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鍾揚教授，是那個曾經說過，要給100年後的上海留下一片紅樹林，在上海造出一道美麗的海岸線的人。他果真花了10年時間在南匯的海邊篩選出一批樹種，如今已有一片小小的紅樹林初長成，而且不用再生活在暖棚裡了。
他也是那個花了十多年時間，默默地在青藏高原收集種子，為了給我們的後代保留足夠生物多樣性的人。他說：「如果一百多年以後還有癌症，如果那時候人們發現有一種植物有抗癌作用，而由於氣候變化的原因，這個植物在西藏已經沒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個姓鐘的教授好像採過，那不就造福了大家了嗎？」
就在上個月，他在接受文匯報記者採訪時還興衝衝地說：「到了我這個年齡，其實在哪個崗位都不重要了，我已經想好了100個小故事，要為小學生們錄下來，這些故事都是從一個問題開始，既有趣又有科學性，引導孩子學會提問。」他還想好了第一個故事是從「長頸鹿會不會遊泳」開始。
他還在策劃，要召集一批熱心的科學家為中學生們排演舞臺連續劇，專門為高中生展示不同的大學、不同的專業，名字就叫「那些大學，那些專業」，因為「每年接待太多的孩子和家長，他們對大學既不理解，對專業更不了解」。
可是，這些紅樹林不會再等到鍾揚周末抽時間去看它們了，而這100個小故事也很難再繼續下去了……因為這個一輩子都在收集種子的人，在今天早晨6點多從內蒙古鄂爾多斯趕往銀川的出差途中，遭遇車禍，永遠離開了人世。
「鍾老師幹活，真的太拼了！」
當消息傳到復旦大學，所有的人第一反應都是，「鍾老師幹活，真的太拼了！」早晨6點多就趕路，這對鍾揚來說並不稀罕，他的工作時間常常要到凌晨三四點，常和他打交道的人往往會在半夜一兩點收到他回復的郵件、修改的文章。
熟悉鍾揚的人都知道，他算得上是個傳奇人物——
過去十多年中，他為國家和上海的種子庫，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四千萬顆種子，在他看來，是為人類的未來儲存下了希望，也是豐富的基因寶藏。
他為西藏大學申請到第一個生態學博士點，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成為西藏自治區第一位長江特聘教授，培養出了西藏大學第一位植物學博士，帶出了西藏自治區第一個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隊。
他在開展青藏高原生物資源研究的過程中，幫助西藏建立起的科研「地方隊」，已在進化生物學等研究方面，與日本、歐美鼎足而立。
他曾經說過：「任何生命都有結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懼，因為我的學生會將科學探索之路延續，而我們所採集的種子也許會在幾百年後的某一天生根發芽，到那時不知會完成多少人的夢想。」
前年，他因長期太過疲勞導致腦出血，住院很久。痊癒後，他和身邊的人說，自己做了三個決定：第一是不再喝酒了，因為長期在青藏高原野外考察，天冷時晚上會喝酒禦寒；第二是短期內不坐飛機出差了；第三是暫緩去西藏考察。
可是，「除了第一個決定他做到了，另外兩個決定沒過多久，就被『打破』了。」 與鍾揚同年被引進到復旦大學的生命科學學院教授盧寶榮告訴記者，鍾揚做完這個決定沒多久，就又坐著飛機出差，又去西藏了。今年，他又有一名藏族博士生畢業了。
遵從內心，聰明而有大智慧
1979年，鍾揚初中剛畢業，就考上了中科大少年班。當時，他的父親任湖北省高招辦主任。當年，為了讓更多被文革耽誤的年輕人能夠上大學，湖北省出臺政策，不允許非畢業班的學生參加高考，因此父親禁止他去參加高考，因為自己的兒子不能破例。
去年，他在以自己的藏族名字「索頓」為筆名，為本報撰寫的文章《一個招辦主任兒子的高考經歷》中，回憶了這段往事。（文章連結：一個招辦主任兒子的高考）
