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舟山丨漁業可持續,資源保護與監管很關鍵

　　漁業可持續，資源保護與監管很關鍵——對話聯合國糧農組織海洋與內陸漁業處處長葉益民

　　11月23日~24日，由浙江海洋大學和市科技局主辦的2018Smartfish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舟山舉行。來自聯合國糧農組織海洋與內陸漁業處處長葉益民作了題為《全球海洋漁業可持續發展現狀、趨勢和挑戰》的學術報告，PPT裡除了數字與表格，全是英文。

　　如此高端人物，原來出自浙海大。交談中，記者得知葉益民曾畢業於原浙江水產學院，同時他還與母校同齡，由此，他的話匣子就打開了。

　　人物印象

　　一身正裝，亮框眼鏡，脖子上掛著參會胸牌，西服衣領上還別著聯合國糧農組織微章，說話間不時比劃，甚至還不時冒出一些英文單詞。這或許就是葉益民作為聯合國官員的範兒。

　　他在舟山待了將近十一年，這裡有不少他的青春記憶，也是他事業的起點。雖說他因為出差錯過了母校的60周年校慶，但他每次來國內，無論是參加學術會議或是國際學科評估，一聽關於母校的情況，他就會多問幾句。

　　他的事業軌跡與浙海大很像，以前是專門找漁場，而現在，有了一個更大的目標，保護海洋，維護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制定漁業可持續發展規劃與管理策略。

　　人物簡介

　　葉益民，1958年11月生，浙江義烏人，澳籍華人。現為聯合國糧農組織海洋與內陸漁業處處長。1982年2月畢業於原浙江水產學院海洋捕撈專業，留校任教。1989年赴英國帝國理工學院進修，並於1994年獲得博士學位。後任上海水產大學 （今上海海洋大學）教授。1996年赴科威特科學研究院工作，任研究員。2001年去澳大利亞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任主任研究員。2008年進入聯合國糧農組織工作。

　　從舟山的大學走出去的聯合國官員

　　對話舟山：葉教授，從你的履歷中，我們發現，你在舟山待了11年左右，先來說說這段記憶。

　　葉益民：我是1978年2月份來到舟山的。當時的母校很偏僻，文化娛樂生活也少，所以大家都很用功，晚上幾乎是在教室裡度過的。

　　當時，我們是高考恢復後的第一屆學生，應屆高中生在我們班只有兩三個，其他都是高中畢業後在社會上歷練過幾年的，所以，大家都很珍惜那段美好的大學時光。

　　畢業後，我留校做助教，事情不是很多，應該還算清閒，再加上地處偏僻，我們的生活少了些多姿多彩與忙碌的節奏，更多的是鄉村環境的寧靜、悠閒與自在。當時學校的規模小，老師也不多，大家都相處得不錯，學校對年輕教師的培養很重視。就拿我來說，1984年去中山大學進修了一年，1986年去義大利進修了6個月，這些學習機會對提高我的專業水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一直十分感激母校對我的培養。

　　對話舟山：後來是什麼樣的機緣進了聯合國，這恐怕是很多人好奇的。

　　葉益民：我先是獲得了前往英國進修的機會，後來我的導師資助我讀博，於是我讀完了博士。回到國內後，進入了原上海水產大學，剛去時是副教授，兩年後學校破格提我為教授。隨後，我又去了科威特與澳大利亞，都是從事資源評估工作，在那兩個地方總共待了15年。

　　在澳大利亞工作期間，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看到聯合國在全球招聘海洋資源評估的專家，就去應聘了，他們看中我的專業技能，以及我具備在發展中與發達國家長期工作的經歷與資歷。

　　對話舟山：那麼，聯合國糧農組織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你具體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葉益民：糧農組織是一個在聯合國框架下的技術性組織，總部在義大利羅馬，我們的工作目標是實現一個無飢餓的世界。

　　我們的主要工作是，制定國際性的漁業法規、方針與政策，以實現可持續的、負責任的漁業發展，同時給成員國和區域性或國際性的組織提供技術支持以改善他們的漁業管理與發展。提供全球性、區域性或為成員國特製的技術項目，以滿足不同層次的需求，從技術合作中實現技術轉讓與技能的培養。

　　對話舟山：十年的聯合國職業生涯，你得到了什麼？

　　葉益民：我們的項目大多在貧窮、偏遠地區，看到他們的社會條件與生活狀況，自然而然地會激起你為他們做點什麼。正因為這樣，我們的工作人員也都盡心盡責。當地政府和民眾總是對我們充滿敬意和感激，這種時候我會倍加感動。其實我們只是做了我們的工作而已，而他們那種善良樸素的感情才是真正值得我們珍惜和感謝的。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漁業資源捕撈過度

