇院，辦那曲史上第一個攝影展，拍藏北史上第一部電影，提著一臺錄音機、兩箱大號電池請格薩爾民間藝人錄製格薩爾史詩，培養西藏本土文藝人才……
「沒文化」的那曲，漸漸成為西藏文化氛圍最熱的地區和文藝愛好者的大本營。亞格博接待過很多很多遠方來客，當中有久負盛名的老詩人蔡其矯，也有未來的先鋒作家馬原，先鋒戲劇先驅牟森，《流浪北京》導演吳文光……
1985年，亞格博帶領當地文化局治窮致富工作組到雙湖縣察桑鄉駐鄉。雙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縣，曾是人跡罕至的無人區。工作組在那裡一駐3個多月，終日面對的是無邊的空曠和寂寥。
日後隨亞格博建博物館的尼瑪次仁，那時剛20歲。他記得，在雙湖的那些寂寞長夜，其他人點著蠟燭喝酒聊天，亞格博獨自在一旁讀書，還用單卡錄音機放《命運交響曲》。他讀書用的蠟燭，滴出的「燭塔」有一米多高。
「他幫過許多藏族朋友，比如第一個獲魯迅文學獎的藏族作家加央西熱。」《西藏人文地理》主編嘉措回憶，加央當時連完整句子都寫不太好，但對文學充滿熱情。亞格博鼓勵他學習，指導他寫作，還把他調到文化局，讓他從事文藝創作。
1985年，馬原打算應聘拉薩飯店總經理，亞格博聽到消息，連夜顛簸數百公裡趕到拉薩，只為講一句話：「中國最不缺的就是總經理。你馬原去做了總經理，中國就少了一個好的小說家。」
（小標題）「追夢回高原」
和西藏的情誼扎了根，發了芽，就再沒一天停止生長。
1991年，亞格博被調至北京市委宣傳部，之後20年，他從普通幹部做到北京市委副秘書長，隨後出任北京出版集團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
工作越來越忙，但他從未與高原中斷聯繫，每年都要回西藏一趟。他也會在北京招待眾多西藏來客，人們戲說他家是「西藏第二招待所」。
2008年，亞格博的老部下次仁拉達因病去世。次仁拉達的女兒桑旦拉卓，成了亞格博的藏族女兒、藏文老師和他那座博物館的「創館」館員。「他對我像對親女兒一樣，是我的第二個父親。」桑旦拉卓說。
亞格博愛他的西藏朋友們，也被他們所愛。在離開高原的日子，他始終惦念西藏，促成了許多西藏題材書稿的出版。但是，他總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
跟朋友閒聊時，他說自己將來一定會為西藏做一件事，但不是出書——那不足以表達他對西藏的感情。
亞格博當年在北京的辦公室，掛著他在西藏下鄉時跟次仁拉達、尼瑪次仁等人的合影。還有1985年他用傻瓜相機拍下的犛牛乾屍，那是一頭耗盡氣力、倒在馱運路上的馱牛，它的頭顱和雙角至死都朝著前進的方向。
忙碌之餘，這個北京幹部會對著舊照片懷念高原大地。在夜裡，他常夢見雪山和草原。「我熱愛西藏的土地和人民，我總覺得自己不該是高原的過客，我的後半生應該會與西藏聯繫在一起。」
2010年冬，亞格博做了一個夢，夢中的電腦屏幕上，「犛牛」與「博物館」兩個詞像動畫一樣拼在一塊兒，變成了「犛牛博物館」。
夢醒後的一個月，像懷揣不可洩露的天機，他壓抑著激動，熬夜查資料，做PPT，一點點完善「犛牛博物館」的創意。
他發現，全世界92％的犛牛生活在中國，其分布與藏族族群分布基本一致。約3500年至4500年前，青藏高原上的人們將野犛牛馴養，從此，藏族馴養了犛牛，又被犛牛養育。
有人說：「沒有犛牛就沒有藏族。」藏文教科書上也有這樣的諺語：「凡是有藏族的地方就有犛牛。」
亞格博希望能通過犛牛這一載體，呈現其所馱載的西藏歷史和文化，最終形成一個西藏文化符號。
回高原的時候到了！
2011年，離開西藏整整20年後，他向北京市委提出辭職，申請返藏實現他的創意。
雖然那時他已經57歲，從沒做過博物館工作，辭去領導職務後，只有一個PPT。
（小標題）「生死1釐米」