於是，鍾揚瞞著父親，悄悄地到母親的戶籍所在地湖南報名高考，一舉考上了中科大少年班。結果，他學了五年信息科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了中科院武漢植物研究所，一待就是15年，並由此愛上了植物學研究，還擔任了副所長，算是幹到了「副局級」。
2000年，他放棄一切待遇，兩手空空地來到復旦大學任教。他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人就是要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才能不負人生。我對植物學感興趣，但我們當時的植物研究所只能在華中地區轉悠，而在高校搞研究，想去哪兒就能去哪兒。就只做個普通教授又怎樣呢？」
不久後，鍾揚被復旦大學聘為生命科學學院常務副院長。2001年，他又放棄了副院長的職務，到西藏大學擔任一名普通教授。他說：「研究生物的人當然應該去西藏，青藏高原有2000種特有植物，一顆種子可以造福千萬蒼生。那是每個植物學家都應該去的地方。」
一提起鍾揚，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年輕教授李輝說：「鍾老師是有大智慧的人。做科學研究的人很多，但真正有科學思想，能夠稱得上科學家的人不多。鍾老師就是那種對自己的研究對象有宏觀理解和哲學思考，並且能夠站在更高的高度來看自己研究領域，同時能做出出色研究，並做精彩科普的人。」
每一個聽過鍾揚講座的人，都感懷於他的智慧和遵從內心的經歷。每一個懷念鍾揚的人，不妨去上海自然博物館走走看看，館內關於青藏高原的中英文介紹，都是他逐字推敲寫出來的。讓青藏高原這樣生物資源豐富的地方與上海這樣生物多樣性相對匱乏的地方聯合起來，造福人類，一直都是鍾揚的心願。
個性鮮明，最關心人才培養
在西藏十多年，為了調查和保護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樣性，在海拔2000多米到6000多米的高原上，鍾揚一年要行走3萬公裡。為了趕時間，他的工作沒有固定的時間表，休息更是只能見縫插針，常常只能在累的時候打個盹。
「鍾老師幹活太拼命，他想要做的事情太多，太累了！」盧寶榮說，研究生院的工作瑣碎而繁多，凡是鍾揚想到的事情，他從來都不耽擱。
除了研究，鍾揚最關心的就是人才培養。「研究生的『水課』太多。」鍾揚幾次在接受採訪時談到這一點。但要解決這個問題，談何容易？！身為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鍾揚想盡辦法，設計了研究生FIST課程項目，在寒暑假邀請學術大師為研究生密集授課，「也許我不能改變所有課程的質量，但可以藉此提高研究生的學術品位，讓他們知道什麼是好的學術。」
有導師平時培養學生不用心，但到了學生論文盲審通不過時，就要到研究生院來吐槽。鍾揚老師卻說：「當我們發現了問題而不說出來，那問題就會越來越大。」
盧寶榮和鍾揚一度都在復旦大學生物多樣性科學研究所共事。有一年，研究所的負責人面臨退休，誰來當所長？最受所裡成員尊重的鐘揚只說了一句話：「誰最年輕，誰來當所長。」果真，所裡最年輕的教師擔任了所長，將研究所運行得有聲有色。
鍾揚的實驗室裡，有研究生、本科生，甚至還有初中生。不久前，他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他的實驗室也對中學生開放，不是教授知識，也不是為了幫助學生得獎，帶他們做項目，而是每周和這些中學生聊天，聊科學，也讓他們看實驗，「只要學生肯花時間，沒有急功近利的想法，他們可以在這裡親眼看到、並且感受到科學研究的成功與失敗的過程，這比給他們講授一些空洞的道理更有意義。」
