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丘比丘是保存完好的前哥倫布時期的印加遺蹟，被稱作「失落的印加城市」。1983年，馬丘比丘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世界遺產，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之一。最近在湖南湘西的老司城遺址考古發掘，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慶柱表示：「老司城遺址是永順土司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軍事中心、文化中心。它的最大考古價值就是填補了土司考古學的空白，為研究國家制度、民族關係、民族文化等提供了物化載體，為我國土司制度考古學開了一個好頭。」有專家更是表示，此次挖掘出土的老司城，有可能成為中國的馬丘比丘。
地處湖南西北的永順縣是湘西自治州全州八個貧困縣中唯一一個國家級貧困縣，沒有工業，僅有的亮點是芙蓉鎮和猛洞河漂流兩處旅遊景點。不過，最近在這裡進行的老司城考古挖掘將永順推到全國媒體的聚光燈下。
2010年5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受永順縣政府委託，並報請國家文物局批准，第三次對老司城遺址進行考古發掘，新發現土司時期遺址20多處。10月29日，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湖南省副省長郭開朗等對考古現場進行了考察。一個神秘的土司王朝也正在浮出水面。一時間，100多家媒體湧向永順。
11月21日，由湖南省文物局主辦的「老司城考古發掘暨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研討會」在永順召開，邀請了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與考古司考古處處長閻亞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劉慶柱、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部主任信立祥、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原院長李伯謙在內的共16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永順老司城究竟埋藏了多少秘密？帶著這樣的疑問，記者趕到了永順老司城考古挖掘現場。
老司城是保存最完整的城市遺址
曾經輝煌壯觀的土司「皇城」，如今只是一個考古現場，紅色尼龍繩做成的警戒線將其團團圍住。「考古工地 謝絕參觀」、「考古工地嚴禁拍攝」等警示牌隨處可見，開掘出來的城池遺蹟也被白色的塑料薄膜掩蓋著，上面壓著磚頭。唯有城牆還露在外面。
與記者一同前往的是吉首大學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吉首大學文物修復與文物鑑定室主任成臻銘教授。永順老司城是吉首大學的田野調查基地，成教授曾在老司城做過田野調查、民間文獻收集和口述史整理，對當地非常熟悉。他向記者介紹了永順老司城的情況。
土司，是受中央王朝任命的地方官，實行世襲制。土司制度帶有軍政合一的性質，如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既是各自轄區的最高行政長官，又是本地區的最高軍事領袖。老司城又名福石城，是彭士愁於公元912—923年曆時11年建成的。彭士愁是土司始祖溪州刺史彭瑊為的孫子。他繼位後，彭氏勢力日漸強盛，彭士愁也因此成為統領五溪20州的靖邊土司王。939年8月，彭士愁與楚王馬希範展開相持近兩年的「溪州之戰」，最終以彭士愁主動求和而告終。從此，雙方籤訂盟約，為彭氏土司王朝奠定了818年的傳世基礎。
土家族非物質文化傳承人向盛福為記者解釋了「老司城」名字的由來。他說，老司城是永順土司的司治。清初土司王還把司衙署遷至顆砂行政，被稱為「新司城」。與此相對立的原大山中的司城有了一個「老」字，名「老司城」。
出現在記者眼前的老司城背靠紫荊山，城前的靈溪河自東北而西南環城流過，四面環山，成臻銘介紹說，前面的遠山「如鳳凰展翅一般」，屬於「萬馬歸朝」、「龍鳳呈祥」之地。老司城佔地面積為2500畝，分為金鑾殿、太極宮、壽宮、娛樂宮、丞相府、大將軍府等部分。其中，「皇城」為橢圓形，總佔地60畝。
曾經輝煌壯觀的土司「皇城」，如今只是一個考古現場，紅色尼龍繩做成的警戒線將其團團圍住。「考古工地謝絕參觀」、「考古工地嚴禁拍攝」等警示牌隨處可見，開掘出來的城池遺蹟也被白色的塑料薄膜掩蓋著，上面壓著磚頭。唯有城牆還露在外面。
成臻銘指著微白的城牆對記者說：「這是明代的『水泥』，由糯米、石灰、棉花等物質組成，粘性非常好，非常堅固。」他又隨手從地上撿起一塊淡藍色瓷碗的碎片，「這應該是明代的，這些東西在這裡隨處可見」，他指著腳下的一段鵝卵石路面說，「這是土司的宮殿區，街道很寬。」他說，「原先這裡都被土覆蓋，現在考古隊把它清理出來，非常壯觀。」
拾階而上，爬上一個山坡，記者看到考古隊員們正在勞作，剛清理出來的遺蹟清晰可見。記者找到此次老司城考古發掘隊負責人之一、湘西自治州文物局副局長龍京沙。他告訴記者，「目前正在挖的是宮殿區的一條排水系統。」
站在高高的宮殿區山坡上向左右眺望，視野所及皆是「皇城」的範圍。「我們現在所處的老司城為永順彭氏土司政權的司治所在」，龍京沙介紹說，「老司城遺址分布有宮殿區、衙署區、居住區、墓葬區、宗教祭祀區等遺址區；地面歷史遺蹟有祖師殿、擺手堂、古墓群、古街道、古城牆、彭氏宗祠、德政碑、『子孫永享』牌坊等。」
「發掘後的龐大遺址，將具有驚人的視覺衝擊力，堪稱『中國的馬丘比丘』」，龍京沙還表示，「其觀賞性、真實性、完整性為中國現存城市遺址中所罕見。」一直從事土司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世愉也告訴記者：「有權勢的土司往往仿中央王朝的皇城建制而修建自己的王城、行署，老司城遺址完全發掘出來應該是嘆為觀止的。」
彭氏土司後繼有人
「儘管土司之間有時也會有戰爭，但土家族土司多次受中央王朝徵調，土兵在徵蠻、抗倭、援遼等重大軍事行動中，均立下赫赫戰功。」
每個古老民族都有她的英雄和傳說，一部民族史離不開英雄的故事。如宋代的嶽飛和文天祥、明代的鄭成功和戚繼光，他們都在民族遭遇強敵時以卸外辱，書寫了一段波瀾壯闊的英雄史詩。那麼土家族的英雄又是誰呢？
成臻銘把記者帶到紫金街一座「子孫永享」的石坊前。他告訴記者，「這是翼南牌坊，位於司城南面紫金山和若雲書院的雅草坪，始建於明嘉靖年間，上刻『子孫永享』四字，是為了表彰26代土司彭翼南率土兵抗倭有功豎立的。」記者看到，翼南牌坊保護得並不好，茂盛的雜草叢中，幾根長形木板搭成的圍欄算是護欄，飽經風霜的外表在陽光照射下顯出斑斑點點的破舊相。
