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北京青年報》一篇文章，以誘導性、暗示性的語言揭發某知名「反轉」人士的網上商城銷售的非轉基因食品價格過高，進而質疑其反對轉基因產業化的真實動機。這立即引發了「挺轉」和「反轉」陣營的又一次不會有任何結果的對掐，雙方也都陷入了一些誤區。
非轉基因的食品就一定得很貴嗎？這不符合事實，市面上絕大多數農產品根本沒有轉基因品種，但照樣很便宜，而且可以便宜到讓農民虧本。如果非轉基因的食品就得貴，那麼這就為推廣轉基因產業化提供了最好的理由。因為支持轉基因的一大理由據說就是提升農業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保證充足供應，降低食品價格。非轉基因也不意味著安全。現在的人難免對農產品的農藥和抗生素殘留、重金屬汙染和非法添加劑心存芥蒂。光靠反對轉基因，並不能解決這些問題，而是需要對農業的生產和市場體系進行通盤的檢討。
但這樣的一場喧鬧，卻再一次把轉基因爭論局限在食品安全議題之上，其他的重要問題仍然得不到討論。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一場夙怨又一次在死胡同裡狹路相逢，問題本身是什麼已經不再重要，只是結下的梁子需要經常性地通過攻擊對方來宣洩，同時各自再一次確認自己的絕對正確。借用劉慈欣在《三體》裡的情節，雙方都被打上了「思想鋼印」。一切都是鋼印與鋼印之間的衝撞，而不是憑藉事實依據的辯證攻防。怨恨有它自己的動力和邏輯，與尋找真相沒有任何關係。但每當怨恨升起，被當槍使的總是科學。
偽命題一：轉基因問題就是科學問題在國內一些轉基因支持者看來，轉基因簡直是檢驗一個人科學觀的試金石，不支持轉基因就意味著愚昧、信謠、保守，不用說什麼理由。
但轉基因恰恰不只是科學問題。科學是關於認識世界，而轉基因在試圖改變世界，現階段是改變世界農業。既然涉及農業，那麼它必然是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顯然，科學的態度應該是堅持在倫理規範下開展研究，但把實驗室以外的問題交給更廣泛的研究和討論。可是，國內一些「科學人士」一方面通過上書領導人、製造公關事件和發動媒體攻勢來獲得政治和輿論影響力，積極倡導轉基因產業化，另一方面卻反對「把科學政治化」，試圖扮演那種老海報上實驗室裡穿著白大褂、舉著試管，身邊轉著原子模型的國家的現代化功臣。
但是，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已經深刻改變了。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簡稱「STS」）領域著名學者堂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在她出版於1997年的一本有著古怪名字的著作《克制的_見證人@第二個_千年. 女男人©_遇見_腫瘤鼠™：女性主義與技術科學》（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 FemaleMan©_Meets_OncoMouse™: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中，把那種老海報上的科學家稱為「克制的見證人」（modest witness）。所謂「克制的見證」（modest witnessing）的提法來自17世紀化學家羅伯特·波義耳，他要求科學家克制地描述自己在實驗中所觀察到的東西，而不去做跳躍式的結論，或者急於建立缺乏依據的關聯，由此來避免主觀判斷和情緒影響科學研究。長期以來，這些克制的見證人在公眾眼中保持著客觀、中立、權威的形象，當他們說話時，人們就像聽到他們的研究對象在說話，而沒有他們自己的主觀態度。
哈拉維認為這種「克制的見證人」的形象已經遠去了。因為科學已經不再只是關於發現客觀世界的真理，而變成了代表超級資本主義（hypercapitalism）改變世界的「技術科學」（technoscience，「技術」重讀）。具有高度標誌性意義的事件是80年代初，哈佛大學兩名研究員通過基因編輯技術研發出了先天攜帶致癌基因，因此極易患癌的「腫瘤鼠」（OncoMouse™），用於癌症研究。1988年，哈佛大學獲得了這項發明在美國的專利，腫瘤鼠成為世界上第一種被授予專利的動物。這種老鼠既是科研成果，也是商品，它入市時的售價為每隻50美元，這一年底，《財富》雜誌將腫瘤鼠列入了當年「十大熱門產品」名單。哈佛大學隨後把該項專利轉讓給了這項研究的資助方杜邦，該項專利直到2005年才過期。此後，更多的遺傳生物學研究在學術機構和企業之間發生。在生物變異的同時，大學和科學家也「變異」了。他們不再是「克制的見證人」，而是成為「學術-產業複合體」（academic-industrial complex）的一員。