鍾揚教授援藏微電影《播種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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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鍾揚做客「一席」，講述了自己通過收集一顆顆普普通通的種子來造福蒼生的追求和故事。謹以此文緬懷鐘揚教授。
大家好，我是鍾揚，植物學家，來自復旦大學和西藏大學，非常高興今天有機會跟大家講一講種子的故事。作為植物學家，我們經常在講，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
1984年，我大學畢業以後到中國科學院工作了16年，是在中科院的武漢植物研究所。我們所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植物是獼猴桃，它是1904年由大英國協國家的傳教士和那些專門來尋求各種各樣奇花異草的人，在湖北宜昌農村意外發現的，我們叫他們「植物獵人」。
我們今天知道它叫獼猴桃，可是當時即使在宜昌城和武漢都沒有人吃它。找到這種植物以後，他們覺得它成熟了以後味道非常美，而且有一種特殊的風味。我們現在知道它維生素C的含量特別高，酸和甜的比例會隨著時間變化帶給這種水果一種特殊的味道。
他們當時從樹上剪下來20多根枝條帶了回去。在我們現在植物學家看來，這簡直是個意外。為什麼？我們今天知道了這個植物是雌雄異株，所以他光把雄的剪回去，或者把雌的剪回去，是無論如何不能繁殖的。而當時全世界的生物學家沒有一個人知道植物的雌雄異株的機制。
順便提一句，植物雌雄異株的機制後來被知道，是因為日本科學家從中國的銀杏中發現了植物的精子，才知道植物原來有雌雄之分。大多數植物是雌雄同株的，一類植物上既有雌花也有雄花，它們可以授粉，可以繁育後代。
而像這種雌雄異株的植物需要巧合。20多根枝條帶到了大英國協國家，最後終於傳到了紐西蘭。最後在紐西蘭他們居然用一個副本，一個雄性和兩個雌性進行雜交，得到了紐西蘭非常重要的品種，在國際上被取名叫Hayward。
獼猴桃在紐西蘭取得成功是來自中國的一個植物的基因，一個植物帶過去了，成了我們廣義上的「種子」，我們叫植物種質資源。
幾年前，我被紐西蘭國家生物資源的會議邀去作大會報告，當時主持人說鍾教授告訴我們一個紐西蘭如何從中國偷了獼猴桃的故事。我用的英文詞叫「引進」，他用的是「偷」。確實，因為並沒有拿籤證，也沒有跟我們任何部門申報，所以那不應該稱為引進。
但是他們還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首先，他們的植物學家進行了反覆研究，終於篩選出世界上最好的品種之一，Hayward；第二，他們相關的文化管理和經濟學家們，巧妙地把英文名稱Chinese gooseberry改成了Kiwifruit。
Kiwi是紐西蘭的一個國鳥，這樣的話在國際市場上讓人聽起來就像是紐西蘭的東西。而且這個名稱後來又被翻譯回中國了，變成了奇異果。
另外他們也有管理學上成功的經驗。他們跟我們不一樣，他們獼猴桃種植區旁邊必須要建機場，以保證三天之內能夠運到全世界各地。而我們的獼猴桃現在還拿來扶貧，什麼地方不能運，我們就什麼地方種獼猴桃。
最後的結果是，我們無論如何也吃不到那麼新鮮的獼猴桃。這當然是一個管理上的問題。紐西蘭解決了這些問題以後，利用中國的這個資源，讓獼猴桃成為了紐西蘭第一大產業。這讓中國植物學家也倍感心酸。
但是紐西蘭的植物學家也不輕鬆，為什麼？因為他們國家一個排第一的農業產業，居然建立在中國的三棵植物身上。
那麼我們來設想一下，如果他當時取的這三棵植物並不是整個獼猴桃種群裡最好的呢？如果這個獼猴桃有一種病害，有一種蟲害，有一種特殊的東西能夠對它進行毀滅性的打擊呢？那麼紐西蘭的農業就要遭受這麼巨大的損失嗎？所以他們知道真正的遺傳寶庫在中國。
