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12 17:49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文 | 趙汀陽
作者簡介：趙汀陽，中國哲學家。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哲學研究所研究員、長城學者，主要研究元哲學、倫理學、政治哲學、美學等。或有人對遠方不感興趣，但少有人對歷史不感興趣，也少有人對未來不感興趣。這似乎意味著，在人類意識裡，時間概念的影響力強於空間概念。對此可以有一個存在論的解釋：時間與存在有著最高的相關度，以至於唯有時間性能夠顯示存在之所以確實存在，因此，時間性幾乎等於存在性。不過，對存在自有不同理解，按照「巴門尼德—柏拉圖」傳統，時間性的存在被認為是俗世的存在，或者是非本真的存在，而純粹的或絕對的本真存在是無變化的因而也是超時間的。可是有個問題：即使絕對存在不是虛構，也是無從了解的；即使能夠在純粹概念上去理解它，既然它與事實的時間性無關，也就與生死和命運問題無關，而人們之所以關心存在，實際上關心的是存在的時間性。如果存在與時間性無關，也就與人無關了。關於純粹存在（being）的概念僅僅是概念，而關於變在（becoming）的事跡才是關於時間性的故事。
宗教和歷史都講述了存在之變在（being in becoming）的時間事跡，但關於存在之變在的兩種時間故事之間卻有著一種緊張關係。宗教往往指向一個歷史的終結，而歷史卻不願意終結而傾向於無限性，或者是永遠變化的運動（比如中國歷史觀的想像），或者是一種無限循環（比如希臘歷史觀的想像）。宗教所建立的歷史觀預設了歷史的終結，這意味著一種終極解釋，也是宗教的吸引力之所在。人怕勞動，但更怕思想，因此樂聞最後答案，以便可以停止苦苦的思索。可是，終極答案只是一個信念，卻無從得見，永遠尚未來臨，也就難以有效地解釋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和歷史。因此，對於沒有耐心等待永不來臨的戈多的人們，歷史終究只能歷史地解釋，就是說，歷史必須在歷史中解釋自身。
如果歷史不可能為自身提供任何終極答案，那麼，歷史就總是能夠不同地理解和解釋，於是陷人於無解的不確定性之中，因此歷史不可能成為一種真正的知識。那麼，我們為什麼對歷史感興趣？歷史為什麼會使人樂於思想或勇於思想？我們在歷史中到底在尋找什麼？這些問題似乎也可以不同地理解。從人們最直接的興趣來看，歷史敘述的是一個共同體值得追憶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敘事建構了共同體經驗和共同體記憶，是一個特定共同體的生命事跡，既包括輝煌成就也包括教訓和苦難，更準確地說，是在苦難和輝煌中的生長方式。既然歷史不是一種嚴格的知識，那麼歷史就是包含創造性的敘事，正是歷史敘事創造了共同體記憶和共同體經驗，使歷史成為文化傳統自身複製的一種形式，它給每一代人解釋了「我們」從哪裡來、是什麼樣的、做過什麼偉大事跡或做過哪些愚蠢的事情，它塑造了可以共同分享的經驗、一致默會的忠告、不言而喻的共同情感和作為共同話題的記憶，總之，歷史是承載著可以共同分享的精神故事，而這些故事又成為解釋現實生活具有何種意義的精神傳統。正是通過歷史，一個共同體才得以確認其文化身份，而歷史所構造的文化身份是一個共同體（國家或民族）的精神支柱，龔自珍深刻意識到這一點：「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①