在採訪中，記者遇到了彭劍秋。作為土司後裔，他自豪地告訴記者：「彭翼南是永順第26世土司宣慰司。1554年，年僅18歲的他率土家族土兵3000人從王村(今芙蓉鎮)出發奔赴東南抗倭前線。他的祖父致仕宣慰彭明輔領報效兵2000人為孫子助戰。最終，彭翼南因抗倭有功，獲『蓋東南戰功第一』稱號。」
老司城遺址全景
「儘管土司之間有時也會有戰爭，但土家族土司多次受中央王朝徵調，土兵在徵蠻、抗倭、援遼等重大軍事行動中，均立下赫赫戰功。」吉首大學張家界學院副院長羅維慶說。成臻銘也強調，土家族士兵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表現，是因為「他們受傳統的儒家文化影響較深，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很強，具有一種很深的『中華情結』」。在對明代金石碑進行研究的時候，成臻銘發現，「土司彭世麒的夫人在臨終前還對常年在外徵戰的丈夫說：『願夫君為氏事慎節聖心，事吾老姑，力報家國恩，以保先業』」。他說：「人之將死，首先想到的還是國家。當我看到這樣的記載，都感動得流淚了。」
在成臻銘的引導下，記者來到位於紫金山墓葬區的彭世麒與夫人合葬的墓前。紫金山位於老司城的東門，是鳳凰山的右翼延伸下來的一個小山崗，面積約20餘畝，是埋葬歷代土司王和土司王親屬的主要墓地之一。成臻銘介紹說，「這是彭世麒墓，彭世麒時代是永順宣慰司最為繁盛的時代。」記者在洞口看到雕刻得非常清晰的墓門，「這個墓門美妙絕倫，門上的雕花非常精美，代表明朝最高的雕刻藝術，這與他生前所用的門應該是一樣的設計。」成臻銘感慨地說。
「這邊是彭宗舜墓，他也是有戰功的」，成臻銘指著彭世麒墓右邊的一個墓說。在考古現場，記者搬開磚頭，揭開覆蓋在墓前的塑料薄膜，向內張望，墓穴裡漆黑一片，於是記者帶著手電筒跳了進去。彭宗舜墓是一墓三室，中間存放的是彭宗舜棺槨，兩側間是夫人棺槨，但此前墓裡大量寶藏已被盜，棺槨也被燒掉了，被燒黑的墓牆壁上有考古隊所做白紙黑字的標籤「6號墓室南壁」。
成臻銘告訴記者，這些墓主人的牌位和偶像大多供奉在彭氏宗祠。彭氏宗祠位於老司城中心，在土司「寢宮」的後面，內供歷代土司的牌位，有精美的木雕像，各具神態，栩栩如生，是明代萬曆十九年第24代土司彭元錦任宣慰使時建立的。
但記者來到彭氏宗祠時大門緊鎖，門前立的木柱上綁著一塊「考古期間謝絕參觀」的警示牌。從門縫中看去，成臻銘告訴記者，「他們挖到寶貝了。」原來大門緊鎖的彭氏宗祠裡，考古隊員正在井然有序地修復文物。透過門縫，記者記錄下了工作現場僻靜的一角。
土家族至今保留土司制度影響
與「子孫永享」石坊一樣流傳下來的，還有土家族最為隆重熱烈且富有傳奇色彩的節日「趕年」。「趕年」，就是「往前趕一天過年」，即趕在漢族過年的前一天過年，相當於漢族的「春節」。
與「子孫永享」石坊一樣流傳下來的，還有土家族最為隆重熱烈且富有傳奇色彩的節日「趕年」。彭劍秋說，「趕年」，就是「往前趕一天過年」，即趕在漢族過年的前一天過年，相當於漢族的「春節」。嘉靖三十三年冬，當聖旨傳到土家族山寨，正值年關，如過了年出徵，按時趕不到蘇松地區，就要違犯軍紀，貽誤戰機。一方面考慮急赴國難，一方面想到團年情深，怎麼辦？老司城中一位老族長向彭翼南建議：提前過年，讓土家族子弟過完新年再奔赴前線保衛海疆。於是「蒸甑子飯，切砣子肉，斟大碗酒」籌辦提前的新年。
彭劍秋還告訴記者，「趕年」實際上是為了紀念土家族的祖先彭翼南。他早就聽祖輩們說，明代是土家族土司發展最強盛時期，「城內三千戶，城外八百家」。清代土家族詩人彭旋鐸有詩為證：「福石城中錦作窩，土王宮畔水生波；紅燈萬盞人千疊，一片纏綿擺手歌。」
除了「趕年」，土司制度對當地人還有哪些影響呢？記者採訪了老司城村一位正坐在自家門前曬太陽的土家族老人。老人今年87歲，名叫向用鎖。他給記者講述了有關土司「初夜權」的一個傳說。清代永順宣慰司存在真姓彭與假姓彭之爭，即與身患怪病的「白鼻子無道」——第32代宣慰使彭泓海——經常騷擾非彭氏族人有關。據說，白鼻子土司系蛇精投胎，鼻子上長著一種奇癢無比的白斑瘡，鼻子一癢就殺小孩取血止癢，食其肝滋補身體，之後將其屍體扔入老司城對面的萬人坑。白鼻子土司除每晚「吃」一宮女外，還要對非彭姓新娘行使三天三晚的「初夜權」。
向用鎖老人講的這個傳說到底有沒有歷史根據呢？對土家族民俗深入研究的吉首大學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民族學研究團隊成員田清旺告訴記者，正史中對此並無記載。他認為：「土家族婚俗中有『敬土司』的環節，但新娘敬神這一習俗不是土家族獨有的，其他很多民族都有。例如古代某些民族宗教的『神交』，奉獻女孩與巫師發生關係等等。敬土司神是把土家族的家族神化，通過敬這個神達到多子多福。另外，這種說法更像是對土司的攻擊。改土歸流後，地方官員為禁止民間敬土司可能會採取醜化、妖魔化土司的做法。實際上，改土歸流之前是等級婚姻。土司要保持血統的高貴，也不可能推行『初夜權』。」
改土歸流：土司王朝的黃昏
雍正六年，清廷大兵壓境，而周圍保靖、桑植土司改土歸流過程中，永順土司彭肇槐深感大勢所趨，難以獨存，於是自動獻土，皇帝詔諭，改為流官，帶著子孫離開湘西，回江西祖籍地方立戶。
記者感嘆當年這座皇城的輝煌氣勢與繁榮景象的同時，不禁要問，它是如何衰落與埋入地下的？
「這就不得不提到清朝的一位皇帝——雍正」，成臻銘說，清朝雍正初年，清廷國力充實，為加強邊遠地區的中央集權管理，對西南諸土司實行「改土歸流」。雍正六年，清廷大兵壓境，而周圍保靖、桑植土司改土歸流過程中，永順土司彭肇槐深感大勢所趨，難以獨存，於是自動獻土，皇帝詔諭，改為流官，帶著子孫離開湘西，回江西祖籍地方立戶。
李世愉說，「雍正發動『改土歸流』主要源於中央政權與土司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建立土司制度，原本是權宜之計，帶有過渡性，而且土司制度帶有一定的割據性，這就造成了與中央政權的矛盾。到雍正年間，勢力大的土司已成尾大不掉之勢，政令難以在土司地區暢通，所以雍正要變『以夷制夷』為『以漢化夷』，實行『改土歸流』」，「但就湘西土司而言，他們是自願的，因為土司與土民之間的矛盾已經很尖銳，常有土民對土司的反抗鬥爭，土司已很難維持其統治。」
對此，吉首大學歷史與文化學院楊庭碩教授根據多年的研究認為，「雍正『改土歸流』，在不到6年的時間，同時在五省開展，在中國歷史上並無先例。就湘西土司而言，『改土歸流』的時間是清廷和漠西蒙古的戰爭到了最激烈的時候。其目的是拉攏西南土司，打敗漠西蒙古。」楊庭碩表示，「湘西土司『改土歸流』只是中央王朝的一步棋，而非妨礙了中央王朝的統治，因此它是戰略需求。」
吉首大學歷史與文化學院副院長瞿州蓮則明確表示：「湘西土司是被迫改土歸流的。因為當時對西北的軍事行動和雲貴地區『改土歸流』時，軍需物資匱乏，需要從洞庭湖運輸物資。而調兵、調軍糧要經過湘西土司，湘西是軍事戰略要地。但該地區漢化程度高，湘西這次『改土歸流』也特別徹底，以後就沒有土司了。」