而僅僅在湖北，在武漢，我們大概收集了70多種獼猴桃。這70多種有的並不好吃，有的長得並不好，但是它是我們今後的真正的種子。
獼猴桃只是一個例子，更重要的例子，糧食作物的「綠色革命」在國際上是由歐美驅動的，最後在墨西哥等國家廣泛在70年代發展起來的高產作物來自一種矮稈基因，叫HYV。
我們現在回頭來看，主要是從野生資源中篩選到了矮稈基因，植物不需要長那麼高，特別是農作物，長矮一點，讓它的營養生殖減少一點，多結一些種子。發現矮稈基因的科學家羅曼·保爾先生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
在我們國家，大家知道袁隆平先生在海南島發現了一種叫野稗的野生稻子資源。然後通過反覆的選育，終於得到了雜交水稻，帶來了我們農業上完全可以稱為革命的一些變革。
我自己本人也參加了上海農業基因中心的工作，我和羅立軍教授一起，到處去收集旱稻。在我國的雲南、貴州、湖南這些山區裡面，農民在缺水的時候也種一些水稻。它看起來產量並不高，可是實際上有很好的耐旱性。我們收集了大量農家土生土長的品種。
我們也把它進行雜交，最終獲得了一個新的品種，叫雜交旱稻。袁隆平先生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發明獎一等獎的同時，我們獲得了國家的二等獎。今後在上海地區和江南地區缺水的情況下，我們也可以獲得這樣的種子資源。
種種這些跡象表明，如果我們能獲得種子，對我們的未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這些種子可以為我們提供水果，可以為我們提供花卉，改善我們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有糧食作物。還有比它更重要的嗎？還有，那就是醫藥。
我們的醫藥也缺乏，很多是來自天然產物。包括我們現在了解到的青蒿素，它也是來自植物，一種叫青蒿的、黃花蒿的植物。如果有了它的種子，我們就可以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進行栽培，從中獲取青蒿素這樣有用的藥物。
但是非常糟糕的是，由於全球環境的破壞，人類活動的劇烈，在了解和知道它能否被利用之前，它就已經沒有了。怎麼辦？很多科學家就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案。2000年新的世紀到來以後，科學家終於決定把這些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想法付諸實現。世界上目前最引人注目的種子庫是斯瓦爾巴特種子庫，我們稱之為種子方舟或末日種子庫。
它設置在離北極1000公裡左右屬於挪威管的永久冰川凍土層裡面。不僅是工程上、科學上設計非常精妙，而且它還特地考慮了人類在遭受核打擊和停電的情況下，到底種子能保存多久。
因為我們現在保存種子基本是超低溫和乾燥兩種方式。超低溫大多數是靠空調來實現的，如果停電了以後怎麼辦？這裡面包括了人類的劇烈活動，有些完全是作死的行為。由於進化的原因或者由於環境氣候變化，一部分植物要死去，或者要消失掉。但是我們居然自己還可以打仗，通過打仗來消滅我們的生物資源。
所以在這樣的一種特殊情況下，斯瓦爾巴特的種子庫它不僅能夠保護一批種子，更重要的是有非常強烈的警示意義。只要它立在北極這個地方，就讓我們清楚地了解到生物多樣性並不太多了，我們應該行動起來。
科學上光靠這個不行，我們還需要更為精妙的設計，那就是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首先它收集的地方非常地廣泛，在那裡可以輕易地找到來自非洲和亞洲所有的種子。因此我們可以分析全世界關於種子的現狀，以及評估環境變化以後種子的狀況。
第二個特點，它的收集的目標非常明確。因為那裡的科學權威特別多，所以它非常系統地來收集一些農作物的種子。
