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耀基
一、社會學與現代性
社會自人類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但社會學作為一種研究社會的獨立的學問或知識系統則到19世紀末葉才發展開來。法國社會學家阿宏（R.Aron）說，"社會學或可解釋為社會的現代化的一種意識"（註：Raymond Aron,"Modern Society and sociology",in Tiryakian,ed,T-he Phenomenon of Sociology,1971,p158-170. ）。誠然，社會學之興起是對現代社會之出現的一種回應，我們也可說社會學是研究社會之"現代性"（modernity）的一套知識。勃格（P.Berger ）與凱爾納（H.Kellner ）說："社會學不止是在研究途徑與方法上是一特殊的現代學科，它也是一開始就受到現代性的困惑而展開的一個探索的課題。現代世界有何不同？它如何會變成那樣的？什麼是它的主要的結構？它會往哪裡去？這些都是偉大社會學家關心的問題，不論他們是處於社會學這門學科的古典時代，或是處於早於及後於古典時代，都是一樣。"（註： Peter Berger & H.Kellner,Sociology Reinterpreted,Penguin Books,1981,p15.吉亭斯（Giddens）也認為社會學中最著名的理論傳統，包括馬克思、杜凱、韋伯的著作，都是著意於西歐社會的那個巨大的轉化過程，而提出對現代性的性格的解釋。A Giddens, The Consquen-ces of Modernit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1.）
現代性是美、法的民主革命，及英國的工業革命的產物，它表現在政治上是民族國家及自由（主義的）民主的出現，在經濟上是工業資本主義的得勢，在文化上，則是理性的張揚。這些政治與工業的革命所造成的社會變化是巨大的、根本性的，它在19世紀激起了深刻的迴響，自由主義者對這個新時代之到來表示熱情的擁抱，保守主義者則感到厭惡與驚懼，而加以撻伐，事實上，現代性本身就含有曖昧性（ ambiguity）與矛盾（註：M.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Penguin Books,1982,p24.），最能代表現代性的法國大革命，就有它極端相反的兩面性。（註：Francols Furet在1989法國革命二百周年時，著文指出法國大革命是"二種制度的母親，民主制度與極權制度"，見金耀基《中國社會與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p88-193. 對"啟蒙和現代性"之兩面性之系統性研究，可參見Peter Wagner,A Sociology of Modernity:Liberty and D-iscipline,London,Routledge,1994,p5-12.）社會學在當時對新時代出現的現代性的反應則基本上是正面的、積極的，並且是有意識地繼承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志業的。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先祖聖西蒙（Saint-Simon,1760-1825）的工作就是要在啟蒙的基礎上建立一門社會的科學，他視自己是把啟蒙思想家的觀念推向一更新的領域，他說："19世紀的哲學是批判的，也是革命的，但19世紀的哲學則將會是創造性的，也是建設性的。"（註：K.Taylor,Henri Saint-Simon 1760- 1825, Selected Writings on Science,Industr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1975, London: Groom Helm,p22.）聖西蒙看到現代社會受現代科學的影響，他相信，現代社會的關鍵是它的知識的新體系，這個知識體系建立於科學的世俗化的知識論上，它揚棄了控制信仰的宗教及其他傳統性的權威。聖西蒙所思建構的新社會的秩序的信仰體系是基於科學的（他建議的新宗教是"牛頓的宗教"），而他相信源於科學的新技術則可以使社會免於匱乏。聖西蒙所迎接的是一個新的、現代的、實證的（positivist）時代。（註：見Alvin Gloudner,The Two Marxisms,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375- 376.）而第一個用"社會學"來命名對社會的科學研究的孔德（A.Comte,1798-1857）不止承續聖西蒙之志業並綜合了啟蒙運動的主要思想家如孟德斯鳩、康道塞（Con-dorcet）的著作，並為他的新科學--社會學--界定了主題與方法，創造了一門以自然科學研究社會的新學科。孔德的社會學是實證科學的學科。聖西蒙與孔德在根本的知識屬性上，都是啟蒙的產品。他們有近於啟蒙思想家的地方，是他們更清晰地突出了"社會"作為一個實體的性格（指"社會"作為一個超個人存在的實體（super-individual en-tity），並提供一個能解釋社會發展的模式。應指出者，他們的思想也已受到19世紀反啟蒙的傳統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影響。
