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此刻,你在擔心什麼?可能有各種各樣的事情讓你擔心吧?
距離孩子的生日聚會沒幾天了,東西是不是都已經準備好?工作上的那個大項目進展得還順利吧?又要給車加油了,油費還付得起嗎?老媽上次打電話來是什麼時候,她最近身體還好吧?髖關節那裡一直隱隱作痛,不會真是關節炎吧?用剩的肉餡已經在冰箱裡放了一個星期,萬一誰吃了以後食物中毒怎麼辦?腳為什麼老是覺得癢?想起九歲時在學校裡褲子突然掉下來的事,別人不會還記得吧?車子是不是開得有點慢?那是什麼響聲?是不是有老鼠?不會有什麼傳染病吧?因此請病假的話,老闆能相信嗎?還有、還有、還有……
本文出處:《是我把你蠢哭了嗎》,[英]迪安·博內特著,朱機譯,後浪丨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年10月版。
原文作者丨[英]迪安·博內特
摘編丨安也
膨大的頭顱用持續的壓力讓我們低落
如果說人類精巧的智力有什麼缺點的話,那麼其中之一就是可以稱之為「威脅」的東西隨處可見。回望坎坷的人類演化之路,曾經的威脅是指實實在在危及生命的傷害,因為這種傷害到處都有。然而,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很久。世界早已改變,可我們的腦還沒有與時俱進,它們幾乎要為一切擔憂。上面洋洋灑灑列出的那些只不過是大腦製造的巨型神經質冰山的一角。
任何有可能產生負面結果的事,哪怕再微不足道,又或者只是主觀臆測,也會被大腦貼上「值得擔憂」的標籤,有時候還是毫無必要的擔心。你有沒有曾經特意避免從梯子下方走過,或是往肩頭撒把鹽,再或者遇到正逢星期五的13號就不出門?這些都屬於迷信的信號—為毫無現實根據的情景而真切地擔憂,最後為了讓自己稍感安全而採取一些不可能有實際效果的行動。
電影《瑪麗和馬克思》劇照。
同樣地,我們會陷入陰謀論,為了一些理論上存在可能、實際上極罕見的事情而變得激動和偏執。有時候大腦還會產生恐懼症,使人對某些明知無害的東西感到強烈的恐懼。還有的時候大腦甚至連一個小小的理由也不編了,就是莫名地擔驚受怕。我們聽到過多少次有人說「太安靜了」,或是平安無事一段時間後就覺得有什麼壞事「應該」要發生了。類似的事有可能讓人患上慢性焦慮障礙。
大腦的憂慮傾向會對身體造成實質影響(高血壓、緊張、顫抖、消瘦或發胖等)並幹擾日常生活,而這還只是其中一個例子。為原本無害的事情憂慮,最終帶來了真正的傷害。根據包括英國國家統計局(OfficeforNationalStatistics,ONS)在內的一些機構的調查結果,英國有十分之一的成人會在一生中患一種與焦慮相關的疾病;而英國精神健康基金會2009年發布的一份名為《直面恐懼》的報告顯示,從1993年到2007年間患有焦慮相關疾病的人口比例據稱提高了12.8%。也就是說,英國成年人中遭受焦慮問題困擾的人數差不多超過100萬。
電影《自閉歷程》劇照。
當膨大的頭顱用持續的壓力讓我們低落時,誰還需要什麼天敵啊?
為什麼我們會懼怕唱歌或者打電話?