「從側面端詳著他那張堅毅的臉。」
1986年，馬麗華在《中國青年》雜誌上，以這樣的開篇，寫亞格博和他的援藏戰友們在高原上的奉獻與犧牲。
30多年後，在亞格博拉薩的家裡，掛著一幅畫家朋友為他創作的畫像。畫中的他，輪廓更剛毅，雙耳下長出了一對牛角。
說不清這是怎樣的巧合，仿佛他這人有牛的脾氣、牛的堅毅，還將與牛結下不解之緣。
2011年，亞格博提出辭職時，幾位北京市領導聽了他的博物館設想，認為可以豐富北京對口援藏工作的內涵。市委決定，將犛牛博物館納入援藏工程，這讓本來想「化緣籌資」建館的亞格博分外驚喜。
那年6月7日，亞格博踏上了二度進藏的旅程。此時的他如西行的玄奘，知道要去哪、要做什麼，但並不清楚將走多遠的路，經歷多少「難」。
在拉薩河畔的仙足島，亞格博租了房子作住所及臨時辦公室。他每天不停地拜訪和接待各界人士，一遍遍播放他的PPT，宣講創意，尋求支持。
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在亞格博離京前，聽他介紹犛牛博物館的設想，認為要能做成，將是一家「國內填補空白、世界獨一無二」的博物館，當即表示一個月內會去拉薩看他。
「我一個月內如約到了拉薩，我很替他著急。他當時什麼都沒有，一件藏品、一寸建築都沒有，只有兩個藏族青年當臨時志願者。」單霽翔自告奮勇，成了第3號誌願者。
單霽翔有理由為亞格博著急。雖然博物館資金有了著落，但具體的建設工作，每推進一步都太難。
亞格博像是回到了30多年前，那個孤獨騎行找尋麥地卡的雪夜。
2011年9月7日，返藏滿3個月那天，一心想著「館事」的亞格博，去超市買東西，恍惚間一頭撞碎玻璃門，被緊急送往醫院。
被玻璃切破鼻尖，醫生說傷口再往上1釐米，他可能就犧牲了！亞格博卻只希望傷口千萬別感染，如果感染，他就不得不離開西藏回北京治療，犛牛博物館八成就黃了。
這次事故引起了北京市和拉薩市領導的關注。在領導過問下，犛牛博物館籌備辦公室掛牌，北京市又給亞格博加掛援藏指揮部副總指揮頭銜，方便他開展工作。
工作人員也陸續到位：微博上招來的志願者、地方借調的工作人員、養女桑旦拉卓、曾在西藏工作過的龍冬……
老部下尼瑪次仁當時在拉薩建材市場銷售地板。亞格博一召喚，他關了店，丟下能賺錢的生意，成為犛牛博物館的專職志願者。
北京電視臺的援藏記者王健，看著「怪老頭」亞格博在拉薩寒冷的冬天出門辦事全靠走，實在看不下去，決定幫他跑腿。單位援藏任務結束後，他又申請多留了幾個月。
（小標題）「尋牛六萬裡」
建博物館，文物是關鍵。
為搜集文物，2012年起，亞格博帶著志願者，開著一輛借來的越野車，開始對犛牛產區做田野調查，總行程長達6萬裡。
旅途裡最寶貴的收穫，是他們這些要做「犛牛博物館」的人，得到了最懂犛牛的藏族牧民的理解。
藏文裡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博物館」概念，亞格博跟人解釋，他要建的是個「亞頗章」，即「犛牛的宮殿」，這迅速贏得牧民們的心。
申扎縣的牧民日諾聽說消息後，帶著一家8口忙活幾個月，織成一頂犛牛毛帳篷，讓兒子坐了3天車，送往拉薩。這種帳篷冬暖夏涼，價格不菲，日諾卻分文不取，「你一個漢族人，為我們建犛牛宮殿，我怎麼能要你錢呢？」這是犛牛博物館獲贈的第一件藏品。
比如縣的才崩，在亞格博一行離開後，成了「亞頗章」的義務宣傳員。他搜集自家和其他牧民家裡與犛牛有關的物件，像學者一樣細緻記錄每件東西的來歷，又一一編號，裝滿皮卡車拉往拉薩。他也分文不取，連汽油錢也不肯收。
加查縣愛犛牛成痴的牧民曲扎，一直自發做保護犛牛的事。「捐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有這份心。」在給亞格博的信裡，曲扎寫道：「我們都熱愛西藏文化，我們是兄弟。」
