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地區佛教藝術與彌勒造像——以北京雍和宮彌勒大佛、內蒙梵宗寺彌勒佛為中心
一、彌勒佛的由來與蒙古佛教的關係
蒙古地區一般把彌勒菩薩習慣稱「邁達拉布爾汗（maidar burqan）」，即「彌勒佛」之意，彌勒菩薩是梵語的譯音，即邁都麗雅的（Maitreya）。漢文意譯為慈氏，藏語意譯成「強巴（byams pa）」。
佛教何時傳到蒙古地區的呢？在《三世佛母聖般若波羅蜜多經》（Dus gsum rgyal bai yum hphags pa ses rab kyi pha rol du phyin pai mdo)[1]裡有如下記載，釋尊曾作過預言，佛教將先從中印度向南一度傳播弘揚，此後又將印度的北方再向北方傳播弘揚。就是說，佛教將傳播到印度東北方向的地域西藏地區和蒙古地區。
釋尊在《無垢天女請問經》（Lha mo dri ma med bas shus bai mdo）[2]預言說，佛涅槃後的二千五百年時，佛法在「紅面」（gdoh dmar）地域傳播，即預言說在蒙古地區傳播。這是因為蒙古地區的很多地方大地呈紅色的緣故。
一般認為在蒙古地區最早傳來的佛法是藏傳佛教的薩迦派的教法。蒙古學界大多都以蒙古學者薩襄徹辰著的蒙古文《蒙古源流》（Sagang secen, Erdeni yintob ci）一書[3]為依據，《蒙古源流》中有如下的敘述：
成吉思汗、四十五歲（公元1206年）用兵於土伯特（tübed西藏）之古魯格多爾濟汗(Külegedorci qagan)。彼時土伯特汗遣尼魯呼諾延(Niluku noyan尼魯呼大臣之意)為使，率三百人前來進獻駝只、輜重無算，會於柴達木疆域。
成吉思汗賞賜其汗及使臣，並送禮物和信件給薩察克羅雜幹阿難達噶爾貝喇嘛(Saskiya cag lo-zawa ananda gerbi)，信中說：「尼魯呼諾延之還也，即欲聘請喇嘛，但朕辦理世事，未暇聘請，願遙申皈依之誠，仰懇護佑之力」。於是收服阿里三部(mnah ris skor gsum)屬八十土伯特人眾。
另有久明柔白多傑藏文著的《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 Hor gyi chos hbyung）[4]，由固始噶居巴洛桑澤培蒙古文著，陳慶英、烏力吉漢譯註的《蒙古佛教史》[5]等書，都涉及闡述了博克達·成吉思汗（Bogda Cinggis Han 博克達·成吉思汗1162-1227，以下略稱成吉思汗）[6]與薩迦派的薩察克羅雜幹阿難達噶爾貝喇嘛的關係。但是薩迦派的歷史著述中沒有此人。《蒙古佛教源流》中記載說，成吉思汗與薩迦派的高僧薩欽·貢噶寧布（Sa skya kun dgah snin po 1092-1158 以下略稱貢噶寧布）結成施主與上師(mchod yon)的關係，成吉思汗給貢噶寧布發了信函等等。其實成吉思汗和貢噶寧布在時間上不是同一時代的人，貢噶寧布是公元1092-1158年間的人物，成吉思汗則是1162-1227年間的人物，成吉思汗誕生四年前貢噶寧布則已去世。再進一步說，成吉思汗被推舉為蒙古帝國的皇帝是公元1206年的事情，貢噶寧布去世已有48年之久。以此推論，當時薩迦派接受成吉思汗信函等事宜的，應該是薩迦派第三祖扎巴堅贊（Grags pa rgyal mtshan 1147-1216）。當時雖然佛教還沒有正式傳入蒙古地區，但是，因成吉思汗發給西藏的信函等，公私與否，蒙古族佛教信眾還是非常感激成吉思汗的恩德，正因為如此蒙古人對佛教的虔誠信仰是與成吉思汗有關的[7]。誠然在這以前，蒙古人對佛教已並不陌生，他們通過契丹人、女真人、伊犁龜茲人、和畏兀兒人與佛教發生接觸。
其後，蒙古帝國的王子闊端王（Godan han 1206-1251）給藏傳佛教薩迦派第四祖薩迦班智達（Sa skya pandita 1182-1251 以下略稱薩迦班智達）發送的「闊端通達親書」，是由薩迦班智達接到信函後，前往蒙古地區弘揚佛法七年有餘，其間，薩迦班智達親筆給西藏僧俗寫了「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Bu slob rnams la spring ba bshugs）」，解釋說明了蒙古帝國的具體情況，成為西藏歸順蒙古帝國的契機，樹立了蒙古帝國和西藏的政治與宗教關係。進一步確立了佛教傳入蒙古地區的新篇章。闊端王與薩迦班智達的會晤史稱「涼州會談」(今甘肅武威)。上述的蒙古帝國佛教弘傳情況，可以說是蒙古佛教的黎明期。
元世祖忽必烈汗(Hubilai Han 1260-1294，Sechen Han 蒙古語也稱薜禪汗)與藏傳佛教薩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洛追堅贊（h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9-1280聖者慧幢,以下略稱八思巴）共同推動蒙古佛教的發展。忽必烈汗首先從八思巴接受了藏傳密宗灌頂之一《喜金剛灌頂》(dGyes pa rdo rje yi dbang bskul pa)等密宗大法的傳承儀軌，忽必烈汗封八思巴為「三界大國師(khams gsum chos kyi rgyal po)[8]」，和帝師，即皇帝的老師，帝師掌管全國宗教事務，除八思以外，還有漢傳佛教的高僧海雲法師和克什米爾的那摩國師，先後被封為元朝的國師。更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帝國至元朝時期的偉大的活動家，蒙古帝國的禪人宰相耶律楚材(1189-1244)從蒙古帝國的成吉思汗時期到窩闊臺汗(1229-1241)、貴由汗(1246-1248)時期，約26年為蒙古帝國出謀獻策和傳播佛教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元朝時期的蒙古地區佛教，已經建立了蒙古佛教的寺院，有蒙古人出家為僧，有蒙古文翻譯的經典和蒙古人佛教信眾。這裡不多加論述，請參見筆者著的《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館，2004年)。