卡拉OK是全世界流行的消遣。有的人喜歡站到一群陌生人(通常是有些醉意的陌生人)面前高歌一曲,往往唱的是只有點兒會又不是很會的歌,也不管唱歌水平如何。要我說,他們的唱歌熱情與唱歌水平通常呈負相關,雖然我沒有做實驗驗證過。另外,這種傾向怕是也少不了酒精的推波助瀾。而在電視才藝秀風靡的今天,他們不僅能站到一小群醉醺醺的人面前,更能在成千上萬的陌生人面前唱歌。
而對於另一些人而言,這種情景就太可怕了,絕對會讓他們做噩夢。若是被問及是否願意起身在眾人面前唱歌,他們的反應就像被要求在所有前任面前裸體徒手接住即將爆炸的手榴彈。他們會臉色突變、神情緊張、呼吸急促,並表現出各種經典的戰或逃反應的跡象。若在唱歌與參戰之間選擇,他們一定更樂意戰鬥至死(除非戰場上也有觀眾)。
電影《社交恐懼症》劇照。
到底是怎麼回事?不管你對卡拉OK持什麼態度,畢竟這是一種零風險的活動,只要圍觀者不是類固醇濫用的音樂狂熱分子。當然,有時也會發生糟糕的情況,比如你有可能唱得實在跑調得厲害,讓聽眾恨不得死了算了。可是那又怎樣?只不過是幾個以後再也見不著的人認為你的唱歌水平在及格線以下,又有什麼大不了的?但只要我們的大腦對此在意,那就是有害的。羞恥,尷尬,公開出醜……除了最富有獻身精神的非正常人,沒有人會去主動追求這些強烈的負面感受。出現這類後果的可能性哪怕只有一丁點,也足以讓人避之不及。
還有很多讓人懼怕的事情比唱K更普通:打電話(我自己就儘量能免就免)、付錢時身後有人排隊、敬酒、上臺做報告以及去理髮等—無數人日常能順利完成的事,卻讓另一部分人充滿畏懼和驚恐。
這些都屬於社交焦慮。實際上,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社交焦慮,但如果嚴重到了幹擾正常生活、使人變得衰弱的程度,那就屬於社交恐懼症了。社交恐懼症屬於最常見的幾種恐懼症表現形式之一,所以,為了理解其背後的神經科學原理,現在我們不妨後退一步,先來看看普遍意義上的恐懼症。
恐懼症指的是莫名害怕某種東西。假如一隻蜘蛛突然掉在你手上,你尖叫著拍打一通,人們對此都會很理解。因為毛骨悚然的蟲子嚇到了你,而人們往往都不喜歡觸碰蟲子,所以你的反應是合理的。可是,假如一隻蜘蛛落到你手上,你不僅失控地大喊大叫,還掀翻了桌子,並用漂白劑洗手、燒光衣服、長達一個月拒絕出門,或許就可以算得上「莫名」了。畢竟,不過是一隻蜘蛛罷了。
關於恐懼症有一點很有意思,那就是患有恐懼症的人通常很清楚自己的害怕是完全沒道理的。一個有節肢動物恐懼症的人在意識層面知道不及一枚硬幣大的蜘蛛對自己構不成危險,可還是控制不住過度的恐懼反應。這也是為什麼對恐懼症的反應說些片湯話(比如「它不會傷害到你的」)儘管是出於好意,卻絲毫不起作用。知道觸發恐懼的東西沒什麼危險無濟於事,恐懼無疑超越了意識層面,而這才是恐懼症那麼棘手和頑固的原因。
電影《社交恐懼症》劇照。
恐懼症可以按照害怕的對象劃分成特殊(單一)和複雜兩種類型。單一恐懼症指的是對某個特定物品、動物、情景(例如待在電梯間)或狀況(例如流血、嘔吐)產生恐懼感。只要避開相應的觸發物,個人生活一般不受影響。有時候雖然無法完全避開,但它們大多只是暫時存在,比如有的人懼怕乘電梯,但坐電梯一般也就幾秒鐘,除非你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廠》裡的威利·旺卡。
當我們試圖去提防某些東西的時候,
就會對其產生畏懼
至於究竟為什麼會得恐懼症,原因多種多樣。歸根結底是因為我們會聯想學習,把特定的反應(例如恐懼反應)與特定的刺激(例如蜘蛛)聯繫起來。即便是神經結構最簡單的生物似乎都具備這種聯繫能力,比如說加州海兔,一種非常簡單的水生腹足類動物,個體近一米長,就曾在20世紀70年代被用於研究學習過程中神經變化的早期實驗。
以人類的標準來看,加州海兔很低等,只有原始的神經系統,可它們已經表現出聯想學習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們的神經元十分粗大,足以讓研究人員把電極插進去記錄電活動的變化。加州海兔的神經元軸突(神經元的長「主幹」部分)直徑可達1毫米。這個數值聽起來似乎沒什麼了不起,但那要看和什麼比。假如把人類的神經元軸突比作飲料吸管,那麼加州海兔的軸突尺寸可算得上是英吉利海峽隧道了。
