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歷史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工作是總結、匯集，或者說「打包」重大社會動向和主要歷史事件，使它們容易辨識、可被理解。基於這一目標，同時考慮到典型的歷史學者和社會科學學者希望解讀的事件都是已經發生的事實，我們不難理解，他們往往只是簡短地對過去蓋棺定論；而在歷史的親歷者（還有普通的旁觀者）看來，過去卻是混亂、流變、紛繁的偶然事件（理解它們正是學者的目標）。
學者之所以給出這種整潔得具有欺騙性的秩序，一個再明顯不過的原因是，它正是所謂的「歷史」。被關注的事件以某種形式發生，而非另一種，這常常讓我們忽略一些事實：事件的參與者其實並不知道它們將如何發生，而條件的輕微變化就可能導致事件結果的巨大不同。正所謂：「少了一顆釘子，丟了一個馬掌；丟了一個馬掌，折了一位騎手；折了一位騎手，丟了一份情報；丟了一份情報，亡了一個國。」
一旦擺脫了親歷者的局限性，知道了事件的來龍去脈，就不可避免地會受事件走向影響，從而漠視事件的偶發性。想像一下一個結束自己生命的人。自殺者的朋友或者親屬在敘述死者的生平時，會不可避免地講那些預示或者導致了自殺的事情。當然，自殺行為完全可能是突然的內分泌失衡、短暫的慌亂或者一瞬間的悲觀領悟導致的。因此，把自殺者的一生描述成一個走向自殺的故事就是一種誤讀。
我們有種自然的衝動，往往把自己的行為或者人生講述得連貫且能夠自圓其說（即使是那些完全沒有條理的行為或者人生），在回溯之際給一些或許非常偶然的事情添上理應如此的色彩。讓-保羅·薩特曾假想一個例子：一個男人不知道是應該留在家裡照看自己生病的母親，還是應該走上前線保衛國家。他拿不定主意，但是必須抉擇的日子倏忽而至，猶如一輛無法阻擋的列車。讓我們假設他留了下來，和生病的母親待在一起。薩特寫道，第二天，那個人就有了能說服自己和其他人他該留下的理由——他是那種更在乎臥病在床的親人的男人。他已經做出了行為，必須找一種說法來解釋它。但是，該說法並不能真正解釋他為什麼那樣做了；它不過是回顧性地為那一行為賦予合適的意義，並且為之創造一套合適的敘述方式。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那些塑造了歷史的臨時而偶然的事件。很多歷史以及大眾想像不僅抹去了事件的偶然性，而且不言自明地賦予了歷史行動者某些他們原本沒有的意圖和意識。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事實使幾乎整個18世紀的法國歷史被追認為1789年的前奏。大革命不是單一的歷史事件，而是一個過程；它與偶然的災害性天氣、糧食歉收以及巴黎的地理和人口情況的關聯性，要遠遠超過與「啟蒙哲學」理念的相關性。那些攻佔巴士底獄、釋放囚犯並且奪取武器的人，不可能知道他們會推翻王權和貴族制度（更不可能做了如此計劃），更不用指望他們會意識到自己參加了後來人所謂的「法國大革命」。
如果一個重要歷史事件被程式化，在傳播之中成為一個精簡的符號、一種虛假的邏輯和秩序（除非我們非常小心地避開），那麼它在第一時間被經歷的方式就會被極度歪曲。利尼翁河畔勒尚邦的全體居民如今被奉為道德典範，他們看上去似乎不謀而合地遵從了胡格諾派的宗教信條，幫助了受迫害的人；但我們之前已經看到了實際的情況——他們的勇敢舉動之下有著更複雜、更意味深長的原因。俄國革命、美國革命、三十年戰爭（仗打到第五年時誰會知道後面還有二十五年？）、1871年巴黎公社、美國民權運動、1968年的巴黎、波蘭團結工會，還有其他所有複雜事件都符合上述情況。歷史常常抹去了這些事件的極度偶然性，壓平親歷者原本的複雜意識，並且常常給他們注入了某種未卜先知的超自然認識，同時還平息了多種多樣的理解和動機的喧譁之聲。
「歷史」塑造了我們對事件的理解方式，這可以類比於電視轉播塑造了我們對一場籃球賽的理解方式。攝像機懸在賽場的外面和上方，就好像一架直升機盤旋在歷史事件的上方。鳥瞰的視角讓觀看者遠離比賽本身，而且在觀感上將比賽放慢了。即便是這樣，轉播還是要確保觀眾不會錯過某些關鍵的投籃或者傳球，於是它用真正的慢鏡頭把動作放得更慢，讓觀眾一遍遍地看動作的細節。鳥瞰視角和慢鏡頭結合起來，讓觀眾錯以為球員們的一招一式都十分簡單，甚至以為連自己都能輕鬆掌握它們。唉，直升機視角或者慢鏡頭可不是球員經歷比賽的真正方式。攝影機偶爾會被放在地板的高度，近距離拍攝實時的比賽動作，直到這時，觀眾才能真正欣賞到那快得令人目眩的速度，以及球員們真正在經歷的複雜賽況。你立馬就不再幻想那些動作很容易了。