薩迦派以外對蒙古地區佛教和藏傳佛教比較有影響的教派是噶瑪噶舉派（Karma bkah rgyud pa）。元朝以前蒙古帝國的蒙哥汗（Mongke Han，1252-1259在位）曾敕封噶瑪噶舉派的噶瑪拔希（Karma bagsi 1204-1283）為「國師」授予玉印，總領天下釋教的重任。賜給金邊黑僧帽，尊崇為「噶瑪拔希」，拔希一詞是蒙古語「老師」、「上師」之意。以此為契機，蒙古佛教和藏傳佛教諸派先後都產生了活佛轉世制度。即前後藏的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管理內蒙古地區、北京以及包括東北三省吉林、遼寧、黒龍江蒙藏佛教事務的章嘉呼圖克圖(Zang skya Qutugtu)，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rJe btsun dam pa Gutugtu)等大活佛轉世系統，極大地影響了蒙藏地區政治、宗教、文化等等。
據蔡巴貢噶多吉著的《紅史》[9]記載，噶瑪拔希在蒙古帝國的時候，修建佛教寺院3000餘座，尚可能包括漢傳佛教的寺院，以祈禱國泰民安，使人們安居樂業。尊師還請求蒙哥汗，在西藏楚布寺建經堂塑造了高達約50尺高的釋迦牟尼佛(sagjamoni borqan)像，左右塑造了五部佛和彌勒菩薩、文殊菩薩(manshir borqan 蒙古語)、觀世音菩薩(aryabalu borqan蒙古語)等九尊造像。
蒙古地區佛教到了明清以後，蒙古人主要是與藏傳佛教諸教派的格魯派(dge lugs pa意為善律派)進行了頻繁的交流，他們之間的開拓者是蒙古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Altan Khan 1507-1582)。
阿勒坦汗與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bSod nams rgya mthso 1543-1588，福德海，以下略稱三世達賴喇嘛)最初是1578年，在「青海湖會晤」的，後來阿勒坦汗邀請三世達賴喇嘛到現在的內蒙古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市(kukekota 青城)，給蒙古地區佛教信眾講經說法，故稱呼和浩特市為「歸化城」，意為歸依佛教的城市。又在呼和浩特市特為三世達賴喇嘛建造了彌勒寺，講述經論，弘揚佛法，為佛教文化在蒙古地區的弘揚起到了推動作用。
阿勒坦汗和三世達賴喇嘛二人互贈了尊號。阿勒坦汗封給三世達賴喇嘛的尊號是，「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以表示對其尊敬。「聖」是梵語的意譯，「ariya」在佛教裡表示超出世間高貴的人物；「識一切(bükün-i ailadugci 蒙古語)是蒙藏佛教對顯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稱號」；「瓦齊爾達喇」(vajra-dhara)是梵語的音譯，意為「執金剛」是指蒙藏佛教對密宗方面修行取得最高成就人的稱號；「達賴(dalai)」是蒙古語「大海」的意思；「喇嘛」則是藏語「上師」之意。這樣，整個尊號合起來意為，在顯密兩方面皆有成就、超凡入聖、學修知識淵博如大海一樣的上師。這就是達賴喇嘛名號的由來。三世達賴喇嘛贈給阿勒坦汗的尊號是，「咱克喇瓦爾第徹辰汗」，「咱克喇瓦爾第(cakravarti)」是梵語，轉輪王之意，「徹辰汗(secen han)」是蒙古語，聰明睿智之王的意思，這就是說，阿勒坦汗是像印度著名的轉輪聖王一樣，偉大的聰明睿智之聖王。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措（Yon dan rgya mtsho 1589-1616，功德海）出生於蒙古族。隨之藏傳佛教格魯派教法在蒙古地區迅速傳播。阿勒坦汗接受格魯派教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與三世達賴喇嘛的盡心盡力分不開的。而且當時蒙古人所追求的宗教意識也接近格魯派教法的內容，這一教法逐漸代替了蒙古地區原有的博克教(Bogeyin sasin 即薩滿教的一種)信仰。
據《元史》1291年的記載，元朝時期全國約有佛教寺院四萬多座，僧人約20萬人，包括漢蒙藏佛教寺院和僧人。元朝大德年間(1297-1307)開始，至清朝乾隆十四年(1749年)約450年時間，分五次翻譯了藏文《大藏經》等有關佛教經典。
