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楊早，北京大學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秘書長，《話題》系列主編，閱讀鄰居讀書會聯合創始人。著有《清末民初北京輿論環境與新文化的登場》《民國了》《野史記》《說史記》《早讀過了》《傳媒時代的文學重生》等著作。
我們來看看汪曾祺在他生前唯一一部影像資料《夢故鄉》裡怎麼介紹自己的：
我是汪曾祺，江蘇高郵人，一九二零年生，今年七十三歲了。
我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曾經在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讀過四年中國文學系。
解放以前，曾經當過中學教員，歷史博物館的職員。
解放以後，相當長的時期是作為文學刊物的編輯，曾經編過《北京文藝》《說說唱唱》《民間文學》。
近二十多年來，我是在北京京劇院擔任編劇。但是我的主要工作，還是寫短篇小說和散文。我的作品相當一部分是以我的家鄉高郵作為背景的。
這幾句話，簡簡單單地道盡了自己的生平，甚至某些創作特色。我們所能增補的，無非是「汪曾祺逝世於1997年」這幾個字。
汪曾祺的小說，也不太像小說，說成散文，甚至散文詩也未嘗不可——他沒有很強的虛構能力，小說裡的人物，大抵都有原型。很多人物，他在小說裡寫一遍，後來又在散文裡寫一遍，前後比較，區別也不大。他自己也說：「散文詩和小說的分界處只有一道籬笆，並無牆壁」（《晚飯花集·自序》）人家問他對小說結構的看法，他說「隨便！」老友林斤瀾提抗議，他才加了個狀語「苦心經營的隨便」（《自報家門》，1988）。凡此種種，能把強調文體的語文老師氣暈。
汪曾祺先生
這人一生的創作，用一個字概括就是「散」。小說散文固是當行，京劇也寫，文論也有，舊詩新詩對聯也時常客串。在作家裡，他的書畫與烹飪也頗有名氣，海內外都曉得。用梨園行話說，「文武昆亂不擋」。
文風也散，如1980年代的成名作《受戒》《大淖記事》，一開篇都是大段的風俗敘寫與人物素描，主角在後臺等得都快睡著了。所以這些篇什一出，幾乎人人驚呼：「小說還可以這樣寫！」
我的小說的另一個特點是：散。這倒是有意為之。我不喜歡布局嚴謹的小說，主張信馬由韁，為文無法。蘇軾說：「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又說：「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裡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文說》）。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汪曾祺短篇小說選·自序》
「這樣寫」還含有對題材、人物、情節的驚詫，現實主義敘事普遍追求「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汪曾祺這樣的寫法算什麼呢？連他的老友楊毓珉，最初向人推薦《受戒》時，也是評價說「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頭一尋思，又覺得毫無意義」。寫小說寫到「毫無意義」，還能讓人覺得「味道十分迷人」，這是老汪獨一份。
汪曾祺也知道自己不主流，不偉大。他有點兒憤憤不平，但又有點兒小心翼翼地為自己準備了辯護詞：「是誰規定過，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歷史小說都可以寫，為什麼寫寫舊社會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對於今天的生活所過來的那個舊的生活，就不需要再認識認識嗎？舊社會的悲哀和苦趣，以及舊社會也不是沒有的歡樂，不能給今天的人一點什麼嗎？」他自己問自己：這篇小說像什麼？然後又自答：有點像《邊城》。（《關於〈受戒〉》，1981）
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學生，這一點，師生二人都引以為傲。說汪曾祺千裡迢迢去昆明報考西南聯大，完全是奔著沈從文去的，未免稍嫌誇張，但必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1997年4月2日夜，離汪曾祺去世還有一個半月，他又夢見了早已過世的沈從文先生。沈先生還是那樣，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長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挾著一摞書，神情溫和而執著。沈先生對學生汪曾祺的教誨也一如既往：「文字，還是得貼緊生活。用寫評論的語言寫小說，不成」。
汪曾祺在西南聯大四年，修了沈從文三門課，經沈從文之手修改、介紹發表的文字數以十篇計。三十年後重拾小說之筆，他記得沈先生說過的兩句話：「要貼到人物來寫。」「千萬不要冷嘲。」這話被汪曾祺視為「小說學的精髓」。我們從《汪曾祺全集》中隨便扯出一篇來，找不見一點兒違反沈先生教誨的地方。
所以「散」也意味著「散淡」，不跟風，不領潮。1987年，汪曾祺的小說集《茱萸集》在臺灣出版，他在《題記》中自個兒給自個兒下了結論：
我的小說在中國當代文學中可以視為「別裁偽體」。我年輕時有意「領異標新」。中年時曾說過：「凡是別人那樣寫過的，我就絕不再那樣寫。」現在我老了，我已無意把自己的作品區別於別人的作品。我的作品倘與別人有什麼不同，只是因為我不會寫別人那樣的作品。