啟蒙是指18世紀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的一個特殊的思想面貌，它是那個歷史階段中一群相當異質的主要思想家所表達的一些具有共同信念的觀念與著作，這群思想家被賦予Philosophes這樣的稱呼。布爾頓（C.Brinton）說："有足夠的理由相信，18世紀後期的歷史，比任何其他時期，人的知識精力用於人在社會中的一些問題上，較之其他問題為多。"（註：C.Brinton,"The Revolutio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I,1930,Macmillan,N.Y.,p129. ）布爾頓認為當時被稱為philosophes者，如在今天，則將被視為社會學家。 這群思想家，包括伏爾泰、孟德斯鳩、休姆、亞當·斯密、狄德羅、康德，縱跨18世紀，有相當不同的品性與學術興趣，但卻有共同的信念，都相信人的理性， 相信知性的力量， 都有康德所說的"敢於探索"（dare to k-now ）自然界與社會人事界的勇氣，社會被視為啟蒙理性的縮影。他們對"社會"有一種新的思維，並相信知識、理性，特別是"科學方法"不但可以用來了解社會，並可以用來促進社會的進步。這群思想家，是西方自中古以來第一次在教會以外可依靠知識與寫作營生的群體，他們以世俗的理性用來向傳統的宗教的權威挑戰。（註：R.Porter,The En-lightenment,1990,London,Macmillan,p73.）蓋彼得（Peter Gay ）在他啟蒙的經典研究中指出：
在啟蒙的世紀，有教養的歐洲人為一種生命的新感受所喚醒。他們經歷到有一種對自然、對他們自己本身的擴張的力量；傳染病的無情的周期，天災、充滿危險的生命、早夭、戰爭和不穩定的和平--這些人類存在的事--看來終於受到知識運用的控制。對變遷的恐懼，直到那時，幾乎是普遍性的，變成了對停滯的恐懼，創新（innovation）這個字，一直一來有妄為的意思，變成了讚美的字，保守觀念的出現正是一種對一般醉心改革的頌讚；一個停滯的社會是不需要保守分子的，看來無可懷疑，在人對自然的鬥爭中， 平衡力量正傾向人的一邊。 （註：Peter Gay,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 Vol. 2, The S-cience of Freedom,1973,London:Wildwood House,p3.）
18世紀歐洲這樣的思想氣候，蓋彼得認為是"西方思想史上重大的事件"。顯然的，這種思想氣候的特質是積極而進取的。它的核心是對理性、對知識的信念，是對理性與知識可以改善人類條件的信念，這種信念是啟蒙思想家同有的一種期望與抱負，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思想家的群體的觀念與著作被視為是"啟蒙方案"（Enlightenment Project）。"啟蒙方案"可說是啟蒙思想家建構一個現代性的藍圖，故啟蒙方案在哈伯瑪斯（Habermas ）眼中也即是"現代性方案"（Project of modernity）（註：啟蒙與現代性及與社會學之關係，可參見G.McLenn-an,"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 Revisited",in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ed.by S.Hall,D.Held & T.McGrew,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Open University, 1992,p328-355, 及 Peter Hamilton,"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Brith of Social Sciences" in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ed by S. Hall & G. Gieben,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1992,p18-58. ）。
啟蒙與現代性最重要的連接點便是西方的理性主義（ Occidental rationalism ）。這一點在社會學奠基人之一的德國的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手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詮釋。韋伯同時代，法國的杜凱（E.Durkheim）則是站在聖西蒙與孔德的肩上開展這門初生的學科，並使社會學成為現代大學一個獨立學科，他的社會學著作在學院派社會學中更取得典範的地位。他的知識取向與啟蒙是一貫相通的，是實證主義的，他所做的是工業社會的現代的分析。韋伯一生的學術工作則是環繞著西方現代性這個課題的探究。他看到現代性的本質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而他的理論上的核心問題是詮釋西方理性主義以及現代性的意義。