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國際直接投資視角分析新冠疫情對發展中經濟體的影響

2020-12-05 新浪財經

來源:新浪財經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機構 聯合資信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成為攪動全球經濟的最大黑天鵝,多國政府採取包括宵禁、出行限制、關閉邊境以及「居家令」等嚴格的公共衛生防禦舉措,不僅導致各行各業停工停產,全球經濟陷入「供需兩弱」的局面;還造成原材料、商品等生產要素無法自由流動和有序配置,導致全球供應鏈斷裂和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抬頭。在此背景下,預計2020年全球國際直接投資(FDI)規模將大幅萎縮。本文基於FDI視角,首先探討近年來全球FDI的流動情況,然後分析新冠疫情暴發對FDI全球價值鏈的衝擊,最後討論FDI全球價值鏈的削弱對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貿易、經濟結構以及外債負擔方面的影響。

一、近年來全球FDI的流動情況

1.1990年以來全球FDI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目前正處於第三階段的下行期

FDI是資本國際化的主要形式之一,投資人通過權益資本(Equity capital)、利潤再投資(Reinvestment of earnings)以及公司內部貸款(Intracompany debt)等方式經營和投資海外公司,主要形式包括綠地投資(Green field,即創建新公司)以及企業併購(M&A)。FDI是推動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途徑:一方面,目前全球約80%的貿易進出口是通過跨國公司的全球價值鏈來實現;另一方面,FDI推動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進行雁陣模式產業轉移,將技術和管理優勢輸出到具有資源稟賦或人口紅利的國家。因此,FDI對東道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以及經濟結構發展均產生深遠影響。

自二戰結束以來,國際局勢趨穩有助於全球FDI的發展。1979-1981年,全球FDI大量湧入石油輸出國進行石油投資開發,年均增長率接近30%;1987-1990年,全球FDI大規模流入歐美發達國家,年均增長率達到17%。經過前期積澱,20世紀90年代以來,FDI的發展迎來了黃金髮展期,主要經歷如下三個階段(見圖1):

一是1990-2000年發展中經濟體快速崛起,帶動全球FDI迅猛增長。本階段以亞洲新興經濟體經濟騰飛為背景,全球FDI流量[1]增長近4.6倍,佔全球GDP的比重也大幅上升逾2.8個百分點。之後,隨著東南亞金融危機暴發以及多個跨國公司縮減跨國併購規模,2000年後全球FDI流動規模大幅回落。

二是2003-2007年全球經濟一體化增強,發達經濟體加速海外布局步伐。在美聯儲採取寬鬆貨幣政策以及投資者信心增強的背景下,本階段全球FDI流量增長約2.8倍,佔全球GDP的比重上升約2.1個百分點。之後,受美國次債危機暴發影響,2008年後全球FDI流動規模大幅收縮。

三是2014-2015年全球併購潮興起,帶動全球FDI短暫性復甦。受益於發達經濟體併購潮的興起,本階段全球FDI流量小幅增長35.3%,佔全球GDP的比重小幅上升0.8個百分點,由於本階段沒有全球經濟的強勁復甦做支撐,從上升幅度到持續時間均弱於前兩次表現。目前全球正處於第三階段的下行期,自2017年後,由於全球從政治層面開啟去全球化思潮,美墨邊境牆、英國退歐、全球貿易摩擦升級等事件使全球貿易和FDI的發展進入收縮期。2019年全球跨國併購金額下降至5,000億美元以下,較2016年的階段高點大幅下降約45%,導致全球FDI規模較階段高點大幅降低約24%至1.4萬億美元。

2.歐美發達經濟體一直是全球FDI流出的主力,亞洲發展中經濟體近年來超越歐美成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地區

從FDI流出區域看(見圖2),由於歐美國家較早完成資本積累並藉助比較優勢理論,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資源整合,因此歐美發達經濟體一直是FDI流出的主力。近10年,發達經濟體FDI流出規模佔全球的平均比重超過68%,其中歐洲和美洲發達經濟體份額較大,分別約為37%和28%;發展中經濟體佔全球的份額穩定在 28%左右,其中亞洲新興經濟體的份額最高(約25%),其餘地區的FDI流出規模極少。

2018年,受美國稅改政策以及歐洲經濟體加強外資項目審查等因素的影響,美洲發達經濟體的FDI流出規模下降至-407.8億美元,為1970年有數據統計以來的最低值;相反,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加速區域內合作和投資,FDI流出規模逆勢攀升至4,067.4億美元,流出規模佔全球流出總量的比重高達41.2%,較上年大幅增長15.2個百分點。2019年,隨著美國稅改紅利削弱以及投資者風險偏好逐步回升,美洲發達經濟體FDI流出規模回升至2014.6億美元,佔全球FDI流出規模的比重較上年大幅回升約20個百分點,成為僅次於歐洲發達經濟體、亞洲發展中經濟體以及亞洲發達經濟體的FDI主要輸出地區。

從FDI流入區域看(見圖3),歐洲發達經濟體和亞洲發展中經濟體是全球FDI流入的主要目的地,近10年二者FDI流入規模佔全球的比重分別高達約36.5%和25.3%,合計佔比超過60%。具體來看,歐洲發達經濟體憑藉自身完善的法律制度、先進的技術優勢以及良好的社會保障,成為FDI的主要流入地區。2019年,歐洲發達經濟體FDI流入規模佔全球的份額高達27.9%。另一方面,亞洲發展中經濟體憑藉自資源稟賦和人口紅利,實施「進口替代」工業發展戰略並藉助美日歐產業轉移的機會,引進外部資源和要素以促進自身產業升級和技術更新。2019年,亞洲發展中經濟體成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地區,佔全球的份額高達30.8%。