　　對話舟山：感覺你的工作性質，很國際化，也很有意義。當然，你也知道，我們舟山群島一直以來是國內重要的漁場，我們也很想知道，目前的全球漁業資源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葉益民：全球的海洋捕撈產量曾在1996年達到頂峰，之後一直處於緩慢的下降之中。糧農組織每年會對全球的幾百種魚類種群進行評估與監測，以了解它們的資源狀況，哪些魚種捕撈過度，哪些種群的過度捕撈狀況有所緩解，數量有所恢復，並就此發布《世界漁業和水產養殖狀況》報告。

　　根據我們的估算，目前，全球有三分之一的漁業資源捕撈過度。因此，我們必須採取措施，對遭到過度捕撈的魚類種群進行重建，以確保漁業的可持續發展與未來水產品的充足供應。

　　對話舟山：為何會造成這種過度捕撈？

　　葉益民：這主要是漁船過多，捕撈強度過大所致。從地區來看，發展中國家要比發達國家情況嚴重很多，主要原因在於漁業政策與法規不夠健全，基礎設施不足，管理措施不當，政策的實施和監管不力。當然，發展中國家存在比較嚴重的過度捕撈，這種現象與他們的生活水平與經濟、文化發達程度有很大的關係。

　　對話舟山：據我了解，聯合國不是有海洋法公約嗎？就不能約束過度捕撈嗎？

　　葉益民：當然可以約束，但是它的法律效應並不像主權國家的法律那樣有效，並可以強制執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海洋法公約更多地是起到道德規範引導的作用。我們提倡並支持國際努力來保護世界海洋和海洋資源，「保護和可持續地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促進可持續發展」。

　　漁業可持續發展需各方努力

　　對話舟山：你現在在聯合國糧農組織主要承擔哪些工作？

　　葉益民：我現在的工作主要是漁業資源的可持續性評估，制定相應的國際法規、管理策略。資源評估主要從魚類的生物、生態特徵以及過去的捕撈數量等數據，用數學模型來估算某一魚種的生產力，再根據管理目標來提供相應的捕撈策略。這種科學方法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為慣例，但在發展中國家並不普及。

　　就拿禁漁期與增殖放流等來看，這些措施會起到一些成效，但如果禁漁期解禁後，漁民捕撈得更兇，那麼效果就會很差。所以，還是需要加強科學合理的資源評估，以達到管理目標的最大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

　　對話舟山：例如，金槍魚有配額制度，現在浙江也在浙北漁場開展梭子蟹限額捕撈試點等，這些是不是都是保持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手段。

　　葉益民：對，配額捕撈是一種比較有效的慣例措施，但它的科技要求與監管精度要求比較高。首先，你要做好資源評估，知道資源的生產力，再根據你所要的管理目標來確定漁船的數量、作業時間。然後再把可捕撈的數量合理地分配給各漁船。在漁汛中，對各漁船進行監控，一旦達到配額，必須停止捕撈。

　　事實上，通過現代的科技手段，譬如漁船的衛星監控系統、圖像系統及全球船舶追蹤系統等可以準確地知道漁船的位置與航跡，從而為漁船的監管提供第一手數據。

　　對話舟山：這個船隻定位手段，好像可以做到。除此之外，漁民與消費者可以為漁業的可持續發展做點什麼呢？

　　葉益民：漁業的可持續發展對漁民的長遠利益是有好處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大量的減船減產會給漁民現時利益造成損害，這往往也就是漁業管理的阻力所在。所以，我們應該通過提高魚產品的產業鏈價值，向高附加值的產品轉化，並發展休閒漁業等來提高漁民的收入。這樣就能轉移過剩的產能，以達到漁業的可持續發展。

　　對話舟山：那我們消費者又可以為漁業的可持續發展做些什麼呢？

　　葉益民：消費者在漁業的可持續發展中可以發揮很好的作用。

　　在歐美等國家，很多水產品都有「生態標籤」，它告訴消費者哪一種魚類產自可持續漁區，所以消費這種魚不會對環境造成損害。如果大家都有環保意識，只買可持續的產品，那自然會對漁業產生一種壓力，迫使他們不會捕撈過度。久而久之，大家都喜歡買可持續的產品，可持續魚的價格也會更高，從而就自然而然地鼓勵漁民及管理者作出更多努力，以達到漁業的可持續發展。

　　所以，每個消費者，可以做的，就是通過購買，來為可持續發展的海洋漁業作出貢獻，而糧農組織也正在開發魚類和水產品的可追溯標準，並為之做出積極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