他被視為現代性與現代化的理論家。（註：Byran Turner,Max Weber,From History to Modernity,London, Routledge,1992,p8. ）韋伯與啟蒙的關係不同於杜凱，他與"啟蒙"之間是有一距離的，他對"啟蒙方案"有相當的保留，假如理性是啟蒙的中心價值，那麼，韋伯看到了理性（包括最有代表性的科學理性）的限制（如理性不能解決意義之問題），如果啟蒙方案視科學--理性的成長會帶來人類的自由與解放，那麼，韋伯十分懷疑這個方案能夠完成其願望。韋伯認為啟蒙的理性化結果，出現的會是一個解魅的世界，它不是理性（reason）的勝利，而是一種特殊的理性，即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勝利，而工具理性的膨脹則不但無以實現人類普遍的自由，反而將走上"鐵籠"的命運。（註：R.J.Bernstein, ed.Habermas and Modern-ity,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5,p5-6.）在某個意義上，韋伯是一位"後啟蒙"的思想家，他不是反啟蒙，但他對啟蒙的理性觀，對現代性方案卻表露了深刻的懷疑與保留。
社會學之誕生與現代社會或社會之現代性之出現之關係，已如上述。其實，在19世紀為社會學奠基的學者，從聖西蒙、孔德到杜凱、韋伯，無不以現代性為研究的課題，另一位影響社會學發展極大的馬克思（K.Marx,1818-1883）亦受啟蒙影響至深， 他擁抱人類"解放"的觀念就是啟蒙價值的核心。故他被視為"啟蒙之子"（ 註：M.Sorup,Post-Structuralism & Post -Modernization,Harvester Wheatshelf,1993,p166. ）。馬克思對啟蒙方案所造成的現代性有深刻洞悉，他認為這個現代性是由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建構，他對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特別是它的生產力，給予最大的讚美，但他也看到這個現代性的黑暗面，所以他也是對這個現代性的最嚴厲的批判者，般曼（Berman）認為他是一個現代主義者，又是一位"反現代主義者"，馬克思希望通過更完全、更深刻的現代性來醫療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病傷。（ 註：M.Berman,All That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Penguin B-ooks,1982,p98.）
二、從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到現代性的論辯
從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上半葉，社會學從歐洲到美國，並逐漸擴展到世界各國。比較地說，社會學或整個社會科學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質與量上都有重大的進展。這個發展與美國在二次大戰後的新角色是有關的。當時，美國不止擁有無比強大的經濟力，在大學系統上更是獨領風騷，並且還具有一種宗教式的樂觀自信的政治意志去重建大戰後的世界秩序，美國社會科學對於新世界秩序的建構，在學術上發展了"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這個現代化理論的源頭可追溯到歐洲的啟蒙方案，但卻是美國的特產。
美國的現代化理論不是單一的理論，它在經濟、政治、社會、教育等多個領域有不同的理論表述，但一個佔主流地位的理論內涵是：現代化的根源是科學理性，它所擁抱的是"發展"（development ）的意理，它的發展基調定在工業化（經濟發展）上，並認為工業化有一個內在關連的成長模式，不同的社會或國家，最後會產生某種同質性的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結構。美國的現代化理論視美國的文明為現代文明的高峰，也即是現代性的典範。
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受美國當時哈佛大學的社會學家柏深斯（T.Par-sons）影響最深，柏深斯的理論堂奧闊大，但在他整個理論工作中最突出與有意義的是他對現代性的論述。他是一個十足的現代主義者，是一個徹底沒有鄉愁的思想家（nostalgic thinker）。 他對現代性方案有毫無保留的擁抱，論者更認為他關切的，不止是美國，而且是全球的現代性問題。（註：參見Roland Robertson & Bryan Turner, eds. Tal-cott Parsons, Theorist of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1,特別看第一章、第三章。）柏深斯的現代化與現代性理論，基本上是進化論觀點，他認為韋伯的理性化過程不是隨意性的，而是有方向性（directional）的， 並且這個理性化有普世性的意義。他以西方，特別是美國為現代性的領先者，美國的現代性會隨現代化向世界擴展，到下一個世紀或更遠的時間，這會是世界的主要趨向，最終則是一個他稱為"現代型"的社會的完成。（註：T.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N.Y.Prentice-Hall,1971,pp139-143.）