3.日本FDI流出規模連續兩年穩居世界第一,香港FDI流出和流入規模排名均有所下降

從FDI流出國家或地區看(見圖4),2019年全球FDI流出規模最多的國家或地區有日本、美國、荷蘭、中國、德國、加拿大、香港以及法國。日本方面,近兩年日本的通信、金融、零售等行業企業積極進軍海外市場,FDI呈現迅速增長之勢。2019年,日本武田製藥成功收購愛爾蘭製藥巨頭希爾製藥集團,使日本FDI流出規模進一步上升至2,200億美元以上,佔全球份額的17.3%,連續兩年穩居世界第一。美國方面,由於美國政府在2017年底取消跨國公司的分紅稅,促使海外分支機構的留存收益大規模回流本國,2018年美國FDI流出規模下降至-907.4億美元;隨著稅改紅利逐步削弱以及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明顯回升,2019年美國FDI流出規模轉負為正,並上升至1,249.1億美元,排名回升至世界第二。

中國方面[2],中國FDI流出領域不斷升級,其中租賃和商務服務、金融、製造、批發零售等四大行業投資佔比超70%。2018年中國FDI流出規模達到1,430.2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是,2019年歐美試圖通過經貿摩擦、競爭中性、國家安全審查等新手段重塑全球貿易投資規則,導致中國FDI流出規模下降至1,171.3億美元,較上年大幅減少約18%,排名下滑2名至全球第四。香港方面,社會暴力事件升級對香港的金融穩定造成一定影響,使香港的資金流動和對外投資受到一定阻礙,2019年香港FDI流出規模下降至593.2億美元,較上年大幅減少近28%,全球排名下滑3名至全球第七。

從FDI流入國家或地區看(見圖5),2019年全球FDI流入規模最多的國家或地區有美國、中國、新加坡、荷蘭、巴西、香港、英國以及印度。美國方面,在政府大規模減稅以及鼓勵製造業回流的政策利好下,吸引了大量製造業、服務業和金融業領域資金流入美國。2019年,美國FDI流入規模達到2,462.1億美元,佔全球的比重高達約16%,連續兩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國方面,受益於中國經濟保持平穩增長、政府不斷開放金融市場以及營商環境得到明顯優化,2019年中國FDI流入規模上升至1,412.3億美元,佔全球的比重高達約9%,連續兩年位居世界第二。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和新加坡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小型開放經濟體,經濟增長嚴重依賴FDI的流入。近十年,香港和新加坡的FDI流入規模相當於GDP的平均比重分別高達約33%和20%,位居全球第一和第二,顯示出香港和新加坡極易受到國際經貿波動的影響,外部風險敞口很大。2019年,香港FDI流入規模下降至683.9億美元,較上年減少約34%,主要受政治事件削弱社會穩定性及營商環境優勢影響;香港FDI流入佔全球的比重減少2個百分點至4%左右,世界排名下降2名至全球第六。由於新加坡和香港較為臨近且具有一定替代性,此前流入香港的部分FDI開始轉入新加坡,2019年新加坡FDI流入規模上升至920.8億美元,較上年增長約16%;佔全球FDI流入總量的比重增加0.7個百分點至6%左右,世界排名上升2名至全球第三。

[1]全球FDI流量為全球FDI流出規模與流入規模的平均值,以下同。

[2]為中國內地數據,不含港澳臺地區,以下同。

二、新冠疫情對FDI全球價值鏈的衝擊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發成為攪動全球經濟的最大黑天鵝,由於疫情傳染性極強,已經蔓延至全球約200個國家或地區,截至9月1日,全球累計確診人數超過2,555萬例,其中美國確診病例已經突破621萬,為全球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巴西、印度、俄羅斯緊隨其後(見圖6)。全球新冠疫情發展經歷了東亞地區第一階段(中國、韓國、日本等)的疫情暴發,以及歐美地區第二階段(美國、西班牙、義大利等)的疫情暴發。目前,新冠疫情正處於以新興經濟體和低收入國家為代表的第三階段,歐美疫情出現觸頂跡象但新興市場仍在快速蔓延,目前多國疫情二次暴發,全球疫情拐點仍不明朗。

FDI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主要通過跨國公司在全球層面進行空間布局,而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則對FDI流動產生巨大影響,主要體現在對FDI全球價值鏈[3](Global Chain, GVC)的衝擊上。在全球經濟一體化時代,FDI全球價值鏈使產品生產更加扁平化,發達經濟體輸出技術或管理,然後發展中經濟體承接生產,最後再將成品銷往全球市場,FDI全球價值將全球經濟體聯動在一個閉環之中,其中德國、美國以及中國等國家的全球價值鏈參與程度很高(見圖7)。但是,新冠疫情暴發後各國政府均採取限制國際人員和物品流動的隔離舉措,阻礙了原材料、中間投入和最終產品等各個環節的供應,直接影響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的經營活動,從企業倒閉潮、員工失業的微觀層面逐步傳導至經濟衰退以及政治關係緊張的宏觀層面。因此,以下從政治、經濟以及貿易等角度分析新冠疫情對FDI全球價值鏈的衝擊。

