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追劇，在藍皮書（Project Blue Book）第二季的最後一集中，兩個船員曾經提到過一個世界末日鍾（Doomsday clock）。
這並非編劇的奇思妙想，它的確存在。那麼世界末日鍾到底是個什麼鍾呢？
世界末日鍾起源於1947年芝加哥大學的《原子科學家公報》雜誌，其核心成員都曾經參與美國著名的「曼哈頓計劃」。
（曼哈頓計劃的直接產物-1945年在日本的兩次核爆）
進入了核時代後，這些科學家擔心人類的這種技術終有一天將反噬其身，於是在他們的雜誌封面上畫了一個四分之一的鐘面，午夜零時象徵世界末日來臨，倒計時的指針象徵迫在眉睫的危機降臨，初始的時間被設定為離午夜7分鐘。
核物理學家亞歷山大·蘭斯多夫（Alexander Langsdorf）的妻子Martyl Langsdorf自告奮勇設計了這個封面，她原先考慮使用鈾的化學符號U作為設計元素，不過在傾聽了原子科學家們憂心忡忡的想法後，她畫了一個時鐘來表示危機即將到來的緊迫感，那為什麼定在7分鐘這個位置呢？據她說憑感覺這個位置不錯.
（藝術家Martyl於2013年去世，享年96歲）
2007年，平面設計師麥可·比魯特（Michael Bierut）重新設計了這個時鐘並沿用至今，他認為「Martyl能夠將複雜的事物簡化為如此簡單又令人難忘，確實是一項神奇的壯舉。
世界末日鐘不是衡量國際力量鬥爭起伏的計量表，它反映了人類在一個新時代危險程度的基本變化。世界末日鐘的形式只是個虛擬的鐘面，那誰有權撥動這個指針呢？
一開始是公報的編輯尤金·拉比諾維奇（Eugene Rabinowitch），他是一位俄羅斯裔的美國生物物理學家和活動家。他與世界許多地方的政府內部和外部的科學家和專家保持著不斷的對話。在這些討論的基礎上，他決定了將指針設置在何處，並在公告頁上解釋了他的想法 。
（尤金·拉比諾維奇（Eugene Rabinowitch）（1901-1973））
在他去世後，公報的科學與安全委員會接任了這個工作，該委員會由對核技術和氣候科學有深入了解的科學家和其他專家組成，此後每年舉行兩次會議，討論世界大事並根據需要重置時間，而決定的公告一般都在每年一月發布。
從1947年到2020年，世界末日鐘的指針被設置了24次，每次調整都對應了當時重大的、對人類安全有關的歷史事件。
藍皮書這一集應該是發生在1953年，那時美國和蘇聯在9個月內反覆核試驗，氫彈也相繼研製成功，世界末日鐘的指針被調整在離午夜僅2分鐘，這是人類最接近毀滅的其中一次，這與2018年並列（由於美國退出中導條約）
（1953年5月25日，美國第一次使用加農炮發射核炮彈）
1991年，美蘇籤署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時鐘被撥後到了17分鐘，這是迄今最遠離午夜的一次。
不過有時世界末日鍾並沒有及時反映實況，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時，核戰一觸即發，也許是結束的太快，當時委員會並沒有撥動指針，第二年由於美蘇籤訂《
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指針反而倒退了5分鐘。
美蘇一損俱損的核威懾讓原子大戰顯得不大可能發生，但隨著蘇聯的解體，核武庫的流出，區域核力量的崛起讓核風險更加複雜。
（2018年，《原子科學家公報》主席羅伯特·羅斯納撥動指針到2分鐘位置）
化石燃料技術產生的碳排放導致全球溫度升高，並引發一系列的環境問題，而這個問題仍然沒有拿出良好的解決辦法，另外各種新科技在方便人類生活的同時又帶來了很多不確定的危險。世界末日鍾一開始只與核危機關聯，但以後的指針調整越來越考慮到各種影響因素。
2020年1月23日，委員會把世界末日鍾撥快20秒，距離午夜僅剩100秒，刷新紀錄的同時意味著風險水平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原子科學家公報》的專家呼籲美俄重回談判桌，就核武器、網絡戰、飛彈防禦、太空軍事化等問題展開討論。他們還呼籲世界各國致力實現《巴黎協定》中關於控制氣候變化的目標。
世界末日是一個永恆的話題，不過這其實是個偽命題，末日是人類的而非世界的，沒有人類世界依舊運轉。
不管你願不願意，如今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之大變革的時代，人類也到了有史以來最危險的情況，生存還是毀滅，雖然有點陳詞濫調，但這取決於我們所有人的團結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