在蒙藏佛教徒的心目中，能令僧俗信眾幸福和解脫的高僧，俗稱「呼畢勒罕(Qubilgan)」，漢地佛教徒稱「活佛」。「呼畢勒罕」是蒙古語「化身」的意思；蒙藏佛教徒對學修有成就，能夠以自己的意願轉世的人，稱之為「呼畢勒罕」，下文順其習慣叫法，以活佛之稱而代之。在三大語系佛教中，唯獨蒙藏地區佛教，有活佛轉世制度。據《藏傳佛教》一書載，清朝乾隆年間，在理藩院正式註冊承認的呼圖克圖(Qutugtu)160人，呼圖克圖是蒙古語音譯，是對上層大活佛之封號。其中，西藏30人，內蒙古57人，外蒙古19人，青海和甘肅35人，北京14人。解放初期的1949年至民主改革的1959年之間，僅西藏自治區就有活佛約300至4000人[10]。又據《西藏和蒙古的宗教》，1900年之前，僅在蒙古地區就有轉世活佛243位，其中內蒙古地區(包括北京、東北三省的吉林、遼寧、黒龍江)佔157位[11]。
二、彌勒佛的化身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影響非常大的彌勒佛的化身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rJe btsun dam pa Qutugtu，尊貴的聖人之意)，蒙古人俗稱尊師為「溫都爾格根(ündür gegen)」，溫都爾格根是蒙古語，高貴的聖人的意思。佛教史上僧人當過一國之主皇帝的，也只有這位彌勒佛的化身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一人吧？！1911年12月29日蒙古國獨立時，曾一度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推上了皇帝寶座，年號為「共戴」[12]。
多羅那它尊者(Tā ranā tha 1575-1634)是著名的《印度佛教史》的作者。西藏名為袞嘎寧波(Kun dgah snin po 歡喜心之意)。多羅那它尊者於1614年，在現在西藏自治區拉孜縣彭錯林區創建了一座達丹彭錯林寺(dal ldan phun tshogs gling)。不久，外蒙古的土謝圖汗部的阿巴岱汗(Abadai Han 1534-1586)，派人到西藏邀請高僧，藏巴汗，於是就派遣了與格魯派以外的覺囊派的高僧多羅那它尊者前往外蒙古傳教。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多羅那它到達蒙古後，常駐庫倫，即今日的蒙古國首都烏蘭巴託，傳授佛法和佛教文化藝術。
多羅那它尊者前往外蒙古之時，達賴喇嘛四世雲丹嘉措（Yon tan rgya mtsho 1589-1616 功德海）贈給多羅那它尊者「邁達理(Maidari)」的稱號，邁達理是梵文maitarya的音譯，意為彌勒佛。因此，蒙古人都把多羅那它尊者稱之為，「邁達理格根(Maidari gegen)」，格根乃蒙古語是指活佛之意，即是說，多羅那它尊者是彌勒佛的「乘願再來」的活佛。多羅那它尊者赴外蒙古之後，他的講經說法，興建佛教寺院的原動力，受到蒙古王公貴族和民眾的歡迎[13]。
多羅那它尊者於1634年，示寂於外蒙古的喀爾喀部，在外蒙古傳教弘法20餘年。第二年土謝圖汗袞布恰好生育一子，蒙古各部汗王認定袞布之子為多羅那它尊者的「乘願再來」的轉世活佛，將他尊為蒙古地區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1635-1723)」，此即成為外蒙古最大的活佛的轉世由來。
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一生精進於弘揚佛法，特別是製作佛像藝術方面，師尊親手創作，創造出獨具特色的蒙古佛像菩薩像等的藝術風格，開拓了蒙古佛教藝術史上的新編章。
扎納巴扎爾(Zanabazar 乍那巴乍耳)，是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授居士戒，即在家戒(obasig sanwar 烏巴什戒)的法名。是尊師三歲時的1638年，由扎木巴力巴諾們汗(rGyal dpal pa nomon qagan)授的在家戒。由旺希布如勒喇嘛授了出家戒，法名為羅布桑丹貝成勒(bLo bo bzang bstan bahi phrin las)[14]。
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羅布桑丹彬多密（1724-1757）是清雍正、乾隆年間出現在蒙古地區一位著名政教領袖。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羅布桑丹彬多密(Blo bzang bstan hdsin mthu mi善慧持教力者之意)為維護祖國統一，平息叛亂，抵制沙俄的分裂活動起了積極作用[15]。
三、內蒙古的章嘉呼圖克圖與多倫諾爾造像藝術
章嘉呼圖克圖(Zang skya Qutugtu)是內蒙古，包括北京、東北的吉林、遼寧、黒龍江等地區的最大活佛。
章嘉呼圖克圖因出生於漢民族的張氏家庭，所以俗稱「張家活佛」，後來把「張家活佛」的「張家」二字寫成「章嘉」，所以我們在歷史資料中，所看到的幾乎都是「章嘉」為多見。最初，章嘉呼圖克圖是青海省郭隆寺(dgon lung byams pa gling 佑寧寺)的活佛，後在康煕年間，邀請到內蒙古多倫諾爾(dolugan nugur七湖之意)成為匯宗寺的活佛。開啟了章嘉呼圖克圖的轉世制度，各世的章嘉呼圖克圖為多倫諾爾造像藝術事業起了重要作用[16]。