瞿州蓮通過對《清史稿》、《永順縣誌》、《永順宣慰司歷代稽勳錄》等史料的研究認為：「從彭肇槐的一首詩可以看出，『改土歸流』後的永順土司的真實心態，不改，有滅族之災；改，中央『以禮相待』，所以不得不改。」
基於上述種種原因，延續了九個王朝，共計818年的永順土司彭氏政權最終宣告結束。據說，末代土司彭肇槐攜家眷離別故鄉老司城時，行至靈溪河，心痛欲絕，墜落馬下，長跪河邊，淚似飛雨……
從那以後，老司城逐漸冷落蕭條。
史料和傳說中的老司城原貌：南方的故宮
曾經輝煌一時的老司城，到底是個什麼模樣？帶著這樣的疑問，記者走訪了湘西土家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土司王朝》一書作者向盛福，他根據史料記載和傳說，向記者描繪了老司城的原貌。
土司墓葬
金碧輝煌的金鑾殿和太極宮
金鑾殿、太極宮位於從午門御街的後邊起二十七步石階梯直達午門前的平臺，平臺為八尺寬。據向盛福介紹，午門為第一進，是一棟高大的五柱八旗，八排七間，中間大門寬一丈二尺八寸，像午門同一高度和大小連續四棟五柱八旗、八排七間木房，從二進門起構成三個四合院，即兩邊配有相稱的廂房，共六個廂房屋，共計五個九步石階，每步是一尺零八分寬，三寸八分厚。第五進再上一級九步相同的石階即金鑾殿和同等高度的太極宮，從五進石階稱陛階。
午門算起共計六個九步石階梯，加上午門前的二十七步，皆為九九八十一步石階梯進到金鑾殿和太極殿。石階梯是採用磨石巖雕刻，有精緻的各類花草、獸類、鳥類圖案。金鑾殿和太極宮沒有大門，是全敞開的，五個大門皆如午門同等的寬度和高度。金鑾殿、太極宮至午門成一垂直線，基礎寬為九丈六尺，進深為三十丈，殿是坐東北朝西南，屬艮坤向。金鑾殿、太極宮內裝飾除木雕、石雕、浮雕花磚外，還有金、銀、銅等金屬裝置，殿內金碧輝煌。
高大雄偉的午門
午門高大雄偉，彭士愁建造時調進彭氏從江西帶來的百藝匠人中的一部分，另從蘇州、杭州、西安等地請來千餘名工匠來老司城建造土司皇城，是仿照唐太宗建造西安皇城的建築藝術建造，當時繪製皇城圖者，都是從三草匯畫中挑選而定的。
據記載，午門高九尺八寸，寬一丈二尺八寸，門前是八尺深，一丈八尺寬，全採用靈溪河邊的小片石砌成，兩邊是水波紋圖案，中心是太極圖案，奇彩多姿。門坎是一塊長一丈二尺八寸，寬一尺四寸六分，厚五寸，從距司城百裡之外的五官坪運來的巖石，門坎方平面刻有鯉魚跳龍門的圖案，兩端即平臺上各有一塊長八尺、寬二尺的磨石巖，鑲刻有各種四季花草圖案。平臺外邊擺放一對高大的石獅子，內有一對雄壯的大石鼓與門坎方相接，石鼓圓球直徑為八十六公分，高一百三十八公分，圓鼓和墩共寬一百零三公分，厚三十五公分，重約六千斤。
午門正對照壁的中心門，午門前即是御街，土司時代，從午門遠眺，可直接觀看到全城山景，精靈美麗的繡屏拱座山就恭敬地擺在距午門直線為二千八百米處，這繡屏山像是隨時在向土司金鑾殿叩拜恭賀似的。站在靈溪河西岸觀看午門的雄姿歷歷在目。石鼓現在彭氏宗祠門亡刁前，石獅早已改作民用石磨。午門至金鑾殿是土司皇城的中心段，地勢最高，土司皇城成了兩邊低中間凸起像古堡式的建築群。
鑲有夜明珠的照壁
照壁，建造在午門後的平臺上，平臺為八尺深，寬二丈五尺，是用小塊片石摻石灰漿砌成人字形圖案，照壁全是青磚砌成，高一丈八尺，加上基腳高出地面二尺八寸，共高二丈零八寸，厚二尺八寸，寬二丈三尺，照壁內外是採用沉澱後的石灰漿摻棉花粉砌成，內外光滑，如雪白色的瓷塊屏幕，內外四周邊各有一路美麗的花磚。向盛福不無感嘆地說，「內外四方各邊有四個燈孔，每孔鑲有一顆夜明珠，外面繪畫有雙鳳朝陽，內繪有土司王朝管轄的五十八旗、三百八十峒的地形圖案，可見午門如此多嬌啊！」清代雍正年間的向鼎新來司城撰寫《五修五說》中有：「一說彭氏皇宮院，午門五進至金鑾，有繡屏拱座前，後有福祿壽三山。彭土司君屋場，世襲八百年。」又有詩為證：「土司千百年，雄風萬代傳，山水有雅意，蓬萊我亦仙。」
冬暖夏涼的壽宮
壽宮，建在鳳凰山的左脅下，在金鑾殿右側的頂部，佔地五畝，包括宗祠四畝共九畝。吉首大學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銘介紹說，建有兩個四合院和一棟單木房，還造有一個冬暖夏涼的涼熱洞(又稱歇洞)，洞的地皮上建造有一棟三層的吊角、轉角的木樓房，是歷代土司王及其土司王朝內長輩退役後居住的地方。
彭氏宗祠原在金鑾殿的右側，是土司彭世麒於1492年以後建造的。明萬曆十九年(1591)，土司彭元錦豎有一塊祠堂碑，現在的彭氏宗祠，是同治九年(1870)潤古歷十月的後十月從原金鑾殿的旁邊遷移至壽宮之處建造，佔地四畝。原用木雕的十八位土司神像一併遷至祠堂陳設，承頭人為彭上標、彭上榜、彭承瑞、彭承緒等，外樓是1913年冬月下旬由彭上品、彭上明、彭上道等承頭建造的。遷移時彭元錦所豎立的石碑已損壞。
紅白喜事宴會廳娛樂宮
娛樂宮分東苑和西苑，東苑由兩個四合院組成，內設有花廳、雅廳共四個，是土司王朝內部慶賀和迎接來賓的吃住之地。
娛樂宮的西苑是由三個四合院，兩棟單木屋，兩棟轉角樓組成，還有涼、熱二洞。三層轉角樓是建在涼、熱二洞之上的，一樓是擺手堂之處；二樓是琴、棋、書、畫室；三層是文娛室。內有號、笙、笛、鑼、鼓等文娛用品。當時土司王及僚屬可享受各種各樣的樂趣。兩棟樓房皆一樣，另四個四合院和一棟單木屋，是土司王朝用來婚嫁、生日、喪事、節日等紅白喜事的宴會廳。兩院皆是吃、喝、玩、樂為一體的宮院。兩苑皆配有許多丫鬟、使女及侍人等，共佔地八畝。
氣勢恢宏的建築藝術
土司皇城的建築藝術是氣勢恢宏的。向盛福介紹說，「皇城內的三大塊，共計為十四個四合院，二十一個單木房，三棟轉角樓房，全部採用楠木和黃梨香樹做主材料。利用唐代建築藝術進行施工，其規模宏大、布局合理、雕梁畫柱、金碧輝煌，三棟吊腳轉角樓房更是充分體現了土家族的建築風格和建築藝術。屋脊全部採用飛簷翹角裝飾，簷口瓦、屋脊瓦、鰲頭等，全部採用專窯燒制，再用石灰色棉花漿砌成。每一個四合院的天井全都是大小均勻、厚薄相等的靈溪河邊小片石砌成的圖案，圖案有水波紋、一字形、格子形、人字形、太極圖等。雄偉壯觀，美不勝收，有南方故宮之美稱。」
紫金山古墓群
紫金山位於老司城的東門，是鳳凰山的右翼延伸下來的一個小山崗，面積二十餘畝，是埋葬歷代土司王和土司王親屬的主要墓地之一。據文物部門統計和彭氏宗譜記載，這裡共有歷代土司王及親屬墓冢一百零九座，土司彭顯英、彭世麒、彭世麟、彭明輔、彭宗舜、彭翼南等及其夫人都分別埋葬在這裡。其墓室的大小是根據官職大小而定。
老司城歷代流傳有「土司王生在金鑾殿，埋在紫金山」；還有「在埋葬土司王時，有四十八副棺木同時出柩」之說。土司墓葬地還有雅草坪、象鼻山、八桶湖、六代灣等。
1968年11月的一個晚上，對紫金山土司古墓來說是一場浩劫。彭宗舜墓被盜。向盛福還清晰記得：「第二天清晨，我和老司城村幹部、書記、治安主任共四人在紫金山被盜現場察看，只見墓門口外土有鬥大的孔，從孔內冒出一股雪白的濃霧衝出至四五丈高的空中，然後才慢慢散開，我們一行四人手持手電筒進去觀看，中孔石門被撬開，鐵鎖扭壞，鮮紅如故的內棺外槨前回頭上的左邊用金粉書寫的『彭宗舜將軍靈柩』，後回頭已被盜者損壞，兩邊龍鳳飛舞、各種花草、飛鳥、獸類等圖案的花磚呈烏黑精緻美麗無比。」
