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初期，西方人認為日本存在排外情緒，讓在日本的外國人沒有安全感，這使得歐洲國家必須保留對自己國民的特殊保護權。
《泰晤士報》指出了日本的排外情況：「最近在日本發生了一次事件，一位叫做豪克·布魯爾的法國人在日本秋田被一群瘋狂仇視外國人的激進分子刺傷了，他的大腿被刺中，流血不止，同時頭部也受傷了，這引起了法國外交官的不滿，日本政府將兇手逮捕。日本社會目前並不是安全的，外國人需要特殊的保護，只有這樣才能減少在日本外國人的不安全的、焦慮的情緒。」
同時，日本政府加緊迫害基督徒，這令歐洲國家不滿，《泰晤士報》對此進行批評：「日本政府已經開始擔心村上那個地方的人的活動，那裡的人認為自己是基督徒。日本的鎮壓活動已經引起了他們外國朋友的不滿，他們所代表的價值是與各國的良好關係以及友誼密切相關的，這些國家的商業關係和友誼是不會使他們忽視在這個問題上給予解釋。日本政府的意圖是在懲罰那些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們。日本政府從未考慮過允許他們私人的宗教思想進行傳播。事實是很多人來到日本，為政府服務，在小學和技術學校教授外語和科學，他們自然擁有閱讀包括宗教書籍在內的一切書籍的自由，但這一切都被政府阻止了。」這體現出《泰晤士報》對日本政府宗教政策的否定態度，認為日本限制基督教傳播的政策是錯誤的，更不應該限制那些為日本進步做出貢獻的外國人的宗教信仰。
《泰晤士報》等英國報刊對日本宗教政策和法治方面的報導意在強調在日本的外國僑民的人身安全被排外情緒嚴重的日本人所威脅，其宗教信仰也被限制。
由此看來，在日本的外國人遭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需要外國政府進行特別的保護，這就為報紙反對修訂日本與英美等國的條約奠定了一個重要的輿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