歷史對文化身份或共享精神的建構不是一個知識論問題，而是一個存在論的問題，就是說，不是通過主體的純粹思想（cogito，我思），而是通過主體的行為（facio，我行）去定義一種存在的身份和意義。「我思」只能證明「我在」，卻不能證明「我是什麼」或「我如何在」。純粹思想沒有故事，沒有事跡，純粹思想是無歷史的或者是超歷史的，只能證明概念性的、無變化的存在本身（being qua being），因此，要理解變化中的實際存在（existence），就只能通過其所為去理解，我是什麼只能在我做什麼之中被定義、描述和解釋。因此，我們有理由說，如果一種存在具有歷史性和未來性，那麼，關於這種存在的敘事就必須基於「行」而不是「思」，其背後的奠基性哲學原則只能是「我行故我在」（facio ergo sum），而不是「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雖然歷史敘事超越了知識論問題，但並不是說，歷史無關真相，而是說，真相、假象以及想像都一起服從某種精神追求而一起建構了歷史，建構了某個國家和民族需要自我肯定的形象、經驗、忠告、情感和記憶。在這個意義上，歷史不是一種知識，而是一種含有知識的文化。歷史敘事試圖揭示的「真理」既不是邏輯的也不是科學的，因為它表達的不是客觀必然性，而是關於人與人、人與事之間互動的可能性，它涉及人類命運的秘密，一種與不確定變化有關的秘密，一種連接著過去與未來的秘密，就像司馬遷所說的，是關於「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的秘密①。在嚴格意義上說，不確定性或未來性是不可知的，歷史學家不可能從已知的事實推論未來的未定之事，甚至，已知事實對於未來具有何種意義，也無法預知。因此，歷史試圖發現的「存在之道」並非必然之路，而是在天時、地利、人和的語境中的一種動態函數關係，其中當然有一些千古皆同的「常數」，比如說，幾乎從無變化的人性和欲望，以及一些理性的行為模式，但由於諸多變量無法預料，因此，歷史總是具有創造性的故事，而不是一個註定的過程。
在古希臘的知識體系裡，歷史也被認為不是一種真正的知識。在希臘人看來，萬物之理（logos）以及思想之理（logic）屬於哲人，而歷史屬於歌者，這與希臘人對永恆、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偏愛有關：永恆不變意味著不會時過境遷而失效，所以才是真理，而偶然的歷史故事在永恆面前總是渺小的，至多能夠說明特定的事情和情形而不能普遍解釋所有事情，因此只有特定的意義。希臘人對永恆和普遍必然性的知識興趣可以解釋，為什麼全才的亞里斯多德寫作了當時幾乎所有門類的知識，唯獨沒有重視歷史的知識，就像亞里斯多德所說的：「已經發生的事情用不著考慮，需要考慮的是將要發生和可能發生的事情」①。看來亞里斯多德不大相信「前車之鑑」之類的想法。後來，休謨關於從以往之事推論不出未來之事的強大論證進一步否定了以往知來的必然性。
既然歷史學家不可能知道必然規律，不可能知道未來，為什麼我們堅信歷史的重要性？問題的關鍵在於，重要的未必都是知識。儘管歷史供給人們的不是一種必然知識，卻是一種有意義的「消息」。什麼樣的消息如此重要？消息並不是告知必然性，而是提示了可能性。必然性是唯一答案，超越了歷史性，但是在缺乏必然性的地方，可能性就是最重要的消息，它留出希望的餘地，有希望的地方才能夠創造歷史，才能創造意義。有一點不能忘記：必然性正是意義的終結，而可能性才是意義的基礎，沒有可能性就不再有任何意義，因此，可能性所留出的「餘地」就是一種生命或文明的最重要問題。如果說，以概念作為對象的「我思」尋找並發現必然性，那麼，「我行」的問題卻通向可能性所構成的未來。所謂「我行」，就是將某種可能性化為事實的行動。做過的事情對於將做什麼有什麼教益、忠告或者指引？過去與未來有什麼相關意義？存在的過去時對於存在的將來時有什麼聯繫？這些都意味著行動的當代性，而當代性蘊含著未來性，我行的每一步都是變化的臨界點，都是對過去的告別，但是，我行的每一步雖然是告別卻不是遺忘，否則，任何行動就都無法建立意義和價值。因此，我行的未來性既是告別過去，同時也必須是在捍衛歷史，否則就只是無意義的運動而不是行動。這也許就是歷史消息的謎底：可能性意味未來性，而未來必須延續歷史的意義才能具有意義。就是說，未來性必須同時是延續性才能夠創造意義。這不是知識，而是文化，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信仰。
摘自《沒有答案：多種可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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