「室內從底面起至1.67米高度以上的圓拱，如仿瓷一樣雪白無瑕，後邊小孔室四周的一鬥三升的宮殿模型式樣美麗如故，兩側間為彭宗舜的一夫人、二夫人的墓門，統統被撬開，三墓室內的隨葬品全被盜走。」向盛福回憶說：「這一今古奇觀的發現，消息一傳開，當時永順境內一天竟有上千人來老司城現場看奇。被盜的第三天，墓內棺木被人燒掉，美麗無比的墓室，變成黑煙滾滾從被盜孔口冒出，直衝到數米高的空中，從此，猶如地下宮殿的彭宗舜墓被破壞了。」
土司文化是土家族文化的核心：「不用十年土家語就會消失」
彭氏土司政權統治溪州長達818年之久，使這一地區得到較長時期的基本穩定，使土家族這個民族的特點得以保存下來。所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世愉認為：「談湘西土司離不開土家族，談湘西土司文化同樣離不開土家族。」
正在發掘的老司城遺址顯得十分忙碌。 [小圖]土司墓地出土金器。 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土家族文化搶救性保護
我們曾經在保靖縣土家族聚集的鄉鎮做土家語教學試驗，結果最先反對的是家長，說現在孩子學習任務都挺重的，學這些沒用的東西幹什麼呢？
從張家界開車到永順大約1個半小時，但這在土司時代卻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關卡。對明代土司頗有研究的吉首大學張家界學院副院長羅維慶告訴記者，「明朝對土司的政策是『漢不入境、蠻不出洞』，曾在這裡設立永定衛，阻止雙方往來」，經過永定衛來到伏龍村，「這裡在明代叫伏龍關，是一條深不可測的大峽谷，是一道天然屏障」，白色的轎車在公路上飛馳，「這裡叫青天坪，從字面就可以知道它當年是如何地高、如何地險，土家族人如果要出來，必須要把背簍背在前面，退著走，否則背簍一碰到石階，人就會栽進山崖，這又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古人不可逾越的天險，如今都修上了省級高速公路。
民族的融合首先是地理上的融合。進入土家族居住區，公路兩旁土家族吊腳樓不見了，是現代的磚頭水泥二層樓，與公路垂直的一面牆，刷著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的廣告。公路兩邊的行人，中老年人大多背著背簍，衣服以灰土色為主，年輕人則很少背背簍，且衣著鮮豔。羅維慶說：「1978年我到北京讀大學還穿土家族衣服，作為少數民族代表，每年春節還去一次人民大會堂。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我女兒到北京讀書，我也給她準備了一套土家族傳統服飾，但一直沒穿，沒法穿，也沒有機會穿。現在年輕人都追求時尚。」
土家族有土家語言，無文字，境內尚四萬餘人會講土家語。記者問土家族文化保護的積極倡導者彭劍秋會說土家語嗎？他說不會，只會說詞語，如「喝酒」叫「惹呼」，他端起酒杯說。「我估計不用10年時間土家語就會消失，」羅維慶認為，「民族融合是大勢所趨，歷史上的鮮卑族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但也有不同意見，全國政協委員、湘西自治州政協副主席田嵐早在2003年全國政協會議上就呼籲，「茅古斯」、「梯瑪舞」、「咚咚喹」、「擺手舞」、「擺手歌」這些聽來十分陌生的名詞，正是瀕臨滅絕的土家族傳統表演節目。土家族傳統文化如果再不加以拯救，整個中華民族文化將失掉一朵奇葩。
田嵐說，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湘、鄂、渝、黔4省市邊境的36個縣(市、區)，除湖南省龍山、保靖、古丈、永順4縣中20多個鄉鎮外，絕大部分地區的土家族語言和傳統文化習俗已完全消失。他建議，採取普遍「搶救」與建立基地重點保護相結合的辦法，對土家族傳統文化大部分已經消失的地區，儘快將殘存部分全面「搶救」並保護下來；對土家族傳統文化目前保存尚比較完整的地方，建立保護基地。
對此，永順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永順縣老司城遺址保護與利用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之一王本富也表示，目前，永順縣對土家族文化正在做搶救保護，如對土家族非物質傳承人提高生活補助、辦土家族文化傳習所、政府製作土家族傳統文化光碟及展示。「我們正在開展土家文化『五進』活動，即進機關、進學校、進社區、進村寨、進農戶，我們要加大土家語在學校的推廣和教學的面積與力度。」但羅維慶告訴記者，「我們曾經在保靖縣土家族聚集的鄉鎮做土家語教學試驗，結果最先反對的是家長，說現在孩子學習任務都挺重的，學這些沒用的東西幹什麼呢？」
羅維慶平時喜歡唱歌，土家族人能歌善舞的傳統沒有變，但已不是曲調單一的土家山歌，而是節奏明快、抑揚頓挫的現代流行歌曲，內容也變成了「現在多後悔，希望你能歸」，56歲的羅維慶顯得年輕而有活力。或許他的歌正唱出了多少年之後人們對土家族文化的追問。
老司城遺址保護和利用
貧困也是一種財富。正因為貧困，才把這些自然文化遺產都保存了下來。
「土司文化是土家族文化的主心骨，老司城就是土家族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永順縣史志辦原主任彭劍秋對記者說。
「老司城的文物古蹟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嚴重破壞，有的被毀掉，有的被盜走，有的散失在民間，尤其是老司城周圍的109座土司墳墓被盜的不少。」作為永順最早提出保護土家族土司文化者之一的彭劍秋2006年在調查完老司城文物保護情況後，無比痛心地指出，「即使有些文物倖存下來，也是在那裡長年遭受風霜雨雪侵襲，如溪州土司王的『子孫永享』牌坊、德政碑、石馬等至今仍然豎立在荒草之中，有的土司文物雖然搬進了屋，但也是連泥帶渣、橫七豎八地堆在那裡。」
對此，王本富表示：「保護和利用老司城遺址，前幾屆政府都考慮過，但為什麼從我們這屆政府才開始做呢？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對老司城遺址的定位：之前我們一直強力推廣芙蓉鎮和猛洞河，甚至想把永順縣改成『猛洞縣』，但今天回過頭來看，還是對老司城的價值認識不夠。」2008年之前還擔任永順縣寧夕鄉黨委書記的王本富對記者說：「我也理解縣政府的苦衷，若要保護，必須要資金投入，但對永順這樣一個國家級貧困縣來說，首先要保證機構正常運轉，文物保護心有餘而力不足。」