美國的現代化理論不止是美國社會科學的一種發展理論，也是美國政府與民間（基金會）的一種發展策略。（註：Robert Bellah et al,The Good Society,N.Y.Vintage Books,1992,pp232-234. ）它實際上成為美國對第三世界的發展藍圖，亞洲四小龍的臺灣與南韓的現代化過程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個理論的實踐形態。的確，美國的現代化理論與二次大戰後出現的全球的現代化有一定的關係，不過，這個理論在50與60年代雖盛極一時，但到70年代則開始受到質疑與挑戰，美國現代化理論由盛而衰，原因極為複雜，但主要原因是經驗上的與學理上的。在經驗上，現代化在許多非西方社會不但未見現代文明的建立，反而造成了社會的斷裂、不公、失序、價值顛亂等現象，因而引起對美國的不滿。在學理上，美國現代化理論之"西方中心觀"（或更確切地說"美國中心觀"）及其背後後實證主義觀念都受到非議，並受到70年代左右崛起的依賴理論、帝國主義論、世界系統理論等批判，這些理論雖沒有能取代現代化理論，但二次大戰後，現代化理論的支配性地位則一去不返了。
70年代，現代化與現代性的問題在西方學術界一片寂靜，到了80年代，情形丕然一變：這不是美國現代化理論的復甦，而是啟蒙方案／現代性方案重新提到學術的論壇。有趣的是，現代性問題之再成為人文學界與社會科學界的論述的主題，與"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之興起有微妙關係，正因為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挑戰，開啟了現代性／後現代性的論辯。後現代主義一詞之意義，曖昧而多歧義，幾無共識的可能。（註：見Theory,Culture & Society這個學術期刊，在一九八八年六月，Special Issue on Post-Modernism, vol. 5, No. 2 Sa-ge Publications,p195. ）"後現代主義"是相對於現代主義而言者。現代主義主要是文學、繪畫、建築上的風格或文化運動，簡單說，它是現代性的文化，而"後現代主義"則是對現代性的美學上的反思（aes-thetic reflection ），它是"後工業社會"或後期資本主義的文化現象。嚴格言之，後現代主義與"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不同，"後現代性"有時是指一種特殊思想的風格，或者是一種心智狀態。（註：Z.Bauman,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gledge ,1992,pvii.）它與"基礎主義（哲學上）的終結"、"歷史的終結"連在一起，不過，更確切些，應把"後現代性"看作是有別於現代性的社會、經濟、政治的制度結構的形態，亦即它應有不同於現代性的社會秩序的特殊風格。 （註：參見 A.Giddens, The Conference of Modern-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45-52.）應指出者，在學者的論述中，"後現代主義"與"後現代性"二詞常是互用、混用的，故有的論者就把二者視為一體（註：見Terry Eagleton,The Il-lusion of Postmodernism,Oxford,Blackwell,1996,pviii.），後現代主義的論述始於70年代的法國一群，包括傳柯（M.Foucault）、李約塔（Jean-Francois Lyotard）、鮑地拉（Jean Baudrillard ）等思想家，到了80年代在美國風行。般曼（Berman）指出：
後現代主義者認為現代性的視野已關閉，它的精力已耗盡--即是說，現代性已過時了。後現代主義的社會思想對一切如道德與社會進步及為個人自由與大眾快樂的集體希望加以諷蔑，而這些集體的希望是十八世紀啟蒙的現代主義者遞傳給我們的。這些希望，後現代主義者說，已經證明破產，最好的也只是無益、無用的空想，最壞的話則成為支配及畸形的奴役的發動機。（註：M.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op cit,p9-10.）
簡單說，後現代主義的矛盾直接指向啟蒙方案或現代性方案，幾乎凡啟蒙所標舉者皆一一加以懷疑、否定，後現代主義的思想習性是懷疑經典的真理觀、理性觀、客觀性，懷疑、否定普遍進步或解放的啟蒙思維。用李約塔的說法，他拒絕一切"全能性"（totalizing）的社會理論，抨擊一切大敘述（grand narative），如科學理性將帶動人類發展之類的敘述。他說："大敘述已失去可信性，……不論它是臆測性的敘述，或是解放的敘述。"（註：Jean-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9,p37.）