一件件珍貴的饋贈，一份份沉甸甸的情誼。
到2013年，亞格博已為犛牛博物館徵集到2000多件藏品。其中，群眾捐贈高達40％以上。這在國有博物館中幾乎絕無僅有。
2014年5月18日，歷經3年艱辛籌建，西藏犛牛博物館終於開館。
「那天是國際博物館日，各地活動的請柬像雪片似的飛到我的辦公桌上，但我哪兒也不去，我要去拉薩，參加西藏犛牛博物館的開館儀式。」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回憶。
「那些從沒進過博物館的藏族群眾，居然能把自己家裡珍藏的物品義無反顧地捐贈出來，這樣一個博物館的確成了人民的精神家園。我知道這個過程中他有多麼艱難，做了多少工作，我覺得，是他對博物館的理解、對西藏文化的理解、對西藏那片土地的熱愛，使他做成了一番事業。」單霽翔感喟。
（小標題）「填補了空白」
「西藏犛牛博物館——」
亞格博的領讀聲有些沙啞，孩子們的跟讀聲清脆而高亢。一遍藏語，一遍漢語，一遍英語，沙啞與清脆的一聲聲「西藏犛牛博物館」在大廳上空交織迴蕩。
這是5月末的一天，一家公益機構要將這群來自藏北雙湖縣牧區、面頰黑紅的小學生一路帶往北京遊覽。犛牛博物館被選為他們路過拉薩的第一站。
活動組織者範麗說：「這些孩子都是第一次走出藏北牧區，第一次到拉薩。他們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了解幾乎是零，犛牛博物館填補了空白。」
亞格博喜歡在犛牛博物館裡看到孩子，他從中感受著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的傳承。尤其當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淡出藏族人的生活，他希望孩子們能在這裡看到前人真實的日常，看到他們的智慧、勇氣和創造。
犛牛博物館的書記瓊珍告訴我們，犛牛博物館開館5年，參觀者累計已達數十萬人次，成為人們了解西藏的窗口。
所有參觀者中，亞格博尤其看重藏族民眾的評價。他認為，成為當地人民的精神家園，才是一家地方博物館的最高榮譽。
「草原上沒有犛牛，就像夜空中沒有星星。」藏族民歌手扎西尼瑪聊起參觀犛牛博物館的感受。「以前逛博物館，覺得跟自己沒什麼關係，不太愛去，到犛牛博物館，我腦子裡一下湧出很多回憶。那些黑帳篷、牛糞牆、耕地，所有一切都正經八百是藏人的生活。」
（小標題）「這輩子夠了」
在今年的犛牛博物館館慶活動上，亞格博在致辭中以藏漢雙語告訴人們，這可能將是他最後一次以館長的身份參加這個一年一度的慶典。
他已經65歲，覺得該給犛牛博物館找位新館長了。
「聽到這消息，我既心酸，又欣慰。」北京大學教授、原常務副校長吳志攀說，「心酸的是，博物館中的犛牛們將告別這位精心照料它們的老阿爸；欣慰的是，這位年近古稀、搭上老命去工作的老援藏幹部終於可以歇口氣了。」
20世紀80年代，亞格博差點走上職業作家的道路。但後來他回北京工作的20年，幾乎放棄了寫作。
西藏是他創作的氧氣，二度進藏，他邊建博物館邊拾起筆，連續寫出《藏北十二年》《最犛牛》《形色藏人》三部非虛構作品。
年輕時鐘情於詩歌和小說，如今，亞格博發現「真實比虛構更離奇」。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要了解今天的西藏，「最重要的是生活在當代西藏的人，是他們的身世和經歷、故事和命運。」
吳志攀用化名為《藏北十二年》繪製了上百幅插畫，他的女兒則是書中故事的英文譯者，亞格博的養女桑旦拉卓是這本書的藏文譯者。
亞格博不擅長談論自己，即使我們為他的故事而來，他熱情講述的也大都是朋友們的故事。
有時候，他會思考一個人的價值到底何在，他覺得肯定不在於能掙多少錢、有多大名。回首自己一路走來，他不無得意：「我這個人啥也不會，做了犛牛博物館，這輩子夠了。」