「但現在我們目標明確，」王本富表示，「2010年10月，老司城遺址被列入全國第一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全國僅有23個)。為配合遺址本體保護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經國家文物局批准，2010年9月啟動了老司城第四次考古發掘，目前考古發掘正在進行中。力爭在2012年前成功申報國家考古遺址公園，2013年至2015年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王本富感慨地說，「老司城已經沉睡200多年了，我們不能再讓它沉睡下去了。」
「當然這些還需要國家的支持，將在兩到三年時間投入4個億，如果沒有中央財政的支持，我們本地財政是難以為繼的」，同時兼任永順縣老司城遺址保護與利用開發有限公司副董事長的王本富仍然要為錢發愁。
研究旅遊經濟的吉首大學科技處處長王兆峰則強調，「貧困也是一種財富。正因為貧困，才把這些自然文化遺產都保存了下來。」作為本地旅遊規劃專家，他還建議：「老司城遺址保護與利用應該以土家族歷史文化為主線，整合聚焦土家族的資源，與芙蓉鎮旅遊產業的發展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統籌，精心組織、統一規劃、分步實施、逐步完成，發揮後發優勢，打造一個湘西旅遊產業集群。」
土家第一人
1950年，在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區永順專署所在地工作的田心桃，以少數民族代表的身份參加首屆國慶盛典，在填寫民族類別時單位為其填寫為苗族，田心桃表示反對，她說是「土家」不是「苗族」，此事後引起黨中央和政務院領導的重視。
當時國內著名的民族學家、社會學家、語言學家、音韻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潘光旦、王靜如、汪明禹、胡克瑾、楊自翹、嚴學窘等，在中央、中南局、湖南省、湘西苗族自治區各級領導的關懷下，組成了聯合調查組，在土家族知識分子彭勃、彭泊、彭凱、彭望海等人的協助下，深入湘西州的永順、龍山、保靖等地考察，在永順的彭秀模、彭秀伋、彭秀樞，龍山的田劍秋、田荊貴、嚴平權，保靖的彭司續、彭武英等同志的傾情協助之下，經過眾多專家學者幾年的辛勤研究與實證，土家族作為一個單一的少數民族，為國家和世界所承認。田心桃也因此被譽為「土家第一人」和「土家族的女兒」。
土家第一村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順縣被國家民委確立為中國土家族採樣縣。該縣的和平鄉雙鳳村是1953年3月潘光旦先生研究中國土家族的重點調查點，該村保存完整的土家語言，土家風習和土家民族心理素質，為許多專家學者提供了翔實實證資料，文化原生態的遺存，為土家族成為單一的少數民族提供了實證。
因此雙鳳村被稱為「土家第一村」。老司城遺址的出土再一次證實了永順是近世湘鄂渝黔邊土司根祖和統治核心地的史實。古老而又燦爛的土家族民間藝術遺產更是中國土家族的「博物館」和「基因庫」。
土司問題是中國邊疆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統治者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的一種特殊的統治方式，請問這一制度曾起過什麼樣的作用？
土司彭世麒夫妻合葬墓的兩扇墓室石門
李世愉：中央政府任命少數民族貴族為世襲地方官，並通過他們對各族人民管理，達到加強對邊疆地區統治的目的。土司制度是歷史的產物，它的建立是歷代統治者對邊疆地區長期經營的結果，是在羈縻治策上的發展，反映了封建統治者對邊疆地區控制和管理的進一步加強、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一種進步。而土司制度的發展、完善，更體現了明清統治者的「因地制宜」和順應時勢的治邊思想。
在土司制度以前，西南的廣大地區儘管已納入封建政權的版圖之內，但實際上封建政府對那裡的管理極其有限。以雲南為例，直到唐宋，附屬於中原王朝的南詔、大理政權，仍處於相對獨立的狀態。自元朝在雲南設行省並建立土司制度，使各土司作為朝廷命官，均在行省的統轄之下，這就打破了唐宋以來南詔、大理國數百年的地方割據局面。由於土司有守土之責，因此，對於地處邊徼的土司來講，他們的確起到了協助中央王朝防邊的作用。同時，一些土司在中央政府的統一徵調中，也為抗倭、守邊貢獻了力量。可以說，土司制度的建立，在一個時期內起到了維護國家統一的作用。土司制度規定，各土司都要向朝廷進貢，交納賦稅，而且土司承襲，必「赴闕受職」，土司子弟還可以作為「土官生」進入國子監讀書，這無疑加強了土司地區與中央政府的聯繫。另外，治道修路作為土司的一項職責，也為進一步擴大邊疆地區與內地的聯繫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總之，土司制度的建立，成為聯繫中央王朝與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的紐帶和橋梁。隨著邊疆地區與內地溝通的加強，中原地區先進的經濟、文化不斷向邊疆地區傳播，有力地促進了這一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報》：土司制度的出現是西南各民族從「化外」到內屬的一個重要過渡階段。您能否談談建立土司制度的意義？
李世愉：土司制度的建立以及改土歸流的實施，都是我國古代邊疆政治史上的大事，是封建統治者對邊疆地區統治政策變化的重要標誌。它們直接關係到邊疆與內地一體化的進程，關係到西南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關係到我們多民族國家的進一步鞏固。因此，土司問題一直是中國邊疆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之一。土司制度存在了近八百年之久，不僅影響深遠，而且影響面非常廣泛，特別是對西南邊疆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觀念、習俗的影響，至今猶存。而土司制度中所包含的「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治邊思想，至今仍顯示著巨大的作用。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諸多學者、文化工作者、文物工作者，乃至地方政府官員，都極為關注土司問題的研究、土司文化的挖掘乃至土司學的構建，並從中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以為今天的經濟建設、文化發展服務。近幾年，有關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土司人物的研討會相繼召開，不同類型的土司博物館、陳列館紛紛籌建，專門的土司文化研究機構不斷出現，這足以表明土司制度、土司現象是極為重要的研究對象，既有學術價值，又有現實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報》：目前學術界對土司的研究似乎已從「絕學」逐漸成為「顯學」， 那麼土司制度研究已經取得了哪些成果？