如果說腫瘤鼠的研發還帶著攻克癌症的崇高使命，那麼如今的一些轉基因研究很難說除了有商業價值以外，對人類福利有多大好處。比如使用新興基因編輯技術CRISPR工具製造的第一款轉基因生物是一種不會褐變的蘑菇，這樣就可以讓蘑菇長期保持良好的賣相。據《自然》雜誌網站報導，這款蘑菇的發明者正在考慮是否要開一家公司來將這款蘑菇商業化。這樣的研究人員，聽起來更像愛迪生那樣的發明家/企業家，但和波義耳那樣的科學家/「克制的見證人」形象似乎沒什麼關係——儘管他們十分渴望保持這樣的公眾形象。
而他們對所使用的技術的了解，有時並不如他們以為的那樣充分。比如最近受到廣泛關注的CRISPR技術造成實驗鼠基因組內大量脫靶性突變就是一個例子。如果不是用全基因組測序而是像過去一樣用計算機模擬，那一切都還是「安全的」，等換了觀察手段之後，問題才浮出水面。
不過，哈拉維也反對以捍衛「自然的純潔性」的為由反對轉基因，因為這種保守的思想和話語可以被用來排斥「異類」和「雜種」，無論是對物還是對人。但是，這已經不是當今世界各地反對轉基因觀點的主流。
哈拉維反對以捍衛「自然的純潔性」的為由反對轉基因。偽命題二：反對轉基因就是捍衛食品安全在歐洲、美洲、印度，同樣有圍繞轉基因的爭論，也同樣造成了社會的分裂。但那裡對轉基因的質疑，既不局限於吃，也不都出於「捍衛純潔自然」的保守思想（即便仍然有，比如基督教會）。重要的議題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生物多樣性問題。人類數千年來從個體差異巨大的種質資源中選取最能適應本地環境和最能抵抗災害的品種加以繁衍，人類農業才生生不息。但是，商業化種子追求整齊劃一，抹消遺傳差異，在它們強勢佔領市場的過程中，農民千百年來繁育出的具有豐富多樣性和環境適應能力的傳統品種被迅速淘汰。這不只是轉基因種子獨有的問題，但過去的雜交種子從未像如今的轉基因種子那樣，以少數幾個品種覆蓋如此廣袤的地球農田，過去的育種行業也從未像如今的轉基因育種行業這樣集中化。這在一個氣候變化的時代，把雞蛋放在少數幾個籃子裡，給農業帶來巨大的風險。一旦轉基因主糧品種像電影《星際迷航》裡那樣無法抵禦氣候變化，而實驗室裡的「科學家」們又不再能夠基於生物多樣性開發出能夠適應新的氣候條件的種子，那麼人類恐怕只能像電影裡一樣離開地球了。
其二，智慧財產權問題。轉基因種子製造商對它們的種子施加智慧財產權限制，不允許農民自己留種育種。這會讓農民在種子這種基本生產資料上依賴於通過激進的兼併整合之後的少數幾家寡頭種子公司，喪失對種子的議價權。諷刺的是，這些種子公司所賴以研發轉基因品種的種質資源，正是農民們千百年來前赴後繼，秉著真正的「開源」精神選育的成果。
第三，簡單粗暴的解決方案。轉基因技術常常承諾通過解決一個遺傳問題來解決所有問題。無論是BT蛋白殺蟲還是抗草甘膦，有人說這無非是半個多世紀以來田野中的化學戰爭的延續，不斷用更厲害的單一方案來解決所有新的問題，而不是整體看待農業所處的生態系統。這樣一套非常強勢卻又高度簡化問題的方案，也讓傳統的生態農學知識被邊緣化乃至丟失，無助於讓農業變得更加可持續。
第四，民主法制問題。在國外體現為反對轉基因企業通過政治影響力弱化監管，幹預學術研究，操縱輿論，侵犯公眾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在國內則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的監管不力、信息不透明和腐敗。國內廣泛的盜種和去年曝出的國家轉基因檢測中心造假都屬此列。可是這樣的信息卻無法像「食品安全」那樣有效抵達廣大受眾。
所以，轉基因爭議中，雖有科學爭議，但遠遠不只是關於科學，也遠遠不只關於食品安全，它更關乎農業的公平和生態可持續。這就是說，即便是非食用性轉基因作物（比如棉花），或者是在本地種植但僅供出口而不進入本地食物鏈的轉基因作物，也不會讓問題消解。
真命題一：轉基因與農業路線的選擇歸根到底，轉基因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產物，只有在工業化農業全球擴張的大潮中，它才有一個備受寵愛的角色。
