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權不可任性」、「攔路虎」等30個富有中國特色的政治術語首次「尋找」到了對應的外語版本。
4月27日，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重要術語譯文審定委員會發布了中央文獻重要術語譯文(2015年第一期)。據悉，承擔本次翻譯工作的是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翻譯部，其前身是成立於1961年的毛澤東著作翻譯室。自今年1月28日開始，其承擔了《政府工作報告》、《關於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和《關於2014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15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等文件的翻譯任務。
本次公布的30個翻譯術語，便從這三份文件中摘取。
對於這個主持翻譯了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著作的部門而言，這些政治術語的翻譯究竟「難」在哪兒？由於術語的專業性，翻譯過程中，工作人員又需要考量哪些因素？北京青年報記者就此採訪了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翻譯部主任楊雪冬，英文處處長王麗麗、副處長劉亮等幕後翻譯團隊成員。
「蘊含中國政治意圖的術語最難譯」
北京青年報(以下簡稱「北青報」)：翻譯過程中，哪些詞語的翻譯最有難度？
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翻譯部(以下簡稱「翻譯部」)：有兩類術語的翻譯最有難度：一種是蘊含中華豐富文化底蘊的術語，另一種是富有中國政治語言特色、蘊含中國政治意圖的術語。之所以翻譯有難度，是因為要理解這些術語，必須具備一定的知識和文化背景。
比如，「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翻譯。這是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中的重要概念。這個概念2014年12月首次提出，接著得到系統闡述，受到了國內外廣泛關注。國外媒體第一時間將其翻譯為Four Comprehensives，這個譯法也被國內媒體普遍使用。
我們在翻譯的過程中，並沒有簡單地照搬這個譯法，而是結合對英文讀者閱讀習慣的考慮，提出了自己的譯法，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翻譯成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北青報：為什麼最終選擇了這個翻譯？
翻譯部：首先，「信」作為翻譯的首要原則，在政治術語的翻譯中更為突出。中文與西方語言的巨大差異，造成許多中國的政治術語難以在對方語言中找到匹配的概念或者說法。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雖然包含著四個內容，但是它們之間不是簡單並列關係，而是一個統一的概念。習近平曾反覆強調各項決策要有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在翻譯的過程中，如果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翻譯成Four Comprehensives，就難以全面地展示這個概念的整體性以及四項內容的內在統一性。
在選擇Four-prong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這個譯文時，我們用Four-pronged (四管齊下的意思)來說明這個戰略布局包含了四個方面的內容，四個方面的內容要齊頭並進，缺一不可，使用Comprehensive 既顯示了「四個全面」內容各自的特點，也突出了這個戰略布局具有全面性、全局性，最後使用strategy 說明這是一項戰略，這也體現了樹立戰略思維、保持戰略定力的思想。
選擇了這個譯文後，我們通過多個搜尋引擎進行了檢索，發現這個用法在英文世界中使用得也很少，並不會與現有的常用說法混淆，而且也沒有負面含義。
「對外翻譯出現一個失誤，就可能造成國際性事件」
北青報：翻譯過程中，有沒有令你們印象深刻的細節？
翻譯部：文字翻譯是一件辛苦的工作，政治文獻的翻譯尤其辛苦。因為譯者既要了解源文的內涵和意圖，也要照顧到讀者的理解能力和閱讀習慣。
對於政治文獻來說，源文一直處於不斷修改過程之中，有自下而上的建議意見，也有自上而下的要求指示；有寫作班子的研究著述，也有集體領導的集體討論決策。
今年「兩會」的翻譯，我們到大會開幕前兩天才收到最終定稿，定稿與初稿差別非常大，有的部分甚至是重寫的。
譯者必須根據最終定稿在有限的時間內進行修改重譯，並且確保不出現遺漏、拼寫等技術性錯誤。中國有句古話，「一字入公門，九牛拉不出」。對外翻譯出現一個失誤，就可能造成國際性事件。譯者必須要有很強的心理承受力、臨時應變力以及奉獻精神。
北青報：如何讓詞語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國特色」？
翻譯部：最大限度地保留「中國特色」是中央文獻翻譯的應有之義，但要在跨文化背景下來理解和執行，因此不能為了保留特色而簡單地採用直譯甚至零翻譯的方式來處理。
我們通常用三種方式來處理：一種是對一些能在外文語境下理解的詞語採取直譯的方式。例如，「體制機制弊端和結構性矛盾是『攔路虎』」中的「攔路虎」我們就採用中英文化對等的「tiger in the road」；另一種是對無法直譯的詞語採用轉譯的方式，比如對於「我國自主研製的支線客機飛上藍天」進行意義上的轉譯，我們的譯文則是a regional jet developed and produced in China has been successfully put into service,將successfully put into service貌似矛盾的一種表述融合在一起，凸顯中英文化相通的「上青天難」這個意思。