多倫諾爾即現在的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多倫縣城，以城南多倫河而得名。多倫諾爾在歷史上曾有過重要的地位和影響，金代為桓州府，元朝為上都開平府，明朝為開平衛地。清朝康熙年代，康熙皇帝召集蒙古各部會盟於多倫諾爾，慶祝平定噶爾丹的勝利，旋即造建了匯宗寺，康熙皇帝又任命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主持，後由章嘉呼圖克圖主持，成為傳播佛教的重要道場。隨著蒙古地區造建寺院和塑造佛像的需要，多倫諾爾佛像鑄場便應運而生。多倫諾爾鑄造的佛像有鐵、銅、銀、金、泥、木石等不同材料，其中而較多的是銅質佛像。製作方法有模範澆鑄和打胎兩種。其中打胎製作法是多倫諾爾鑄場最擅長的，遠近聞名[17]。
據蒙古學者阿木爾巴圖著《蒙古族美術研究》[18]的記載，多倫諾爾當時鑄造佛像藝術的情況說，多倫諾爾集中了不少作坊，在鐘樓后街尾則是多倫諾爾的幾家銅匠鋪，同時也是最主要的幾家製作佛像的鋪子。據說多倫諾爾製作佛像的作坊共有七家，營業的有六家，其中阿龍希銅匠鋪是多倫諾爾最初的，也是規模最大最有名望的。(中略)那些博學和熟知經書的喇嘛們說，多倫諾爾的佛像比北京和蒙古庫倫以及其他地方的佛像都好，認為多倫諾爾的佛像，比例尺寸精確，製作工藝和鍍金水平很高。
法國傳教士古伯察曾還專程訪問調查過多倫諾爾，他的《韃靼西藏旅行記》裡也敘述了多倫諾爾鑄場的情況，他說，「出自多倫諾爾大鑄造廠的那些鋼鐵和青銅的漂亮鑄像不僅僅在整個韃靼即蒙古地區，而且在西藏最偏僻的地區都具有赫赫的名望。曾親眼看見一支確實很大的隊伍出發前往西藏，他們負責護送惟一的一尊佛像，共有88頭駱駝拆散馱載，烏珠穆沁旗的王爺前往拉薩朝聖，要去見達賴喇嘛[19]」。
多倫諾爾製作的佛像等佛教藝術品不僅滿足蒙古地區佛教寺院和信教民眾的請購供奉，而且還被請到蒙古和西藏、青海、甘肅、雲南等蒙藏佛教地區，世界各國藝術家和佛學家們都給予高度評價。
四、雍和宮的概說與彌勒大佛
據《蒙古佛教史》記載：藏曆木鼠年(1744年)乾隆皇帝曽向章嘉呼圖克圖·羅賴畢多爾吉(Zang skya Qutugtu Rol pahi rdo rje 1716-1786)活佛請教過有關佛教發展情況。在元朝時代就有藏傳佛教薩迦派的高僧薩迦班智達（Sa skya Pandita 1182-1251）和八思巴·洛追堅贊（h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 1235-1280）帝師，在北京建寺弘法。在乾隆皇帝的旨意下，章嘉呼圖克圖·羅賴畢多爾吉和勒欽布魯古仁布欽(Khri chen sphrul sku rin po che)主持，把北京雍和宮改建為佛教寺院，即雍和門殿(一般寺院的山門)、雍和宮殿(一般寺院的大雄寶殿)、法輪殿等，並左右建有護法殿、顯宗殿、密宗殿、聲明殿、醫學殿，又備有僧舍等，成為規模宏大的蒙藏佛教大寺院，寺名藏語名甘丹敬恰林(dGah ldan byin chags lging，蒙古語名為Nairaltu nairamdaku süm-e，滿語名為hiwaliyaka qurung 即雍和宮之意)意即雍和宮，表彌勒佛的淨土兜率天之意[20]。1744年，從內蒙49旗和外蒙7部以及藏區徵集500名青年學僧來雍和宮修學佛法、成立僧團。其中，300人在顯宗學院修學，100人在密宗學院修學，50人在醫學學院修學，50人在聲明(文化)學院修學。寺院制度一切以佛教清規而定。皇帝毎年視察雍和宮，一切費用由國庫支付。
雍和宮的彌勒大佛供奉於雍和宮萬福閣，萬福閣是雍和宮最雄偉的建築，通高25米，飛簷三重。巨大的漢白玉須彌座上，聳立著一尊高大的白檀香木雕刻的木質貼金佛像，被譽為雍和宮木雕三絕之一。此彌勒大佛像是由一棵完整的白檀香木所雕刻，手臂及垂下的衣紋飄帶，由其它木料輔助，地面垂直高度18米，地下部分埋入8米，這根26米高的白檀香木原產地為古印度，是1748年至1750年間，由西藏地區的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bsKal bzang rgya btsho 1708-1757）用大量寶物重金購得後，經西藏、四川歷經3年運到北京，獻給乾隆皇帝的[21]。後由蒙古高僧察漢達爾罕(Cagan darqan)喇嘛設計，由皇宮的養心殿造辦處所轄的「廣木作」、「雕鑾作」、「漆作」等工程部各行造辦佛像的蒙藏高僧工匠師負責施工，精心雕刻完成了與世注目的這尊26米高的彌勒大佛像。這尊彌勒大佛明顯地體現了蒙古造像的藝術風格。佛像雕成後，用葦氈將佛像保護起來，然後蓋起了雍和宮最大的大殿——萬福閣。
雍和宮的彌勒大佛像，表現形式與漢傳佛教的彌勒造像截然不同。一般說，漢傳佛教寺院中的彌勒佛大多與本師釋尊一樣，是身披袈裟，袒右肩，結跏趺坐於蓮臺上的金色身像。而雍和宮萬福閣的彌勒大佛卻是站像，而且是頭戴五佛寶冠，身著菩薩裝。五佛冠由五瓣組成，每一瓣的四周均有鏤空的花紋環繞，其中間端坐一尊佛像，以代表佛的五智。此彌勒大佛臉部較為豐滿，雙耳垂輪，耳上掛有金環，眉眼舒展，平視前方，神情肅穆。其身上遍飾瓔珞，其瓔珞以及臂上的金釧、手鐲都飾以琥珀、松石與珠翠，顯示了濃厚的蒙古地區的民俗和宗教文化藝術風格。佛像的雙肩上，裝飾有巨大的蓮花，左肩蓮花上有奔巴壺的模型，而右肩蓮花上有法輪的模型。比較特殊的是蓮花的花葉，不是一般漢傳佛教蓮花的花葉，而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西番蓮的尖型蓮葉。蓮花下合成兩條綠色的根蔓，分別沿著彌勒大佛的手臂延伸，直達彌勒佛的兩隻手。彌勒大佛的右手屈於胸前，食指與拇指相抵，捻著蓮花的根部，左手略低於腹前，小臂向下平伸，拇指與食指相交，也捻著蓮花的根部。此手印為彌勒大佛的施捨印(藏語叫sbyin bahi phyag rya，蒙古語叫üglig un mutur)。彌勒大佛的脖頸上還掛有一串木質佛珠，共計108顆。萬福閣內部設計，略顯窄小，這樣就更突出了彌勒大佛高聳向上的效果，要看清佛像的面孔，必須仰視才行，使人感到了彌勒大佛的偉岸，頓生敬意[22]。