舉個例子，我本人對它裡面的豆科植物特別感興趣。我自己一點都不喜歡吃豆類的東西，特別是後來到西藏時間久了以後，由於痛風等原因，我對豆類植物更不感興趣了。在西藏豆類植物也不多，主要是青稞，可是青稞現在面臨著巨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就來自全球環境變化。
科學家已經做過分析，在過去的60年間，青藏高原的年平均氣溫上升了二點幾度。一方面這是個喜訊，這二點幾度會導致農業增長。你如果有機會再到西藏旅遊的話，就會發現西藏的山變得更綠了，而且我們平常的植物在周圍長得更好了。
但是凡事有一個極限。如果氣溫再這麼繼續升高，我們預測當年平均氣溫提高四度的時候，西藏的農業將面臨崩潰。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情況下，我們一定要研究一個應對的措施。因為我們無法改變全球氣候的變化，所以只能想如何去應對它。
我們的鄰國印度已經開始遭受氣溫上升的災難了。我們發現它在進行替換，它在教當地人吃一種叫黑豆的東西。黑豆原來就有，但是產量不高，或者栽培的面積不大，所以它必須經過豆類植物的改良。然後讓他們吃各種各樣他們原來不吃的豆子。
這個工作我們在西藏還沒有開始做。會不會做呢？以後植物學家為了應對未來的發展，說不定要做。而像在英國皇家的邱園，我發現它居然收集了世界上最多的豆子。所以可見這樣的種子庫今後可能會造福全人類。
第三點，邱園的科學家們非常認真地從科學上探討了一個種子究竟如何保存才能達到我們要的效果。他們現在摸索出來的條件是負20度的溫度，相對溼度在15度左右。所有植物的保存時間，它的標準是定在80年到120年。一種樣本的數量要達到5000粒。如果是瀕危的物種，本來就沒有5000粒，說不定你去採就把它採瀕危了，所以一般情況下瀕危物種只需要500粒。
邱園的種子藝術不僅是在做科學，而且已經跟藝術結合，產生了奇妙的效果。如果有人還記得2010年上海的世博館，英國館就是英國邱園的科學家來設計的。它是一粒一粒的種子，封裝在特殊的材料裡面做成的。設計是英國的，裡面有很多的種子是我們中國科學家提供的，也包括了我提供的種子。
這些種子看起來非常小，但是在顯微鏡、掃描鏡下，都特別漂亮、特別美麗，無論是結構還是色彩。這些東西表明什麼呢？種子可能給我們的生活，或為我們今後的建築，或為我們的藝術，或為我們的材料科學，提供嶄新的思路。
我工作的地方是青藏高原。青藏高原是國際生物多樣性的熱點地區，到這樣的地方去收集種子很可能有它的特殊意義。首先，在全世界第一批確定的二十幾個生物多樣性的熱點地區，我國就有三個，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以橫斷山區為特徵的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的植物有多少呢？目前我們按科的等級，它有212個科。意思是青藏高原在科的水平的植物，佔到了我國的32.9%，約佔1/3。西藏的面積佔我國的1/7，但是它的植物，在科的等級佔到了32%，在屬的等級佔到了38%，超過了1/3。
其中，青藏高原一共有將近6000個高等植物物種，就是能夠結種子的，佔到全國的18%。更為重要的是，其中有1000個左右是只有在西藏才有的植物，我們把它稱之為特有種。不僅數量很大，而且質量非常地好。
順便提一句，即使是這樣一個龐大的數字，我們認為也被嚴重地低估了。我最近去採種子的地方是墨脫，大家知道墨脫是我國最後一個通公路的縣。我們採種子的地方最近的離印度邊境25公裡，是我國藏南一個大約7萬平方公裡的地區，50年來植物學家很少涉足。
而即使在珠峰下面，我們沿著往珠穆朗瑪峰的路上，往右邊拐就去珠峰，往左邊拐我們可以在日喀則地區發現一個嘎瑪溝。我們第一次進去的時候，如果是騎馬的話，單程需要7天的時間，所以100年來植物學家沒有在這個地區留下記錄。因此我們的數目顯然不涉及這些地區到底有什麼稀奇古怪的奇花異草。由此我們斷定這些地方的總數量是被低估了。