李世愉：目前對土司問題的研究已取得了豐碩成果，且有漸成熱點之趨勢。國家社科基金今年批准了幾項有關土司研究的課題，而國家「西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項目也把土司研究列入重點，並對雲南、廣西等檔案館所藏民國時期有關土司問題的檔案資料(如設治局檔案)進行整理出版。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就總體而言，這一研究還有許多薄弱環節，不僅土司制度本身的研究尚有許多空白，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外，在推行土司制度過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問題，如土司文化、土司文獻、土司群體、土司人物、土司文物，以及土司與中央政權的關係、土司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土司與土民的關係、土司與地方治亂的關係、土司地區的社會結構等等，也需要進行全方位、多學科的研究，努力揭示土司發展的歷史與規律，這對於加深、提高和豐富我們對土司現象的認識和理解，探討土司制度的發展規律，並為今天的區域民族自治提供歷史借鑑是極其有益的。(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明代衛所設置對土家族土司發展的影響
——訪吉首大學張家界學院副院長羅維慶
《中國社會科學報》：明朝是土家族土司發展最強盛時期，請您簡單介紹一下明代土家族土司的概況。
羅維慶：土家族地區是明朝最早設立土司建置的地區。朱元璋稱吳王后不久就對土家族土司實行了招撫政策，元朝委任的土家族土司紛紛投奔歸附。明朝的土司建置較好地解決了湖廣行省西部的安定問題，為吳政權的穩固及明王朝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中國社會科學報》：明朝土家族土司的武裝力量很強大，但明王朝對其防控也極為嚴密，那麼它在土司轄境外是如何廣範設置衛所的？
羅維慶：湖廣行省是朱元璋最早設立衛所的地區之一。就土家族周邊地區而言，至正二十四年(1364)即建有荊州衛、辰州衛、澧州守御千戶所；至正二十六年(1366)建有常德衛；洪武元年(1368)建有沅州衛等，但這些衛所均沒有深入腹地。當明王朝正式建立並日漸穩固後，衛所設置即向土家族居住的武陵山縱深地區推進。
洪武元年，設崇山衛，崇山是鳳凰、吉首與花垣三縣交界處的最高峰，即今臘爾山北部，明初屬保靖宣慰司轄地，崇山衛以此山命名，現行政區劃屬湖南花垣縣吉衛鎮。洪武二年，「以永順宣慰司羊峰地置羊山衛」。羊峰山位於今湖南永順縣松柏鄉境內，為永順境內最高峰，羊山衛因此山而得名。兩衛初設時的位置均位於轄境內最高峰，其本意是為控制戰略制高點，但後因山險路遠，糧運不易而被迫後撤。崇山衛撤至夜郎坪，即今湖南吉首市，改名為鎮溪千戶所。羊山衛先撤於今張家界市永定區後坪鎮武口村，改名為大庸衛，後又撤於今張家界市區，再改名為永定衛。洪武二十三年，在平定夏得忠叛亂之後，在距永定衛僅一百餘裡之處又設立了九溪衛，九溪位於湖廣通蜀黔的交通要道處，即今湖南慈利縣江埡鎮，衛因九條溪河匯聚於此得名。
《中國社會科學報》：衛所的設置有效地控制了土司勢力的擴張。請問它還產生了哪些影響？
羅維慶：衛所在土家族地區的設立，不僅有效地穩固了明朝初年對武陵山區的控制，保證了澧水、沅水等戰略運輸線的通暢。同時對土家族土司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一，衛所的「旗」成為了土司基層政權組織的名稱。「旗」是明代衛所最基本的單位，10人為一小旗，10旗為一總旗，2總旗為一百戶所，10百戶所為一千戶所，10千戶所為一衛。土家族土司的最基本的政權組織即稱為「旗」，凡轄區內土民，均編入旗內。不論旗長名稱、對旗內土民的管轄及徵調等，都與衛所管理方式相同。
第二，人口構成發生顯著變化。以酉水千戶所為例，該所建立之初，以土官為千戶，以土軍守之，夏得忠叛亂平定後，九溪衛左所千戶李樵換防，以官垛軍取代了土軍，其後，又調九溪衛前所戍守，軍伍變換頻繁，外籍人口大量進入，該所治日後發展成為桑植縣城。
第三，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明正統八年在永定衛、九溪衛開設衛學，其辦學目的及成績在《九溪衛志》卷4中記載十分明確：「蓋荊楚之地，苗蠻徭獠所叢聚，威之以武，又必綏之以文，使革心而向化也。」學校的教化竟然使土家族地區原「性野而多悍，習樸而少華，狡獷難訓，歷朝以不治治之」的風習，一改呈現為「亦知談理道，習攻文辭，恥奔競，彬彬可觀」。直接導致了土家族地區文化教育遠遠高於同一地區的其他少數民族。
第四，風俗習慣的影響與改變。由於衛所軍士、親屬及同鄉均來自同一故鄉，在異族包圍的守戍地亦居住集中，故而來源地的文化得以在他鄉異域中保存下來。
《中國社會科學報》：據說土家族的「趕年」習俗是因明朝徵土家族土兵抗倭，土兵為了按時趕赴東南沿海，便提前一天過年出發而得名，但根據您對明代衛所的研究，並非如此。您能否對此做一詳細解答？
羅維慶：「趕年」是因土家族過年比漢族提前一天而得名。其實，這種習俗並不是因抗倭而形成的，因從土家族生活地區前往東南沿海需一個多月時間，並不在乎提前一天。而是土兵當時實際上已與衛所軍隊一樣，每年需要輪番戍邊，即明代班軍制度中所謂的「邊班」。土兵當時輪班戍守的是湘黔邊境的「邊牆」，即今天的南長城。戍守一年一輪換，輪換時間為每年初始第一天。為不致影響輪換，路程稍遠的土兵只能提前一天過年，以騰出一天時間趕至值班地點。而路程稍近的並不需要提前一天，而是一大早過年。所以，今天土家族的「趕年」提前一天過年，或在過年當天早晨4至5點鐘吃年飯的，均是因衛所的「邊班」制度造成的，久之，竟至成為土家族具有標誌性的節日習俗。
土司學：類似紅學的專門學
——訪吉首大學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銘
中國土司，具有根深蒂固的「中華情結」，他們在明朝晚期至近現代中華民族處於危亡的緊要關頭，能夠主動服從中國國家與中華民族需要保家衛國，在東南沿海，在西南邊疆，在中國廣大版圖之上，創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有力地維護了祖國邊疆民族地區的安全穩定。
老司城遺址發掘出來的精美文物
