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雲唳鶴幾千隻，隔水野梅三四株，欲問陸機當日宅，而今何處不荒蕪。」這是北宋梅堯臣路過昔日上海寫下的詩句。面對心曠神怡的自然風景，他感嘆世事變遷，人去院荒。而今日的上海，霧霾代替了白雲，飛機代替了唳鶴，高樓代替了野梅，尋找「陸宅」不會是人們的第一選擇，人們更渴望擁有一個美好的自然環境。環境發生了變化，人類的欲望也產生了變化。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由此可見，研究歷史，自然環境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國典籍中的動物，問你知多少自然發生變化，最敏感的是物種。竺可楨曾經根據竹、梅和荔枝等植物在歷史上的分布情況，研究三千年的氣候變遷史。研究中國環境史的學者是幸運的，中國不僅生態多樣，物種豐富，而且現存古籍、動植物志和地方志也記錄了大量物種。但是，中國歷史綿遠流長，人類對自然認知能力逐步提高，許多動植物名稱也隨之發生變化。面對歷史文獻記錄的物種，沒有生物學基礎的環境史學者很容易產生混淆。
在眾多的歷史文獻中，被視為「十三經」之一的《爾雅》是研究古代生物學重要文獻之一。《爾雅》不僅記載了眾多物種，還提出了系統分類，將生物分為「草、木、蟲、魚、鳥、獸、畜」。它也提出了部分相關定義，「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之後，許多文獻都遵循了這樣分類和定義。後來，中國出現了許多注釋《爾雅》的典籍，例如，《埤雅》、《爾雅翼》、《通雅》、《爾雅正義》和《爾雅義疏》等等。這一系列的著作，線性地顯示了人類對動植物知識的累積過程。這有助於研究人員全面掌握古代物種名稱的變化、異名和分布情況。
201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由郭郛注釋的《爾雅注證》。這並非作者第一次用現代自然科學方法研究古代生物。他曾經在英國漢學家李約瑟的盛情之下，與魚類學家成慶泰，共同編著了《中國古代動物學史》。該書比較系統、全面地總結了中國動物學的特點，並於1999年出版。
郭郛：《爾雅注證》（上下二冊），商務印書館，2013年在《爾雅注證》的注釋過程中，作者參考了眾多古籍，指出了今日的分布情況，並對部分物種賦予圖示。這拉近了歷史距離，證實了《爾雅》記錄的物種存在的真實性和可信性。該書為研究人員提供了翔實的參考資料，減少了物種考證之苦。同時，作為科學工作者，作者謹慎小心。例如，關於貀，歷代文獻描述簡略，不足以證明它到底是「海狗類」，還是「海豹類」。他提出了「或為海狗，或為海豹」的結論。該書不足之處在於對部分描述不清晰的物種，落實到現代生物分類學意義上的具體「種」，這是不可取的。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物分類越來越精細，而在傳統社會，僅僅憑藉肉眼對生物形態的觀察，對於每一個物種，生物分類不可能做到如此精確。儘管如此，瑕不掩瑜，這不足以影響這本書的價值。
談「環境變遷」,有個議題叫「物種」《禹貢》云：「三江既定，震澤底定。」時間推移，「三江」河道也隨之發生改變，因此「三江為哪三條江」的問題在歷史上爭論不休。王建革憑藉對「三江」的好奇，寫下了《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一書。
作者具有紮實的植物學基礎和深厚的國學功底。他秉承陳寅恪以詩為證的傳統，進行了跨越12個世紀的江南水鄉環境史的研究。作者並非激進的環保分子，溫和細膩的筆觸，使人沉醉江南。「蘆葦晚風起」，「鱸魚膾，蓴菜羹」，足以喚起讀者對大自然美的嚮往，對精緻生活的追求，以及喚回消失物種的渴望。科學嚴謹的思維，使人慾探究盡。這是一部名符其實的跨學科學術著作，作者不僅刻畫了江南風景的變遷，也向現代生命科學研究成果挑戰。譬如，文史學界多關注「松江鱸魚」的文化涵義，而作者通過幾百年間水文環境和生態變遷歷史的研究，提出了「松江鱸魚」早已在明代消失的結論，指出了生物學界復原的松江鱸魚不過是「蝦虎魚」的一個種而已，並非珍稀魚類。
王建革：《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關於物種與環境之間關係的研究，「栽培稻」是不可忽視的物種。它的起源與傳播一直是科學界和史學界關注的話題。就在2010年，中國科學家通過基因測序，發現「栽培稻」起源於廣西珠江流域，這一研究成果使駱越文化再一次被關注。在史學領域，歷史文獻學是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但是就中國古籍而言，關於稻和米的訓詁注釋非常複雜，我們難以辨析其中品種以及品種分化歷史。在此，筆者推薦一部出版年代比較早的著作，日本農學家渡部忠世的《稻米之路》。他的研究方法可供環境史學者參考。
渡部忠世：《稻米之路》，雲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這部探討稻米如何走進日本和正文不到200頁的著作，整合了作者十幾年在南亞各國進行實地調查的結果，綜合了考古學、民族學、歷史學、語言學、植物學和生態學等眾多學科。渡部忠世以稻米的粒型為主要依據，選取土基中的穀殼為研究對象。考慮到穀殼變形的可能性，應用穀殼來區分秈稻和粳稻的方法是否可行，他進行了化學驗證。證明可行之後，作者開啟了研究裡程。根據調研結果，作者認為水稻和陸稻，是隨水利條件的改善而產生分化的。隨著水利灌溉組織的形成和發展，水稻品種也由粳型走向了秈型的變遷過程。儘管作者謙虛地說到自己並非遺傳學家，深入探討亞洲栽培稻的起源並非研究目的，但是，他的研究結果勾畫出了稻種傳播的主要路徑，據此，他最終提出了亞洲的栽培稻起源於「阿薩姆和雲南」這一假說。