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之批判，實際上也非新事物，自19世紀以來對現代性之批判就從未停止過，作為一個現代主義者的韋伯對現代性方案批判之深刻更非一般後現代主義者所能及，在這個意義上，後現代主義只是現代主義的延續或激進化。（註：在這裡值得提出，"現代主義"與"現代性"之間的關係。二者有合，也有分，現代主義始終是現代性的一種批判，現代主義一直以來是不信科技的力量可以解決人類所有的問題，也不信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所作的現代性的大敘述。 見Roy Bo-yne & Ali Rattansi,"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By Way of an Introduction", in Boyne & Rattansi eds, Postmode-rnism and Society, N.Y. Macmillan, 1990, p9.）賴熙（Scott Lash）更認為現代主義與現代性之間有一基本的割裂（break ），現代主義對啟蒙的現代性方案究竟是深化或是傷害作用仍為未決的爭議。 （ 註：Scott Lash, Sociology of Postmodernism, London:Routledge 19-90,p123-124. ）在這裡，我想指出，在現代性／後現代性的論辯中（最著名的是李約塔與哈伯瑪斯之間的論辯），我們看到的是"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的"破"，但很少看到對"後現代性"的"立"，特別是我們還看不見現代性已經過去的論證，或"後現代性"作為一種新社會形態已經出現。（註：後現代主義對社會科學，特別對社會學的批評不是沒有意義，但後現代主義即沒有提出有力的另類社會科學，參見P.M.Rosenau,Post -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173- 174。就我所見，社會學者中主張社會學者應改弦易轍，認真從事"後現代性"的分析，建立"後現代性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Post- modernity ）者只有鮑曼（Z.Bauman），見其所著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op cit, pp26-67,及pp157-204.）後現代主義者哈山（Ihab Hassan ）感嘆現代性頑強地不肯隱退，說："何時現代期會結束？曾有一個歷史期等那麼久的嗎？……何時現代主義會終止及之後又是什麼東西會來呢？"（註：M.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op cit,P347. ）我傾向於同意般曼的答覆：要見到現代期的終結真還有得等呢！在這點上，我也同意吉亭斯（Giddens）所說， 我們今天並沒有進入"後現代性"的時期，而是進入一個比前更激化（radicalised ）與普遍化的現代性的時期。（註：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op cit,p3,p51.）而我更欣賞哈伯瑪斯之捍衛現代性方案，並要完善未完成的現代性方案的執著精神。
三、全球化、文化轉向與多元現代性
後現代主義的詮釋甚多，一種對它所作最同情與理解的詮釋是：後現代主義並非反理性， 而是反"全能觀的理性"（ totalizing idea of reason，此將理性與恐怖綰結一起）； 後現代主義也不反對"合理性"（rationality）， 而是"合理性"的多元性的存在構成了後現代主義的理論立場。（註：參見Barry Smart, Modern Conditions, Pos-tmodern Controversies,London:Routledge,1992,p180. ）誠然，後現代主義之講異質性，講多元，它所提供的是一個闡明"差異性"（dif-ference）的理論框架。（註：I.Wallerstein,et al, Open theSocial Sciences,Report of the Gulhenkie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中譯本，《 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劉鋒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p56-57.）