也是1987年，他在美國回顧自己的創作歷程時說：
我曾在一篇談我的作品的小文中說過：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我覺得這樣說是合乎實際的，不是謙虛。「主流」是什麼？我說不清楚，也不想說。我只是想：我悄悄地寫，讀者悄悄地看，就完了。我不想把自己搞得很響亮。這是真話。
我年輕時曾受過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但是我已經六十七歲了。我經歷過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我從雲層回到地面。我現在的文學主張是：回到民族傳統，回到現實主義。（《自序》）
「回到民族傳統，回到現實主義」聽上去很主流，不是嗎？其實不然，在汪曾祺看來，熱衷於「抒情」與「議論」是白話文盛行以來，寫小說者的流行趨勢，他覺得大多數「可有可無」。
——汪曾祺沒說這個現象的物質原因，我幫汪曾祺補一句：因為現代印刷術太方便了，紙墨印刷，都不甚值錢，所以書可以印得很厚，話可以說得很長。汪曾祺逝後，文字發表陣地很大一部分轉入網絡，就更沒關係了，兩百萬字起碼，最高紀錄好象是一千六百多萬字。
總結起來，汪曾祺認為小說首重語言，「寫小說就是寫語言」，結構可以隨便，但要點是「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說得很有情致」，作者的情懷，要放在敘事的字裡行間裡，「用抒情的筆觸敘事」。（《小說筆談》）
他舉了兩個例子：
我寫《徙》，原來是這樣開頭的：
「世界上曾經有過很多歌，都已經消失了。」
我出去散了一會步，改成了：
「很多歌消失了。」
我在《異秉》中寫陳相公一天的生活，碾藥就寫「碾藥」，裁紙就寫「裁紙」，兩個字就算一句。因為生活裡敘述一件事就是這樣敘述的。如果把句子寫齊全了，就會成為：「他生活裡的另一個項目是碾藥」，「他生活裡的又一個項目是裁紙」，那多嚕嗦！
汪曾祺認為「我犧牲了一些字，贏得的是文體的峻潔。短，才有風格。現代小說的風格，幾乎就等於：短。」（《說短——與友人書》）
這種對語言的極致追求，既是現代小說的風格，也是一種古典的美學追求，但不是古代白話小說的風格，白話小說脫胎於話本，本身就有拖沓冗長的敘事毛病。然而自唐宋之後，已經不用刀子往竹簡上刻字了，但文人雅士，仍然辭尚古簡，而且書畫同源，以「留白」為美。汪曾祺擅書畫，這個道理他當然懂。
所以「散」的另一面是「通」。
打通古典與現代，打通「現代」與「當代」，打通雅言與俗語，打通小說與散文，以及書、畫等其他藝術形式，更重要的是，創作理念上，打通」要有益於世道人心」與 「使這個世界更加詩化」。汪曾祺可稱當代文學中的一位難得的「通人」。
評論界對汪曾祺「最後一個士大夫」的稱呼，其實是站在經歷了斷裂與單面化的八十年代文學的立場上，驚異於對另一種美學傳統的「發掘」。汪曾祺生長於那種美學傳統的尾聲，經過民國既關懷鄉土嬗變、又追躡世界潮流的文學教育洗禮，再身歷建國初對民間文化的發現與整理，正如汪曾祺自述「經歷過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我從雲層回到地面」，他自己也成了中國自晚明以來的近世文學傳統送給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的一份禮物。
我們今天回看汪曾祺的文字篇什，最搶眼的無疑是他的「名士氣」，草木蟲魚，吃喝遊樂，皆成文章，但更應該注目的，是他對語言的摔打鍛造，對故土的戀戀情深，對市井小民「吃什麼，想什麼」的平視與關懷。少時作品裡那些大膽的語言實驗都消融無形，而人性的溫暖的光輝卻始終照耀著他的世界。文人味十足的書面語言摻入民間生動的口語，使得汪曾祺的語言以純淨、活潑的風格令人耳目一新。汪曾祺很推崇揚州先賢汪中的駢文，因為他「寫得那樣自然流暢，簡直不讓人感到是駢文」，這句話可以移用來評論汪曾祺自己的晚年文字，入而能出，方是自家面目。
汪曾祺對年輕人說過一段很懇切的話：
第一，不要「學」任何人。第二，不要學我。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時候寫得新一點，怪一點，朦朧一點，荒誕一點，狂妄一點，不要過早地歸於平淡。三四十歲就寫得很淡，那，到我這樣的年齡，怕就什麼也沒有了。（《七十書懷》）
「鴛鴦繡出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這段話便是汪曾祺的「金針」。汪曾祺的「文章淡淡」，是從年輕時的領異標新，中年時的體悟民間，一生的我行我素，含光咀華，融合會通而來。有些青年作家起手便學汪曾祺，容易畫虎不成反類犬。
鐵凝在《相信生活，相信愛》中引一位評論家的話評價汪曾祺：「在風行現代派的20世紀80年代，汪曾祺以其優美的文字和敘述喚起了年輕一代對母語的感情，喚起了他們對母語的重新熱愛，喚起了他們對民族文化的熱愛……他用非常中國化的文風徵服了不同年齡、不同文化的人，因而又顯出特別的『新潮』，讓年輕的人重新樹立了對漢語的信心。」
這一點，汪曾祺自己也有信心。
他回答過一個問題：「沈先生三十年前寫的小說，為什麼今天還有蓬勃的生命呢？」
這個問題很不好回答。我想了幾天，後來還是在沈先生的小說裡找到了答案，那是《長河》裡夭夭所說的：
「好看的應該長遠存在」。（《沈從文和他的〈邊城〉》）
推薦書：《汪曾祺自選集》（商務）《汪曾祺文集》（河南文藝）《汪曾祺小說散文精選》（人民文學）
來源 孔學堂
編輯 鄔建玲 瞿浩然
編審 李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