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創作《哈姆雷特》時，英國正處於伊莉莎白時代，這個時代正邁出中世紀的千年黑暗時期，人文主義之光開始投射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
此時，一方面新興的資產階級要求將其思想意識上升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他們無法無天地創造一切，不能容忍自己的自由受到任何約束，生命和理想都充滿了無限的張力。
另一方面，君主制度還是社會的基本組織方式，君權神聖不可侵犯，新興資產階級的意志必須通過君主的方式來表達。
人文主義者們對舊的君主制度既排斥，又有認同感，從而構成了這一時期人物的雙重性格特徵。
兩種相互矛盾的社會思想意識，共同鑄就了「哈姆雷特」的文化心理結構，哈姆雷特的悲劇，則象徵了兩種對立的文化之間深層次的衝突。
01 哈姆雷特的中世紀騎士精神與人文主義精神的二元對立
《哈姆雷特》劇本本身提供的信息，展示了更多關於哈姆雷特悲劇的內容。在第一幕第一場中，霍拉旭在敘述丹麥國王和挪威國王的一段往事時曾說：
「按照雙方根據法律和騎士精神所訂立的協定，福丁布拉斯要是戰敗了，除了他自己的生命以外，必須把他所有的一切土地撥歸勝的一方。」
這段話說明當時社會的處事原則是雙重性的：
即一方面法律已經成為人們裁判社會事件的準繩，法制是保證人文主義的核心武器之一；另一方面，中世紀的騎士精神也仍然參與社會各種活動。
騎士時代的封建精神和標榜法制的人文主義道德原則並存，在重建文藝復興時代的精神家園的過程中，這兩種精神共同發揮重建作用。
這是一個兩種文化互相包容的時代，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念共同主宰著人們的思想與判斷力，這構成了哈姆雷特生活的總的時代特徵。
雷歐提斯是哈姆雷特悲劇的主要參與者之一，這是一個充滿激情，十分狂妄，而又不擇手段的人物，他最典型地代表了文藝復興時期新興資產階級意志極端膨脹、思想極其感性化的一代，他的每一個方面都與哈姆雷特形成鮮明的對照。
當克勞狄斯欲借雷歐提斯之手殺死哈姆雷特，與雷歐提斯密謀計策時，雷歐提斯對國王的陰謀完全同意，並且更加狠毒，他說：
「我願意這樣做；為了達到復仇的目的，我還要在我的劍上塗上一些毒藥。我已經從一個賣藥的人手裡買到一種致命的藥油，只要在劍頭上塗了一滴，刺到人身上，它一碰到血，即使只是擦破了一些皮膚，也會毒性發作，無論什麼靈丹仙草，都不能挽救。我就去把劍尖蘸上這種烈性毒劑，只要刺破他一點，就叫他送命。」
在克勞狄斯提議殺死哈姆雷特時，雷歐提斯不進行理性的判斷，他需要的是立即宣洩他的憤怒的情緒，實現他那已高度膨脹起來的欲望。
哈姆雷特呢？他雖然是具有了新思想的人物，但並不是絕對的人文主義者，如果將他的全部言行聯繫起來，就會發現哈姆雷特的言行與雷歐提斯之間是有根本區別的。
看一下該劇的中心情節「復仇」便可知，第三幕第三場中，有一個實現復仇的好時機，當時國王正在祈禱，但哈姆雷特並未採取行動，他說：
「他現在正在祈禱，我正好動手；我決定現在就幹，讓他上天堂去，我也算報了仇了。不，那還要考慮一下：一個惡人殺死我的父親；我，他的獨生子，卻把這個惡人送上天堂。啊，這簡直是以恩報怨了。」
「現在他正在洗滌他的靈魂，要是我在這個時候結果了他的性命，那麼天國的路是為他開放著，這樣還算復仇嗎？不！收起來吧，我的劍，等候一個更慘酷的機會吧；當他在酒醉以後，在盛怒之中，或是在亂倫縱慾的時候，有賭博、咒罵或是其他邪惡行為的中間，我就要叫他顛躓在我的腳下，讓他幽深黑暗不見天日的靈魂永墮地獄。」