五、內蒙古梵宗寺的彌勒佛
蒙古地區佛教的特徵之一是「乘願再來」的「轉世真者」活佛。在蒙古地區的佛教信眾的信仰意識中，活佛是諸佛、諸菩薩的再來。所以，蒙古地區佛教寺院因有沒有活佛將對寺院的經營影響很大。例如：內蒙古梵宗寺有著名的活佛，寺院的恢復比其它蒙古地區的佛教寺院快。梵宗寺座落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翁牛特旗人民政府所在地烏丹鎮四公裡處，元朝年間是成吉思汗家族有關的蒙古佛教大本山之一，號稱元朝的「護國寺」，後因與北京的護國寺區別，改稱「護衛寺」，其後到了乾隆八年（1743年），由乾隆皇帝賜名為現代的梵宗寺(蒙古語叫Sasin ündüsün süm–e，藏語叫bstan pahi hbyung gnas gling)。
據說，當時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翁牛特旗地區發生災難，於是翁牛特旗的王爺派人前往西藏拉薩邀請高僧，就此西藏拉薩色拉寺的貢噶俄日布（Kun dgah hor po 1754-1818）活佛，受八世達賴喇嘛·隆朶嘉措(hJam dpal rgya mtsho 1758-1804)的委託，赴內蒙古梵宗寺解除了災難，贏得了蒙古王公貴族和民眾的愛戴與尊敬。因此，被招請為內蒙古梵宗寺的第一世活佛，這是梵宗寺寺主丹迥·冉納班雜活佛的由來和開始。第一世丹迥活佛曾勝任過章嘉國師，即章嘉·羅賴比多爾吉耶喜忒皮嚼納曼伯拉森波(Zang skya Rol pahi edo rje ye ses thob pahi bsod nams dpal bzang po)的經師，現任梵宗寺寺主丹迥·冉納班雜活佛五世(以下略稱丹迥活佛)，任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教務處處長、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承德市普寧寺名譽住持。
丹迥活佛因精通蒙藏醫藥學，曾被內蒙古醫學院聘請為教授，後又在遼寧省阜新蒙古自治縣蒙醫研究所工作。1987年9月1日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在北京名剎西黃寺成立並開學。丹迥活佛協助第十世班禪大師籌備創建佛學院盡了不懈的努力。尊師又經第十世班禪大師親自選拔為第一批活佛學員，1987年開始，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和寺主丹迥活佛，為使梵宗寺重放異彩，殫精竭慮，1998年開始，先後投資人民幣約1200萬元，對梵宗寺進行修復。
新修復的梵宗寺佔地4公頃，由寺前廣場、天王堂、鼓樓、鐘樓、客殿、僧舍、轉經殿、關帝堂、羅漢殿、五大金剛殿、大雄寶殿、延壽三尊殿、大藏經堂、彌勒殿、時輪金剛殿和二十一度母殿等組成，形成了內蒙古地區規模較大、風格獨特的蒙古佛教的名剎[23]。在丹迥活佛的倡導主持下，本著契理契機，莊嚴國土，服務眾生，善待眾生的目的，「培養愛國守法，愛教清淨，有知識，有能力，能持理，弘揚佛法」的現代僧人，為此，梵宗寺設立了教室，圖書室、計算機室和蒙藏診所。梵宗寺將成為國內首屈一指，內蒙古獨一無二的學院式寺院。
梵宗寺的彌勒造像供奉於彌勒殿。是2000年開始新塑造的泥塑貼金造像。彌勒佛像高約5.5米，寬約3.3米，表現形式是以西藏大昭寺的強巴佛，即藏傳佛教彌勒佛塑造的藝術風格。彌勒佛像頭戴五佛寶冠，身披瓔珞，雙腳垂地，呈椅坐姿，轉法輪手印。為能速降人間轉大法輪，普度眾生的緣故，呈雙腿垂下的垂足坐姿。
佛經中講：無論口誦心念，或耳聞彌勒佛咒音者，自釋尊滅度，至佛出世，若墜三惡道者，皆悉度脫之，不令墜諸惡趣。其所獲福德，能成轉輪聖王，能生於兜率內院，彌勒菩薩前。如生其他善處，無諸障難，能得一切如願，壽命財寶，長遠豐饒，無不具足。為此，彌勒佛造像，在蒙藏地區，不論是站像，還是坐像，各大小寺院中，都有彌勒殿，信眾都有供奉彌勒佛的信仰意識，體現了蒙藏地區佛教信眾對彌勒佛的崇愛，對未來世界的美好期待[24]。
六、佛像的裝臓與開光的意義
「裝臓」一詞，蒙古語叫阿彌歐系古魯乎(aimi ki orsigulgu=togtagal tarni ürgekü)，漢語意譯為請智慧尊安住(佛菩薩的智慧)之意。也可以解釋為請入佛菩薩的五臓六腹意。蒙藏佛教密宗儀軌方面，要求佛菩薩像等塑成後，以及寺院建成後必須進行「裝臓」儀軌和開光儀軌。「開光」蒙古語叫尼頓訥各乎(nidun nigekü=borqan süngnikü)，漢譯為開眼之意。蒙古佛教的僧俗認為，佛像菩薩像等如果不經修行有成就的高僧大德以及佛教寺院法會承作「裝臓」和「開光」儀軌的話，塑造的佛菩薩像與普通的藝術品和裝飾品沒什麼兩樣。所以蒙藏佛教僧俗非常重視這個傳承儀軌。而且密宗修行者認為，通過高僧大德和法會的「裝臓」和「開光」儀軌之後，佛菩薩就以大慈大悲賜與眾生福德和智慧，眾生能夠真心真意地接受佛菩薩的慈悲和本願。「裝臓」儀軌通常由以下幾個程序組成：第一、法身舍利(指佛經咒語)；第二、佛身舍利；第三、谷、芥舍利(指像穀粒和芥籽的舍利)；通常也指修行有成就的高僧大德和活佛之火化後的舍利[25]。
