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儘自己生命 播下未來種子 追記英年早逝的復旦大學教授鍾揚

　　原標題：中國夢·申城美丨燃儘自己生命播下未來種子追記英年早逝的復旦大學教授鍾揚

　　10月11日，中共復旦大學委員會作出《關於開展向鍾揚同志學習活動的決定》。13日下午，復旦校黨委舉行學習鍾揚同志先進事跡大會，號召全校黨員、幹部和師生向鍾揚同志學習。

　　復旦大學黨委委員、研究生院院長、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鍾揚同志，2017年9月25日在出差途中遭遇車禍不幸去世，年僅53歲。

　　復旦校黨委在《決定》中稱：鍾揚同志忠誠於黨，熱愛事業，把生命最寶貴的時光奉獻給祖國最需要的地方。他堅守報國理想，每年跋山涉水數萬公裡，盤點青藏高原植物資源，收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顆種子，為國家和人類儲存下綿延後世的基因寶藏。

圖說：鍾揚在復旦大學研究生院的辦公室復旦大學供圖

　　「不希望是真的！」鍾揚教授逝世的消息一傳開，整個復旦校園沉浸在哀傷中。

　　「任何生命都有其結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懼，因為我的學生會將科學探索之路延續，而我們採集的種子，也許會在幾百年後的某一天生根發芽，到那時，不知會完成多少人的夢想。」鍾揚曾經這樣說。

　　30餘年從教、16年援藏、10年引種紅樹……復旦大學教授鍾揚的名字總是和植物聯繫在一起，他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松柏，在艱苦環境中生長起來的植物才有韌性，生長得慢卻剛直虯勁。他踐行著這樣的信念，把生命最寶貴的時光，獻給祖國最需要的地方。

　　9月25日，53歲的他如同一顆種子回歸大地，而他留下的千萬顆種子終將綻放新生。

　　永遠都在援藏的路上

　　2015年，因為長期高強度工作，鍾揚突發腦溢血，幸好被及時發現送醫。在被救治甦醒後的ICU病床上，他口述寫下一封信，裡面有這樣一段話：「這十多年來，既有跋山涉水、冒著生命危險的艱辛，也有人才育成、一舉實現零的突破的歡欣；既有組織上給予的責任和榮譽為伴，也有竇性心律過緩和高血壓等疾病相隨。就我個人而言，我將矢志不渝地把餘生獻給西藏建設事業……」

　　16年前，鍾揚隻身踏上地球「第三極」，盤點青藏高原的生物資源，探尋生物進化的軌跡。他說：「研究生物的人當然應該去西藏，青藏高原至少有2000多種特有植物，那是每個植物學家都應該去的地方。」很快，西藏成為他科研的沃土，同時更成為他服務和奉獻的家園。

　　2010年，鍾揚成為中組部選派的第六批援藏幹部。３年後，他又申請留任第七批援藏幹部。又是3年期滿後的2016年，由於西藏大學相關學科建設處在緊要關頭，大病初癒的他毅然再次申請留任。面對組織上對他身體狀況的關心和擔憂，他反覆表示沒有問題，還自費到醫院作了體檢，最終憑著體檢合格報告和個人反覆爭取，入選了第八批援藏幹部。

　　對鍾揚來說，他永遠都在援藏的路上。「青藏高原的植物資源從來沒有進行過徹底盤點，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種質源庫中，也沒有西藏地區的植物種子」，鍾揚急切地想盤清西藏的生物「家底」。在野外考察途中，沒有水，就不洗臉；沒有旅店，就裹著大衣睡在車上；大雨、冰雹從天而降，就躲在山窩子裡；還有幾乎所有類型的高原反應……這些，鍾揚幾乎都經歷。從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從阿里無人區到雅魯藏布江邊，到處都留下鍾揚忙碌的身影。不管多麼危險，只要對研究有幫助，他就去。藏族同事給他起了一個特別的名字「鍾大膽」。

　　「在漫長的科考途中，我深深地覺得，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僅僅是一位生物學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在鍾揚看來，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才培養迫在眉睫，當地生物學的可持續發展需要一支科研「地方隊」。16年間，他為西藏大學申請到了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成為西藏自治區第一位長江特聘教授，幫助西藏大學培養出第一位植物學博士並申請到第一個生態學博士點，帶出了西藏自治區第一個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隊，開始參與國際競爭。「援藏，不僅是奉獻，更是與當地師生一起，探尋可持續發展的動力。」鍾揚這樣說，更是這樣做。

圖說：2013年，鍾揚參加上海市慶祝教師節活動現場，背景是講述他援藏事跡的微電影《播種未來》

　　找尋良種送給未來

　　2010年上海世博會英國館的種子殿堂令人震撼不已，但很少有人知道這其中相當部分種子是鍾揚提供的。鍾揚和他的團隊收集了近千種植物的4000萬顆種子，其中最為珍貴的是在高海拔地區的瀕危物種。這些種子相當一部分收入了國家種質庫。只要有科研機構有需求，鍾揚都會毫不吝嗇地贈予。

　　這些珍貴的種子來自於大自然。扎西次仁是鍾揚在復旦指導的一個藏族植物學博士生，在確定了「西藏巨柏保護的遺傳學研究」博士論文課題後，師徒倆用三年時間在藏東南地區沿雅魯藏布江兩岸調查巨柏的分布與生存狀況，直至將現存的3萬餘棵西藏巨柏登記在冊，並對其野生種群一一標記分析。

