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蘭梅、魏萬青 定量群學
引
言
Home ownership and asset-based welfare是2010年發表於《住房與建築環境期刊》(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第25卷第1期「產權與資產為本福利系統」專題的介紹性論文。資產為本福利體系，強調個人通過投資金融產品和房產增值，對自己的福利需求承擔更大的責任，而不是依賴政府社會轉移來對抗貧困的風險。該專題關注的是，在社會經濟和人口變化背景下，擁有房產作為降低福利和養老金需求的手段的潛力和局限性。
一、住房和福利的關係
住房在福利制度中的作用特別重要，在公共福利體系並不完善的國家更是如此。住房直接影響到家庭的生活水平。由此，作者認為住房是一種複雜的福利物品，在家庭層面影響著對其他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影響個體其他需求的滿足對國家、市場和家庭的依賴。隨著個人住房財產消費水平以及隨後住房財富的增加，家庭利用這些財富購買福利品或彌補退休需求的能力也在增加。住房在國家福利系統的地位，不僅僅是滿足基本居住需求。這種複雜性還體現在，住房產權能降低老年人對養老金的過度依賴，擁有住房產權的退休者，可以靠較少的養老金度日。而相關研究也發現，住房自有率和福利支出規模之間存在顯著的反向統關係。這意味著，為福利系統提供了的不同模式。
近年來，住房產權與福利系統的關係受到越來越嚴格的檢驗，人們認識到住房和福利制度之間的聯繫因國家而異。Dewilde和Raeymaeckers指出，雖然高住房自有率似乎具有減少養老金領取者貧困的潛力，但社會轉移和住房政策相互作用使情況變得複雜。具體來說，他們發現在住房自有率高的國家，那些不買房或無法買房的人面臨著雙重劣勢。
二、資產與政策的關係
近年來，由於對國家福利制度前景的擔憂，許多政府推行了促進、鼓勵個人資產建設的政策方案。住房市場一直是這些政策的核心，購房通常被認為是政府支持儲蓄的最合適的投資工具。Malpass指出，私人住房市場越是佔主導地位，將住房視為新福利國家的潛在基石的觀點也越被接受。住房市場的變動為個人資產建設提供了名義上的機會，個人可以通過房產交易、房屋出租來積累財富。這有助於住房政策轉型，通過補貼轉移，支持中介和業主擁有住房。隨著政府圍繞儲蓄和資產重新定位，住房作為一種市場商品也變得越來越重要，自住住房也成為資產為本的福利的中心理念。
儘管基於資產的福利在政府看來很有吸引力，但它的發展道路上仍有許多障礙。作者列出了以下幾點困難：
首先，儘管政府假定個人是理性行動者，面對未來福利不足的預期時會選擇儲蓄，但這方面的證據是模稜兩可的。對一些人來說，特定年齡考慮特定類型的計劃，而對另一些人來說，他們會根據自己所掌握的資源的數量和安全性作出相應的計劃。
其次，關於家庭是否將積累住房財富作為長期戰略的一部分，隨著房價的上漲，與購買相關的定期儲蓄和成本已遠遠超出許多家庭的承受能力，特別是那些收入較低或只有一人掙錢的家庭。最重要的是，所有國家的很大一部分人口在經濟上都被完全排除在獲得住房資產之外。
第三，雖然很多人能夠獲得長期增值的住房投資，但事實證明，這既難以將這些固定資產轉化為用於福利消費的流動資源，也難以讓人們接受住房財富應該被消費，特別是在福利服務方面。雖然無抵押住房擁有者享有的實物收入彌補了較低的收入，但從住房中提取資產價值更為困難。傳統機制要求降低價格或搬進租賃的住所，這削弱了自有住房的優勢。Haffner發現，荷蘭的房主非常不願出售房產，而更願意動用儲蓄或其他資產。然而，在其他情況下，反向抵押貸款和股權釋放產品已經開發出來，這些產品旨在不要求房主搬家的前提下提高住房資產的變現率。Quillgars和Jones指出，在英國，20%的抵押貸款是由股票釋放導致了信貸緊縮。Toussant和Elsinga區分了傳統和現有的 「住房資產為本的福利」。前者(傳統模式)，住房產權被視為一種積累住房權益的手段，後者(新模式)，房屋淨值被用作一種金融資源。政府面臨的問題是，傳統模式，將住房作為福利資源的使用存在巨大的阻力。新模式過度刺激了消費，在日後生活需要時，住房資產所剩無幾。