國內的轉基因支持者常以兩點理由來要求它的產業化。其一，是增加產量餵飽人民。其二，是保持農業競爭力，抗衡進口產品。關於前者，無論是事實，還是國家糧食戰略都不支持。截至2015年底，中國糧食生產實現了十二年連續增長，糧食庫存達到歷史高位。以至於農業部長韓長賦在2016年3月表示「十三五」時期不追求糧食連續增產。此外，關於轉基因是否增產本身沒有一致的結論，而常規技術的增產潛力也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釋放，因為它們的研發和推廣投入要比轉基因的小太多。
或許是因此，第二種理由開始放大音量。它說，如果中國不加緊推廣轉基因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升農業競爭力，那麼中國的農業在外國廉價轉基因進口面前將不堪一擊——中國本土大豆業，就是這樣一潰千裡的！似乎有道理，但這種觀點有一個值得推敲的大前提，那就是中國放開進口轉基因產品，並擁抱全球化的工業化農業（中國大量進口來自美洲的廉價轉基因大豆和玉米用於滿足我們快速擴張的工業化養殖），卻不問那些出口過的轉基因產業以什麼為代價？是誰擁有、誰得益？以及，是否還有另一種大前提，另一種總體方案可供選擇？
在很大程度上，轉基因爭議是關於全球農業路線的選擇——是該追求資本主導模式，還是家庭農業主導的模式。
前者基本認為搞農業和搞工業是一樣的。只要藉助資本、科技和化石能源，以及足夠的土地，就可以不斷提高農業生產率。同時通過全球化的市場，就可以解決全世界人的吃飯問題，並創造巨大的財富。
但這一方面忽視了農業要素中充滿了生命和生態系統，與無生命的工業系統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過度榨取必然有生態後果，而化學農資的大量使用，已經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汙染，只不過當食品也受到汙染的時候，才尤其引起人們的注意。這套模式也造成經濟權力的集中，它固然能夠創造巨大財富，但分配極為不公，控制著關鍵生產資料以及農產品的加工和分銷渠道的大型企業可以拿走產品最終售價中的絕大部分，而初級農產品的生產者只能獲得小部分甚至零頭，與此同時他們還要面對市場全球化所帶來的劇烈價格波動（比如在中國，前年是牛奶，今年是豬肉），經常還在大型農企在農業產業鏈上頻繁的垂直整合的過程中，被擠出市場。關於靠它餵養全世界，也是個迷思。世界糧食安全的現狀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當糧食被作為商品和投機對象的時候，就未必要給最飢餓的人。
後一種選擇，關注農民的權利和潛力，畢竟他們仍然承擔著地球上大部分的農業生產。它讓農民掌握土地、水資源、種質和必要的金融資源，從而可以擁有經濟上的獨立性，不依附於他人。它看到這種小規模的農耕體系在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保護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方面的價值。小規模農業固然也需要通過技術革新來提高生產效率並增加附加值，但那是節制資本、可以被農民充分掌握和擁有的「適宜的技術」。
聯合國將2014年定為「國際家庭農業年」，這是在「綠色革命」思維主導世界半個多世紀之後，對農民價值的遲來的承認。聯合國試圖以此突顯家庭農業和農民農業在捍衛糧食安全、保護生物多樣性、管理自然資源，均衡營養，推動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價值。
在更早的2009年，世界銀行和糧農組織等五個聯合國機構共同發布了一套系列報告《十字路口的農業》（Agriculture at a Crossroads）。它是110個國家和地區政府以及400名專家共同參與、為期三年的「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簡稱「IAASTD」）的工作成果，被認為是迄今對當今世界農業知識、科學和技術最完整、最權威的大盤點。有人稱IAASTD 是農業領域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或許部分因為其主任Bob Watson曾是後者的主席。它的可貴之處，是沒有把提高生產力作為唯一的評估指標，而是把消除貧困、改善健康、實現公平而可持續的發展這些常被忽略的維度共同考慮進來，來衡量農業知識、科學和技術的有效性。