電影《社交恐懼症》劇照。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這種生物表現不出聯想學習的能力,粗大的神經元就沒有什麼用處。如果有人警告你當心某些東西(比如陌生人、電線、老鼠、病菌等),你的大腦就會推斷遇到它們的話會發生的各種糟糕事情。隨後,當你真的遇到時,腦中那些「可能發生的」情況都被激活了,戰或逃反應也同時被觸發,負責編碼記憶中恐懼組分的杏仁核給這段記憶貼上「危險」的標籤。於是,下一次再遇到時,你會記起「危險」,並出現與上次同樣的反應。當我們試圖去提防某些東西的時候,就會對其產生畏懼。在有些人身上,這種反應最終發展成了恐懼症。
此過程也說明,理論上來講任何事物都能成為恐懼症的焦點。若把已知的恐懼症全都列出來,恐怕也確實如此。其中有些格外引人注目,包括奶酪恐懼症、黃顏色恐懼症(顯然和奶酪恐懼症有重合之處)、長單詞恐懼症(該詞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長單詞:hippopotomonstrosesquipedaliophobia),以及恐懼恐懼症(即害怕患上恐懼症,因為大腦經常衝著邏輯概念說:「閉嘴,你不是我爸爸!」)。不過,有一些恐懼症相對來說比較常見,說明還有一些別的因素在同時起作用。
我們是在演化過程中變得害怕某些東西的。有一項行為學實驗教會了黑猩猩害怕蛇。這個任務不算難,通常先給黑猩猩看一條蛇,緊接著給它們一種不愉快的感覺,比如一記輕微的電刺激或一些難吃的食物等,總之是讓它們想要儘可能避免的東西。有意思的部分在於,當其他黑猩猩看到這些同伴對蛇表現得十分害怕後,儘管沒有受過相關訓練,卻也很快學會了害怕蛇。這種過程通常被稱為「社會學習」。
社會學習與觸發線索的效果驚人地強大,再加上大腦在遭遇危險時「安全總好過遺憾,不怕一萬就怕萬一」的處理方式,都意味著我們看到別人害怕什麼東西時很可能自己以後也會對此有所警惕。在童年時期,也就是我們對世界的理解主要來自在我們看來比自己懂得多的人時,尤其如此。所以,假如家長有某種強烈的恐懼症,就很有可能像一件特別令人不安的傳家之物似的傳給我們。可以這麼說:假如一個孩子目睹父母或是保育員、老師、偶像之類的人見到老鼠後拼命喊打,那麼這段生動而不安的經歷就會在其幼小的心靈裡留下深刻的印象。
嚴重的廣場恐懼症會使人根本無法出門
腦的恐懼反應決定了恐懼症很難擺脫。習得的聯想大部分可以藉助巴甫洛夫那個著名實驗建立的方法實現最終移除:鈴聲與食物建立聯繫,鈴聲一響便促發一種習得的反應(分泌唾液),可如果接下來鈴聲繼續響,食物卻總是不出現,兩者的聯繫漸漸地就減弱、解除了。同樣的步驟也適用於很多場景,這叫作「消退」(與恐龍滅絕的「滅絕」是同一個詞:extinction,請勿混淆)。大腦學習到,鈴聲之類的刺激不再與其他條件有任何聯繫,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做出特殊的反應。
有人或許以為類似的方式正適用於解決恐懼症,畢竟每次意外遭遇引起恐懼的東西幾乎都不會造成什麼真正的傷害。可是,棘手之處在於:恐懼症觸發的恐懼反應總被證明是正確的。這就是循環論證的傑作:大腦確信某樣東西有危險,於是在遭遇時激發戰或逃反應;隨之身體出現通常會有的一系列反應,包括腎上腺素水平升高,感到緊張、驚慌等。戰或逃反應對生物體消耗大,還往往引起不愉快的體驗,大腦因此就記住了「遇到它讓身體變得一團糟,所以這東西真危險」!如此一來,恐懼症非但沒緩解,反而增強了,雖說個體並未受到什麼實質性的傷害。
電影《瑪麗和馬克思》劇照。
了解恐懼症的具體性質同樣很重要。目前為止我們討論的都是單一恐懼症,即由特定物體或對象所引發,且引發恐懼的原因比較容易確定和避免。但是,還有一類複雜恐懼症,是由更複雜的事情(比如周圍環境或處境)觸發的。廣場恐懼症就是其中的一種,常被誤解為害怕公共空間。更準確地說,廣場恐懼症是害怕身處難以逃離或找不到幫助的場所。嚴格說來,除了家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能觸發恐懼,因此嚴重的廣場恐懼症會使人根本無法出門,並造成「害怕公共空間」的誤解。
