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經濟停擺對於減少世界的碳排放幾乎無濟於事。儘管汙染已經減弱，但溫室氣體仍在大氣中累積，鎖定了未來幾十年的氣候破壞和極端天氣。聯合國最近的一份報告說，所謂的排放差距-在氣候政策上「可能存在的位置與需要存在的位置之間的差異」與以往一樣大。
報告說，誰是造成差距的主要負責人，那就是全球富豪。世界上只有10％的人口排放了世界近一半的碳汙染。在全球收入最高的1％人口中，這一群體包括7000萬人口，佔排放量的15％-超過收入最低的50％人口中的35億。
結果：在減少排放量時，「最富有的1％的人需要將其當前的排放量至少減少30倍，而最貧窮的50％的人均排放量可能會比當前水平增加三倍左右。平均。」聯合國說。這意味著最富裕人士的碳排放量減少了97％。
更多的錢，更多的汙染
研究人員早就知道碳排放與收入緊密相關。蒙特婁大學商學院HEC蒙特婁的環境經濟學家，教授賈斯汀·卡倫說：「人均收入越高，大多數時候人均排放量就越高。」
他補充說：「其他汙染物並非如此。」 「富裕的國家在其他方面往往更清潔，水和空氣也更清潔，但二氧化碳並非如此。」
部分原因是，較富裕的人消費更多：他們購買更多的商品，擁有更多的汽車，擁有較大的房屋，這些房屋需要更多的能量進行供暖和降溫。碳排放有效地嵌入了全球經濟的大部分區域，因此消耗通常類似於汙染。
但是一些特別汙染的活動仍然是全球富人的省。排在首位的是：國際航空旅行，如果是一個國家，則將成為世界第八大航空器。
聯合國說，雖然近年來飛行變得更加民主化，但「航空仍然是高收入者的財產。」 上個月在《全球環境變化》（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雜誌上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2018年全球只有2％至4％的居民登上了國際航班，商業航班的所有排放量中有一半來自世界人口的1％。（這還沒有考慮到私人航班的汙染，因為私人航班的汙染更為嚴重。）
世界資源研究所全球氣候計劃高級研究員塔琳·弗蘭森說：「人均排放量是我們社會需要解決的生活不平等現象的又一體現。」
疾馳的不平等
不平等也是汙染最嚴重的最富裕國家的生活事實。（聯合國表示，全球排放量的近80％來自G20成員國。）例如，美國一個年收入超過15萬美元的家庭的碳足跡是一個年收入9000美元的家庭的四倍。
如果這些數字有一線希望，就有可能一口氣解決氣候破壞和經濟不平等問題。
經濟學家最喜歡的工具是 徵收碳稅，這會使汙染最嚴重的活動（如飛行）更加昂貴，因而不受歡迎。領先的不平等學者託馬斯·皮凱蒂（ Thomas Piketty）提出了解決方案，例如對飛機票徵稅或為氣候恢復項目設立全球基金，其中最大的汙染者貢獻最大。
聯合國報告的重點是改變生活方式的重要性：選擇汙染較小的交通工具，例如自行車，火車和公共汽車，並改用植物性飲食。但是，如果沒有政府和企業的幫助，那麼大批人不可能自願改變他們的消費方式。
弗蘭森說：「人們之所以開車並不是因為他們想要一種碳密集型的生活方式，人們之所以開車是因為這是我們社會提供的交通便利。」 「政策制定者有責任支持在不破壞氣候的情況下為人們提供所需物品的替代方案。」
從歷史上看，決策者沒有這樣做，因為從事大部分汙染的富人也擁有制定經濟和環境政策的最大能力。今年的經濟崩潰可能會通過刺激對環境有益的投資來幫助啟動氣候措施，例如，為公共運輸的大規模擴張提供資金，這得益於COVID-19，這已經受到空前打擊，或者增加了自行車基礎設施。立法者還可以以實現環境目標為條件，為汙染行業提供經濟救濟。
聯合國說，這樣做的國家太少了，而選擇加倍汙染工業。例如，雖然在大流行期間航空旅行的減少可以看作是對地球的積極發展，但美國和大多數歐盟國家都對沒有環境要求的航空公司進行了救助，儘管美國的交易包括臨時工人保護。
不斷變化的社會規範也可以發揮作用，儘管規模很小。在大流行之後，如果大量人繼續在家工作並在Zoom上開展業務，而不是乘飛機飛行，那可能會產生影響。
卡倫說：「在某些時候，航空旅行是我們從事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活動。」 「任何影響都可能產生持久的積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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