第四，與房地產市場本身有關。基於住房資產的福利是建立在房價增長快於通貨膨脹的假設之上的，而且是永久上漲的。雖然許多國家的房地產市場在長期內呈現增長趨勢，但市場明顯不穩定。近年來的住房市場的波動也揭示出基於財產的福利制度的一些固有的不可持續性。由於房價上漲，大多數活躍的房地產市場上明顯出現了「內部市場」和「外部市場」兩種不同類別。Watson和Ronald認為這構成了兩部分人口之間的利益劃分，一部分人通過房地產市場獲得了基於資產的福利，另一部分人則想方設法獲得其他福利。前者對房價的持續上漲和政府堅持基於資產的福利戰略感興趣，而後者則向政府施壓，要求政府改善住房的準入和購房的負擔能力。儘管他們承受不起房價下跌的後果，但他們也認識到，除非經濟適用房變得更普遍，否則有抱負的下一代資產擁有者將被排除在房地產市場的積累動力之外。作者通過分析這些問題，使各國能更加釐清資產和政策的關係，不斷完善各國促進個人資產建設的政策方案。
三、專題論文簡介
相關資產為本福利政策的文獻主要集中於英美背景。而國際化視角能讓我們對資產為本福利的了解更為清晰，比較評估更能揭示住房政策、市場與福利之間的複雜、微妙關係，以及路徑依賴和地方偶爾性的影響。本專題共5篇論文(見文末參考文獻) 。
第一篇論文的作者Yosuke Hirayama指出，東亞工業化國家的住房在政策比較特殊待遇。各國政府一直大力幹預住房部門，但長期以來又一直將住房作為一種家庭投資品促進住房消費。上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房價持續上漲，提升了家庭的經濟能力，進而為政府的經濟增長優先而公共福利滯後發展的政策體系提供了支持。日本的福利制度的特點是國家福利規模小且明顯依賴私人擁有的住宅財產。在老年化社會背景下，日本能夠維持福利體系和社會穩定，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家庭房產(住房自有率較高)。然而，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波動，導致年輕一代擁有房產變得越來越難，這破壞了維持「自有住房社會」的傳統機制。儘管住宅產權一直是日本福利制度的基石，但它也加劇了社會不平等。The role of home ownership in Japan's aged society一文，重點評估在日益嚴重的代際不平等背景下，以房產為本福利體系的可持續性。論文得出的結論是，日本以房產為本福利體系受到了日益增長的代際不平等和社會老齡化的挑戰。年輕人獲得住房越來越難，代際不平等日益嚴重，老年人群體也因房產與經濟地位差異而導致更為嚴重的分化、階層化。
第二篇論文是來自Judy Yates 和 Bruce Bradbury對澳大利亞的研究。該文從房產對老年貧困預防作用以及資產積累趨勢兩個方面，分析了資產為本的福利體系保護退休後家庭免受貧困的潛力。在該文中，作者指出，雖然資產為本的福利體制可能會緩解國家的財政壓力，但也導致終生儲蓄能力有限的家庭缺少社會保護，那些錯過了擁有住房機會的老年家庭將面臨多重劣勢，處境將更為艱難：他們既沒有住房資產，需要在退休後支付更高的居住成本，同時也缺少非住房資產，可支配收入更低，貧困率更高。作者預測，這一群體的規模將在未來幾十年擴大。澳大利亞以資產為基礎的福利體系搖搖欲墜。
The Changing Role of Housing Assets in Post-socialist Countries一文關注東歐轉型國家，為了突出住房所有權在維持、儲存和釋放財富方面的能力和局限性，該文利用EQLS(the European Quality of Life Survey 2003)的數據對家庭及其住房的選定特徵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發現，雖然轉型國家住房自有率非常高，但業主中不宜居住房(住房質量低)、經濟困難和貧困的發生率也比較高，這表明住房資產價值並不高。
Property-based Welfare and European Homeowners: How Would Housing Perform as a Pension，該文提供了歐盟成員國之間關於現有住房和養老金條件的廣泛比較。研究顯示，住房收入對中歐和北歐的老歐盟成員國的影響最小，而對東歐、地中海國家和包括英國和愛爾蘭在內的大西洋沿岸「自由」國家的影響最大。東部轉型經濟體與自由的西歐和南歐經濟體之間似乎存在另一個區別。儘管東歐國家的養老金制度對老年人收入的貢獻很小，但與年輕人的收入相比，養老金制度的貢獻相對較大，而且老年貧困的風險幾乎與中北部歐洲國家一樣低。在自由主義國家和地中海國家，儘管國家養老金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年輕人的收入明顯更高，老年貧困的風險更大。一個重要的結論是，在提供福利方面更多地依賴住房產權，對最脆弱的家庭來說，可能會產生不利後果。各種研究表明，住房產權和住房財富強化而不是降低現有的不平等。