1.新冠疫情下民粹主義興起,導致政治風險大幅攀升,削弱了FDI全球價值鏈的穩定性

近年來民粹主義在全球範圍內尤其是西方世界有所復興,政治極端化趨勢不斷加強。從英國退歐、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德國和法國崛起、義大利右翼勢力五星運動政黨上臺、川普政府推崇「美國優先」等事件來看,以種族主義、排外主義為特徵的右翼民粹主義思潮開始逐步重歸大眾視野。從KOF全球化指數[4]來看,2017年全球化指數為62.1,較上年小幅上漲0.4%,遠低於2000年以來的平均增速(1.1%);其中政治全球化指數漲幅較小,較上年僅上漲0.3%,低於全球經濟化指數增速(0.5%),說明全球政治逆全球化現象更為明顯(見圖8)。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發以後,各國政府在應對公共衛生危機以及刺激經濟復甦的施政能力上表現良莠不齊,為鞏固各國內部統治和重塑經濟增長點,點燃了部分國家自我保護以及風險轉嫁的排他主義情緒。比如,美國通過退出伊核協議、巴黎氣候協定、世界衛生組織等方式強勢主導並重塑國際規則,導致全球政治協作機制有所削弱;此外,在美國即將大選之際打出「中美脫鉤」的口號,美國遣返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人員、對華為以及Tik Tok等中國企業進行制裁或封殺、要求在華美企將供應鏈從中國轉出等,導致中美政治關係跌入冰點。大國之間的政治風險大幅攀升,降低了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風險偏好,削弱了FDI全球價值鏈的穩定性。

2.新冠疫情使歐美經濟陷入衰退,削弱FDI主要流出國的投資能力

在感染人數上升以及公共醫療資源緊缺的背景下,全球疫情防控工作依舊舉步維艱,全球經濟面臨自二戰以來最大的衰退壓力。IMF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增速將下降至-4.9%,為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其中,發達經濟體今年增長率將跌至-8.0%,美國及歐元區分別下降至-8.0%及-10.2%;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預期增長率為-3.0%,其中,中國(1.0%)將是全球唯一保持經濟增長的主要國家(見圖9)。一方面,新冠疫情在美國大暴發導致各州頒布「居家令」,使美國居民消費和服務業均受到嚴重影響,加速了美國企業的破產潮和居民失業,美國二季度GDP環比折年率下降至-31.7%;另一方面,歐元區多國受疫情影響嚴重,因採取嚴格的公共衛生防禦措施,歐元區經濟供需兩端活動量銳減,經濟下行壓力增大。2020年二季度,歐盟和歐元區經濟增速分別同比下降14.4%和15%,為1995年以來最大降幅。由於歐美發達經濟體為全球FDI流出的主力,二者經濟陷入衰退直接削弱全球FDI流出的投資能力,造成FDI全球價值鏈的上遊供給不足,相應對中、下小遊的中間投入和最終產出環節產生衝擊,而最終風險會由醫療設備健全的發達經濟體轉移至衛生系統薄弱且高度依賴國際貿易和投資的小型開放經濟。

整體看,新冠疫情拖累歐美經濟發展,相應歐美跨國公司的活動量也會銳減。根據經合組織(OECD)數據顯示,2020年一季度全球FDI規模下降至1.9萬億美元,同比大幅下滑逾50%,全球FDI陷入低谷。歐美跨國公司的對外輸出能力削弱,直接影響東道國中下遊的企業經營和人員就業,比如蘋果公司準備將iPhone的部分生產線由中國轉至印度、波音公司全球裁撤1.6萬名員工、可口可樂公司決定在全球範圍內展開裁員並減少相關業務部門的數量等。

3.新冠疫情下貿易保護繼續加碼,對FDI全球價值鏈造成一定阻礙

川普政府上臺後,試圖在全球範圍內重建貿易秩序,包括與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欲對中國、日本、歐盟的鋼鋁、汽車、農產品等行業加徵關稅等。貿易保護升級嚴重拖累了全球製造業的發展,比如歐洲經濟高度依賴工業加工和貿易出口,全球貿易摩擦嚴重削弱了歐洲的新增訂單數量,導致歐洲經濟持續走弱。新冠疫情後,美國繼續加碼全球貿易保護步伐,8月6日美國宣布將對加拿大進口的部分鋁產品恢復加徵10%的關稅,隨後加拿大做出反制舉措,將對從美國進口的含鋁產品徵收價值36億加元關稅;8月12日美國宣布對價值75億美元的歐盟輸美商品加徵關稅,其中美方對進口歐盟大型民用飛機的加徵關稅由之前的10%上調至15%。2020年一季度,歐元區、美國以及中國的貿易總量分別下降至1.7萬億美元、1.3萬億美元以及1.1萬億美元,分別同比下滑2.7%、4.0%以及8.5%,貿易總量均出現明顯萎縮(見圖10)。目前,全球約80%的貿易進出口通過跨國公司的全球價值鏈來實現,貿易進出口規模的萎縮對全球FDI全球價值鏈形成嚴重阻礙。