（小標題）「無言的戰友」
2019年7月1日，一場特殊展覽在西藏犛牛博物館開幕。這場名為《無言的戰友》的特展，是犛牛博物館給中國共產黨建黨98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川藏和青藏公路通車65周年、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的獻禮。
「無言的戰友」就是犛牛，這是亞格博的研究成果。
2018年夏天，年過花甲的亞格博，在成都的街巷深處幾經輾轉，終於在幹休所找到了98歲的解放軍十八軍老同志魏克。這是與西藏結緣的兩代內地幹部的一場「犛牛會」，因為亞格博在研究犛牛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時發現，當年親歷十八軍進藏、和平解放西藏的魏克，曾用「無言的戰友」形容犛牛對解放軍進藏不可替代的幫助。
據魏克了解，在川藏、青藏公路通車前的近5年時間裡，藏族人民出動犛牛達100多萬頭支援解放軍運輸。這些犛牛，不僅默默無言地給部隊運來了物資，還是解放軍在冰天雪地進軍時的開路先鋒！
亞格博更多的研究發現，令我們對「無言的戰友」更加肅然起敬：
——紅軍長徵過雪山草地，在中國革命最困難最危急的關頭，藏族人民趕著犛牛支援紅軍。革命勝利後，毛澤東曾對藏族老紅軍天寶說，「中國革命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犛牛革命』。」
——解放軍十八軍老同志王貴說過：「如果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那麼，西藏和平解放的勝利，是黨的政策的勝利，也是藏族人民用犛牛馱出來的。」
——1950年，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當時沒有公路，部隊給養全部靠人背牛馱，藏族群眾用犛牛支援前線，發揮了重要作用。藏族支前模範曲美巴珍趕著自家的犛牛，為人民解放軍馱運物資，至今仍被傳頌。
——在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過程中，趕著犛牛支援人民解放軍的藏族群眾，也比比皆是。
——在1962年中印自衛反擊戰中，邊境交通極為不便。據當時的作戰參謀、後任西藏林芝軍分區副司令員李春同志回憶：「沒有公路，印軍想不通，中國軍隊靠什麼供給給養？以為我們有什麼高級食品，吃一頓能管好幾天。其實，我們就是靠老鄉支前，靠犛牛運輸。」
——20世紀80年代，西藏阿里波林邊防連戰士收養了一頭無人認領的黑犛牛，這頭犛牛為戰士馱水十多年，直至衰老。戰士們為其養老送終、建墓塑像，向南疆軍區申報並獲得批准為其榮立三等功，這在軍史上獨一無二。
當年進軍西藏時的十八軍軍長張國華之女張小康、政委譚冠三之子譚戎生、西藏區黨委書記陰法唐之女陰建白，參觀《無言的戰友》深受感動：沒想到有這麼精彩的展覽，沒想到博物館把十八軍記得這麼深！
犛牛文化也是紅色的！在拉薩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活動期間，很多單位組織黨員幹部參觀《無言的戰友》特展。
在這裡，他們能聽到《初心 使命》的童聲合唱：「我們不忘初心，五星紅旗飄揚喜馬拉雅；我們牢記使命，西藏大地開遍幸福之花。啊，歲月流淌，追夢者永向天涯。」
這首歌，作詞的是亞格博。
追夢者永向天涯！這是革命前輩的精神不朽。
追夢者永向高原！這是共產黨員吳雨初的初心流淌——他的心，永駐精神高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