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晨陽 馮麗妃
近日,有消息稱美國某大學已開始對一名「大腕」級PI展開嚴肅學術不端調查,並已暫封其實驗室。
該指向嫌疑較大的是美國東北大學教授託馬斯•韋伯斯特(Thomas Webster)。目前,他有72篇論文被掛在同行評議網站Pubpeer上。
前段時間,201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格雷格·塞門扎(Gregg L. Semenza)也深陷「造假門」。
近年來,論文造假事件屢屢曝出,涉及人物不乏重量級學術大咖。
於是,人們質疑,「大科學」時代讓論文越來越難管嗎?在動輒數十人乃至上百人的大團隊裡,經常以通訊作者身份出現的學術帶頭人如何做到為每一篇論文負責?當有人說「我們的圖片放錯了,但結論是對的」時,他們的辯護成立嗎?……
針對這些問題,《中國科學報》採訪了包括諾獎得主在內的多位國內外專家。
蹭了諾獎得主「熱點」,18年前論文被扒
最近,猶他大學學者約瑟夫·普爾哈爾(Josef T. Prchal)一直在忙著「破案」,儘管「案發時間」已經過去近20年了。
他發表於2002年的一篇論文被人質疑「一圖多用」,而這篇論文的倒數第二個作者正是近日身陷「造假門」的諾獎得主塞門扎。(塞門扎是「細胞感知氧氣」這一科學領域的開拓者。從今年9月左右起,陸續有40多篇塞門扎署名的論文被掛在知名學術打假網站Pubpeer上,時間跨度長達18年。這些論文被質疑一圖多用或圖片PS,少數文章還被質疑存在倫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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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冬天,普爾哈爾當時還在美國貝勒醫學院工作。他去俄羅斯的楚瓦什地區採集了一批楚瓦什紅細胞增多症(當地一種特有疾病)患者的樣品。經初步研究,他們發現一種基因突變可能跟疾病有關。
之後,他們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塞門扎,以及牛津大學的其他合作者一起完成了這項研究。
被同行質疑的是一張蛋白質印跡(WB)數據圖片。在這項檢測蛋白質表達水平的實驗中,對照組和試驗組的條帶圖像看起來一模一樣。作者由此推論,患病個體(試驗組)和不患病的個體(對照組)相比,VHL蛋白的表達水平是一樣的。論文寫道:相關基因突變並不影響VHL蛋白的穩定性。
但有同行懷疑,這根本就是一張圖片被重複使用了兩次,從而得出蛋白表達沒有顯著差異的「偽結論」。而類似的問題,在這篇文章中還不止一處。
黃框內的圖片被質疑重複使用(DOI:10.1038/ng1019)
「很顯然,這張圖片的數據是站不住腳的。」普爾哈爾回復編輯說,「很不幸,我之前沒有注意到。」
接下來,就像調查一樁陳年舊案那樣,普爾哈爾嘗試聯繫所有相關人員。上述實驗的實際操作者是論文第一作者——博士生索尼·昂(Sonny O. Ang),他當時在另一位博士後的指導下開展研究。
索尼·昂回復了導師的郵件。他表示自己當時使用的筆記本電腦作為機構財產,已經在畢業時歸還實驗室了。而所有相關的病人DNA、細胞和試劑等都保存在實驗室的冰箱裡。
普爾哈爾只好再去翻冰箱和電腦。但他的實驗室在2006年搬過一次家,冰箱顯然有更替過。最終,他們在一些液氮儲存罐裡,找到了這些封存至少14年的細胞。目前普爾哈爾正在嘗試用這些細胞重複上述實驗。
而另一項重要證據——索尼·昂製作的原始X光片,普爾哈爾還沒有找到。「我隱約記得我檢查過這些X光片。我想這個圖片可能是出現了剪切和粘貼錯誤吧。」他說。
「大科學」時代讓論文越來越難管嗎?
隨著「大科學」時代的到來,實驗室的規模越來越大,跨機構跨國合作的範圍在擴大,論文的參與者在增多。幾十人甚至上百人的課題組,十幾名甚至幾十名的作者數,已經變得司空見慣。
「而且,在那些規模較大的實驗室,PI(學術帶頭人)很少親自操作實驗,他們主要負責申請資助並監督工作。」知名學術打假「獵人」伊莉莎白·畢克(Elisabeth Bik)說,「這似乎是大多數實驗室的情況。」
因此,對諾貝爾獎得主等學術「大牛」來說,如何在這麼大的團隊裡確保每一個成員、每一篇論文、每一個數據的誠信,無疑是巨大挑戰。特別當多個團隊合作時,狀況還會變得更複雜。
那麼作為PI,該如何防止各式各樣的欺詐在自己的實驗室裡暗地滋長呢?