4.新冠疫情促使部分國家產業轉移,阻斷或縮短全球供應鏈鏈條

供應鏈是全球價值鏈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加劇了全球供應鏈的斷裂。在過去的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通過配置全球資源,將成本流向更低的地區而利潤流向更高的地區,享受價值鏈頂端的高額收益,很多本國市場狹小的發達經濟體(如日本)多依賴產業轉移,也因此導致國內製造業存在一定空心化問題。在新冠疫情蔓延以及逆全球化的背景下,暴露出產業鏈全球布局的不足。比如,新冠疫情暴發初期,口罩等戰略物資稀缺,但由於生產廠家多在東亞或東南亞地區,在人員和物品流動受阻的情況下,容易出現重要物資供應鏈斷裂的問題,直接對本國的商品供求市場產生衝擊。因此,新冠疫情加速了各國核心產業回歸或轉移的計劃。

日本方面,政府4月公布了108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方案,其中約20億美元用於幫助公司將生產轉回日本,加緊了供應鏈企業回歸本土的趨勢。美國方面,美國發布《保護戰略礦產品安全和可靠供應的聯邦戰略》以及《美國聯邦信息通訊技術中來自中國供應鏈的脆弱性分析》等報告,意在降低對海外供應鏈的依賴程度;美國財政部發布《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IRRMA)》實施細則,以擴大對外國投資的審查範圍並修改審查程序。歐洲方面,歐盟頒布《外資審查條例》,該條例明確了歐盟成員國可以合法阻止外資對涉及關鍵基礎設施、技術、原材料和敏感信息的收購交易,對外直接投資面臨更嚴密的審查。

[3]全球價值鏈包括產品從設計、生產、組裝、營銷、售後服務等整個生命周期中所創造價值的全部活動。

[4] KOF全球化指數由瑞士聯邦蘇黎世理工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發,包含經濟全球化、社會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3個一級指標加權平均得到,分值越高代表全球化水平越高。

三、FDI全球價值鏈的削弱對發展中經濟體的影響

FDI主要通過資本帳戶下的直接投資項目和經常帳戶下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投資收益項目四個途徑進入東道國。本文選取25個[5]發展中經濟體作為樣本,涵蓋亞洲、歐洲、美洲以及非洲,主要從經常帳戶途徑來分析FDI全球價值鏈的削弱對發展中經濟體在國際貿易、經濟結構以及債務負擔方面所產生的影響。

(一) FDI對發展中經濟體國際貿易的影響

1.發展中經濟體處於FDI全球價值鏈的中、下遊地位,需要經歷由「出口導向」向「進口替代」貿易階段的轉型

由於發展中經濟體在FDI全球價值鏈中處於中、下遊地位,從高度依賴FDI到高度吸引FDI的轉變往往需要經歷由「出口導向」向「進口替代」貿易階段的轉型。

在出口導向階段,發展中經濟體多處於工業化起步初期,需要依賴自身的資源稟賦和政策支持來吸引FDI以彌補國內資金短缺;此外,還需要憑藉人口和資源紅利來生產和出口低附加值產品,同時進口大量工業製成品和先進技術來支持經濟發展。越南正處於出口導向階段,由於中國的人力成本相對較高,越南可以承接部分中國的產業轉移,憑藉自身更加低廉的人口紅利優勢,把握全球製造業產業轉移的機會,大力完善基礎設施建設並積極發展加工製造業,成功吸引了電子產品、紡織品服裝、製鞋等行業的外商建廠投資,使「越南製造」在全球迅速發展。2019年越南FDI流入規模達到161.2億美元,FDI流入相當於GDP的比重高達6.1%,遠高於樣本平均水平(3.4%),說明高度依賴FDI的流入。

在進口替代階段,隨著經濟發展得到一定積累以及國內市場逐步擴大,東道國經濟發展模式逐漸由出口導向型向進口替代型轉變,同時伴隨著國內投資環境的改善以及出口和資本輸出的快速增長,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係也由依賴FDI流入上升為吸引FDI流入。巴西正處於進口替代階段,巴西吸引FDI的能力很強,主要是因為巴西政府憑藉自身資源優勢,通過修憲逐步放鬆了國家對石油、天然氣和礦產開採等領域的壟斷,並對電信、電力業實行私營化,對外資的準入門檻大幅降低。2019年FDI流入規模達到719.9億美元,FDI流入相當於GDP的比重為4.0%,高於樣本平均水平(3.4%)。

2.FDI與國際貿易長期具有互補效應,發展中經濟體高度依賴對外貿易且存在小幅貿易赤字問題

FDI對國際貿易短期內存在替代效應,而長期看存在互補效應。從長期看,FDI每增加1%,出口貿易和進口貿易將分別增加0.7%和0.6%,因此FDI流動對東道國的貿易表現產生明顯影響[6]。從FDI流入情況看(見圖12),2019年樣本國家合計吸引FDI流入4,599.6億美元,佔全球份額的29.9%;中國(1412.3億美元)、巴西(719.9億美元)、印度(505.5億美元)、墨西哥(329.2億美元)以及俄羅斯(317.4億美元)位居前五;蒙古、柬埔寨、喬治亞以及越南對FDI的依賴程度較高,FDI流入相當於GDP的比重分別高達18.0%、13.8%、7.3%以及6.1%,多為小型開放經濟體。