該報告的基礎觀點是：面對我們今日的諸多挑戰（環境汙染、資源枯竭、氣候變化、金融危機等等），主流的以不斷增加產量、壓低農場出品價格為目標，同時將農業生產的社會和環境成本外部化的那套從「綠色革命」延續下來的工業化農業的範式已經行不通，必須找到替代性的方案。替代性的方案部分在於充分挖掘小規模、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經營主體以可持續方式餵養全世界的潛力，這需要尊重他們的權利，給予他們充分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IAASTD最初的緣起，正是2002年世界銀行與企業和NGO關於轉基因的科學認知狀況的討論。報告對轉基因技術也進行了系統性的評估。它指出關於轉基因作物的環境影響和經濟收益的研究呈現出非常不一致的結論，幾乎沒有共識。在經濟收益方面，它寫道：「對大規模生產者來說，存在來自轉基因的積極的農場經濟收益，但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小型生產者來說，積極影響的證據就較少。」
在評價生物技術（轉基因是其中的一種現代形式，此外也包括常規育種）時，系列報告中的「綜合報告」（synthesis report）中寫道：「生物技術應被用於維護地方技能和種質資源，以使進一步研發的能力保留在地方社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一冊中寫道：「政策制定者應該超越追求生產率和產量的視角，更加全面地看待生物技術，去處理有關能力建設、社會公平和地方基礎設施等更廣泛的社會議題。」這些，既可以被看作對當前轉基因產業體制的批評，也可以看作對它未來可能做出的貢獻的期待。
真命題二：立足日常生活，追求公平、生態的農業回到這次「反轉者」賣「安全食品」的爭議。這裡面有三重邏輯錯位：
第一，過度關注食品安全不能有效討論轉基因問題；第二，僅僅拒絕轉基因也不足以保障食品安全，我們的食品已經因為過度的農業化學品使用和環境汙染而變得不安全；第三，我們不可能在農業尚未變得更「健全」的情況下實現食品的安全，食品安全也不應該是農業的全部追求，它還應該能讓農業生產者過上體面的生活，能夠保護生態環境，維持農業生物多樣性，傳承傳統文化，留得住鄉愁……而其中很多正是確保食品安全的條件。
食品之所以不安全，歸根到底是因為農業生產在市場壓力的驅使下，片面追求產量和虛假的附加值（比如豬肉健美、黃瓜戴花）。要解決這個問題，不能指望僅僅從終端入手，像本輪爭議中那家網店那樣對每種農產品都進行檢測，並展示報告——畢竟檢測多少種項目才算夠呢？而是要在源頭上讓整個農業體系變得更加公正、環保、尊重自然規律。這意味著必須讓農業脫離工業化思維和資本的邏輯，看到農業生產與生命和生態系統的密切聯繫，避免過度榨取，避免將農業與生態系統割裂、與自然規律背道而馳。同時，像IAASTD所倡導的那樣，看到小規模生產者實現可持續農業生產的潛力，向他們提供他們本應享有的支持。
這需要全社會的支持，但已經有一些人走在了前面。國內已經出現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既不要超標農殘，也不要轉基因，也不希望農民得不到合理回報，或承擔不可預知的市場風險。於是，他們自己結交農民、考察農場，通過團購、農夫市集、CSA（社區支持農業）等手段，與農民開展合作互惠的直接或短鏈交易，讓合作互惠的原則取代冰冷的市場原則和資本邏輯，讓農業中所蘊含的多重價值得到珍視，使之不只是另一種獲取利潤的手段。
在這樣的合作中，農產品的定價一方面能夠會包含更多原本被忽視的生態與文化附加值，另一方面，也變得更加透明和公道。
這場「先鋒實驗」的生態生產和消費運動，正契合了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供給側改革」的任務——「促進農業農村發展由過度依賴資源消耗、主要滿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綠色生態可持續、更加注重滿足質的需求轉變」，非常需要政策制定者、科研機構和媒體的跟進，讓它變得更加主流。
作者蔣亦凡是微信公眾號「谷聲Gusheng」主編(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