雖然渡部忠世的假說與目前的科研成果有所差異，但他的研究也讓人們重新關注中國西南區域。近年來，關於中國的雲貴高原，包括四川以及廣西部分地區，史學家Willem Van Schendel和James C. Scott發表了「Zomia」這一地理概念。綜合這些研究，人們不得不重新認識物種資源豐富的中國雲貴高原。
人類社會如何回應大自然如果說上述著作側重大自然本身，那麼R. Keith Scholppa的《Song full of tears: Nine Centuries of Chinese Life Around Xiang Lake》，則是一部依託自然環境，重點描述人類社會的著作。該書自問世以來，中譯本有二。其一，《湘湖——九個世紀的中國世事》，由葉光庭翻譯，2005年於杭州出版社出版。其二，《九個世紀的悲歌：湘湖地區社會變遷研究》，由姜良芹和全先梅翻譯，2008年於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後者的文字更為優美，讀來流暢，充滿詩意，排版也更為精美。詩詞為證是該書主要特色之一，相對來說，筆者推崇後者。
R. Keith Schoppa, Song Full of Tears: Nine Centuries of Chinese Life at Xiang Lake, Westview Press, 2002從區域角度出發，該書揭示了中國人面對利益糾紛和國家危機時的反應，以及人類面對豐富的自然資源時產生的種種欲望。自然環境是該書一個重要的引子，也是每一章開頭必要的描述。該書專闢一章描述文人筆下的湘湖印象。蓮藕蓴菜，湖水碧連天，一樣的水鄉風景，在毛奇齡和來集之兩位主人公的詩中，決然不同，一個直觀而又傳統，另一個感性而又充滿人性。兩詩結合，豐滿了湘湖的自然歷史和人文景觀。同樣，在不同的時代，湘湖留給村民的印象也有所不同。湘湖蘊含豐富的自然資源，是村民食物來源豐富的寶庫，甚至連湖底淤泥都是村民制瓦的重要原料。但在17世紀中葉，清兵進入蕭山之時，它卻成為村民逃避災難的去處之一，因此滿載著屍體。通過這樣的研究，作者做到了「自然中有歷史，歷史中也有自然」。
Paul Sabin, The bet: Paul Ehrlich, Julian Simon, and Our Gamble Over Earth’s Future，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上述著作均著重傳統社會。Paul Sabin則在《The bet: Paul Ehrlich, Julian Simon, and Our Gamble Over Earth’s Future》一書中將重點放到了現代社會。在現代社會，經濟飛速發展，人口爆炸式增長，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需求日益增長。經濟與環境之間的博弈成為人類關注的對象。關於環境問題，人們觀點相左，因此產生了環保主義和反對派兩派人物。該書追溯了這兩派人物產生的淵源。
事件起始於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一位生物學家和一位經濟學家對人口和環境的關係，持有決然不同的兩種觀點。生物學家Paul Ehrlich認為人口過剩將導致地球蘊含的資源遠遠無法滿足人類的需求，全人類很快面臨貧窮和飢餓等災難。經濟學家Julian Simon認為人口過剩本身不是問題，人類能夠適應所有的變化，人類具有創造性，能夠創造新的物質，能夠持續改善生活標準，地球資源永不枯竭。二人長期爭論，並逐漸引發了兩派人物的產生。二人還因此賭注，預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五種金屬商品在十年後的價格，這五種金屬分別為銅、鉻、鎳、錫和鎢。
雖然Paul Ehrlich輸了這場賭注，但事實上，在這場爭論中，沒有人是真正的贏家。Paul Ehrlich推動了環保運動，促進了環保政策的建立和相關立法，以及美國能源部的設立。Julian Simon的經濟學理論則避免了因Ehrlich等人過度號召環保而阻滯經濟發展的後果發生。在Paul Ehrlich指出移民是美國經濟的負擔和提出禁止移民的時候，Julian Simon發表了移民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觀點。這成為1986年美國移民改革法得以順利籤署的主要原因之一。
當下的環境，也許不是最差，也不是最好物種、環境和人類的互動，存在於人類史中的任何一個時期。在此過程中，人類時常都在面臨一個問題：我們到底渴望生活在怎樣的一個世界中？就在當下，人類渴望生活在白鶴雲集、物種豐富和生活設施落後的原生態中，還是物種稀缺、交通快捷和生活便利的都市中？
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在《寂靜的春天》中，Rachel Carson指出DDT不僅殺滅昆蟲，還對所有的生物具有致命性，鳥兒因此中毒慘死，魚兒因此缺乏食物而數量下降。但是，DDT價格低廉，滅蟲效果極佳，對瘧疾的預防發揮了重要作用，曾經挽救了數千萬甚至數億人的生命。疾病減少，人們生活更加舒適，而生態環境遭受破壞。在中國近代史上，此類問題同樣發生。1901年，為了滿足市場對豬肉的需求量，中國引進繁殖迅速的水葫蘆作為生豬飼料，結果導致河道堵塞，本地水生生物消失，引發了水葫蘆之災。1935年，為了滿足市民對鮮花的需求，上海引進加拿大一枝黃花，結果導致30多種本地原生植物消失。因此，人類當下居住的自然環境，也許不是最差，也不是最好。
環境史的研究，不是煽動人類推進環保運動，也不是慫恿人類為了自身的舒適而大力破壞自然。環境史學者，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客觀書寫大自然的歷史，將環境變遷的歷史畫卷儘量完整地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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