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回到一個基礎概念，那就是講好中國故事。「中國故事」這個命題，本身就具有風格化的標籤，因為它帶有中國氣派。所以說我們首先要在電影的類型化和故事編織上下苦功夫，絞盡腦汁。講故事的能力是重中之重，這個能力足夠強，就能克服上述困難，也能避免出現所謂的「雷劇」，同時避免墮入虛無空泛和不知所云。劇作者在一部電影的創作中，要加入自己對時代、對現實的整體性的思考和判斷，這種思辨的過程恰恰就是尋求突破、贏得受眾的必由之路。請關注今日出版的《解放軍報》——
主旋律敘事的美學升級
■傅逸塵 成孝湜
傅逸塵：長春電影製片廠推出的電影《黃大年》，作為一部向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獻禮之作，表現的是時代楷模、戰略科學家黃大年的感人事跡，是標準的主旋律敘事。但是從你寫作的劇本來看，又與我們以往看到的很多主旋律電影或反映英雄事跡的人物傳記片有很多不同之處。在劇作中，你通過對類型化敘事技巧的圓熟運用、對人物心理和精神空間的深度開掘以及富於哲學思辨的臺詞設計，給人一種高蹈且出挑的觀感。作為一名有過多年軍旅生活的80後青年劇作家，你覺得主旋律電影應有怎樣的新突破？
成孝湜：《黃大年》這部電影具有雙重屬性：既是主旋律電影，描摹時代楷模，謳歌時代精神，又是一部人物傳記片。仔細了解黃大年的相關資料後，我發現他本人和他的事跡，究其實質，非常符合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反覆強調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理念。因此，我在塑造形象、編織故事時也是圍繞著這一核心理念下功夫。我覺得，進入新時代，主旋律電影更應該強化對主流價值觀的弘揚與表達，同時以更加精準的類型模式、更加豐滿的人物刻畫、更加震撼的視聽手段，實現主旋律電影的美學升級，使主旋律電影以一種全新的姿態呈現在觀眾面前。
傅逸塵：黃大年的報國情懷和科學貢獻確實令人感動，但是他的經歷尤其是從事的專業對於電影表達來說其實是很有難度的。畢竟，大量的戲劇化衝突是構成劇作的關鍵。你是如何化解這其中的矛盾的？
成孝湜：這的確是《黃大年》這部戲的難點，但我始終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電影是要講故事的，要講有意思的故事。觀眾最想看的還是黃大年這個人物形象。我更看重的是人物情感、人物關係、人物命運。我寫的是家國情，是人性的閃光點，我要通過有意味的故事，來塑造一個有性格、有思想、有情懷的新型知識分子形象，並通過他的故事表達我對時代精神和英雄主義的思考。
傅逸塵：在《黃大年》中，我感到你在日常經驗中強化了英雄性的建構；在基本人性的基礎上，強化了崇高、陽剛、壯美的審美表達。在你眼中，新時代的英雄敘事應該具有怎樣的面相？
成孝湜：英雄性和英雄敘事在不同的時代，都有不同的內涵和外延。毋庸諱言，當下有很多影視作品迷失了英雄的氣質。我們可以看到有的影視劇中，為了迎合或套用「小鮮肉」的概念，原本具有陽剛之氣和崇高感的英雄形象被相貌精緻、氣質孱弱的中性化人物所替換，這也間接導致了青少年中流行的審美倒置。這種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會影響到國家的文化安全。因此，塑造黃大年這個人物形象時，在保證真實性的前提下，我有意識地強化了他雄健的身姿、自信的話語。從內心到體魄，這都是一個典型的符合中國傳統審美觀念的男子漢形象。在此基礎上，表現他的擔當、睿智、健康、愛國家、重情義等精神品質。換句話說，在形象上，我追求的第一位是健康，第二位才是英雄。影視作品塑造英雄形象，底線在於人格的獨立和健康。
傅逸塵：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視域，重新審視21世紀以來中國電影的發展，就會發現，我們雖然一直在強調中國電影要與國際接軌，要走出去，但在思想理念上卻多是跟隨、學習和模仿的狀態。因此，想像「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中國主旋律電影，就具有現實與歷史的雙重意義。這個命題的核心是人類的視角，表達的是對人類命運的整體性關切，是對和平與發展的嚮往，以及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中國人的生存經驗、情感和思想。
成孝湜：這個問題非常具有現實針對性。我在《黃大年》中著重表達的恰恰是具有恆常光彩的人性亮面，是追尋理想、守護真愛等人類共有的優秀精神品質。當下的中國電影，首要的是重拾文化自信。要敢於和強者對話，要勇於表達自己的情感、建構自己的審美、傳達自己的思想，對外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因此，在創作上我們應該深入思考，無論是主旋律影片還是商業影片，怎樣有效地對外傳播我們的思想、精神和文化。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圓桌上佔有重要一席，並且持續、有力地發聲。
傅逸塵：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已經走過了四十年風雨歷程，黃大年這個人物形象的出現也可以說是水到渠成，恰逢其時了。黃大年說話、做事的那種「範兒」，其實也表徵著新時代中華民族的自信和自強。作為一名青年劇作家，你或許更能夠理解年輕一代受眾的審美方式和情感結構。在你看來，主旋律電影怎樣才能贏得更多年輕受眾的青睞？
成孝湜：一直以來我們有種思維慣性，似乎只要一談到主旋律，基本上就是遠離娛樂性和受眾。然而，電影畢竟要在院線播放，接受觀眾的評價。我的努力方向就是儘量保持作品的趣味性和故事性。當然，有時娛樂性和趣味性會和主旋律的主題有所矛盾，但這不正是電影人需要解決的問題嗎？
我們應該回到一個基礎概念，那就是講好中國故事。「中國故事」這個命題，本身就具有風格化的標籤，因為它帶有中國氣派。所以說我們首先要在電影的類型化和故事編織上下苦功夫，絞盡腦汁。講故事的能力是重中之重，這個能力足夠強，就能克服上述困難，也能避免出現所謂的「雷劇」，同時避免墮入虛無空泛和不知所云。劇作者在一部電影的創作中，要加入自己對時代、對現實的整體性的思考和判斷，這種思辨的過程恰恰就是尋求突破、贏得受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