從貿易表現看,2019年樣本國家貿易總量達到13.4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的15.5%;樣本國家進出口總額相當於GDP的平均比重高達84.2%,說明樣本國家對外貿易依賴性較高,其中越南(207.4%)、柬埔寨(174.3%)、喬治亞(129.7%)、蒙古(129.6%)、馬來西亞(128.1%)等國的對外依存度超過100%,外部風險敞口較大;樣本國家淨出口相當於GDP的平均比重為-0.52%,說明樣本國貿易略有赤字,其中柬埔寨(-16.6%)、喬治亞(-9.8%)、巴基斯坦(-9.1%)、烏克蘭(-8.4%)以及埃及(-8.4%)等國貿易赤字嚴重(見圖13)。

3.新冠疫情阻礙FDI全球價值鏈,導致發展中經濟體貿易規模大幅萎縮且貿易逆差明顯走擴

2020年一季度,受到新冠疫情、貿易保護主義以及歐美發達經濟體經濟下行的多重影響,全球FDI規模下降超過50%,全球FDI陷入低谷。對發展中經濟體而言(見圖14),社交隔離以及邊檢升級對FDI全球價值鏈造成一定阻礙,導致進出口貿易受到嚴重削弱。2020年一季度,發展中經濟體的平均進出口總量下降至1,355.6億美元,同比下降3.8%,整體貿易規模有所萎縮;平均淨出口下降至136.6億美元,同比大幅下跌近95%,說明發展中經濟體的貿易盈餘大幅縮減。

從具體樣本來看,2020年一季度,進出口貿易總量收縮最為嚴重的國家有蒙古、俄羅斯以及中國,進出口總額同比降幅分別高達21.5%、7.8%以及5.8%。蒙古方面,由於自身為內陸國家且地理區位優勢不足,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資,一旦主要投資國國內經濟形勢或投資方向發生變化,蒙古將不可避免的面臨外資撤離的風險,使得蒙古經濟結構的抗風險能力較弱。此外,蒙古的最大貿易夥伴為中國,一季度中國受疫情影響嚴重,相應蒙古的貿易規模大幅萎縮。一季度蒙古淨出口下降至-5.8億美元,貿易赤字規模進一步擴大。俄羅斯方面,由於俄羅斯經濟依賴石油等天然氣的出口,但受到國際原油價格暴跌、金融市場波動、疫情防控措施升級等多重因素影響,俄羅斯國際投資和對外貿易大幅削弱,俄羅斯一季度淨出口下降至252.3億美元,同比大幅下降38.4%,貿易盈餘大幅削弱。中國方面,由於中國疫情暴發較早,政府在一季度已經採取隔離舉措,受到全國停工停產以及國際貿易阻斷的雙重影響,中國一季度的淨出口由正轉負,並大幅下降至-239.5億美元,創歷史新低。

(二)FDI對發展中經濟體經濟結構的影響

1.發展中經濟體面臨儲蓄和投資雙缺口,需要依賴外資補充經濟的發展,經濟結構穩定性較差

由於發達經濟體多處於FDI全球產業鏈的上遊,受新冠疫情的衝擊主要體現在FDI流出規模的削減以及部分產業鏈條的轉移上;由於自身經濟體量龐大且經濟結構多元,整體抵禦外部風險衝擊的能力較強。而發展中經濟體多處於FDI全球產業鏈的中下遊,自主權較小且產品附加值較低;由於自身多存在結構性問題,如過度依賴單一產業、儲蓄和投資的雙缺口以及本幣穩定性較差等問題,整體抵禦外部風險衝擊的能力較弱,新冠疫情帶來的最終風險會由發達經濟體轉移至高度依賴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發展中經濟體。

從經濟結構看,發展中經濟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儲蓄和投資的雙缺口問題。一方面,由於經濟發展通常伴隨著投資規模的擴大,但受到本國經濟落後以及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等因素影響,經常會出現國內儲蓄無法滿足投資擴張的需求,進而構成了儲蓄對經濟發展的約束。另一方面,由於東道國經濟實力有限,投資所必需的技術、熟練勞動力、優秀企業家以及投資過程中其他投入物的匱乏,進而構成了投資對經濟發展的約束。2019年,樣本國家的總儲蓄率與總投資率的平均差額為-2.1%,說明樣本國家迫切地需要引進外資來發展本國經濟和完善經濟結構(見圖15)。

從具體樣本來看,泰國是曾經的「亞洲五小虎」之一,在經歷粗放式發展的高速增長階段後,轉型為進口替代發展模式,藉助外資力量將資源稟賦由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在鞏固現有工業生產能力的基礎上建立新型產業,並最終形成高科技產業鏈閉環並帶動經濟發展。政府提出「東部經濟走廊」計劃,通過大力發展高鐵、鐵路複線、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及實行一系列投資優惠政策吸引投資,發展高附加值的新產業,通過創新和技術運用促進泰國經濟轉型升級。受新冠疫情的影響,全球經濟放緩增加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壁壘,泰國2020年一季度GDP增速下降至-12.2%,再加上疫情對泰國的房地產業以及旅遊業產生嚴重衝擊,使其經濟結構穩定性大幅下降。

