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全景圖片）
許德音/文 2018年9月27日，當代管理學界的泰鬥馬奇（James March）教授去世，享年九十。馬奇被許多學界同仁推崇為當代最傑出的管理學者。雖然他在學術界之外遠不如另一位管理學家德魯克（Peter Drucker）有名，但包括我本人在內的許多管理學研究者只把德魯克視為「管理思想家」，而把馬奇當做我們的同類和精神領袖。
在馬奇去世之前一兩個月，我的一篇與香港大學周政教授、伊利諾伊香檳大學杜飛教授合作的研究論文被頂級的《管理學學會期刊》所接受，即將在2019年正式發表。這篇論文恰巧是用馬奇的企業行為理論來解釋中國企業中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冒險」行為。雖然馬奇後期的一些與組織學習有關的理論（比如學習的短視、失敗的陷阱、成功的陷阱等）可能早已為中國的管理研究者與實踐者所熟知，他在與賽葉特合作的《企業行為的一種理論》一書中所發展的關於企業探索、冒險行為的理論，就我所知還是第一次被應用到對中國企業的研究而發表於最頂級的管理學刊物上。我在此對馬奇的有關理論和我們的論文稍作介紹，並藉此紀念馬奇這位我所尊敬的學界前輩。
必須說明的是，我本人並非出身於企業行為理論學派，並且和該學派（或者更廣義的卡內基學派）的學者少有接觸。我自己的研究一開始集中於制度理論、跨國公司戰略、中外企業的競爭與合作等方面，直到三、四年前我過去在港大時的同事Kevin（周政）帶著一個課題來找我合作，才把我引入了這個（對於管理學這個新興學科而言）歷史「悠久」的研究領域。因為入行年資的關係，我和馬奇這樣的前輩大師更是難有交集。唯一一次有機會聆聽大師講話是在近二十年前還在讀博士時參加管理學學會年會，在臺下聽了幾十分鐘，那種高山仰止的感覺，至今難忘。其中最令我產生共鳴的是他對商學院功利性價值取向的鄙視，影響了我在之後的學術生涯，即使是在北大、中歐那樣被商業界人士圍繞的環境裡，也能耐得住象牙塔裡的寂寞，專心於學術研究而不至於迷失方向。
如果以《企業行為的一種理論》一書的發表作為企業行為理論創立的標誌，這一理論學派至少已有65年的歷史。企業行為理論在這本書中奠定基礎（其中一些概念在馬奇和西蒙於1958年出版的《組織》一書中已現端倪），並在該書出版之後幾十年間，特別是最近十幾年裡不斷豐富完善，已經形成一個比較龐雜的體系。我相信隨著馬奇的逝世，會有一大波評價這一理論和他個人學術貢獻的文章湧現，我就不去做這樣的綜述性的介紹了。這裡我只對該理論和我們的論文直接相關的部分作一個評述。
我們所關注的是企業行為理論中的兩個著名的命題。第一個是所謂的「問題性探索」（problemistic search），即企業出現了業績下降的問題後，為了解決問題而進行超出既定程序的探索。這種探索可以被視為一種冒險行為。比如企業在業績大幅下降後可能做出重大的戰略調整，放棄某些產業或部門以求斷尾求生，或者冒險進入新的、不熟悉的領域以開拓收入來源。第二是所謂的「寬裕式探索」（slack search），即企業在業績提升之後，資源有了寬裕，允許企業做一些「任性的」、耗費資源而又沒有確定回報的冒險行為，比如收購與兼併、大幅增加研發投入的強度等。這兩個命題中的前因，簡單而言都是企業的相對業績（相對於同類企業的平均業績或自己的歷史業績），而其後果都是探索、冒險行為。