「土司研究在南方熱度很高，尤其是吉首大學對中國土司研究，特別是湘西土司研究具有特殊貢獻，他們有一批人致力於此，成績顯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世愉如此評價。
為此記者來到吉首大學，專門採訪了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銘。該中心是全國第一個專門研究土司學的學術機構。成臻銘是中國首位提出「土司學」及其理論建構的學者，其出版的專著《清代土司研究——一種政治文化的歷史人類學觀察》，填補了清代土司研究的此項空白。
《中國社會科學報》：土司研究在我國已經走過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歷程，請問土司學的研究對象是什麼？它是一門學科，還是一門專門學？
成臻銘：土司學不是一門學科，它像紅學、科舉學、敦煌學、甲骨學、徽學等一樣，是社會科學中的一門專門學，是研究土司現象以及發展規律的專門學。土司學的研究對象，是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和土司現象。其分為土司學與土司志兩個支系，研究重點是土司文化。
這裡有必要對相關內容作出基本界定。一是土司。土司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土司，既指少數民族地區的土人在其勢力範圍內獨立建造的且被國家法律允許的衙署，又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統其兵、世襲其職、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這些土司可以劃分為七種類型，即宋代出現的撫慰型土司和政務型土司，元代出現的僧官型土司，明代出現的羈縻衛所型土司，清代出現的札薩克型、土弁型和土屯型土司。
二是土司制度。土司制度，不僅包括中央王朝管理土司的制度，而且也應包括土司約束周邊土司的制度和土司治理家族村社的制度。
三是土司文化。土司文化是傳統文化、民族文化、鄉土文化、家族文化和政治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統一體，是一種具有多元性、原生性、本土性、政治性、多樣性特點的民族傳統文化。這種文化，既是一種社會文化，又是一種政治文化，是一種經過八百年釀製的倫理型政治文化。這種文化薰陶之下的中國土司，具有根深蒂固的「中華情結」，他們在明朝晚期至近現代中華民族處於危亡的緊要關頭，能夠主動服從中國國家與中華民族需要保家衛國，在東南沿海，在西南邊疆，在中國廣大版圖之上，創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業績，有力地維護了祖國邊疆民族地區的安全穩定。
四是土司現象。土司現象，更多的是指現代土司現象。它包括兩方面內容，即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殘留的土司文化傳統，以及漢族微型社區殘留的土司文化傳統。土司現象之所以在現當代還有殘留，主要是傳統文化和某些政治權力不斷下沉、不斷邊緣化造成的。新中國成立後，先後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和村民自治，這既有實行民主制度的考慮，也有土司現象大量存在於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和漢族各微型社區的顧慮。因為明朝以來開展的「改土歸流」運動，沒有波及微型社區，新中國成立後的民主改革運動，對各類土司上層採取了統戰政策。那些暴風驟雨式的「運動」，不可能消滅文化傳統。文化傳統一遇到合適的「氣候」，是會生根發芽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土司研究逐步形成了土司志、土司文化等兩個研究傳統，請問土司學的發展分為幾個階段？
成臻銘：土司學的發展，經歷了四個階段。四個階段的研究，均不同程度地切合了國家政權建設需要。
1908—1959年，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一直重視殘留土司問題的調查研究。這種研究，最初由政府幕僚和個別學者執行。上世紀初，雲生、安建二人，就曾對雲貴兩省的土司現狀進行研究。之後，又組織了對土司問題的專門調查，旨在制定解決土司問題的對策。所以當時的學者，如葛赤峰和餘貽澤，提出了「土司制度」概念，研究解決土司問題的政治對策。他們提出的「土司制度」概念作為一個特定名詞，一直使用至今。
1960—1979年，傳統土司制度在我國消失了20年，土司制度的研究，成為民族識別工作的參照系。
1980—1998年，我國大陸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中國文化熱」。各民族學者從土司治理層面，反思和評價本民族的土司制度，總結治理土司和土司治理的經驗教訓。這也使土司物質遺產作為現實的民族文化遺產，開始受到重視。
1999—2009年，土司文化遺產作為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進入政府保護、開發之列。政府的這種取向使這一時期的土司研究，開始由制度研究向物質形態研究轉向。正因為此，「土司文化」、「土司文化旅遊」、「土司政治文化」等概念，逐漸成為具有特定含義的術語表達。
通觀上述四個階段，每一次新進展，均是在政府引導下實現的。它逐步形成了土司志、土司文化等兩個研究傳統，逐步形成了土司歷史與地方治理現實等相關性研究的一面。這種趨向，使土司學演變為一種專門學，成為必要。
《中國社會科學報》：土司學的研究主題包括哪些？核心層面是什麼？
成臻銘：土司學的研究對象與歷史發展，決定了土司學的研究主題，是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土司政治文化和現代土司現象等專門研究領域。這個專門領域的具體研究，更多地應為土司行為與地方穩定發展的相關性研究，土司人文區位研究和土司族群文化研究等。
這門專門學研究的核心層面，是土司學的學科定位及其理論取向。土司學是一門綜合性學問，是一門由文化人類學(民族學)、政治學、行政學、歷史學、文化學、社會學、行為學、倫理學、經濟學等學科交叉整合之下的專門學。對下列問題的關聯，如土司文化大傳統與小傳統的關聯，土司文化發展與土司文化沉積的關聯，土司區內部爭鬥與外部徵服的關聯，等等，是必不可少的。