在青藏高原尋找植物的工作要堅持時間長，我大概堅持了十多年，一直在做野生植物資源的收集。其中最重要的集中在那七年時間，那七年間我們要為中國的種子庫做出我們的貢獻。
我從武漢調到復旦大學工作，但是我發現上海在我國的生物多樣性排名倒數第一，北京排名倒數第二。在這個兩個生物多樣性相對貧乏的地區，集中了我國生物多樣性研究差不多一半的人才。後來我申請了援藏。
我和我的學生，包括我的第一個藏族博士，我們在一起收集一種叫西藏巨柏的種子。那種種子都在河邊，非常難收集，我們大概用了三年的時間把這個種子給收集齊了。
在收集過程中，我也認識了一些國外的科學家。有一位奇人，他出生在中國的湖北，是一位英國人。去世之前，他要求人生最後的五年要到湖北華中科技大學工作。他曾經擔任過雪梨大學植物學系的主任，所以對植物的了解，對國際植物的需求是非常清晰的。最後他把他所有的資料，他的研究成果，都放在了湖北。
在這個過程中，他特地建議我去找英國皇家邱園的科學家來進行合作，在那裡，我們找到了蔡傑先生。他是中國人，但是在英國皇家邱園工作。當我們要他提供能夠給中國植物學家進行植物種子研究的資料的時候，他馬上同意參加我們的團隊。
我們四個人分析了當時邱園所有的植物，發現裡面居然沒有一粒來自中國西藏的種子。因此它關於全球變化的預測，在這個版圖上是少了一塊。因此我們寫了一篇小文章，闡述全世界氣候變化必須要有西藏的種子。
Nature雜誌在2008年發表了我們這封來信，同時也呼籲世界科學家重視西藏的種子。事實上我們一方面呼籲，一方面就要來加以實施。2004年開始由中國科學院主導建立了中國西南野生生物資源庫，雲南的昆明。這個種子庫從數量上來說，至少在我國，在亞洲肯定是第一大，也是世界上並列的三大種子庫之
一。
我來講一下收集種子的故事，聽起來可能非常浪漫。我每次做招生宣傳都歡迎年輕的孩子們讀植物學。我都講請你們報考復旦大學或者西藏大學植物學，這好像是我們八項規定以後比較少有的公費旅遊的專業。大概能跟我們專業媲美的也只有烹飪系，他們還可以公款吃喝。
話是這麼說，實際上根本不足以抵禦我們工作的艱苦。我來講一個光核桃的故事。作為植物學家我去採植物的種子，我最喜歡的是蒲公英。如果發現開花並且結了種子，我就用手去抓一把，然後一攤開，一般情況下裡面有200顆。
但是在中國植物的中，我們最討厭的種子大家知道是什麼嗎？椰子。這麼大一顆，8000顆。我們大概需要兩卡車才能把它拖回來，然後這才算一科的種子。
我們就說這個光核桃吧，這個種子，從它後面的拉丁名，可能有人就會知道了，它實際上是光核的桃，不是光的核桃。
什麼道理呢？我們所有的桃子中間那個核是皺皺巴巴的，有皺紋，而它沒有，是光的。這個桃子有什麼用呢？沒什麼用。目前查來查去，大概它最大的用處就是藏藥裡面有少許的用途吧。但是我們需要它，也許它就像獼猴桃一樣，多少年以後它終於可以跟我們的水蜜桃雜交了。
雜交完以後顯然我們想它有什麼優點呢？水蜜桃很好吃，那它有什麼優點呢？它抗蟲、抗病、抗旱、抗寒。所有這樣的優點，我們就可以通過非轉基因的方式，經過雜交，再加上自然選擇，來獲得一種新型的桃子品種。所以我們知道潛在的意義是很大的，在潛在意義沒有兌現之前，要緊的是先把它收集起來。
一個桃子裡面有多少種子呢？一個裡面一顆。所以我先收集8000顆，8000個桃子，裝了兩大麻袋，把它運回拉薩放在我的實驗室裡面。
如何把裡面的種子取出來成了一個關鍵。如果有自動化方式就非常好，但是沒有，也沒有合適的尺寸。所以我就擺在門口，鋪了一個臺子，所有路過的漢族、藏族、老師、學生，每個人必須嘗一嘗。
嘗多少呢？7顆。我們認為如果超過了10顆，很多同志一輩子都不想再見我了。這7顆拿了以後，他們都非常淳樸，特別是藏族朋友，一邊吃一邊呸呸，然後告訴我這個東西不能吃。他們說：老師，你採錯了，它真的不能吃，而且很不好吃。