後現代主義之對"差異性"敏感與重視，論者指出這與全球化（g-lobalization）現象之出現有關的。全球化在西方激發了一種反應，即重新去發現特殊性、地方性與差異性，從而產生對西方現代性本身之限制的反省。故在某個意義上，全球化產生了"後現代主義"（註：Mike Featherstone, Undo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s, Postmodernism and Identity, London:Routledge 1995, p114.）。的確，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特別是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中，現代化已變成一全球現象，也即全球的現代化，儘管現代化在非西方世界發生許多問題，招致不滿與抗拒，但正如墨西哥大詩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帕斯（O.Paz ）所說："第三世界強烈地需要現代主義的富有想像與批判性的精神活力。"（註：M.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op cit,P126.）事實上，第三世界，特別是東亞社會，現代化都成為國家社會發展的意理或語言，從全球的視野看，現代化還正是一個方興未艾的運動，至於西方思想界所談的"現代之終結"的後現代性論述，事實上只限於西歐與美國才有經驗的意義。（註：Z.Bauman, 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op cit,p187.）以此，史馬脫（B.Smart ）下面的觀察是很有意思的：
那麼，現代性之終結，最好是用來指西方現代性之終結，或者，溫和地說，西方現代性之終結已經在望，西方已經隨著一種疲憊之感達到"巔峰"，但在東亞及世界其他地方卻沒有一點疲象，他們都正在追求他們自己國家和文明的帶有混合性的現代性。以此，比較合適地應該說多元現代性（modernities ），而不是現代性了。（註： B.Smart,Un-doing Culture,op cit,p83-84.）
全球化，在吉亭斯的眼中，是西方現代性的擴大，亦即是一個在全球尺度上的西方現代性。他認為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裡，沒有"他者"（the others）。（註：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op cit,p63,p175.）這個看法不能說全錯，的確，西方現代性的制度，從市場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到民主政治，幾乎已全球化，啟蒙的一些價值如民主、公正、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已為大多數的現代化的國家的人們所承認與接受。不過，這卻不能說全球化即是西方現代性的擴展，羅勃遜（R.Robertson）更認為全球化產生現代化， 他說只有在全球化了的世界裡，"他者"（the other）的問題才會出現。（註：Rola-nd Robertson,Globalization,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2, p145.）的確，在全球化過程中，我們所見到的並不是簡單的現代性的同質化現象，而恰恰是見到各個地方文化的異質性，事實上，正因為全球化與"後現代主義"，在學術論述（我強調，特別是西方學者的論述）中，越來越多顯示必須揚棄簡單化的啟蒙的普世主義來詮解世界的多樣性的現代圖像。（註：參見Joel S.Kahn,Culture,Multi-culture,Post-cultu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5,pp125-126. ）而全球的現代化中所以出現大量的異質性現象，基本是因為文化，故學者中已有"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 ）及重新回到以文明作為分析架構的呼籲。 （註：Robertson,Global-ization,op cit,第二章、第八章。其實， 社會學者中，如B.Nelson,N.Elias,S.N.Eisenstadt 等早已用文明作為世界變遷的分析單位，最近政治學者亨廷頓（S.Hungtington）在Foreign Affairs（Sum-mer 1993）"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及其後他出版的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Y.Simmon & Sch-uster 1996，也強調主張以文明作為分析單位來理解今日全球政治。）
"文化轉向"之產生與當代的"文化的現代性"（cultural mode-rnity）之研究密切相關， 而要了解文化的現代性則只有採取一個對"現代"的全球概念，亦即揚棄歐洲中心與西方中心的概念架構，這些概念架構是把"現代"與特殊的西方之工業化、都市化等觀念連在一起的。（ 註：Anthony King,"The Times and Spaces of Modern (or Who Needs Postmodernism?) in M. Featherstone, S. Lash & R.Robert-son,eds,Global Modernitie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5,p119.）佘龐（G.Therborn）從全球的空間視野指出，在全球化中，必不可假設有一個全球的"大統合者"（ great unifier），他指出到現代性有四個主要的大門，所以要了解現代世界之多樣性，就需要"去西方中心"（de-westernized），而現代的歷史社會的發展不能嵌入到"西方及其他"（west and the rest）這樣的一個程式中。