最後一篇論文更深入地研究了在國際比較中常被忽視的西北歐國家，作者評估比利時福利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以資產為基礎的福利的趨勢。Pascal De Decker和Caroline Dewilde認為，基於資產的福利方式實際上早就存在了。比利時老年人往往收入不高，但住房資產豐富。然而，擁有住房不僅僅是一種文化偏好，也是抵消退休後的貧困風險的必要手段，而退休後的貧困風險在老年租房者中居高不下。儘管如此，比利時的基於資產的福利似乎顯示出一種更「傳統」的基於住房資產的福利體系的特點，這種體系強烈依賴於降低老年人的住房成本，而不是釋放住房權益。此外，比利時人對福利的態度相對保守，期望國家為失業和老年提供足夠的保障。
四、結語
John Doling和Richard Ronald在文章最後也指出，這些論文對住房產權和資產為本的福利的分析，提供了全新的和啟發性的見解。近年來，關於住房和福利政策方向的辯論，往往是以英美國家佔優勢的案例和觀點得出的假設為指導。隨著當前的信貸危機和新社會經濟時代的出現，重新評估福利不平等和重新確定社會保障政策的方向更加緊迫。專題文章所包含的例子、分析和論點有望為政策辯論提供信息，並為住房和社會保障制度的重組提供借鑑。
參考文獻
Doling, John, and Richard Ronald. "Home Ownership and Asset-based Welfare."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vol. 25, no. 2, 2010, pp. 165-73.
Hirayama, Yosuke. "The Role of Home Ownership in Japan's Aged Society."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vol. 25, no. 2, 2010, pp. 175-91.
Yates, Judith, and Bruce Bradbury. "Home Ownership as a (crumbling) Fourth Pillar of Social Insurance in Australia."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vol. 25, no. 2, 2010, pp. 193-211.
Mandič, Srna. "The Changing Role of Housing Assets in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vol. 25, no. 2, 2010, pp. 213-26.
Doling, John, and Richard Ronald. "Property-based Welfare and European Homeowners: How Would Housing Perform as a Pension?"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vol. 25, no. 2, 2010, pp. 227-41.
De Decker, Pascal, and Caroline Dewilde. "Home-ownership and Asset-based Welfare: The Case of Belgium."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vol. 25, no. 2, 2010, pp. 243-62.
原標題：《住房產權與資產為本的福利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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