確實，我也知道不好吃，因為它以前就是猴子吃的。可是我們必須這樣把它吃完，用牙刷好好地把邊給刷乾淨，刷完了以後用布把它擦乾，擦乾以後必須晾乾，因為不能暴曬，暴曬以後種子質量就會壞。
我們把這收集的8000粒送到中國科學院的昆明植物所，剛才說的種子庫裡面。科學家們看有沒有裂的，有沒有被蟲蛀的，把所有的外觀做完了，然後抽樣進行發芽試驗。發芽試驗結束了以後登記下來，最後篩選5000個，把它封到瓶子裡面。這樣有可能放80年到120年，這就算一個樣。那一年夏天我做了500個樣。
有人就說：老師，我們能不能發現一個種群？那個種群種子特別多，我一次做50萬顆不就完了嗎？那沒有用。我們做遺傳資源的有幾個特點，第一個，沿著海拔2000多到3000米，我們慢慢地來搜尋這個種子。由於遺傳之間的雜交問題，不同的個體和不同的品種花粉之間有可能產生雜交。
我們規定兩個樣之間的空間距離不得小於50公裡，讓它們之間隔開。這樣我們一天要走800公裡，每走過50公裡看見一個種子趕緊收集那幾個，裝上麻袋，然後開車去另外一個點。
同時在整個西藏境內，任何一個物種不得超過5個群體。這樣的話，大約7年時間，我們收集了4000多個樣，按照估計的話，大約1000個物種，佔到了西藏物種的1/5。今年起，我們要開始在墨脫的新一輪的收集。
如果這樣，在未來的10年中，我們有可能再完成20%的任務。這樣合在一起，我們大約能收集到超過西藏植物的1/3以上。我想如果我們這樣的課題組都來做這樣的工作的話，在未來的20年，我們有可能把西藏的高等植物收到75%。
在我們的工作中，還有一些特殊的植物，比方說香柏。香柏當時很不起眼，它分布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當地的老百姓把它曬乾以後拿到廟裡面去燒。
但是它除了有特殊的香味以外，還有抗菌抗病毒等等相關的成分。我們拿來進行了分析，在復旦大學收集了400份各種植物的材料，跟美國癌症研究所確定，在這些種子裡面發現了四種是有比較好的抗癌效果。這四種中包括了香柏的種子。
如果有人問我，鍾老師，你收集了那麼多種子，難道到目前來說一點用都沒有嗎？你是一個做研究的科學家，在國際上能引起轟動嗎？那當推擬南芥的種子。
擬南芥的種子，在座的學過植物學的就可以了解，全世界一半的植物學家都在研究這種植物。這種植物，我們把它稱之為植物界的小白鼠，它就叫模式生物。我們做了任何的醫學研究，做了任何的藥物研究，都要到小白鼠上去做實驗。
關於植物，關於作物，關於它的抗寒抗逆性，以及分子生物學的機制，我們全部都是用擬南芥去做。全世界的科學家都在尋找擬南芥，並且找到了各種各樣的擬南芥，就是這幅地圖上綠色標示的區域。
我們用的最多的，一個在哥倫比亞，一個是來自西班牙的。其中，西班牙的海拔比較高，大約能到海拔2000多米。那麼我們在想西藏有沒有呢？如果西藏有的話，它是不是西藏隆起的證據呢？那我們就去尋找。
通過差不多10年左右的時間，我們終於找到了這個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擬南芥，它分布在海拔4150米。在這麼高的一個環境下，擬南芥當然生活得很不好，很慘，也沒有什麼種子。
但擬南芥在室內生長得非常地快。我們為什麼拿它做模式生物呢？它長得特別小，但是它種子結得特別多。第三，它的遺傳基礎非常地清晰。
我們發現了這個植物以後，做了分子生物學分析，證明它是全世界一個嶄新的生態型。同時，它也指示了青藏高原最後一次跟全世界其他擬南芥分開的時間，大約在19萬年前。更重要的是，最終我們在上海把它栽培成功了。
現在這個植物的種子，通過中國科學家在國際大會和國內的會議作報告，已經成為了一種新型的研究材料。這個材料我現在提供給了北京、上海、廣州、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等，我們都在栽培，而且都取得了成功。