2.歐美跨國公司縮減FDI流出規模,對發展中經濟體的製造、服務以及金融行業發展產生較大衝擊

歐美發達經濟體FDI流出主要分布在製造業、服務業以及金融業,歐美發達經濟體的跨國公司力量對發展中經濟體產生深遠影響。一方面,歐美跨國公司為東道國創造就業和貢獻稅收。截至2016年,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以及瑞典等國在全球範圍內(除本土)的跨國公司數量分別高達3.5萬家、3.3萬家、4.6萬家、2.9萬家以及1.8萬家,營業收入分別高達5.8萬億美元、0.6萬億美元、1.5萬億美元、2.2萬億美元以及3.2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比重分別高達30.9%、23.4%、59.3%、64.7%以及626.9%(見圖16)。跨國公司的巨額營業收入有利於東道國增加稅收收入以及解決當地就業問題,比如,2016年僅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就僱用超過4,230萬人,佔美國私營行業總就業人數的22%。另一方面,歐美跨國公司對全球各行各業發展起到帶動作用。歐美跨國公司輸出先進技術、管理優勢以及資金,有助於扶植東道國相關行業的發展,並相應帶動中、下遊企業經營。截至2016年,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以及瑞典等國跨國公司主要分布在建築業、批發與零售以及金融行業,平均佔比高達27.5%、17.6%和10.9%,合計佔比超過55%。

在FDI全球價值鏈中,發展中經濟體主要承接歐美發達經濟體FDI流出的製造業,因此工業往往在國民經濟中佔據重要地位。從產業結構看,2019年發展中經濟體農業增加值、工業增加值以及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平均比重分別為9.0%、30.2%以及52.9%,而全球三大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分別為4.0%、27.8%以及61.2%,說明發展中經濟體主要依賴農業和工業發展,服務業表現相對落後,產業結構有待升級和完善。其中,柬埔寨(38.9%)、蒙古(39.0%)以及越南(41.6%)為第三產業佔最低的國家(見圖17)。

從具體樣本來看,由於柬埔寨在國際產業鏈分工中處於低端位置,主要出口利潤較低的源和勞動密集型產品,貿易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有限,經濟發展更重視投資的拉動作用。柬埔寨的總儲蓄水平較低(11.03%)但總投資水平較高(23.50%),二者的儲蓄缺口主要通過吸引外資來補足,柬埔寨主要通過承接東亞國家產業轉移的契機,政府通過改善投資環境和提升政府效率以吸引大量外商投資,以促進本國農業、加工製造業以及房地產業的發展。但受新冠疫情影響,歐美發達經濟體FDI流出規模大幅削弱,相應拖累柬埔寨的製造業發展。

(三)FDI對發展中經濟體債務負擔的影響

1.發展中經濟體的FDI流入存量規模與外債總額存在一致性

對發展中經濟體而言,需要FDI來彌補其投資和儲蓄的缺口,而FDI實質上是一種融資方式,一國所吸引的FDI流入存量規模可以被視為其債務,樣本國家的FDI存量規模與外債總額存在一致性。從FDI存量來看,2019年,樣本國家FDI流入存量規模達到6.2萬億美元;平均存量規模也高達2,472.3億美元,相當於GDP的平均比重為46.4%,高於世界平均水平(41.8%)約4.6個百分點;其中蒙古、柬埔寨以及喬治亞對FDI流入存量相當於GDP的比重最高,分別高達約166%、127%以及110%。從外債表現來看,截至2019年末,樣本國家的平均外債規模達到2,938.5億美元,外債總額相當於GDP的平均比重為56.7%,其中蒙古(225%)以及喬治亞(117%)的外債負擔較重,均超過100%(見圖18)。通過以上數據不難看出,樣本國家的FDI流入存量規模與其外債總額存在一致性。

從具體樣本來看,隨著柬埔寨城市化進程不斷推進,建築行業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吸引大量海外熱錢湧入本國地產和基建領域,相應帶動政府、企業以及家庭的債務槓桿上升。2019年柬埔寨的FDI流入存量相當於GDP的比重為127.31%,約為本階段平均水平的3倍,說明柬埔寨經濟體量較小且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國際直接投資,存在較大的國際熱錢投機風險。

2.新冠疫情下發展中經濟體存在嚴重外匯缺口,外債償付實力有所下降

發展中經濟體的外債償付能力存在兩個主要困難。一是外匯儲備缺口,發展中經濟體需要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獲取美元外匯,但是美元存在「特裡芬兩難」,即美元作為國際儲備和國際清償的核心貨幣,為滿足各國對美元儲備的需要,美國只能通過對外負債的形式提供美元,但美國長期的國際收支逆差將造成國際清償力過剩,再加上疫情之後美元指數走弱,存在美元貶值以及發展中經濟體外匯儲備縮水的問題。另一方面,受到新冠疫情以及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發展中經濟體貿易逆差走擴且FDI流入削減,造成外匯儲備獲取能力有所下降。2019年,樣本國家外匯儲備相當於外債總額的平均比重為50%左右,外債償付實力一般;其中,阿根廷、土耳其、白俄羅斯、烏克蘭、巴基斯坦、蒙古以及喬治亞的外債償付實力不足20%,面對較高的外債違約風險。二是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增速趨緩,無力消化FDI流入存量增速。2019年樣本國家的平均實際GDP增速為3.3%,而FDI流入存量增速高達7.9%,經濟增長無法滿足FDI的債務增長速度。比如,2019年柬埔寨外債總額相當於GDP的比重上漲了3.19個百分點,FDI流入存量增速(12.05%)遠高於實際GDP增速(6.97%),說明柬埔寨的債務償付壓力有所增大(見圖19)。