據蒙古族出身佛教藝術家工布查布（mGon po skyabs約1690-1750年）撰的《造像量度經》[26]記載：法身舍利主要是指《佛頂尊勝咒》、《佛頂放無垢光明咒》、《正法秘密篋印咒》、《菩提場莊嚴咒》、《十二因緣咒》等五部大陀羅尼咒。還有諸多「裝臓」儀軌法門。以上經咒將作為今後的研究課題。
最簡單的「開光」儀軌藏語稱《Rab gnas mdor bsdus》(開光儀軌攝誦)[27]，即請智慧尊安住儀軌之意。一般蒙藏地區寺院平常舉行「開光」儀軌多誦此經。經文如下：
首先念誦梵文咒文即，
「Om ye dharma he tu pra bha va he tunte khan tath （gato haya va tad, te kha tsa yo ni ro）tha e wang bah thi ma hā sra ma na ye sva ha//」
「phyogs bcu na bshugs pahi sangs rgyas dang byang chub sems dpha thams cad bdag la dgongs su gsol/ji srid nam mkhahi mthah dang mnam pahi sems can gyi khams rnams mi gnas pahi myangan las hdas pahi sa la ma bshag gi bar du nan las mi hdas bar brtan par bshugs su gsol//
bye brag tu yang sku gsung thugs kyi rten hdi rnams la sphyan trangs phahi ye ses pa rnams ji srid sa dang chu dang me dang rlung gi gnod pas ma shig bar de srid du sems can gyi don dphag tu med pa mdsad cing brtan par bshugs su gsol//
brtan par bshugs nas kyang bdag dang sems can thams cad la mchog dang thun mong gi dngos grub ma lus pa stsal du gsol//」
祈請住十方一切佛菩薩為我開許，與所有一切虛空等同的有情所住的諸世間，而不住涅槃境，不入涅槃，為一切有情利益賜授無量福智而堅固永住也。
祈請特別為所依迎請的諸身語意之一切智慧尊，不被諸地水火風所損害，乃至為一切有情利益賜授無量福智而堅固永住也。
即使堅固永住後，也要為一切有情賜給「勝悉地(成就)」和「共同悉地」也。又念誦梵文咒文即，「Om su pra tigca vajra ye sva ha//」
以上為佛菩薩像等開光的重點。接著念誦經文：
「phun sum dshogs pa mnah ba gser gyi ri bo hdra//hjig rten gsum gyi mgon po tri ma gsum spangs pa//sangs rgyas padma hdab ma rgyas hdrahi spyan mnah ba//de ni hjig rten dge bahi bkra sis dang poho//
de yis ne bar bstan pahi mchog rab mi gyo ba//hjig rten gsum na grags sing lha dang mis mchod pa//chos mchog dam pa skye dgu rnams la shi byed pa//de ni hjig rten dge bahi bkra sis gsis poho//
dge hdun dam pa chos ldan thos pahi nor gyis phyug/lha dang mi dang lha ma yin gyis mchod pahi gnas//dshogs kyi mchog rab no dsha ses dang dpal gyi gshi//de ni hjig rten dge bahi bkra sis gsum poho//
mi hgyur lhun po sku yi bkra sis sog/yan lag drug cuhi gsung gi bkra sis sog/mthah bral dri med thugs gyi bkra sis sog/rgyal pahi sku gsung thugs kyi bkra sis sog/bslab pa gsum ldan nur smrig hdshin pa yi/hdus pahi dshogs kyis gnas hdir yongs gang shing//rtad tu bsad sgrub byas pas srid mthahi bar//thub bstan phyog bcur rgyas pahi bkra sis sog///
猶如圓滿金寶山，三世佛尊斷三垢；猶如佛尊蓮瓣眼，此為世間吉祥第一善。
親近勝教不動搖，名揚三世天人供；勝法善人悉安樂，此為世間吉祥第二善。
聖僧聞法財豐富，天人非天供養處；集會了知歸吉祥，此為世間吉祥第三善。
為人須彌身吉祥，六十肢體語吉祥；離邊無垢意吉祥，佛之身語意吉祥。