　　有一種植物名為擬南芥，研究價值堪比果蠅和小白鼠。尋找特殊的擬南芥材料，成為全球植物學界競爭的方向之一。在鍾揚指導下，許敏和趙寧兩位學生利用休息時間，每周末都坐公交、爬山路，到海拔4000多米的山區（西藏雅魯藏布江流域）探尋，終於找到一種全新的擬南芥生態型。鍾揚將其命名為「XZ生態型」，這既是兩位年輕人姓氏拼音的縮寫，更是西藏首字母的組合。「這是西藏的饋贈，也是大自然的回報」，鍾揚說。

　　鍾揚又說：「這些種子可能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後才能發揮作用、造福人類。生物學就是這樣的一門學科，我們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採種子，眼前沒有任何經濟效益。但因為國家需要、人類需要這些種子，做我們這些基礎性研究的，心裡想的就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

　　紅樹林奇蹟落戶上海

　　鍾揚的植物情緣不僅生長在雪域高原，也盛開在距離相隔4000公裡、海拔相差4000米的上海臨港。在上海浦東南匯東灘溼地附近一塊十畝大小的田地裡，種植著一片綠色的樹苗，那是鍾揚培植的紅樹樹苗。最高的樹苗已經長出地面兩米多了。他創造了一個奇蹟：在緯度最高的北半球地區，成功實現人工栽種紅樹林。對於上海，意味著可能產生更大的奇蹟：如果在海邊廣泛種植紅樹，50年後，上海將擁有美麗的海灘，成為一座「迷人的海濱城市」。

　　2000年，鍾揚到上海執教。作為一名植物學家，他一直在思考，為什麼上海的海濱「光禿禿」的呢？鍾揚說，儘管位於東海之濱，上海很少被人以「海濱城市」來描繪，「因為上海的海邊，沒有美麗的沙灘，也沒有茂密的紅樹林。」100多年前，人們將歐洲的懸鈴木（法國梧桐）引入上海，一度成為十裡洋場街道的象徵。鍾揚認為，紅樹也能像法國梧桐一樣，在上海生根。可是，剛開始，鍾揚申報紅樹林項目，並沒有得到有關部門支持。人們普遍懷疑：上海的天氣條件，紅樹林能種活嗎？在此之前，在中國，人工栽種的紅樹林，最北的在溫州（北緯27°03′-28°36′）。位於北緯30°40′-31°53′的上海種紅樹，能否抗過冬天的低溫？

　　鍾揚決定試一試。他查到，上海曾有過紅樹林，二十幾萬年前的化石就是證據。在中科院時，他還了解到原產於南美洲亞馬孫河流域的鳳眼蓮引種到中國並廣泛傳播的過程。植物對環境有強適應性，鍾揚相信，紅樹林能在上海落地生根。

　　8年時間裡，紅樹林遭遇過無數否定和不可抗的天災。2008年的冬天，罕見的冰雪冷凍災害席捲整個中國南方，上海1月至2 月的平均溫度比往年同期低2℃。鍾揚的紅樹林試驗田剛剛經營第一年，就遭遇滅頂之災。此外，出沒的野兔時常啃食這批紅樹。「第一年栽的時候很痛心，好不容易長出來的苗子還被兔子吃了。」

　　鍾揚沒有放棄。第二年，新種的紅樹全部活了下來。更驚喜的是，第一年貌似死去的紅樹，竟然又「復活」了。那些紅樹儘管葉子都掉光，只剩下光禿禿的枝幹，可是根還在生長。鍾揚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寓意，人和樹都要堅持下去。」

　　心繫國家不知疲倦

　　在一部名為《黨員說》的微視頻中，鍾揚被這樣定義：「一名黨員，就是甘於成為先鋒者，向更高的高度攀登。」鍾揚教授用自己的行動實踐著共產黨人的誓言。

　　十幾年不知多少次進出青藏高原，在海拔數千米的高山上連續奔波探查，長期的高原生活和過高的工作強度，使個子高大的鐘揚心臟肥大、血管脆弱，每分鐘心跳次數只有44下。他曾說，「我有一種緊迫感，我再給自己十年時間。」如今，一場車禍殘忍地奪走了他所有的時間。

　　鍾揚曾這樣詮釋對生命高度的理解，「在一個適宜生物生存與發展的良好環境中，不乏各種各樣的成功者，它們造就了生命的輝煌。然而，生命的高度絕不只是一種形式。當一個物種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須迎接惡劣環境挑戰的時候，總是需要一些先鋒者犧牲個體的優勢，以換取整個群體乃至物種新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這就是生長於珠穆朗瑪峰的高山雪蓮給我的人生啟示，它將激勵我畢生在青藏高原研究之路上攀登。」

　　復旦經濟學院教授石磊說，「一位不知疲倦、心繫國家的植物學家就這樣匆匆地走了！他踏遍山野叢林溼地雪域採集的種子將長出廣袤無際的新綠。」這一天，無數人為鍾揚流淚，回憶與他相識交往、受他指點感染的點點滴滴。

　　的確，他播種未來，為國家挺起科學的脊梁；他燃盡生命，為社會留下不朽的溫度。鍾揚儘管走了，但他留下的種子將會給這個地球孕育無數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