通過以上分析,本文建立FDI流動風險打分表模型,以評估樣本國家在新冠疫情衝擊以及歐美縮減FDI流出規模背景下的風險程度和脆弱性。打分表模型從國際貿易風險、經濟結構風險以及外債負擔風險三個維度共計9個指標進行打分(見圖20),分數越低表示風險越小和脆弱性越小;反之,分數越高表示風險越大和脆弱性越大。從最終結果看,內陸國家和小型經濟體抵禦FDI變動的能力較差,比如,蒙古、喬治亞、柬埔寨以及烏克蘭的風險很高且脆弱性很大;經濟體量龐大且國內產業多元化發展的國家受FDI變動影響較小,比如,中國和俄羅斯的風險較低且脆弱性較小。

[5]樣本選取方法:在聯合資信已評級的發展中國家樣本中,篩選出FDI流入/GDP指標大於(等於)2%的國家作為分析樣本。選取的25個樣本國包括:奈及利亞、南非、埃及、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波蘭、土耳其、俄羅斯、白俄羅斯、匈牙利、烏克蘭、中國、印度、泰國、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印尼、馬來西亞、越南、阿曼、柬埔寨、蒙古、喬治亞。

[6]引用自《經管研究》2013年第1期,《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趙俊。

相關焦點

  • ...王勇: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
    該沙龍以《當前各地幫扶政策機會分析》為主題,由盤古智庫理事長易鵬,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擔任主講嘉賓,兩百多位企業家同時在線觀看。本文系3月21日盤古智庫系列公益直播沙龍《抗疫轉型,企業生存》第十一期「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的內容整理。
  • ...普惠金融研究院:診斷疫情對微弱經濟體金融健康的影響與政策建議
    診斷疫情對微弱經濟體金融健康的影響與政策建議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2020年3月截至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續兩個多月。一方面,疫情影響了數以萬計國人的身體健康;另一方面,疫情也正逐漸侵蝕微弱經濟體的金融健康。微弱經濟體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石,關乎億萬家庭的福祉。
  • 北大國發院金光講席教授盧鋒:新冠大流行與疫情經濟學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快速成長,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數以億計人口擺脫貧困並分享到經濟現代化福利,然而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和氣候變化進程,也派生新人獸共患病等新發傳染病發生頻率和風險上升危險。上述背景下,國際流行病學界、公共衛生部門及相關國際機構對傳染病疫情研究和防控重視程度顯著提升,對傳染病流行的經濟分析得到長足發展,推動了疫情經濟學學科創建過程。
  • 新冠疫情對貿易的影響機制
    文 /理察·鮑德溫(RichardBaldwin) 富浦英一(Eiichi Tomiura)* 【提 要】無論從供給側還是需求側的角度來看,新冠肺炎疫情都將影響國際貨物和服務貿易。本文試圖用歷史和經濟的邏輯來預測此次疫情對貿易的影響。
  • 中金公司王漢鋒: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有四方面投資含義
    「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一提法從5月份開始多次出現在中國政策制定者的政策溝通中,可能意味著這是中國政策導向重要的新方向,可能也會成為十四五規劃制定的原則之一。  一是「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大國經濟」的必然  王漢鋒指出,當前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在全球領先經濟體中保持相對較快的增速,在可預見的未來可能會成為全球最大、規模空前的經濟體。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發展,也會越來越代表了世界的發展;中國問題已經從此前單純的中國問題,變成了全球問題;全球問題,某種程度上很可能是中國問題的反映。
  • (國際)古特雷斯呼籲全球團結抗擊新冠疫情
    新華社聯合國12月3日電(記者尚緒謙)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3日在聯合國大會新冠疫情特別會議上呼籲全球團結抗擊新冠疫情。 此次聯大特別會議於3日至4日召開,是聯合國大會首次就大流行病召開的特別會議。古特雷斯在致辭中敦促各國團結一致、相互支持、協調行動,以抗擊疫情。
  • 新冠疫情對未來世界格局的影響
    目前新冠病毒還在全球繼續蔓延,所以很難有效預測疫情對世界經濟的長期影響以及未來的格局變化。但可以肯定的是,疫情對世界經濟的衝擊和影響將是巨大而深遠的。一、全球製造業格局將會發生變化。由於作為全球製造業核心區域的經濟大國均已爆發疫情,停產、停工,各國為控制疫情擴散而封鎖邊境,導致經濟活動趨於停止。
  • 投資風向丨國壽投資劉暉:後疫情時代不動產資產配置價值與投資機遇...
    新冠疫情影響下的市場環境 (一)全球經濟面臨嚴峻挑戰 疫情爆發前,全球正處於經濟增速減慢、宏觀槓桿高企、逆全球化思潮湧動的發展矛盾凸顯期,新冠疫情的到來使得前期累積風險相互疊加,對全球經濟金融狀況以及社會穩定造成了巨大衝擊