試想，若雷歐提斯遇上這樣的機遇，他會放棄嗎？是決不會的。這段臺詞是前面霍拉旭的說話中哈姆雷特身上的深層表現，哈姆雷特對問題的判斷原則是雙重的，此時哈姆雷特完全運用一整套舊的價值尺度來衡量他此刻復仇行動：
他要求復仇，他不能軟弱，任何一個復仇的機會對於他都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無可選擇的，他應抓住機會復仇。但哈姆雷特並未立刻復仇，哈姆雷特的內心矛盾性使得他要求放棄這次復仇機遇。
他認為自己殺死一個毫無準備的仇敵，雖然殺死了仇敵，但自己也就因此而犯了罪，這不符合騎士精神。
當國王正在祈禱的時候將他殺死，國王的靈魂可以上天堂，而自己卻因殺死一個上帝的信徒靈魂將被打人地獄，如果像這樣的話，不僅未能報仇，而且是徒然的自己犯罪而已。
可見中世紀一般的倫理精神和行為規範此時佔據著哈姆雷特的靈魂，按照他此時的觀點，他若真要復仇，就得再尋時機，等待一個更加殘酷的時刻，在哈姆雷特看來，復仇的行動應該高尚，時機應該嚴格的選擇，應該是：
一旦行動發生了，即刻起讓仇敵的靈魂永遠不可能進人天堂。
而實際上，這種時刻是永遠不可能到來了，因為這種選擇標準早已過時了，哈姆雷特這種時刻的選擇完全是按照其內心深處所保存的舊的觀念選擇的，這種沒有結局的等待預示了哈姆雷特悲劇的必然性。
哈姆雷特的這兩段話，還向我們提供了如下一些內容：
從純粹的復仇動機上看，哈姆雷特復仇的時刻已經到來了，因為從形式上看復仇就是一個單純的殺死或懲罰自己的仇人的一個行動，哈姆雷特應抓住機會執行復仇行動；
從後果看，復仇的機會並未到來，這時復仇不被理解為一個形式的動作，而是這個動作後面所隱含的內容和對這個內容的正確的表達，要做到正確的表達復仇內容，復仇的方式就很重要了。
所以如果有了復仇的動機，並在這個動機下促成一個行動，但行動達不到目的，那麼這個行動便會走向動機的反面，違背它的原因與根據。
更重要的是，復仇動機、行動以及效果共同構成一個運作序列，這個序列的運作過程中，任何一部分的運作都受到整個序列的制約，包含著行動者對行動本身的方式選擇和價值判斷，其中價值判斷規定著行動者對方式、時機的選擇。
哈姆雷特由於未擺脫封建騎士文化對他的影響，使他在對這次機會的價值判斷上犯了嚴重的錯誤，把一個新時代的行動計劃放回到一個陳舊的文化價值系統中去進行評估，得出錯誤的結論：
此時復仇會導致復仇行動違背自身目的。
哈姆雷特的這段自白，清晰地反映了他的內心世界的兩重性，一方面他已接受了當時人文主義思想，另一方面他在精神本質上又還未徹底從舊的封建的文化心理結構中蛻變出來。他感受到了新思想的強大衝擊力，但根深蒂固的封建騎士精神卻始終是他的基本的思維出發點。
正是這兩個方面共同構成了他的思維方式和思維內容，他深陷於文化的困惑中，這種文化心理的二元結構使他在面對對象世界時往往找不到基點，因而在多種價值判斷之間疲憊地往返不息。
02 哈姆雷特的悲劇揭示了文藝復興時期悲劇性的文化性格
當哈姆雷特面對生存問題時，他多次提到要與自己的生命告別，他對死亡本身無所畏懼，生存和死亡並不能動搖他的意志，使他動搖的是生存和死亡的運作方式：
生存要有高貴的形式，那死亡呢？用什麼方式離開生命才顯得這種死亡如生前一樣的高貴呢？用什麼方式才使得在死亡之後的歲月中也顯得高貴呢？