（註：G.Therborn,"Routes To/Through Modernity" in Featherstone,Lash & Robertson,eds,Global Modernities, op cit, p137. ）學者中（我強調特別是西方的學者），越來越有一種自覺，即一些關係到西方文明的核心的目標或價值，以及與之相連的"現代性方案"之所以"未完成"，是因為它的完成是不可想像的，而它的價值也是可疑的。（註：B.Smart,"Mo-dernity,Postmodernity and The Present" in B. Turner,ed.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0,p27. ）我們知道在現代性／後現代性的大論辯者，哈伯瑪斯是"現代性方案"的捍衛者，他充分意識到現代性本身產生的病態（特別是"生命世界的殖民化"），更了解到理性在歷史過程中的扭曲，所以他毫不假借地面對韋伯的理性問題，在工具理性之外，提出"溝通理性"的理論，以期達到"生命世界的去殖民化"，並使現代性之潛能得到充分發揮。（註：Habermas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二巨冊The Theory Comm-unicative Action,Translated by T. McCarthy,Boston:Beacon Press,1984.）哈伯瑪斯的工作是否可使"現代性方案"再現生命是很難有確切答案的。不過，我只想指出，哈伯瑪斯的理論很少措意現代性的全球化問題，不寧唯是，他的現代性理論，如泰勒（C.Taylor）所指出，與過去二百年來討論現代性的理論無異，都是一種"現代性的非文化理論"（acultural theory of modernity ），亦即是撇開了文化的因素來考察現代性問題的。泰勒以為持這種理論者以西方的傳統社會經歷了一個"轉化"才出現了現代的格局的，而這個"轉化"是一種"文化-中立"（cultural-neutral）的運作。他們把現代性看作是理性的成長，如科學意識的成長，俗世觀或工具理性的發展。"現代性的非文化論"把社會的這個轉化看作是任何文化都會經歷以及必難避免經歷的過程。泰勒有力地指出，"現代性的非文化論"者對於現代性的理解是片面與歪曲的，它的錯誤是把一切現代的事物都歸屬於必須來自西方的"啟蒙的整套東西"，他稱之為"啟蒙整套觀的錯誤"（the enlightenment package error）（註：Charles Taylor,"Inwardness and Culture f-or Modernity"in H.Honnath,T.McCarthy,C.Offe & A.Wallmer eds,P-hilosophical Interventions in the Unfinished Projects of Enli-ghtenment,Translated by William Rehg,Cam-bridge,Mass,the M.I.T.press,1992,pp88-112.）。泰勒警告：
現代性的非文化論"，將使我們無法擔當或者是今天社會科學最重要的任務：即了解今日世界不同地方正在建構的全面的多樣的"另類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 它把我們鎖進一個種族中心的牢穴，把我們自己的形式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充滿自信地不自覺到我們在做什麼。（註：Zbid,p93.）他又說：
對西方現代性的一個較好的理解應該使我們更能認識到正在世界其他地方發展的另類現代性，更能把他們從一個虛假的普世性的扭曲的鐵柵中解放，也能把我們從我們自己的種族牢中解放。（註：Zbid,p108.）
泰勒這樣對西方種族中心主義嚴肅的警告，正反映了西方學術界一種在全球化中的自我反思；這種反思的智慧正是理解全球的多元現代性所需要的。
四、文化認同與中國社會學的定位
相當弔詭的是， 全球化一方面正在形成一個"全球體系"（ 註：Leslie Sklair,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NY:Prentice-Hall,1991. ），但另一方面卻更突顯了各民族文化、歷史傳統的差異性。從全球空間的角度來看，今天整個世界，特別是非西方的世界，都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無可爭議的，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不可能不模仿或採擇西方的現代性，或西方的文明的一些內涵，在一定意義上，全球化必然會出現某種匯合（concergence）的現象， 此在經濟與科技的領域尤為顯著。包姆（Baum）有一個很有用的觀點，即各個社會現代化的結果，有的方面會匯合，有的方面則會分流，有的則不會變。（註：R.C.Baum, "Beyond convergence: Toward Theoretical Relevance in Quantita-tive Modernization Research", Sociological Inquiry,44(4),1974.）經驗顯示一個極有意義的現象，在全球現代化過程中，非西方人因現代化之增加，不但沒有被"西化"淹沒，反而增加了對本土文化認同的增加，亨廷頓（Huntington）對此有很深入的觀察：
