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承軍
美國名記者埃德加·斯諾（Edger Snow）曾在1935年底「一二·九」運動爆發期間及時向歐美的一些報社和通訊社發稿報導，從而使得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以最快速度傳播到全世界——這是長期以來常見於一些親歷者和研究者著作文章中相當普遍的一種說法。
最早提出此說的是與斯諾有著師生情誼的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執委會文書陳翰伯。在運動爆發前後的一段時間內，他與張兆麟（燕大學生自治會主席）、黃華（燕大學生自治會執委會主席），以及黃敬（北大數學系學生）、姚依林（清華大學歷史系學生）等學運骨幹經常到斯諾家裡打聽消息，議論時局，並商討如何開展學生運動。陳翰伯在《在斯諾的小客廳裡》（《讀書》1979年第九期）一文中回憶道：
我們去拜訪他的時候，他已辭去燕大教席，專任《紐約太陽報》的自由投稿記者……事先，我們已經通知斯諾夫婦。我們把宣言、口號、遊行路線和集合地點（新華門）對他們說了。十二月九日晚上，斯諾給《紐約太陽報》發了一封長電報，稱這是北平學生的又一次「五四」運動。在北平的外國記者，只有斯諾一人發了一條獨家刊載的新聞。
陳翰伯是與斯諾關係較為稔熟的「我們」中唯一對此事做出回憶的見證人，文章發表後，當時仍健在的張兆麟、黃華、姚依林三人均未提出異議，故陳說就此被研究界奉為圭臬，並因襲延用至今。
而美國學者約翰·馬克思韋爾·漢密爾頓（John Maxwell Hamilton）所著《埃德加·斯諾傳》（學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是國內外學界公認的一本資料詳實、質量較高的斯諾傳記，其中亦有相似記載：
斯諾在發給《倫敦每日先驅報》的電訊稿中是這樣報導遊行的：「此地大規模的學生遊行示威，起因是抗議日本強佔北方領土的陰謀。學生運動經常改變中國歷史，它是革命的。」
以上描述多年來被人們引用並流傳，然而，斯諾當年是怎樣具體報導「一二·九」運動的？這是筆者在研究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過程中一直很想追根溯源弄清楚的一個問題。
報導內容反映的是運動爆發前一個月的情況
由於在國內查檢《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的原件有較大難度，2017年8月，筆者約請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政治系博士生Jingyuan Qian在美國圖書館幫助查找1935年12月份斯諾在這兩種報紙上刊發新聞電訊的情況。結果發現《紐約太陽報》於12月9日刊載了一則斯諾寫的有關近期北平學生運動態勢的報導，刊出時間恰巧與 「一二·九」運動爆發當日一致，但斯諾發文給報社的時間卻是11月12日，從時間上即可看出，其報導內容反映的應為運動爆發前一個月的情況。
那麼，斯諾這篇報導究竟說了些什麼？讓我們看看由Jingyuan Qian翻譯的該報導中譯版全文：
中國學生再掀學潮冷酷鎮壓後，青年運動重獲生機——日本方面反對
發自埃德加·斯諾
北平，11月12日，一個新的學生聯合會的創建，結束了中國學生在很長一段時期的沉寂。這個學聯目前已獲得代表了北平與天津十一所大學、公學和高中的男女青年的支持。
該學聯近期進行了第一次集體行動，在行動中學生代表們開會並起草了一份宣言，並通電全國，發出了組織起來、爭取民主權利的號召。
在此同時，一份請願送呈給了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六中全會。
提出三項要求
這一請願提出三項有關恢復公民權利的要求。這些請求包括：其一，言論、出版和結社的自由；其二，確保結束針對學生的非法逮捕、拘留和監禁，且非經合法程序不得對任何大中學生採取行動；第三，和平的公眾集會應當被允許，不受警察或國民黨特務的騷擾。後兩條據稱所指的是當今在公立教育機構中建立的諜報機構，這些諜報機構常常奉「藍衣社」之命行事。「藍衣社」是由蔣介石委員長身邊的國民黨要員所執掌的一個秘密的半法西斯性質組織的成員。
「我們曾想像」，該請願接著寫道，「當我們迎接這個新政府掌權時，我們實際見證了千年專制制度的結束。然而，自從現政權開始至今，沒有一項承諾是兌現了的。」據可靠消息稱，一共有30萬青年在新的獨裁政權下被殺，而「失蹤」的人數也許同樣之多……自由出版書籍是人民的一項權利，但1934年單是在北平，就有1000種不同的書籍被焚毀。
代表15000名學生
這份請願的副本，及重複了上述控訴的學生宣言被送往報社和遍布中國的學生團體。鑑於這一新學聯的中央委員會由每所學校所承認的學生集體選出的代表組成，這場新生運動所代表的學生總數預計將達10000至15000人之多。
在沉寂多年之後，中國的青年學子中間這些充滿生機的信號蘊含著許多意義。記者從學聯主席張兆麟處了解到，這些為恢復民權所做的努力僅僅是一場全國性運動的第一步，學生希望能通過發動這場全國性運動來「重振」中國的青年。
身為「美式」的燕京大學大四學生的張先生相信，如今領導運動的使命擔負在他同校的學生們身上，因為「這是中國唯一的結社和出版自由未被完全剝奪的一所學校。」
1918年的學生運動
張先生斷言，中國學生「在歷史中比其他任何國家的學生群體所發揮的影響力都要大」。