他說：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默然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通過鬥爭把他們掃清，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呢？死了；睡著了；什麼都完了；要是在這一種睡眠之中，我們的心頭的創痛，以及其他無數的血肉之軀所不能避免的打擊，都可以從此消失，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結局。死了；睡著了；睡著了也許還會作夢；嗯，阻礙就在這兒；因為，當我們擺脫了這一具朽腐的皮囊之後，在那死的睡眠裡，究竟要做些什麼夢，那不能不使我們躊躇顧慮。人們甘心久困於患難之中，也就是為了這個緣故；誰願意忍受人世的鞭撻和譏嘲、壓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輕蔑的愛隋的痛慘、法律的遷延、官吏的橫暴和費盡辛勤所換來的小人的鄙視，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誰願意負著這樣的重擔在煩勞的生命的壓迫下呻吟流汗這樣，重重的顧慮使我們全變成了懦夫，決心的赤熱的光彩，被審慎的思維蓋上了一層灰色，偉大的事業在這種考慮之下也會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動的意義。」
這種對生死方式的彷徨，是一種普遍的人類的掙扎，人類文化在其自身的演進過程中，充滿著憂傷，血和淚，多種文化層次和新舊文化因素的並存造成人們的舉足無措，更是社會文化發生激變時期的特點。
一定的人群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結構中，對文化的不適應和不知所措往往使人深感社會價值體系的紊亂和判斷的困難，使人行動遲緩，在顧慮重重中終無所成就，這就是特定時期文化的悲劇，人類雖然深感這一悲劇的可怕，但也無可避免。
這種悲劇具體體現在哈姆雷特的身上便是：
一種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的價值觀念，移植到了一個具有濃厚封建思想的人身上，一個人的思想被劃分成兩個部分，一部分已達到了新的時代的高度，一部分還留在舊的意識形態的王國裡漫遊。
正是在對這段獨自的分析中，可以找到哈姆雷特悲劇的深廣的文化背景，這是一個二元文化並存的時代，哈姆雷特的悲劇也就是兩種文化並存衝突的時代痛苦的悲劇。
哈姆雷特的思想具有封建騎士精神與人文主義的雙重特徵，他只能在兩者之間遊弋，既不能回到舊的價值系統中去，也不能站到新的價值系統中來，在憂傷中徘徊，筋疲力盡，在徘徊中悲劇性地結束了他的生命。
這種文化悲劇對人的毀滅性的無法迴避，還表現在悲劇的主人公雖然對造成悲劇的原因有很清楚的認識，但悲劇對他本身的毀滅還是無法避免。
作為人文主義者的哈姆雷特意識到，雖然人們已迎來了新時代的曙光，但他同時還不得不承受舊秩序留到今天的一切加給他們的折磨，他說世界是：
「一所很大的牢獄，裡面有許多監房、因室、地牢；丹麥是其中最壞的一間。」
他認識到這個世界的黑暗和必須被粉碎，他本人毫無疑問有責任承擔起粉碎這個舊世界的義務，但是用什麼樣的方法去完成這一歷史重任呢？
他無法完成這一歷史任務，無論以何種方式去實現，他雖然有粉碎世界的思想，在實際的行動上他卻是這個舊世界秩序的維護者。
他是丹麥王國的王位繼承人，這是很具諷刺意義的、一個具有人文主義思想的人物卻被推向了舊封建秩序的維護者的地位，這無論是對於哈姆雷特還是對於丹麥王國，都是極大的悲劇。
如前文所說，哈姆雷特並非是一個完全的人文主義者，他雖放言：