在土司學形成過程中，先後有一些政府官員、學者和社會人士介入其中，他們各自具有複雜的學科背景。這就產生了不同的學術立場和不同的學科本位觀，使傳統土司學研究的價值觀與範式變得五花八門，從而形成了多元化、多體系的土司理論方向。所以，我個人認為，成立中國土司學研究會，確定永久性會址，定期召開年會進行多學科溝通，實現土司學的科際整合，是非常必要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土司學作為一門專門學，是否具有現代意識？是否應該將土司現象作為一種政治現象和文化現象納入分析視野？
成臻銘：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後，西部民族地區出現了一些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的社會失序失衡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就勢必落在土司學的肩上。我國西部地區延續八百年的土司制度，消失僅半個世紀。它消失以後，隨著現代化運動的持續開展，包括現代匪霸、官場腐敗在內的各種土司現象再次衍生出來。這使各階層群眾甚為不滿，他們找不到根源何在，就將矛頭對準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制度。這實際上給土司學明確了學術目的，提出了政治任務，即土司學研究不僅是多學科視野中的立體雕塑，而且必須是針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以及現代土司現象，綜合剖析歷史上土司、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對策研究，必須將土司現象作為一種政治現象和文化現象納入分析視野。
老司城遺址不能承受之重
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號稱中國的馬丘比丘。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慶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世愉等一批國內著名的專家學者對老司城遺址給予了高度評價。記者在採訪中也親身感受到，這座千年土司王城確有王者歸來之勢，仿佛一覺醒來就要給世界一個驚喜。
在被老司城遺址所震撼的同時，記者不禁對它的未來產生了關注。在永順縣老司城遺址保護與利用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土家族吊腳樓前，記者看到上面懸掛著數條橫幅：「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保護千年土司王城展示世界文化景觀遺產」等等。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老司城遺址已被列入全國第一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全國僅有23個)。永順縣委也列出了時間表。他們表示，要在2012年前將老司城遺址成功申報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在2013年至2015年成功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
目前，我國擁有世界遺產40處，數量排名全球第三。據建設部統計，現有35個項目正式備選「申遺」，各地躍躍欲試提出「申遺」的，已經排隊到下個世紀。「申遺」，已經成為一個引起社會各界關注的話題。2010年，湖南新寧縣作為省級貧困縣，為牽頭「中國丹霞」地貌申遺花掉了4億多元，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早在2007年成功申報「中國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遺產的貴州省荔波縣就曾因「申遺」欠下兩億多元的債務。
有專家分析認為，目前中國的「申遺熱」有兩個誤區，一是把「申遺」等同於「搖錢樹」，二是誤以為所有的世界遺產都是先進文化。實際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的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基金主要是為了救助那些本國沒有能力進行保護的瀕危世界文化遺產。換句話說，「申遺」並不是一個國家保護自己民族文化遺產的治本之法。
老司城遺址所在的永順縣是湘西唯一的國家級貧困縣，老司城遺址的「申遺」準備難免讓記者產生了幾多憂慮。資料顯示，敦煌莫高窟「申遺」成功後，遊客數量猛增，由此帶來的二氧化碳排放過多和文物見光過度，使許多壁畫出現變色剝落現象。「申遺」成功的短短幾十年間，莫高窟遭受的人為損壞超過了過去千餘年的自然侵蝕。類似的教訓，老司城能否避免？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由於花費巨大，歐美等不少國家早已不再熱衷於「申遺」。而更多的國家則在保護遺產和旅遊開發兩方面尋找平衡。如西班牙就設立了門票預售系統，控制客流量，減輕對文化遺產的破壞。日本政府為保持富士山的生態環境，公路只修到海拔2000米；在不適合登山的季節，2000米以上連臺階也不開放。
國內也不乏在文化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點的範例。記者在「中國畫裡的鄉村」徽州古村落宏村採訪時，黃山市黟縣縣政府外宣辦主任，時任宏村鎮長的李洪告訴記者，保持徽州古村落的原生態是宏村「申遺」及獲得良好發展的秘訣。對徽州文化頗有研究、時任黃山市市長的李宏鳴也告訴記者，「申遺」的最終目的還是保護。他說：「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文化保護之間的關係。這就考驗一個官員的政績觀和當政者的智慧。」令記者欣慰的是，在採訪中，湖南當地的一位學者已經指出：「黃山的徽州古村落保護得很好，它的『申遺』經驗和保護經驗對老司城都非常具有借鑑意義。」
放眼未來，我們希望正在考古發掘的老司城最終能夠「申遺」成功。畢竟發展旅遊經濟、改善民生，對於一個國家級貧困縣而言，既是迫切需要，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但關鍵是如何用當地人的智慧實現文化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雙贏。真正做到吉首大學中國土司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成臻銘所說的，「堅持對土司文化遺產進行保護性開發，培育土司文化產業，拉動地方經濟，給地方民眾帶來經濟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