廣場恐懼症與驚恐障礙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驚恐發作在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出現—我們會因為恐懼而手足無措,感到痛苦、驚恐、呼吸困難、噁心、頭痛欲裂、受困等。驚恐發作的具體表現因人而異,比如2014年《赫芬頓郵報》上有一篇琳賽·霍姆(LindseyHomes)和舍勒(AlissaScheller)撰寫的有趣文章,題為《驚恐發作是種什麼體驗》,裡面收集了一些患者親身經歷驚恐發作的描述,其中有一人說道:「我在驚恐發作時站不起身、說不了話。我只感到全身劇烈疼痛,就像有什麼東西在把我往一個小球裡塞。最嚴重時我都喘不上氣,所以我開始深呼吸,後來我吐了。」
還有很多人的體驗與此不盡相同,但同樣糟糕。歸結起來,都是因為大腦有時略過中介,毫無緣由地發動恐懼反應。正因為沒有顯而易見的原因,也就採取不了什麼對應措施,於是恐懼反應很快變得「難以抑制」,產生驚恐障礙。驚恐障礙使人身處無害的場景卻感到驚慌害怕,然後與恐懼、驚恐聯繫起來,最終就可能發展為恐懼症。
驚恐障礙最開始是怎麼出現的,具體還不清楚,但有一些令人信服的假說。可能是個人曾經遭遇過創傷,由於大腦遲遲未能有效處理創傷帶來的問題,最終導致了驚恐障礙。也有可能與某種神經遞質過量或缺乏有關。遺傳可能也有關係,因為經歷過驚恐發作的人,其直接親屬出現過同樣問題的可能性也較大。甚至還有理論認為,患者通常傾向於災變論的思維方式,身體一旦遇到什麼微不足道的小問題或小毛病,就不著邊際地擔心起來。也可能上述理論加起來才是真正的原因,或者還有其他尚未發現的機制。在製造不合理恐懼反應時,人腦從不缺少辦法。
社交恐懼症的根源在於
害怕來自他人的負面反應
最後,我們終於要談到社交焦慮了。當這種焦慮嚴重到使人精神衰弱的地步,那就是社交恐懼症。社交恐懼症的根源在於害怕來自他人的負面反應—比方說不敢去想別人聽了你唱卡拉OK會有什麼反應。僅僅是敵意或侵犯並不會讓我們害怕,單純的否定卻足以讓我們畏而止步。
大腦用他人來校準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自己在世界所處的位置,而他人之所以能成為恐懼症的恐懼來源,也正說明了這一點。於是乎,他人的讚許顯得事關重大,並且「他人」通常可以指任何人。無數人追求聲名,而聲名不就是陌生人的盛讚嗎?我們之前已經了解到大腦是多麼的自我中心,所以說大概所有名人只不過都大抵如此?那可真有點兒悲哀(讚揚本書的名人除外)。
電影《瑪麗和馬克思》劇照。
一方面大腦有預測和擔憂負面影響的傾向,另一方面大腦又對社會認可和讚許有強烈需求,兩者結合起來便產生了社交焦慮。打電話意味著要在看不到表情等常見線索的情況下與人互動,因此有些人(比如說我)就會覺得特別難辦,怕自己激怒或是惹煩了對方。付帳時身後排了長隊之所以讓你神經緊繃,是因為從嚴格意義上講,你耽誤了很多人的時間,而他們在你滿頭大汗計算該付多少錢時正瞪著你呢。無數類似的情形讓大腦設想出種種引得他人不快或惱火、會收到負面評價、引起尷尬的可能性。歸結起來就表現為焦慮—擔心在眾人面前出錯。
有些人沒有這類擔心,有些人則完全相反。對為何差異會如此之大的解釋有很多,利布(RoselindLieb)的一項研究則發現,發展為焦慮障礙的可能性與父母的教養方式有關。其中的邏輯關係是這樣的:父母批評過度,會讓孩子總怕自己做錯了什麼而惹惱尊敬的權威,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舉動;而若家長保護過度,則會讓孩子一丁點兒負面反饋也接觸不到,因此長大離開父母的庇佑後,自己做的事一旦引起了負面的結果,就容易因為不適應而反應過度,比如難以應對後果,並且極有可能害怕同樣的事情再度發生。甚至小時候被反覆灌輸陌生人有危險的觀點,都或許會令人長大後對陌生人過分緊張。
電影《雨人》劇照。
體驗過恐懼症的人常表現出逃避行為,即主動迴避可能觸發恐懼反應的場景。這種做法有利於維持內心平靜,但是從長遠角度看則無益於消除恐懼症。越是逃避,恐懼症越會長久地在腦中保持鮮活並產生巨大影響。這就有點兒像拿紙糊住牆腳的耗子洞,雖然表面看來沒問題了,但實際上鼠患並沒有解決。現有證據表明,社交焦慮和社交恐懼症是最常見的恐懼症。這倒也不足為奇,因為多疑的大腦常讓我們害怕一些並無危險性的東西,而我們又需要他人的肯定,兩者碰到一起,結果就使我們過度恐懼因自身能力欠缺而招致他人的負面反饋。
大腦對威脅的孜孜以求最終讓它真的創造出危險來,這實在是殘酷的諷刺。
本文選自《是我把你蠢哭了嗎》,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英]迪安·博內特
摘編丨安也
編輯丨張婷
校對丨李銘