「人類是一件多麼了不得的傑作！多麼高貴的理性！多麼偉大的力量！多麼優美的儀表！多麼文雅的舉動！在行動上多麼象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麼象一個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
但若將這段話置於劇本的全篇的對照中，就會發現這裡只是對當是時流行的關於人的觀點的一種讚嘆，他這時站到了人文主義者的立場上來了，但更多的時候他又站在舊的封建騎士的觀點上去了。
因此他雖然高聲讚賞人的偉大，卻不敢承諾一個人文主義者對人的價值的確認，這種內在意識的雙重特點最深刻地揭示了哈姆雷特的靈魂的痛苦掙扎，他的靈魂缺少歸宿，隱藏在這種沒有歸宿感的靈魂後面的是這樣一個文化事實：
社會文化秩序的紊亂，新舊文化的合流，新文化掙脫舊文化制約的痛苦、舊文化自身蛻變的呻吟，這一切折射在人的心理的深層次上，共同構成了哈姆雷特的悲劇的內在的文化底蘊。
如文章開頭所說，《哈姆雷特》創作時所處的時代精神，正是狂妄的意志，血腥、大膽和堅毅、放縱不羈，但新興資產階級在國家社會中的地位並沒有得到牢固的確立。正如英國評論家柯德維爾說的那樣：
這個時期，「資產者的強盛和生命力在於它作為一個階級對君主領導的依附程度。因此，我們發現，莎士比亞雖然表達資產階級的幻想，卻是朝廷或資產階級貴族的官吏。」
新興資產階級處在如此尷尬的境地：這是一個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完全獲勝的時代。
在文化上則是舊的文化制約下的價值觀念，無法阻止新興人文主義價值觀念的誕生和日益發展；而新的資產階級的文化產生出來的新的道德體系也還無力戰勝舊的道德體系。
這時資產階級雖然充滿野心和狂妄，他如果向君主索取領導者的地位，也必然是悲劇，因為在這些所有的力量後面，都各自擁有強大的文化內涵和活力，作為這些物質力量的精神支點。
如莎士比亞筆下的麥克白有無窮的力量，有無限的野心，無比的狂妄，敢於蔑視一切，他無法無天，向君主索取了政權，但他在文化上無法戰勝王權，終以悲劇結束。
他的悲劇與哈姆雷特的悲劇在形式上仿佛沒有相似點，其實從文化衝突的角度看，只是哈姆雷特的悲劇的另種表現或另一種表現方式而已。，可見文化復興時期悲劇性的文化性格是理解這一時期悲劇的內涵的關鍵。
文藝復興時期的文藝創作，其基調是歌頌人文主義精神的，正當文藝復興時期大多數作家，把眼光都集中於對資產階級勝利的描寫的人文主義思想觀念的歌頌時，莎士比亞卻把目光集中到了對於隱藏在物質後面的文化結構的透視上去了，通過文化的透視揭示了：
時代的悲劇性格決定了，在這種社會結構中任何社會力量一旦企圖戰勝另一方都必將是悲劇性的結局。
所以，一般人的盲目樂觀地宣揚人文主義的理想和力量都是不存在的，一切對人文主義者及其道德觀念的讚揚都必將是對自我的諷刺，這個社會的文化底層正渲染著他們的無限辛酸與血淚。
歐洲新古典主義時期的到來，正是莎士比亞所揭示的那種文化的悲劇性格的物質化，也正是對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盲目樂觀的無情的嘲諷。
綜上所述，《哈姆雷特》不是簡單的性格悲劇，這個劇本通過對哈姆雷特深層的文化心理的透視，揭示出了文藝復興時代隱藏在一般社會生活背後的悲劇性的文化結構，這種文化結構的外化形式必然是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君主的合流。
所有的社會階層，在這樣一個文化結構中的存在都不可避免地是悲劇性的。哈姆雷特的人文主義精神與騎士精神二元對立的矛盾文化心理結構悲劇，折射出的正是文藝復興時期悲劇性的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