在1918年由北平學生組織、並在短時間內延及全國的聲勢浩大的「新青年運動」，拉開了一場意義深遠的文化改革的序幕。這場運動的衝擊，最終讓儒家傳統的痕跡與舊式教學方法從學校中清除。一種稱為「白話」即「通俗口語」的新語言受到尊崇，並成為了中國第一個全國性語言的雛形。整個政府——曹錕所領導的腐敗的「安福系」，即「安寧與快樂」政權——被摧毀了。整個省份——富饒的山東省，原本準備在凡爾賽會議中割讓給日本，這令中國與會代表心驚膽戰——得救了。
學生聲援的分量，在1926-1927年的國民革命爆發前後，再次重大地影響了歷史的平衡。孫逸仙博士在革命中賦予了學生們責任重大的角色。當蔣介石委員長1927年奪取政權時，數以千計曾為革命成功奉獻一己之力的學生遭到了屠殺。
然而，青年運動保存著足夠的生機，以至於在1931-1932年間日本侵略滿洲時學潮再次爆發。50000名學生前來南京抗議國民黨對日本的消極政策，這實際導致了蔣介石領導的政府的下臺。然而，蔣介石重新執掌了政府，讓學生的行動無功而廢。
當下的運動是否能獲得像過去一樣的分量是值得懷疑的。運動最終的目的，是將中國的青年在抵抗外國侵略這一基礎上組織起來。如今，學生受到的壓迫並非來自本國統治者，而是日本方面。
該報導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該報導全貌如上所示，它在當時起到的重要作用乃至當今極高的史料價值，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首先，斯諾是第一個向世界披露「中國學生再掀學潮」的西方記者。他將之前學生公布《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這一運動發起準備階段的重大舉措，包括始發原因、具體步驟、宣言梗概、歷史背景及今後展望都作了客觀詳盡的分析介紹，從而使得廣大國外讀者對中國青年運動現況及來龍去脈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概括性了解。
其次，該報導揭示了運動爆發的一個關鍵成因。
「一二·九」運動爆發之前，在北平所有大中學校中，哪一所學校表現最為突出且起到領軍作用？不難看出，其時以張兆麟為首的燕大學生自治會有一種「天降大任於斯人也」的氣概，且行動迅猛。現有史料可佐證：國難當頭，燕京大學學生自治會是最早行動起來尋求國內外進步力量和輿論同情支持的學生團體。他們利用其主辦的《燕大周刊》呼喚同學們團結起來，一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他們通過斯諾帶信給宋慶齡先生求教，並得到宋先生的及時回信鼓勵和支持；他們也試圖通過斯諾將宣言發表在國外報刊上以求擴大影響。
從這個角度看，80多年後新發現的這篇報導更顯得彌足珍貴，它讓我們從細枝末節中了解到當年斯諾對學生們實實在在的幫助。
話歸原點，《紐約太陽報》其實並沒有及時刊發斯諾寫的「一二·九」運動爆發的相關報導。陳翰伯所言「十二月九日晚上，斯諾給《紐約太陽報》發了一封長電報」的消息無疑出自斯諾本人，這一信息來源本無問題，但電報發出後能否及時刊出卻不是斯諾能拍板決定的事了。換言之，斯諾發出一條獨家新聞可以確認，但陳翰伯等人此後沒有（也不可能）親眼看到《紐約太陽報》上的這條「獨家刊載的新聞」。據筆者近年檢視與研究所掌握的材料，斯諾當時並非《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派駐中國的正式記者，而是與包括這兩種報紙在內的多家英美報社籤訂合同的特約自由記者，其稿件不能保證每篇都能刊登，甚至有的稿件在編輯部壓得時間較長。亦或，報社在收到斯諾的專稿後，對中國情況不太了解的編輯們認為剛剛發過一篇關於中國學運的稿件，沒必要再接著發，此應為這篇獨家新聞最終未能刊出的原因吧。
再看《倫敦每日先驅報》。1930年至1935年期間，斯諾在該報上刊發過數篇有關中國時局的報導文章。該報於1935年12月10日刊登了一篇關於「一二·九」遊行示威的報導，題目為「China Urged to Fight 3000 Demonstrate in Peking City Gates Shut on Marchers』Are we Japan’s Colony？」（《北京三千名示威者在城門關閉情況下促進中國反抗——「我們是日本的殖民地嗎？」》），因文章未署名，故不能確定由斯諾一人所寫。倒是北平學聯發動「一二·一六」大遊行的第二天，該報及時刊發了斯諾寫的一篇題為「Swords Flash in Streets of Peking Patriot Students Storm City Gates」（《北京城門下閃耀著愛國學生的劍光》）的報導，
從時間上推斷，這篇報導或為《埃德加·斯諾傳》一書中所提的那篇「電訊稿」。
為了將「一二·九」運動爆發的重大新聞及時傳向世界，學生們提前一天將計劃透露給斯諾，斯諾又將消息通知了在北平的其他西方記者。次日清晨，斯諾夫婦和其他西方記者與學生們一起走上街頭，他們用手中的筆、相機和攝影機記錄下這一改變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的那一瞬間。然而，80多年過去了，時至今日，我們除能見到大都出自斯諾之手的「一二·九」運動的一些珍貴的照片、影像，以及學人們筆下未經證實的些許傳言性質的說法外，卻不能完整無誤地見到斯諾和他的朋友們當年實時實地採寫的通訊報導文章，這種狀況不能不說是研究「一二·九」運動的一個缺陷。限於篇幅，筆者謹對斯諾關於「一二·九」運動最早的一篇報導予以詳介，算是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更多有志於此的學人的關注、思索和考證。如是，相信一定會有更多的新材料被陸續發掘和介紹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