所以這表明了，如果在野外，我們只要找到一個種子或者少數的種子，很有可能把它栽培成功。這在我們植物學界那就是真正的叫希望的種子。
各位肯定要問：鍾教授，你收集這麼多種子，對我們普通的人來講，這麼多年，你的意義何在呢？
2013年，上海教師節期間給我拍了一個宣傳片。我回頭一想，那時候我在西藏工作了13年，13年做了一些什麼事呢？我想我做了幾件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收集種子。
這個種子實際上是應對全球的變化。你猜測一下，假設一百多年以後還有癌症，假設那時候大家發現有一種植物有抗癌作用，然而由於氣候的變化，這個植物在西藏已經沒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個姓鐘的教授好像採過了。
都一百多年了，姓不姓鐘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教授又有什麼關係呢？大家問我，我們的孩子如果採了這些種子能考上大學嗎？一百多年過去了，沒有人在乎你是不是教授。
等終於發現了那個罐子，那個罐子裡面有多少？5000粒。拿出來一種，只有500粒能活，最後種起來以後只有50粒能結種子。但是那個植物不就恢復了嗎？
當然也有人說，如果一百年以後這個種子沒有用了呢？我期待看到種子沒有用的那一天。說明什麼？說明那個植物還在。我們連這樣的嘗試都不要做那該多好。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在西藏是一位教授。實際上我從復旦大學到西藏大學以後，在復旦大學的研究生招生量在逐年地減少。因為人的精力有限，所以我一般在西藏培養學生。大家也覺得很有意思，就問我從國內一流的復旦大學，移到世界最高學府的西藏大學，在最高學府當老師有什麼體會？
我說那個地方是高原，特別地慢，培養人特別慢。今年我的第五位博士德吉畢業了，藏族博士，也是我培養的七個少數民族博士中新近畢業的一名。
我在復旦大學可以培養很多博士，但是他們不一定對我們剛才所說的種子，或者像這樣高勞動強度的、低回報的工作真的有那麼大幫助。但是在西藏，我培養的藏族博士，他們畢業以後，至少這五個裡面有四個都留在了西藏大學，都在西藏工作。
所以我一想，我們這個片子起什麼名字呢？最後起的叫《播種未來》。什麼意思呢？就是當下沒什麼收穫嘛，所以我們只好播種未來。
另外，那個片子也出了一點事故。當時是上海市有一位著名的導演要跟我們一起去拍，他非常浪漫。他告訴我，鍾老師，我要給你拍一個30分鐘的片子，要很好很好地描述你在西藏的故事。我說你先去了以後再說。我們調子稍微低一點。但他的情緒非常高漲，感染了我們，感染了整個團隊。
但是不好的消息是，他去了以後第一個就倒了。你想想，任何一個片子，導演先倒了以後就沒有辦法。但是好在我們的攝影非常地認真，他堅持把我們工作的情景拍下來了，而且也比較藝術性地剪接，後來終於以一個新的形式挽救了我們。
30分鐘的片子拍不了，他把它剪在一起，變成了五分鐘的微電影，微電影只需要5分鐘。當然配音的也找不著了，所以我自己給它配了音。最後送到國際電影節去參展，拿了微電影的紀錄片金獎。
所以，這個故事有了這樣的結局，一方面來自西藏美麗的風光，一方面也來自種子賜予我們的靈感和一切。
謝謝大家。
鍾揚教授曾說，「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 「人生沒有絕對，不必等到臨終才來回首自己的人生，只要把每個年齡段該幹的事都幹了，就能不負人生。」
三十餘年教齡，十六年援藏，海邊的那片紅樹林，多少人含淚重讀這一切，想念那個挑戰極限只為播種未來的鍾揚教授！
編輯：宸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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