歷史誤讀的政治觀看軍事演練的那種困惑，就是把閱兵場混同於生死攸關的戰場。——列夫·託爾斯泰清理、簡化、濃縮歷史事件的習慣不只是人類的自然癖性，不只是編歷史教科書時的必然要求，更是一種具有高度利害關係的政治爭奪。
1917年俄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一樣，許多背景各異的局中人並不知道事情的結果將會如何。研究過俄國革命的細節的人可以確認幾件事。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說，「布爾什維克只是發現了躺在大街上的權力，把它撿了起來」。1917年10月底的事件發生得很混亂且自發性很強。學者通常認為沙皇軍隊在奧地利前線的崩潰，以及潰散士兵迅速返鄉，自發參與對農村土地的搶奪一事，對打破沙皇在農村的統治具有決定性作用。研究者認為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的工人階級確實懷有不滿情緒，並擁有武裝，但並沒有尋求佔領工廠。最後，他們還認定，布爾什維克黨人在革命前夜對工人擁有一點寶貴的影響力，但是與農村沒有任何聯繫。
革命和社會運動中通常存在著多樣的行動者：懷著千差萬別的目標、強烈的憤怒與不滿的人，除了身邊事物之外不理解任何狀況的人，受偶然事件（一陣暴雨、一條流言、一聲槍響）驅動的人。雖然這萬千事件發出方向不同的聲響，構成一片嘈雜，但矢量相加後，它們可能就形成了我們在回望歷史之際稱之為「革命」的大事件。革命很少像布爾什維克主義史觀描述的那樣，是由協調的組織機構領導它們的「隊伍」邁向確定的方向。
秩序和紀律的視覺追求是集權政治的一個重點關注對象。象徵性秩序造就的盛大場面不僅在公共典禮，如國王加冕和五朔節遊行中看得到，還能在公共空間中的建築結構本身看到，包括廣場、雕塑、拱門和寬闊的大街。有時建築本身的設計意圖就是用它們的高大與雄偉激發民眾的敬畏之心。它們常常充當一種圖騰，為一點也稱不上有序的現實補充一點虛幻的秩序。一個恰當的例子是齊奧塞斯庫的議會宮，它位於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在1989年齊奧塞斯庫政權倒臺時它的修建完成了85%。這個「立法會議場所」的外觀類似一座歌劇院，有圓形的露臺和一個位於中央的為齊奧塞斯庫準備的液壓升降講臺。建築物中的600個鐘錶都是通過總統房間裡的一個控制臺統一控制的。
許許多多這樣的象徵性工程的目的，其實都是想要用如同撞球表面一樣光滑的秩序、慎重、理性和控制之幕，遮蓋政治權力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的困惑、混亂、差錯、臨時性和任意性。我認為這是「秩序的模型化」。對這種玩具世界的做法我們都很熟悉。外面更大的世界中的戰爭、家庭生活、機器和荒野自然是危險的現實，超出了孩子的控制範圍；玩具的世界裡則有塑料士兵、娃娃屋、玩具飛機坦克、模型鐵路和小花園。同樣的邏輯被應用到了模範村、示範項目、示範住房計劃和模範集體農場。當然，小規模的實驗是社會創新的一種謹慎策略，即便它失敗了後果也並不嚴重。不過，我懷疑有時這種模範演示的目的單純就是展示它們代替了更具實質性的變革，展示一種精心布置的微秩序，用一種波將金式的布景欺下媚上。這種小的「秩序島」越是擴大化，就越會引發人們的懷疑：策劃它們正是為了防止其背後非官方的、超出統治精英控制能力的社會秩序被人看到。
歷史的凝練，人們對於清晰敘事的欲望，精英與機構展示秩序和目的性的需求——這些力量合謀起來，傳遞了一種歷史因果律的虛假畫面。我們或許因此忽略了一些現實：許多歷史變革並不是刻意為之，而是臨時與自發行為的結果；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常常是那些無序抗議和示威的產物，而非其誘因；人類自由方面的顯著進步往往不是規範的制度程序的結果，而是未經規劃的、不可預測的自發行動，是自下而上打破傳統社會秩序的成果
（本文摘自詹姆斯·C·斯科特著《六論自發性：自主、尊嚴，以及有意義的工作和遊戲》，袁子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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