三學具足之僧眾，集會此處悉充滿；恆常講修至有邊，佛教十方呈吉祥。」
大型開光儀軌在蒙藏佛教寺院要舉辦一天乃至三天的盛大法會來完成。念誦的經典也結合所塑造的佛像而進行法會的內容。
七、結語
在元朝以前蒙古帝國時期，對元朝前蒙古佛教和藏傳佛教比較有影響的教派是，藏傳佛教中的噶瑪噶舉派。蒙哥汗（1252-1259在位）賜予該派的噶瑪拔希（1204-1283）為「國師」並授予玉印，擔任起總領天下釋教的重任。賜給金邊黑僧帽，尊崇為「噶瑪拔希」，(拔希一詞是蒙古語「老師」、「上師」之意)。以此為契機，蒙藏地區佛教諸派先後都產生了活佛轉世制度。西藏的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內蒙古地區、北京以及包括東北三省的章嘉呼圖克圖，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大活佛，極大地影響了蒙藏地區政治、宗教與文化等等。影響著蒙藏僧俗的信仰和日常生活。
就雍和宮的彌勒大佛來講，民間傳說所說的「先有佛像，後有宮殿」與歷史文獻有所差別。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雍和宮管理處合編《清代雍和宮檔案史料》的滿文文獻第五冊二十六件記載說，雍和宮的萬福閣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10月20日，把北京景山公園的萬福閣拆遷後搬至雍和宮又組裝而成的。是年12月9日，開始在雍和宮修建新的萬福閣和雕塑彌勒大佛。當時從國庫支出銀2萬兩、赤金3萬兩，乾隆十四年(1749年)9月30日，舉辦了大殿落成和彌勒大佛塑像完成開光大法會。據此可以推定，其修建過程是先把白檀香木立起來，然後組建大殿，建成後，再完成彌勒大佛的雕塑。[28]
注釋：
[1]久明柔白多傑：《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Hor gyi chos hbyung）青海民族出版社，藏語，1993年,第82頁。
[2]久明柔白多傑：《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Hor gyi chos hbyung）青海民族出版社，藏語，1993年,第83頁。
[3]薩襄徹辰：《蒙古源流》(Sagang secen, Erdeni yin tobci)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190-191頁。
[4]久明柔白多傑：《蒙古佛教源流》（hJigs med rig pahi rdo rje,Hor gyi chos hbyung）青海民族出版社，藏語，1993年,19-20頁參照。
[5]固始噶居巴洛桑澤培著、陳慶英、烏力吉譯註《蒙古佛教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9頁，有如下敘述：
皇帝四十五歲之藏曆第四饒迥火兎年（1207年）之時,用兵於吐蕃之烏思地方，第悉覺噶與蔡巴貢噶多爾濟等人聞之,遣使三百人來迎,奉獻盛宴說：願歸入您之治下。將納裡速三圍,烏思藏四如,南部三岡等地面全部呈獻，皇帝對此大加賞賜,將吐蕃全部收歸治下。
此後，寄送禮品及書信給薩欽·貢噶寧布,書信中說：我要迎請大師你，但是還有數件國事未曾完成，一時未能迎請。我在此地依止於您,請您在彼處護佑於我。今後我之事務完結之時,請你及你的弟子來蒙古地方弘揚佛法。此次雖未親自與上師相見,但已遙拜上師、向烏斯藏之三所依（佛像為身所依、佛經為語所依、佛塔為意所依）及僧伽獻了供養。
故皇帝已成為佛法之施主,教法之王。
又據漢文《蒙古佛教史》的引言,著者固始噶居巴洛桑澤培（Gu shri dkah bcu pa biobzang tshe hphel）師是蒙古高僧,藏曆第十三饒迥鐵鼠年（1780年）7月5日,與四百名僧侶一起從六世班禪·羅桑貝丹意希（bLo bzang dphal ldan Ye Ses 1738-1780）授了比丘戒。佛教的戒律學來說,授比丘戒必須到年滿二十歲才能授具足戒,即比丘戒的權利。所以推算固始噶居巴洛桑澤培師,是1760年前後生的人物。
固始噶居巴洛桑澤培師,是受蒙古佛教的晉美南喀活佛（hJig med rnam mkhas）的指示用蒙古語著述了《多桑蒙古史》（bio bzang tshe hphel,Hor chos hbyung）,1819年完成。漢語書名為《蒙古佛教史》。
[6]MongGol-un niguca tobca』a n（蒙古族古典文學叢書編委會《蒙古秘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1-243頁。
[7]嘉木揚·凱朝：《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館,2004年）,第17-27頁。
[8]嘉木揚·凱朝：《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館,2004年）,第83-103頁。
[9]蔡巴貢噶多吉：《紅史》東嘎洛桑赤列校注,中國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l頁。
[10]弘學：《藏傳佛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3頁。