在開始，西化與現代化是緊連在一起的，非西方社會吸收大量的西方文化，逐步地走上現代化。但，當現代化步伐增大後，西化的比重減少了，而本土文化再度復甦。更進一步的現代化則改變了西方與非西方社會之間權力的平衡，並增強了對本土文化的承諾。（註：S.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voking of The World Order,op cit,pp75-76.）
亨廷頓是說，在非西方社會現代化之早期，是西化促進現代化，在現代化後期，則現代化推動"去西化"，這是很能掌握非西方社會之文化動態的。其實，我們可以說，在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的起初階段，根本只有向西方學步的份，現代化的精英努力的重點往往是"去傳統"，打倒傳統，其文化認同的對象是西方文化，而不是本土文化。本土精英中之反西化的聲音則是微弱無力的，是缺少市場的。他們是西方文化支配的世界格局中被忽視、被遺忘的"他者"，但當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取得一定成果時，他們的自信增加了，並對西方的模式感到懷疑，而相信他們可以發展自己的現代性模式，尼斯勃（J.Naisbitt）在《亞洲大趨勢》中所描寫的亞洲人自覺地要以亞洲的方式來現代化的現象（註：J.Naisbitt, Megatrends Asia,Nicholas Brealy Publishing,1995, p93-94.），正是亞洲人尋求"另類現代性"的表現， 也是亞洲人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顯示的文化認同。中國人或亞洲人，在建構"另類現代性"上還有一條長路要走。
我想指出，建構"另類現代性"實際上也就是建構不同於西方現代文明的另一種現代文明秩序。對中國人來說，就是建構中國現代的文明秩序。中國在19世紀末葉之前， 不止是一個帝國， 也是一個文明體（civilizational entity），具有一獨立的文明秩序， 但這個文明體在西方衝擊下已一步步崩解。百年來，中國一個接一個的現代化運動，就目的言，無非在建構一個中國現代的文明秩序，或建構一個中國的現代性。（註：參見金耀基《中國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北京大學學報》，第33卷，1996，第1期，第20-27頁。）
建構中國的現代的文明秩序，是現代中國人無可迴避的道路，用帕斯的話，這是"命定的"（註：帕斯說："現代化對墨西哥而言是唯一理性的，事實上也是無可避免的道路。現代化會基本性地改變或更替墨西哥人世世代代依循的道德規範，不是所有這些家庭價值、生命目標、社會規範的改變都是正面的。"他認為墨西哥是"命定地現代化"（c-ondemned to modernization）的。Octavio Paz,"The Search for Va-lues in Maxico's Modernization",Asia Wall Street Journal,June 1,1994. ）。從這個觀點來說，北京大學可說是建構中國現代性的思想殿堂。事實上，一百年前（1898年2月）在康有為、 梁啓超等變法維新派的推動下，清光緒皇帝下令籌辦北大前身的京師大學堂，就是中國最早現代性大學的開始。而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第一個喊出"科學與民主"口號的就來自北京大學，而"科學與民主"正是歐洲啟蒙運動最重要的象徵價值，也即是"啟蒙方案"或"現代性方案"的最重要內涵。（註：參見金耀基《五四新傳統的批判與繼承》，收入金耀基《中國社會與文化》，牛津大學出版社，1992,pp184-197.）
講到"啟蒙方案"或"現代性方案"，當然不能不講社會學。社會學，據我所知是1915年進入北京大學的。社會學，如本文前面所述，是啟蒙的產物，是源於西方的，北大校長嚴復於 1898 年所譯的斯本塞（Spencer）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 也許是中國有社會學著作之始。無疑的，社會學是隨"西潮"而來中國的。（註：見Ambrose Y C K-ing（金耀基）and Wong Tse-song, "The Development and Death of Chinese Academic Sociology: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Soci-ology",Modern Asian Studies,12,1(1978)U.K.pp37-58, pp184-197. ）社會學在中國的命運如中國現代化的行程一樣，充滿曲折，而今天，它在中國現代化的巨大新工程中，顯然有更重要的位置。我相信中國社會學與西方的社會學一樣，它應該定位在研究現代性這個課題上，而在建構中國現代性的工作上，則中國社會學將面對更富理論性的挑戰。
來源：愛思想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