「首先,原始數據必須根據國際標準仔細記錄、可靠存檔。在此基礎上,PI有必要了解數據是如何獲得和分析的,並且確保這些結果可以在實驗室內重複出來,得出的結論具有統計意義。」諾貝爾獎獲得者科學聯盟(LSA)科學顧問委員、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史蒂夫·凱伊(Steve A. Kay)對《中國科學報》說。
伊莉莎白·畢克給出的建議則是:「PI應該定期與實驗室成員見面,了解他們的研究進展。這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見面,還要檢查手稿中的數字是否與實驗室中獲得的數據相匹配。如果PI沒有時間,就應該任命高級實驗室人員來接管這項責任。」
「PI應該記住,只在自己真正參與研究的論文上署名,而不能僅僅因為你是這個學院的院長或系主任。如果發現了不當行為或嚴重錯誤,還要對其更正或撤回負責。」她說。
「科研工作本質上是人的創造性智力活動。因此論文的質控,歸根結底是對人的把握——如何把人管好,把人用好。」科學網博主、中南大學教授喻海良對《中國科學報》說。
據南方某高校教授吳軍(化名)講述,德國一位世界頂級的學術「大牛」,所轄團隊有近200人,每年論文產出數量可達百篇。團隊成員要見他一面,需要提前半年以上預約,每次見面時間只有30分鐘。但迄今為止,這位科學家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學術聲譽。
他的管理秘籍包括:首先在全世界範圍內遴選最優秀的學生,從源頭上保證團隊質量。然後選拔科研能力和管理能力都突出的人員擔當各小組組長,建立一個梯級管理架構。最後,他作為通訊作者,每一篇論文都要親自看過才準許發表。
「當然,他犧牲了很多睡眠時間,是業內有名的『拼命三郎』。」吳軍說,「我想,並不是大團隊就一定不好,小團隊就一定規範。而是PI需要正視自己的管理稟賦,量力而行。萬事都有代價,想要擁有更大的團隊和更多的產出,就要付出比別人多得多的心血和努力。」
圖片放錯了,但結論是對的?
「可能放錯了圖片」的博士生索尼·昂在回復導師時特意提到,其他科研團隊開展的獨立研究也得到了和本文類似的結果。
這一點耐人尋味——很多作者即便承認數據有誤,也仍然在為論文的結論辯護。塞門扎事件裡另一位回應的作者同樣如此。他一方面承認「有兩張照片被無意間替換了」,但還堅持強調「這個無心的錯誤並不影響實驗得出的結論」。
作者回應稱無心之過不影響實驗結論
「問題是,不管圖片是真的還是假的,作者都會自然而然地這麼說。」在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LSA發起人兼主席、199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理察·羅伯茨(Richard J. Roberts)如此「吐槽」。
德國獨立科學記者、著名學術打假人萊昂尼德·施耐德(Leonid Schneider)對這種辯解不以為然。「論文的所有內容都會影響結論。」他對《中國科學報》說,「當數據被有意操縱時,整篇論文及其結論就會變得可疑。操縱越嚴重和廣泛,論文就變得越不可信,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就變成了欺詐,無論作者本人如何看待它。」
「即便是所謂『無心之失』,也至少反映出該實驗室的數據管理是馬虎的。」伊莉莎白·畢克補充道。
只有圖片是造假重災區?太天真了!
「圖片PS」「一圖多用」等,似乎是論文造假不變的關鍵詞。而Pubpeer上最常見的一句評論,就是「 Much more similar than expected」,意指論文中的一些圖片明明不該這麼像,可它偏就這麼像。
為什麼圖片數據會成為論文打假的重災區呢?
「因為不以圖片形式呈現的數據,比如點狀圖、柱狀圖等,很難檢測到造假的痕跡——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沒有好的方法來監控這些欺詐行為。」伊莉莎白·畢克表示。
此外,施耐德還特別提醒:「即便被認為更容易捕捉的圖片數據欺詐,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升級了。面對今天正在發生的高級欺詐行為,我們缺少技術,也缺少原始數據的支持來監測它們。」
「事實上,一些不誠實的科學家已經開始偽造『原始』數據了,僅僅是因為先進的技術讓這樣做成為可能。」施耐德說。
科學界需要自淨能力
儘管PI管理不善、「『一作』坑『通訊』」「學生坑老師」等情況頻繁發生,但這絕不是論文造假僅有的模式。
事實上,韓國的黃禹錫事件、日本的小保方晴子事件等學術不端事件中,PI本人都並非蒙在鼓裡。近日還發生了天津大學教授張裕卿長期造假,被學生舉報這樣的極端案例。
「打擊科研造假的關鍵在於,震懾必須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像如今我們常常看到的那樣,只有學生會受到懲罰——PI不應該凌駕於法律之上。」施耐德說,「如果教授可以發表多篇剽竊或篡改數據的論文而不產生任何後果,他們又怎能教導學生不作弊呢?」
「我們要警惕,科學欺詐正在成為一種流行病,靠公眾和慈善機構的錢過活。它正在破壞科學,破壞公眾對科學的信任。它趕走了誠實的研究人員,讓騙子繁殖並接管科學。」施耐德說,「科學界及資助機構必須對科研造假採取行動。取消對騙子的資助。不給他們一分錢,抵制他們!」
「對於如何預防學術不端,我沒有明確的答案。」在與論文造假戰鬥多年後,伊莉莎白·畢克曾對本報表達自己的無奈,「欺詐無處不在,各行各業都有,或許人們永遠無法完全阻止它。」
但此次接受採訪時,她表示自己「仍然堅定地相信科學」。「我希望像我們這樣的人所做的事情(學術打假),可以讓科學界獲得一種自我修正、自我淨化的能力。」
就在記者撰寫本文時,一則消息傳來:美國某大學近期已開始對一名「大腕」級PI展開嚴肅學術不端調查,並已暫封其實驗室。
目前該指向嫌疑較大的是美國東北大學教授、美國醫學和生物工程研究院院士託馬斯·韋伯斯特(Thomas Webster)。他曾發表至少403篇論文,獲得32個專利,基於其技術已成立了9個公司。
在伊莉莎白·畢克等人的密切關注下,韋伯斯特已有72篇論文被掛在Pubpeer上,其中10篇已經勘誤,4篇已經校正。
「變化正在到來,我希望科學期刊和科研機構能夠更快地做出回應,發出更明確的信息:對科學不端行為零容忍。這是恢復人們對科學信心的最好方法。」伊莉莎白·畢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