[11][意]圖齊、[西德]海西希著《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53頁。
[12]樊保良：《蒙藏關係史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8-159頁。
[13]黃春和：《藏傳佛像藝術鑑賞》（華文出版社,2004年）,第194頁。
[14]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的《清代蒙古高僧傳譯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出版,1990年）,第346頁。
[15]嘉木揚·凱朝：《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館,2004年）,第209-237頁。
[16]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一清世宗實錄卷63（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0-141頁。
[17]蒙古族學者阿木爾巴圖著《蒙古族美術研究》遼寧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03頁。
[18][19][法]古伯察著,耿升漢譯《韃靼西藏旅行記》（中國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4頁。
[20]嘉木揚·凱朝：《蒙古佛教的研究》（日本法藏館,2004年）,第300-350頁。
[21]據金梁編纂《雍和宮志略》（《西藏漢文文獻叢書》第三輯之二，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284-285頁記載：這時在西藏南邊的廓爾喀王國，即尼泊爾國,從印度運來了一棵白檀樹,被七世達賴知道了,用大量的珠寶,把這棵白檀樹換了來,從西藏運到四川,從四川運到北京的雍和宮內,就在法輪殿後院內,支搭蘆殿（席棚）,由養心殿造辦處的「廣木作」、「木作」、「漆作」、「雕塑作」、「如意館」等五處的工匠,會同中正殿辦造佛像的喇嘛工匠,在察漢達爾罕（Cagan darqan）喇嘛設計指導下,把這個整棵大白檀樹,雕了一個高營造尺五丈五尺的大佛像。這是清《內務府養心殿造辦處事例》中所載的一段,造辦處雕鑾作的老工人,和中正殿辦佛像年老的喇嘛們,大半全都知道這個故事。北京有句對雍和宮而發的俗諺,「先有佛像,後有宮殿」。就是說先雕刻的彌勒大佛,後建蓋的萬福閣。
[22]葉聯成「雍和宮的佛像」（牛頌主編《雍和宮》,當代出版社,2002年）,第313-314頁。
[23]據《梵宗寺》記載：「乾隆皇帝賜用四種文字親筆題詞的匾額『俠信溫都尊蘇莫』（asin undusunstlme）」,即梵宗寺之意。寺為翁牛特旗最大的佛教大本山,隸屬北京雍和宮管轄。寺有院西和院東側兩座活佛府邸。以西即現今梵宗寺主系活佛——丹迥活佛轉世系統。丹迥活佛在藏地轉世有九代,在內蒙古翁牛特旗至今五代,分別是：一世貢噶俄日布（Kun dgah or po 1754-1818）,二世格桑頓日波（1819-1872）,三世森普日勒多丹（1873-1917）,四世阿旺格桑丹增（1918-1945）,五世丹迥·冉納班雜活佛，漢名為吳佔有,現在北京工作,任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研究員、教務處處長。
[24]張嶸「塞外名剎梵宗寺」（《當代中國》,當代中國畫報社,2004年6月號）,第24-25頁。
[25]扎雅諾丹西繞著，謝繼勝譯《西藏宗教藝術》，（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70頁。
[26]黃春和《藏傳佛像藝術鑑賞》（華文出版社,2004年）,第229頁,蒙古族出身佛教藝術家工布查布譯註《造像量度經》,南京金陵刻經處雕印。
[27]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佛教日誦》（Nang bstan pahi shal hdon）,《Rab gnas mdor bsdus》（開光儀軌攝誦）,第43-44頁。
[2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雍和宮管理處合編《清代雍和宮檔案史料》第5冊（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05年）。又據馬西沙「歷史上彌勒教與摩尼教的融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編《宗教研究四十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40周年(1964-2004）紀念文集》下冊,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1391頁介紹說,日本學者佐藤永智在其《北朝造像銘考》中,列舉了雲岡、龍門、鞏縣諸石窟和所知傳世金、銅佛像,從而得出結論,北魏等朝代彌勒佛造像150具,彌陀造像僅33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