雖然這兩種探索行為都被視為企業行為理論中的一部分，但它們在該理論體系中的地位是不一樣的。問題性探索屬於該理論的核心部分之一，而寬裕式探索雖然很有啟發意義，在原書中卻並未提及，而是馬奇後來在論文中追加的。在之後的幾十年中，該領域的學者們把兩者結合起來運用到他們的研究中，但是在此過程中出現了一個我們察覺到的重大偏差，就是這兩個不同的命題會被用來解釋同一種戰略冒險行為。比如，學者們會假設當企業業績不斷降低後，會冒險進入新產業以求一搏；而當企業的業績得到大幅提升、有了充足的資源後，又會「任性」進入新產業。這樣的假設在理論上是講不通的，因為管理學理論和企業戰略理論都告訴我們，（業績）好的公司和壞的公司由於企業目標、資源各不相同，不會也不應該採取相同的戰略行為。但是過去十幾年間，該領域的研究中出現了一些令人困惑的、甚至我們認為是荒謬的結論，比如業績最好與最差的公司都最傾向於加大研發投入以提升業績，或者業績最好與最差的公司都最容易進行非法活動 。
我和我的合作者們認為之所以出現這樣不合情理的結論，不是企業行為理論的問題，而是研究者不正確地使用了這一理論。我們注意到當研究人員把問題性探索和寬裕式探索這兩個命題放在一起時，是用了前後不一致的理論邏輯來解釋企業行為：問題性探索命題是基於企業的動機，即企業有為扭轉業績下降而冒險的目的；寬裕式探索命題是基於企業的資源寬裕度，強調企業有冒險的能力。如果在理論推導時遵守了邏輯的一致性，就不可能得出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奇怪的結論。比如，如果同時用資源的寬裕度來作為解釋因素，那麼當企業業績下降時，它可能會以剝離、裁員等手段來保存財務資源；當業績提升時，它可能會相反地進行消耗財務資源的併購擴張。這樣的理論推導才更有邏輯性。
在論文中，我們是使用了企業行為理論中更核心的動機論來推測好企業與壞企業的兩種不同的冒險行為。簡單地講，業績壞的企業會進行問題性探索；但問題性探索經常是一種短視行為，因為管理者的動機是解決眼前的、直接的業績問題。因此他們往往會忽略其行為可能帶來的法律、道德後果。這樣的結果，就可能是這些企業比較容易做出不正當的冒險行為（deviant risk-taking），比如行賄。反過來，好的企業沒有必須解決當前業績問題的壓力，會更容易做出積 極 上 進 的 冒 險（aspirational risk-taking），因其動機變成了提升自己的長期競爭力。這樣它的冒險行為就會體現在對研發和創新投入的強度上。
我們的論文當然不是這麼簡單，而是有許多複雜的理論推導和實證設計。但重要的是，我們對企業行為理論做出了一些應有的貢獻：我們糾正了該理論（更確切地講，是該理論的擁躉們）在運用理論時邏輯不一致的問題，使得該理論得以更為準確地預測企業相對業績與不同的冒險行為之間的關係。尤其值得我們欣慰的是，我們的論文是首次在頂尖管理學刊物上發表的運用企業行為理論來研究中國企業的論文——我們的樣本是滬深兩市的上市公司。我們的一些發現很有意思。比如我們的數據分析顯示，行業競爭程度對壞的企業和好的企業會產生完全相反的壓力。業績差的企業面臨競爭壓力時會更容易地墮入非法行賄的陷阱，而業績好的企業面對競爭壓力則會進一步的追加研發投入。其中對行賄的測量，是借用了我在北大時的同事，後來先後擔任光華與港大商學院院長的蔡洪濱教授在一篇論文裡的創新，即用中國企業中不正常的娛樂招待費用來測量隱性的行賄支出，從而使得我們這篇論文的「中國因素」更加厚重。
馬奇在學術上活躍的年代，中國企業尚未揚名立萬，難以成為學術界關注的對象。但是好的理論自有其生命力和普適性。我和兩位合作者雖然並非出身於企業行為理論流派，卻因緣際會地運用了這個理論來研究今天中國企業的冒險行為，並在實證上得到了充分的數據支持，這也讓我們對馬奇更加敬佩。大師雖逝，但我們得以在他留下的巨作之上添加一筆，幸甚至哉！
（作者現為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商學院管理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