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向那些沒有工業的殖民地地區輸入製成品，標誌著形成今天第三世界區屈從於富裕國家歷史的一大轉折點。但這種轉折僅僅在19世紀末，才隨著機器大生產的發展而產生。1786年獲得了與廣州貿易壟斷權的東印度公司，於1800年左右從約克郡（Yok-shire)向中國出口了一些棉織品和毛織品。
但在印度找到了買主的英國紡織品，在中國的銷售情況卻很不好，因為中國的棉紡手工業非常發達並能滿足其所有需要。
▲中國古代紡織業中國棉紡品僅僅在19世紀最1850後幾年間，才受到了大量進口美國紡織品的威脅。況且，英國東印度公司並不是以出售製成品，而是靠走私毒品來獲取其主要利潤的，以微小體積掩飾著的毒品所具有的巨大價值，使當時仍為一種冒險行為的赴華旅行，變成了高收益的活動。貿易逆差雖然鴉片僅僅在20世紀初葉才開始在中國大面積地種植，但它自明末以來，卻已經在那裡廣為人知了。鴉片已由李時珍在其著名的藥物學著作－16世紀末的《本草綱目》中提及，並以其阿拉伯文 afyn(阿芙蓉）之對音名稱出現。它於17世紀被葡萄牙人輸入福建，其進口量在下一個世紀初葉，達到每年近兩百箱。但是，在1729年，它是一種官方明令禁止的物品。
▲罌粟花這項禁令於1731年擴大到了整個中華帝國。但鴉片的種植從18世紀末起繼英國人佔領印度之後，迅速地發展起來了。東印度公司於1757年獲得了它在孟加拉的最早領土權。它於1765年將其領土權擴大到了比哈爾（Bihar).1773年，它又奪取了向中國走私鴉片的壟斷權。它先是在孟加拉，後又在中印度的馬爾瓦發展罌粟的種植業。
從1810年起，它共迫使廣州進口了4000~5000箱（每箱裝有約65公斤的毒品）鴉片。儘管中國政府頒布的禁令，從18世紀末起成倍地增加（如1796、1813、1814、1839和1859年），但鴉片的進口量也在迅速地增長在1816年，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很快就受到自由貿易的競爭（該公司於1833年被解散），於是它決定系統地發展這項收益頗豐的貿易。從英國的屬地（首先是孟加拉，其後是馬爾瓦）和在很小的程度上從土耳其進口的鴉片，從1820年左右直至整個19世紀期間，始終在不停地增長。
▲大量種植鴉片的百姓這種毒品的銷售可能在六十多年間於英屬印度與中國貿易關係中，形成了其收入的主要來源。正是由於這種毒品，英國的在華貿易才避免了當時出現逆差。在「鴉片戰爭」之前的幾年間，中國的鴉片進口無疑突然增加了，它解釋了北京政府的震驚與不安。我們暫且撇開吸毒引起的身體和精神方面的傷害不談，因為最經常的是，只有地方上的小官吏和衙門中的官員們才會吸食它。事實上，鴉片的走私產生了負面的倫理、政治和經濟影響。它於鴉片戰爭（1839~1842年）的前夕，在廣東製造了一種無法擺脫的困境，而只有通過嚴厲的措施才能解決。
▲吸食鴉片的清朝官員由於在所有級別上都編織了一整套陰謀網，以供船老大、走私海盜、搬運工、商人、官府職員和具有各種銜爵的官吏們使用，就更擴大和加劇了腐化。此外，無疑正是經濟原因，才最大限度地刺激了中央政府作出反應，因為這種走私，破壞了中國那本來就被18世紀末連綿不斷的戰爭，以及人口壓力削弱了的經濟。正是鴉片的輸入在1820~1825年左右，才引起了中國外貿差額的突然不平衡。外貿直到那時為止都對中國有利，但從這一時期起，卻開始出現逆差了。儘管對中國產品的採購，自18世紀末以來仍在繼續發展。但在中國銷售鴉片，再也不能通過購買中國貨來抵消和平衡了。
▲清代鴉片貿易中國的出口產品中，最重要的是茶葉。它自宋元時代以來，就是亞洲腹地最重要的商品。茶葉從1730年左右起在歐洲的傳播，導致了其採購量的持續增長（尤其是從1760~1770年起），它們從1720年左右起的1.27萬噸，增長到1830年左右的36萬噸。這種重要的商業變化，在中國引起了反響，促進了茶葉種植園（主要是在廣東、江西和安徽，但也包括福建、浙江、江蘇和湖南）、茶葉的手工業組織和外貿的發展。其他的中國產品，在向歐洲的出口中，只佔據著一種不太重要的位置。但它們的發展也不能說不太明顯。
▲清代茶葉作坊絲綢的採購從1750年左右的1200擔，發展到1830年左右的6400擔；歐洲對被稱作「南京土布」（米黃色布或紫花布）的細棉布的購買量，從1785~1791年間的338000匹，發展到1814~1820年間的1 415 000匹。但中國貿易的這種發展，仍不足以抵消由鴉片走私引起的逆差。在1800~1820年間，共有1000萬兩白銀流入了中國。而在1831~1833年間，則共有1000萬兩流出了中國。由於相繼強加給中國的「條約」，主要由於購買鴉片引起的中國白銀外流，在19世紀始終未停止過（在該世紀末，鴉片仍佔全部進口量的30%).太平天國戰爭期間（1851~1864年）的大部分貿易，都是在上海成交的。僅在廣州港，就有3000萬兩白銀外流。
結語
由於從1832年起著手進行的鹽政改革，國庫的赤字可能是被壓縮了，但人口的增長和新財源的缺乏，又導致了物價飛漲和全面的貧困。國家不可能毫無舉措地和眼睜睜地看著其貨幣的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