第三種方式是對一些無法轉譯，但直譯後又不容易理解的概念進行解釋性翻譯。比如「三期疊加」，我們翻譯為simultaneously deal with the slowdown in economic growth, make difficult structural adjustments, and absorb the effects of previous economic stimulus policies。
「我們的翻譯流程包含十多道工序」
北青報：中央文獻翻譯部如何做好「把關」工作？
翻譯部：最大的把關是「政治關」，如何準確理解和合理表達中央文獻的精神。
中央編譯局長期從事重要中央文獻的對外翻譯，熟悉黨和國家的大政方針，了解重要政治術語的內涵和歷史沿革，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能夠較深入地理解原文含義，照顧歷史傳承和傳達的對象選擇翻譯方案。
我們在長期翻譯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包含十多道工序的翻譯流程，中外譯者通力合作，確保了整個翻譯工作的內在一致性、譯文的準確性。
此外，中央文獻內容豐富、涉及領域廣，專業性越來越強，這要求譯者必須保持學習精神，努力做到視野開闊，更新知識儲備。
北青報：有評論認為，「Power is not to be used arbitrarily」的翻譯使得「有權不可任性」稍顯中規中矩，怎麼看待這種評價？
翻譯部：對這樣的評價，我們的回答是：高手在民間。這一問題，它反映了我們社會對於官方話語改造的期待以及整個社會英語水平的提高。
中央文獻應該努力將社會生活中鮮活的語言吸收進來，提高話語表述的生動力和吸引力。「任性」這個網絡語言進入中央文獻就說明了這種有意識的努力。
但是，在中文中一些術語能夠起到傳播效果，其根源是有相應的政治文化土壤。如果翻譯成其他文字，這種土壤就消失了，譯文的傳播效應就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消失了。
因此，無論是文件的起草者還是翻譯者，都應該在頭腦中始終把握好對外傳播與國內傳播的邊界，構建融通中外的概念、術語，這樣才能提升對外傳播的效果，打造有影響力的對外話語體系。
背景
政治術語歷來怎麼譯？
除了中央文獻翻譯部的權威翻譯，在政治術語的傳播過程中，領導人對詞語概念的理解、國外媒體的報導，都對一個詞語譯法的最終形成起到一定推動作用。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怎麼翻譯？
1946年8月，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對話中，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點。該論斷提出時，英語的習慣用法中沒有「紙老虎」這個組合詞。
公開報導顯示，當時在場的翻譯使用了英語中類似習慣用語「稻草人(Scarecrow )」來代替。毛澤東了解後說：「不行，我的意思是紙糊的老虎，是Paper-Tiger。」就這樣，「All the reactionaries are the Papertiger」的表述在世界範圍內逐漸流傳。
1961年中譯外常設機構成立
系統化的翻譯工作自上世紀60年代啟動。
1961年，由中央聯絡部和中央宣傳部聯名向中央提出請示報告，同年12月5日由當時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鄧小平同志作出批示，我國第一個從事中譯外工作的常設機構誕生了。鑑於這個機構接下來要承擔的任務是翻譯《毛澤東選集》一、二、三卷，所以就將它定名為毛澤東著作翻譯室，歸屬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
除了《毛選》外，《毛主席語錄》、《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以及《紅燈記》、《沙家浜》、《紅色娘子軍》等現代京劇和舞劇樣板戲也有對應的翻譯版本。
「貓論」怎麼為世人所知？
與「紙老虎」一詞相比，另外一些政治術語由於有著對應的外語詞彙，在譯法上沒有太大分歧。在這些詞彙的傳播過程中，國外媒體也扮演起了重要角色。
1962年7月，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包產到戶」問題。鄧小平認為，哪種生產形式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在這次會議上，他引用了劉伯承經常說起的四川諺語：「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貓論」公之於眾後，「黃貓黑貓」的說法逐漸被「黑貓白貓」代替。
1985年，鄧小平再度當選美國《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時，「黑貓白貓論」被摘登在《時代》周刊上。此後，「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the cat is black or white, as long as it catches mice」的說法也被世人熟知。
「老虎、蒼蠅一起打」直譯保留原味
與「黑貓白貓」類似，「老虎、蒼蠅一起打」的說法在國外也有著較高的普及度，它還被視為對中國反腐行動的形象概括。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提出這個概念，如今「cracking down on both tigers and flies」的表述成為常見譯法，對「老虎」和「蒼蠅」這兩個詞語的直譯也保留了中文的原汁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