  • 國際視窗|2020年終回顧:12張圖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極端貧困的影響,2020年9月極端貧困人數最新的分析結果警告我們,新冠肺炎疫情今年已使88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而這個數字還僅僅是基線。在最壞的情況下,這個數字可能高達1.15億人。根據世界銀行集團預測,南亞在「新貧困人口」中佔比最大,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 新冠肺炎疫情下,「一帶一路」發展危中有機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導致世界經濟前景黯淡。疫情背景下,「一帶一路」建設的未來發展也受到多方關注。  然而,就在世界各國都在致力於戰勝病毒以及減輕疫情帶來的影響之時,國際社會一些「有心之士」卻開始藉機抹黑和唱衰「一帶一路」倡議,渲染其為新冠病毒的幫兇,指責其成為病毒傳染的主要渠道,並誇大其未來發展的脆弱性。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已有多家西方媒體和智庫機構發布所謂新聞評論或報告,惡意唱衰「一帶一路」的未來發展。
  • 《環球論壇》2020年文章盤點之二:疫情影響下的國際局勢,怎
    2020年,人類與新冠病毒大戰,世界因這場大戰而變了模樣。大眾日報國際時評欄目《環球論壇》欄目約請國際問題研究專家撰寫了21篇分析文章,深入解讀疫情影響。文章中,有宏觀分析疫情世界影響的,如《把脈新冠疫情六大國際戰略影響》《「後疫時代」的形與勢》等;有呼籲加強國際衛生及抗疫合作的,如《加強公共衛生國際合作勢在必行》《攜手抗疫,推動全球聯防聯控正其時》《中韓攜手樹立全球抗疫典範》《德法提出5000億歐元「復甦基金」危機能否再次倒逼歐盟更緊密》《合作抗疫為中非友好注入新內涵》《疫情變局下中國與阿根廷合作前景廣闊》《「復甦基金」
  • 後疫情時代的人類可持續發展
    在新冠肺炎疫情對氣候變化的影響方面,國際能源署預計,2020年全球碳排放將下降約8%,主要原因是工業生產和能源消耗減少及交通運輸發生變化。但是,過去的經驗表明,經濟下行帶來的減排或許只是暫時性的,可能會反彈,甚至超過原有水平。
  • 馬尼希·巴布納:後疫情時代的人類可持續發展
    不過,各國政府和企業仍應行動起來,採取有利於增強人類健康、推進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措施,實現經濟復甦。我們期待各國政府儘快確定這些大型國際會議的舉辦日期,繼續呼籲民眾支持環保行動,共同保護環境和人類福祉。  此次疫情提醒我們,人類和自然密切相關。新冠病毒從動物向人類傳播。此外,有力證據表明,相對於遭受空氣汙染或缺乏清潔飲用水的人口而言,享有清潔空氣和飲用水的人口經受疫情考驗的能力更強。
  • 國際紡聯發布第三次全球新冠疫情對國際紡織的影響調查報告
    在此環境下,國際紡聯在4月下旬開展了第三次新冠疫情影響調查,共有來自非洲、美洲、亞洲、歐洲(包括土耳其)地區的600家企業參與此次調查。近日,國際紡聯發布了第三次全球新冠疫情對國際紡織的影響調查報告。   訂單情況   取消和/或推遲的訂單數量升至41%         自3月份第一次國際紡聯新冠疫情影響調查以來
  • 疫情疊加「價格戰」,國際油價短中長期走勢推演
    沙特採取的競爭性策略,更像是疫情恐慌下的最後一根稻草,壓垮市場緊繃的神經。國際油價大幅下跌引發全球恐慌。然而,沙特發動「價格戰」對油價的影響已大不如前,只是在新冠疫情的助攻下,「價格戰」才會對油價產生巨大衝擊。劉冬/文2020年3月6日,因俄羅斯拒絕深度減產,第八屆歐佩克與非歐佩克部長級會議未能達成聯合減產協議。
  • 2020年全球護膚品行業市場現狀及發展前景分析 疫情影響下全年市場...
    2020年全球護膚品行業市場現狀及發展前景分析 疫情影響下全年市場規模或將下滑  2020-05-29 11:24:16
  • 張瑜:疫情影響下的全球經濟如何評估?如何演化?
    若新冠疫情造成的影響與歷史上的大流行病類似,那麼全球經濟的發展軌跡將與之前的悲觀預期大相逕庭:如果低實際利率持續幾十年,它們將為各國政府提供可喜的財政空間,以減輕這一流行病的後果。經合組織(OECD):評估COVID-19限制措施對經濟活動的初步影響。OECD在評估疫情對經濟的衝擊時,採取了產出法與支出法兩條路徑。
  • 美智庫分析疫情下國際糧食安全前景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網站日前發表題為《在新冠背景下優先考慮營養問題》的文章,作者為該智庫全球衛生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凱薩琳·E·布利斯。文章指出,在面對疫情時,營養充足的人群可能具有更強的抵抗力。正因如此,考慮到今後疫情趨勢,應關注糧食安全和營養不良帶來的更多挑戰。
  • 新冠疫情與人工智慧倫理準則面臨的新挑戰
    然而,在新冠疫情中,已有倫理原則的局限性顯現,主要體現在不同倫理準則之間面臨衝突。本文將分析疫情背景下AI倫理準則面臨的新挑戰並探討對策。(一)人工智慧治理的一般倫理原則及局限正如國際生物倫理委員會(IBC)和世界科學知識與技術倫理委員會(COMEST)在關於新冠疫情的聲明中所強調:「手機、社交媒體和人工智慧等數位技術能夠監測、預測和影響疾病的傳播和人類行為,從而在應對流行病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 2020新議題: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全球化轉型與國際合作治理
    一國的全球競爭優勢也逐漸從全球化初期基於產品成本的比較優勢,轉向更加重視營商環境制度和國家治理能力優勢。應對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和推動全球經濟復甦,亟需國際合作克服疫情影響,通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共同應對全球公共衛生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